誰會想到, 這個羣體的崛起, 竟是決定中美未來走向的關鍵? | 文化縱橫_風聞

李成 |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

【導讀】近年來，與中產羣體有關的政策，成為中美兩國各自發展戰略的重要議題。中國把“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視為推進共同富裕的着重點；美國拜登政府則將“中產階級外交”作為重點推動的政策承諾。為何中美兩國都如此重視中產羣體？兩國中產羣體各自的處境有何差異？這個羣體又會如何影響中美關係以及兩國的未來走向？

本文結合中美兩國當下的社會現實，分析中產羣體對中美兩國發展的重要作用。作者認為：**在當前世界的逆全球化趨勢下，中產階級是中美兩國社會長期的穩定器。**美國內政曾有過長時間的穩定，就是因為有強大的中產階級；而現在導致美國政治社會動盪的關鍵原因，就是中產階級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大幅萎縮。作者指出，美國近年的經濟衰退、政治分裂和安全政策給中產階級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中產的憤怒、焦慮與怨恨情緒與日俱增。經濟問題的政治化、意識形態的兩極化，與美國中產階級面臨的困境互為因果。與之相對，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則是全球化進程中的受益者，其規模在過去二十年中迅速擴張，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中國公民享受着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而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也影響着中國的發展前景。

儘管中美中產階級在全球化中的處境與道路走向全然不同，但作者也認為：**中產階級是中美關係新的推動力。****在日漸加劇的世界兩極化趨勢下，中美兩國同時在推動中產階級的發展，或許能夠成為合作或良性競爭的共同基礎。**中美應摒棄零和思維，擴大市場和相互開放，共同把中產世界的蛋糕做大。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應當被看作是中美關係的巨大機遇；中國與世界秩序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持續增長，以及美國中產階級艱難處境的改善。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0月刊，原題《分道揚鑣？——逆全球化時代的中美中產階級**》**，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分道揚鑣？

——逆全球化時代的中美中產階級

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戰略版圖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刻，有必要從中美兩國中產階級的比較視野出發，闡述兩個互為因果的重大趨勢。**第一，探討目前逆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程度：逆全球化還有可能走多遠？第二，分析美國中產階級目前面臨的困境，尤其是近些年來華盛頓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政策給美國中產階級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此基礎上可以探討，作為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級對中美兩國今後各自發展的重要作用，以及避免兩國關係深度惡化的利益匯合點所在。

**▍**一、當前世界的逆全球化趨勢

最近兩三年，世界局勢發生劇變。誰會想到，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至今造成了近6億人的感染、650餘萬人的死亡，以及世界各地相繼無休止的封城。誰會想到，由於美國總統選舉產生的爭議，美國在2021年1月6日發生了襲擊並佔領國會山的暴力事件。誰會想到，以説謊成性、自私、不負責任、渲然種族仇恨著稱，經歷兩次彈劾，至今仍被調查的前總統特朗普，目前仍有眾多的支持者且掌控着共和黨的主流，並有可能在2024年奪回總統寶座。誰會想到，在過去近40多年中建立了千絲萬縷聯繫、頻繁交往的中美兩國，會面臨全面脱鈎，甚至軍事衝突的危險。誰會想到，曾經強烈批評特朗普鷹派對華政策的拜登團隊，在上台兩年來不僅沒有改善對華關係，反而指責中國政府在新疆進行所謂的“種族滅絕”，要求各國選邊站隊。

最令人擔憂或最壞的情況，是有可能出現世界的兩極化對抗。冷戰期間的兩大陣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迴歸。中美兩國的學者都曾指出，2022年發生的俄烏戰爭，是過去30年來世界秩序全面崩潰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國際秩序的倒塌或重建，背後始終都是暴力與戰爭的腥風血雨。沒有人會認為這是重塑國際秩序的最後一場戰爭，或認為這場戰爭的衝擊僅限於歐洲大陸，這場衝突帶來的毀滅性戰爭的恐懼和陰影，在相當長時間內都不會消失。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美國和歐洲提出“俄烏戰爭是一場民主與專制較量”的定位，意味着這不僅是西方與俄羅斯的對抗，而更可能是新時代熱戰的序幕。如果説美國是一個陣營的領頭羊，那麼對美國及其眾多盟國而言，另一個陣營的領頭羊卻並不是俄羅斯，而實非中國莫屬。儘管中國的經濟在俄烏戰爭中遭受重創，世界兩極化也絕非中國領導人所要，中國並不想全面改變冷戰後的國際秩序，只是想改革而非取代。

俄烏戰爭實際上加速了逆全球化趨勢，這或許意味着過去幾十年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結束和世界兩極化的開始，其表現在於：第一，產生兩套貿易和投資體系；第二，出現兩個產業鏈和供應鏈；第三，存在兩個以石油、天然氣為主導的能源體系；第四，擴展兩個IT、5G和和互聯網系統；第五，發展兩個衞星導航系統；第六，推進兩個太空宇航探索規劃；第七，區分兩個信用卡支付體系；第八，建立兩種區塊鏈體系；第九，逐漸形成兩種金融和貨幣體系；第十，造成兩個軍事和意識形態陣營，即新冷戰的出現。這些方面並非必然全部出現，但部分領域的分道揚鑣已經存在，另一些領域目前則尚未明顯表現出來，仍有待時間檢驗。

經濟問題的政治化、意識形態的兩極化，與美國中產階級面臨的困境互為因果。前兩者既是後者產生的背景，也是加劇後者的動因。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各國內部及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反全球化運動以及各種各樣的“脱鈎”。對全球一體化、激進民粹主義、種族歧視、極端民族主義等嘲諷情緒，在世界許多地方包括歐美國家持續升温，改變了人們的心態、行為、偏好及優先考慮事項。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歐洲和北美的相對實力和影響力一直在下降。亞洲國家在全球經濟比重的上升是不容懷疑的事實，這也帶來了全球化多元發展的變化，包括G20、APEC作用的明顯上升。1970年，北美和西歐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分別為37%和26%，東亞和南亞的比重佔14%和7%。但經過了近50年的發展後，2018 年，北美和西歐的比重分別下降為19%和15%，而東亞和南亞分別上升至23%和16%。根據預測，到2030 年，全球排名前5 的中產市場中，有4個將在亞洲，也就是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日本。

鑑於目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複雜態勢，加上科技迅速發展和文化多元化的環境因素，歐亞大多數國家也許會避免跟着美國重蹈冷戰的覆轍。遺憾的是，拜登政府錯誤地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看作是“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對決”，從而熱衷西式民主的“聖戰”。這一方面忽視了防止核擴散、軍備控制、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公共衞生和海內外的恐怖主義分子等更實際的全球挑戰；另一方面也無法向世界解釋近期美國國內民主的衰敗。就意識形態而言，特朗普總統所代表的價值觀是否和民主黨水火不容？特朗普反移民、反媒體、反民權，種族歧視，甚至鼓勵1月6日國會山暴亂挑戰美國的民主選舉和憲法。如果一個前總統所代表的一派都與美國現政府本身的價值觀念不同，那又何以能用“價值觀衝突”來定義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呢？拜登總統結盟陣營對抗的兩極化戰略，使美國各界對中國的恐懼和妖魔化有增無減。世界大國應該努力改善和彌補全球化的缺陷，而不是選擇孤立主義或結盟對抗的道路。不幸的是，我們看到的正是相反的趨勢。這與許多年來西方特別是美國國內發生的多方面的危機有關，尤其與美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和中產階級的萎縮有較大關聯。

**▍**二、美國中產階級面臨的困境

（一）中美中產階級不同的全球化處境

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後，美國政治的穩定與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結構休慼相關。美國目前所出現的許多經濟、政治、社會安全問題，部分也是由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大幅度萎縮。過去幾十年間，美國中產階級日漸萎縮，人羣佔比從“二戰”後佔美國人口的70%跌至20世紀70年代初的61%，2000年降至55%，如今約為49%～50%左右，而實際的數字可能會更低，加上許多經濟學家預測的即將到來的經濟衰退，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將會被進一步擠壓。

有人認為，美國與中國一樣，是全球化過程中獲益最大的國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一説法是正確的，但是對於收入羣體而言，中國的收入羣體都是獲益的，而美國則沒有。世界不平等數據庫曾對1980年～2014年期間中美兩國五個收入階層的收入變化進行比較，數據顯示，中國各個收入羣體都獲益匪淺，即使是最低收入人羣也不例外；而美國只有最高收入羣體（20%）的人羣收入有顯著增加，其他四個收入羣體（80%）的人羣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是中美兩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非常明顯的一個差別。所以，全球化在中美兩國的視野中完全不一樣。美國只有20%的羣體在全球化中獲益巨大，其他羣體的收益在過去40多年中並沒有得到改善——這就是特朗普能夠在2016年大選中強調為中產階級減税、抨擊華爾街和精英羣體，並最終取勝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拜登總統把“外交為中產階級服務”作為2020年競選綱領，以及近期致力於通過為中產階級減少醫保壓力法案和減免部分學生貸款法案的動因。

中國在過去40年的情況與美國很不一樣。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產階級”在中國幾乎是不存在的。但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目前估計有4億到5億人）享受着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擁有私人財產、私人汽車、較好的醫療保健和積累的金融資產，而且有能力支付出國旅行和子女海外教育的費用。從人均GDP來看，1979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時，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約為美國的3%。到了2019年，人均收入提高了25倍，人均GDP從2001年的約1000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12500美元，預計2035年將達到30000美元。 2021年上海的人均GDP已達約27000美元。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10月對中國城鎮居民進行的大規模調查顯示，城鎮居民家庭擁有房產的比例為96%，其中31%擁有兩套住房，11%擁有三套房產以上。上海幾乎所有本地户籍的家庭都擁有住宅物業，上海居民家庭房屋資產的平均價值為120萬美元。近年來中美之間中產階級的差異可見一斑。

（二）美國中產階級面臨的多重危機

近些年以來，一些現象——例如2011年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好萊塢電影《小丑》《無依之地》的廣受歡迎——反映了美國普通民眾對超級富豪精英的怨氣日生。兩年前，有5萬美國人在網上籤署請願書，稱亞馬遜總裁貝佐斯在完成太空之旅後不必返回地球。雖然這只是調侃，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民眾的仇富心態非常廣泛。上述示例説明，美國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的憤怒與沮喪與日俱增，國內多方面的撕裂也與此密切相關。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政府最近幾年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政策給美國中產階級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漸加劇。

首先，經濟衰退不可避免。美國正在經歷40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油價在俄烏戰爭中又飆升至美國油價的歷史最高水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最近發出警告，認為美國領頭的本輪全球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衝擊嚴重程度，要比20世紀70年代通貨膨脹高一個量級。因為從歐洲和全球來看，它不僅僅事關能源危機，而是包括了糧食、石油、疫情帶來的三重衝擊。在就業方面，目前美國的就業情況良好，很多人缺乏上班意願，因此用工單位出現了用工難的狀況。美林最近的一項研究稱，一些美國人由於仍有兩三個月的新冠疫情紓困後的積蓄，所以他們不想工作。此外，新冠疫情也給部分人的生活、工作觀念帶來了變化。很多人認為，目前良好的就業情況並不真實，甚至有人認為經濟蕭條即將到來。

美國前財政部長長薩默斯也提出，美國的經濟衰退是必然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和芝加哥大學對主流經濟學家做的聯合調查，70%的經濟學家認為明年美國經濟會陷入衰退。就股市而言，美國股市也已經進入了熊市，美國的投資銀行認為，美國股市潛伏着巨大危機。由於美國老年退休金大幅縮水，股市的下跌對於依賴401K賬户的人來説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同時，美國中產階級幾乎所有人都揹負着房貸的壓力，加之已經受影響的房地產市場，目前美國30年期房貸利率已經突破了5%大關；此外，每年還要付占房產約1.5% 的房產税。美國人普遍沒有銀行存款，中產階級很多人依靠信用卡維持生活，如果失業，整個家庭的生活方式將馬上發生顯著改變。

美國經濟學家普遍擔心，美國經濟的硬着陸只是時間問題。硬着陸意味着通貨膨脹、利率飆升、房地產泡沫破裂，失業率上升的惡性循環。這無疑會加劇貧富差距，無家可歸的人數必然將大量增加。在首都華盛頓，肯尼迪中心、水門大廈前有不少無家可歸的帳篷。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加利福尼亞州約有5萬～7.5萬多無家可歸的人。

其次，政治分裂難以彌合。美國在多方面存在着尖鋭的分裂，包括黨派、宗教、種族、階級、利益集團、代際、區域、產業和意識形態等等，這些分裂將在很長時間內持續存在。有人曾設想，俄烏戰爭也許會使美國國內，尤其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團結起來，一致應對外來的挑戰。但這一預想並沒有發生，兩黨在選戰前仍然熱衷於重力攻擊對方。在種族方面，拜登上台後提出了一些維護少數族羣，包括華裔羣體權益的法案，但種族矛盾和衝突並沒有得到改善，反亞裔反華人事件迅速增加。民調顯示，三分之一的亞裔對種族衝突已經產生了恐懼，並逐漸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再次，槍支管控遙遙無期。數據顯示，美國在2020年因槍支暴亂造成的兇殺率已經上升了35%。去年有1.9萬人死於槍擊，而今年上半年就已經超過了這個數字，達到了199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全國平民擁有4億支槍（平均超過一人一槍），佔全球平民擁有槍支的40%。兩個月前，新聞稱美國國會兩黨在槍支管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進展，而這一進展僅是要求不許危險罪犯和被判定為精神病患者的人購買武器。新法案並沒有顯著的調整，甚至對半自動槍支購買的年齡都沒有進行限制。當一個國家的託兒所、小學、中學老師需要攜帶槍支去上課時，或僱用保安人員在教育場所戒備森嚴，足以説明美國社會問題的嚴重和可悲。

最後，安全焦慮與日俱增。許多分析認為美國正在俄烏戰爭中獲益，其主要依據包括資本從歐洲流入美國、美元的走強、美國領導的聯盟愈發團結、美國盟國的軍事預算迅速增加，以及美國在全球武器銷售的預期增長，等等。但這一觀點忽視了美國政府面臨的安全焦慮以及危險發生的可能性，也忽視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感受。當前，由於美國在不斷鞏固與同盟國的關係、持續推進亞太戰略等方面的舉措，致使中國承受着巨大壓力。但美國同樣有着巨大的壓力，其在全球四面樹敵，包括俄羅斯、中國、伊朗、北朝鮮、中東等國家和地區。如果俄烏戰爭的結果是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或者失去東部的大片領土，這可能將是美國在過去的一年間繼阿富汗戰爭狼狽撤離後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擊，會進一步加深美國社會和中產階級對自身國力的焦慮、失落和危機感。一般來講，當美國面臨重大國際安全挑戰時，總統將會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但這次卻正好相反：拜登在俄烏戰爭後支持率並沒有急劇上升，説明了美國社會自身的安全焦慮。對美國國內政治而言，美國民眾的這種心態可能會導致右翼好戰勢力推動鷹派外交政策，以致美國鷹派政客的加速崛起。

（三）“美國世紀的終結”？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許多國際關係的學者包括不少美國學者都提出了“美國世紀的終結”或“美國衰落論”，這種説法並非空穴來風。僅從經濟上來講，與1960年相比，美國現在的全球經濟份額下降了近50%，這是一個巨大變化。許多經濟學家都預測中國GDP將在2028年超過美國。美國的開明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這個國家的現狀和前景這麼無奈、沮喪、悲觀、甚至恐懼。

但同時，中國各界和民間在觀察分析美國時，也不應妖魔化美國。正如中國曆屆領導人都講過的：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當前，美國的問題是國內環境和政治生態發生了變化，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導致出現了很多觀點和行為上的巨大變化。同樣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衰落或崛起，從來都不是直線性的。比如，在“美國世紀”之前，有一個所謂的“英國世紀”。英國雖然衰落了，但至今仍然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世界強國。現在，美國無論是在經濟、金融、軍事，還是科技領域，仍然佔據世界首位，在教育和文化領域也實力雄厚。所以，必須在大框架或者大前提下，來分析或評估“美國世紀”的終結與否。衰落和崛起是一個相對動態的概念。一個國家戰略或政策的正確與錯誤，一個國內外偶然事件的發生，都可能會改變歷史的進程。

美國內部的撕裂和困境將會延續很長時間，將給美國乃至世界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衝擊。總體看來，中美兩國關係並非像有些學者所説的，是一種垂直墜落，而很可能是螺旋式下墜，是不安、恐懼、抵制、強硬和對抗相互強化的危險局面。對不是以零和博弈看世界的人們（包括中國民眾）來説，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令人擔憂的危險局面。

**▍**三、比較視野下的中美中產階級：穩定器和推動力

（一）中產階級是中美社會長期的穩定器

中國哲學家孟子的名言“有恆產者有恆心”，表明特定社會中財產所有權與社會政治的穩定具有相關性。我認同將中美兩國的中產階級視為社會的穩定器這一觀點。美國內政以前曾經有過相當長時間的穩定，就是因為有強大的中產階級；而現在之所以出現問題，如前所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產階級萎縮。

中國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一二十年的迅速發展及其在當前經濟放緩後的狀況，相對來講都是新的議題。我們需要對中國的中產階級進行深入瞭解，對其在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作用要不斷進行動態分析。任何社會中產階級都有政治取向——不管是哪個地方的中產階級都認為，我繳税了，我就應該享有權利。上海在這方面的發展走在全國前面，比如建立物業委員會進行民主治理。中產階級與政府和社會的關係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但不是西方所預期的那樣學習西方民主，中國有自己的發展邏輯和實踐模式。中產階級在與政府的互動、治理問題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或將是中國今後發展的一個重點方面。中國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影響着中國的發展前景。

（二）中產階級是中美關係新的推動力

過去二三十年，中美關係的驅動力主要來自華爾街與美國企業界。但是在美國近年的公共話語中，人們傾向於認為，與中國做生意主要是為了美國公司和富人的利益，而不是為美國中產和勞工階層的利益，對中產階級和消費者不僅沒有什麼大的益處，甚至擴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這種觀點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因此，對於美國是否會取消對中國的關税的問題，目前看來，可能會取消一部分，但要取消全部幾乎是不可能的。取消關税是有政治阻力的：複雜的國會議事程序、勞工組織的反對，反華勢力的活躍都會給減少關税、去關税設立很多關卡。“去關税”實際上可以幫助美國緩解通貨膨脹，是一個雙贏的選擇，連去關税都這麼難，其他議題的難度更是可想而知。拜登的做法，就是響應兩黨“拼誰對中國更強硬”這種隨波逐流的對華政策。經貿關係雖然還可以稱為兩國關係的“壓艙石”，但由於美國國內的貧富分化和政治對立，已經不是“驅動器”了。

中美關係目前是在不斷惡化中。在這樣的環境中，為中美交往尋找新的推動力變得愈發重要，我們急需構築兩國良性互動基礎，擴展雙方的共同點。在審視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優先要務時，拜登總統和他的前任特朗普總統都強調對中產階級減税和其他優惠政策。有趣的是，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曾經在2020年參與撰寫《讓美國外交政策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的研究報告，其中説到：“沒有證據表明美國的中產階級會支持旨在恢復美國在單極世界中的首要地位的努力，升級與中國的新冷戰，或在世界的民主國家和獨裁政府之間發動一場無邊無際的鬥爭。”

對中國而言，自世紀之交以來，優先減貧和擴大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羣體”）始終是一項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習近平主席實現“中國夢”的藍圖，以及最近的“共同富裕”發展戰略，着重點都是擴大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穩定是以全球化推動經濟發展作為基礎。對中國而言，全球化、經濟改革、改革開放不是選擇，而是必然。中國領導層近年來相繼提出“一帶一路”戰略、積極參與亞投行和金磚五國、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政策方針，都極具前瞻性。

中美兩國同時都在推動中產階級的發展，這能否成為合作或良性競爭的共同基礎，而不是零和對抗的根源呢？強調世界上最大的兩個中產階級國家的合作，可以摒棄妖魔化對方和零和博弈的思維。中美雙方的中產都有合理要求，都要尋求一箇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由於中美兩國在歷史、文化、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巨大差異，兩國中產階級在構成、世界觀和行為方面都不盡相同。然而，在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欣賞，維護私有產權，關注全球金融和經濟穩定，歡迎以推進公共教育、環境生態、食品藥品安全、政府問責制和透明度為重點的政策方面，中國中產人士與美國中產階級是非常相似的。

為此，中美兩國應該更多地擴大市場、擴大互相優惠互相獲利的開放，大家一起把中產世界的蛋糕做大。中產階級是市場開放的一個產物。中國的中產階級獲益於美國的中產階級或美國經濟的繁榮。那麼，中國中產階級壯大，是不是也是可以給全球包括美國經濟帶來活力？中國中產階級崛起，應當被看成是中美關係的巨大資產和機遇，而不是威脅。

中產階級往往是和平發展的推動者。一般來講，中產階級最不想打仗。在國際上來講，如果中產階級都在增長，這會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地區穩定和世界和平的推動力。西方和中國的政治學者都探究過中產階級對戰爭與和平的影響。正如中國著名學者鄭永年最近所言，中國與世界秩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持續增長和美國中產階級目前艱難處境的改善。在他看來，中產階級在任何國家往往都是和平的力量。

這裏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在日益充滿爭議的雙邊關係中，世界最大的兩個中產階級國家能否摒棄零和思維，攜手尋找共同點，去實現共同的願望？注重發展穩定器和推動力，中美關係也許若干年後就會柳暗花明，而不是往一個極端的兩極化方向發展，任由相互猜疑、焦慮、恐懼來主導這一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