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既不是記者又不是官, 憑什麼管這麼寬”: 中國縣城兩類精英的困境與劇變_風聞

李灝哲 |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李海金 | 中國地質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原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導讀】縣是中國最基本的治理單元，有着多元複雜的治理主體。隨着互聯網對社會生活影響力的擴大，在地方政府、權力精英之外，還出現了一些在地方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社會知名人士，他們利用自媒體等傳播手段，在政府和羣眾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如何看待他們的地方影響力及未來參與治理的可能趨勢？

本文指出，作為縣域治理重要能動者，地方社會精英可分為專業型和大眾型兩種類型：前者靠專業水平被體制吸納，只在體制範圍內進行政治參與，與地方普通民眾缺少聯繫；而後者藉助互聯網與地方民眾建立聯繫，憑藉羣眾認可而獲得影響力。與專業型精英不同，大眾型精英不侷限在專業領域，而是在更廣範圍內參與地方事務，發表意見、展開行動並謀求影響政府決策或行為。他們在自媒體發表作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持續穩定的文字輸出，以及對熱點事件的跟進和對地方題材的挖掘來獲得民眾關注，並通過發表文章形成輿論和直接與政府官員接觸兩種方式，在給民眾辦事的過程中扮演民眾“代言人”的角色。

面對這類大眾型精英，地方政府通過政治吸納、劃分專業領域、自媒體監管與合作等方式，對他們進行身份認證、資格賦予和政治整合，試圖使大眾型精英向專業型精英轉變，以確保地方政治體系應對新的參與要求時具有彈性和有效性。而**大眾型精英也在近些年呈現出職能收縮的趨勢，因為他們無法僅僅從自身所擁有的文化、聲望、社會關係等資源，來塑造自身參與地方事務的合法性（例如他們中有的人就被人們質疑既非記者也非官員，無權採訪和參與地方事務），這種合法性到頭來還有賴於政治體系的認證。**因此，大眾型精英也開始往專業化方向調整自我定位，或是以體制內專業型精英身份來參與地方事務，或是走上新媒體創業尋求經濟效益的專業化道路。

本文原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原題《縣域治理中的地方社會精英——基於D縣的參與式觀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縣域治理中的地方社會精英**——基於Ｄ縣的參與式觀察**

縣域治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處於基礎環節。作為“中國最基本的治理單元”，縣域是城鎮與鄉村的結合體，是國家與社會的交接點，縣域內不僅包括黨、政府、人大、政協、羣團組織在內的一整套治理架構，還包括從縣、鄉鎮再到村多個治理層級；而且縣域治理中各個層級的政府官員和幹部承擔着治理主體的角色，同時各類社會性的精英人物和行動主體也對地方事務產生着重要影響。面對縣域治理的多樣化現實，觀察縣域治理時，除了考察制度和結構性因素外，關注縣域治理中豐富多樣的能動者有着重要現實意義。

**從制度和結構視角來看，地方的各類社會精英在地方社會生活和治理結構中顯然佔有一席之地，這可從羣團組織類別和政協界別的廣泛性中得到體現。譬如，除了政府官員和工商界人士外，縣域中還有眾多活躍在教育、文學創作、書畫、攝影、新聞、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公益慈善等領域的知名人士，他們有的是縣文聯及其下屬各個協會的成員，或者是更高一級文化團體的成員，有些人還是縣政協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界別的委員。**然而，從能動者的角度來看，這一羣體習慣上又被默認為較少參與基層和地方事務因而經常被基層和地方政治的研究者所忽略。在對Ｄ縣的長期研究中我們發現，地方社會精英也是縣域治理中的重要能動者。本文基於Ｄ縣的案例，對縣域治理中地方社會精英的角色和行為特徵以及政府的應對方式進行了描述和分析，目的在於深化對基層與地方治理結構及政治整合機制的認識，同時希望對完善基層和地方治理有所助益。

**▍**地方和基層治理中的精英和能動者

在對中國基層和地方政治的研究中，精英視角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傳統時期，士紳在基層和地方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溝通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鍵力量。費孝通與吳晗、張仲禮、瞿同祖等對士紳羣體進行了經典的開創性研究，後來，又有學者使用涵義更為寬泛的“地方精英”概念替代“士紳”概念，從而在理論深度和視野上對以往的士紳研究有所超越。不過，這一概念以前主要被用於歷史研究中，近年來才被應用在當代地方社會研究中。

對中國當前鄉村精英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續了士紳研究的脈絡。研究者多以村莊為研究單位，根據不同的維度將鄉村精英劃分為政治精英、社會精英和經濟精英，體制精英和非體制精英或者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以及內生型鄉村治理精英和外生型鄉村治理精英或內生型和嵌入型鄉村治理精英及相應的子類型等。針對鄉村精英在村級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也展開了大量研究。儘管從活動範圍和文化職能上看，地方社會精英比鄉村精英更像傳統時期的士紳羣體，但鄉村精英與地方社會的聯結以及在基層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比地方社會精英更為顯著，因此更容易得到學界的關注和研究。最近幾年，隨着實踐和政策層面對新鄉賢的倡導，新鄉賢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新鄉賢是指“在當代農村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居於優勢地位且為村莊公共利益有所貢獻並得到村民敬重的農村精英”。總體來看，對新鄉賢的研究可視為鄉村精英研究的繼續。

在對更大範圍地方政治的研究中，能動者視角也是一個重要視角。能動者是指“具備獨立意念並能自主行動的主體，即能夠採取行動的個人或組織”。地方官員和幹部是最主要的能動者。研究者對地方官員的政績激勵、基層政府官員行為、地方幹部的價值觀念等進行了大量研究，“晉升錦標賽”等成熟的分析框架得到了廣泛應用。對縣域治理中能動者的研究，也從早期的全景性描繪，發展到目前更為細緻和專門的分析，如對縣域黨政一把手的權力配置和縣委書記權力結構的研究。除了地方官員和地方幹部等政治精英外，以私營企業家為代表的經濟精英羣體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如對企業家影響地方政策過程的研究。一些其他學科和領域的研究雖然注意到了文化精英等其他類型的地方精英在地方文化建設、產業發展、地方文化保護與傳承等方面發揮的作用，但側重點是他們在具體文化事務中的角色和相關實踐，而對其如何影響政府和普通民眾、如何介入更廣泛的地方事務等方面的關注還比較欠缺，並且也未闡明其在縣域治理的總體結構中處於何種地位。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成了地方社會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影響力來源，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的發展使得經濟精英們憑藉經濟資源在地方社會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類型的社會精英因社會地位和影響力不足，不易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在能動者視角下，儘管有研究者將領導、普通幹部、商人、“混混”“釘子户”和普通民眾等置於縣域治理的更加廣泛的能動者結構中，但總的來説，地方政治中最令人關注的能動者還是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地方社會精英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精英和能動者羣體。

本研究的田野觀察點為西部地區一個普通的農業縣Ｄ縣。自2011年以來，筆者對Ｄ縣進行了長期跟蹤觀察，近距離接觸了Ｄ縣的多位地方社會精英。對本研究而言，參與式觀察有助於較為完整地觀察地方社會精英活動的場景和相關活動。此外，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在互聯網上進行田野工作也成了可選擇的方法。互聯網是地方社會精英與地方民眾及政府官員之間建立聯繫的重要渠道，地方社會精英在QQ空間、微信公眾號等互聯網平台上生產了大量文本，從這些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心路歷程、發展軌跡及其與政府官員和普通民眾的互動過程。因此互聯網也是實地觀察之外另一條重要的資料收集渠道。

本研究的可能貢獻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研究視野上將地方社會精英納入基層和地方政治的精英與能動者結構之中，並對地方社會精英的類型和參與方式進行初步分析；二是分析地方政府對地方社會精英的應對方式及其背後所體現的政治整合方式。

▍“專業型”和“大眾型”：地方社會精英的兩種類型

地方社會精英按權力來源和權力資源積累策略的不同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偏重於“專業”，即專業型社會精英，憑藉專業水平和影響力獲得地方相關專業領域的認可和體制的吸納，從而躋身地方社會精英之列；另一種偏重於“大眾”，即大眾型社會精英，他們與地方民眾建立起聯結，憑藉地方民眾的認可而獲得影響力。在缺乏與地方民眾聯結手段的情況下，前一種權力資源積累策略居於主導地位，因而在大眾型社會精英出現以前，專業型社會精英是地方社會精英的主導類型。

專業型社會精英有幾個特徵：其一，只在專業領域內活動，主要在地方文藝創作，地方歷史文化的傳承、研究、傳播等方面發揮作用，較少涉足其他地方事務，專業水平無法直接轉化為在地方其他事務中的影響力。其二，與地方普通民眾缺少結構性的聯繫，因而地方民眾無法成為他們的權力基礎和影響力來源。其三，通過政協、文化團體等被體制吸納，在體制內有一定地位和職務，可以在體制內進行一定的政治參與，較少在體制外活動。

以秦志云為例。秦志雲曾擔任Ｄ縣一所高中的校長和縣教委副主任一職，退休後又被Ａ地級市的市志辦、博物館聘任，從事相關的研究工作。此人編寫出版了幾部研究Ｄ縣教育的著作，還對Ｄ縣的歷史文化進行了一系列專門研究，成了Ｄ縣研究地方教育問題和地方歷史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因為這些成就，他被評選為地市一級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帶頭人。在Ｄ縣政協的組織下，秦志雲曾去某鄉鎮考察，為該鄉鎮的發展獻言獻策；他還和Ｄ縣電視台合作，為縣上的一處歷史遺蹟寫作文章並拍攝電視節目；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主張在各個新媒體發表，就Ｄ縣的發展戰略、街道的命名、歷史資源的保護與研究、教育問題等公開發表意見，這種表達應被視為一種出自專業領域的倡導，而他自己更願意以專家的角色發揮影響。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為另一種權力資源積累策略提供了條件。人們利用互聯網實現了“同傳統的面對面的在場交往不同的、隱匿了身體存在的缺場交往”，社會精英們可以藉助互聯網實現與地方普通民眾的聯結，這就為大眾型社會精英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與熊易寒在上海郊區基層治理中所發現的“地方性草根意見領袖”以業主論壇和微博為主要傳播媒介且在微信時代式微有所不同，Ｄ縣地方社會精英（見表1）的主要傳播媒介為QQ空間，並在微信時代保持了熱度。與博客、微博相比，QQ的公開性較弱，使用門檻低，熟人傳播的特性更強，其生態與地方社會的性質更加契合。2009年以來，金義、孟祥等人開始以QQ空間為媒介，進行文藝創作，發佈地方新聞，發起對地方事務的討論。2015年前後，孟祥和金義等人先後創辦了微信公眾號，通過這些互聯網平台，孟祥和金義等人得到地方民眾的廣泛關注。

大眾型社會精英的特徵與專業型社會精英有所不同（如表2所示）。**首先，大眾型精英成為地方社會精英的過程與專業型精英不同。**前者先獲得地方民眾的認可，再通過體制的吸納或同行的接納躋身精英之列，後者成為精英主要憑藉同行接納和體制吸納。**其次，權力資源積累策略不同。**專業型精英主要憑藉專業成就獲得同行和體制認可，如在正式出版的報刊上發表作品，出版著作等，因而走的是專業晉升的路徑；大眾型精英主要憑藉在地方社會的知名度而躋身精英之列，因此主要運用職能擴展策略積累權力資源，即儘可能多地承擔地方職能，以擴大其在地方社會的知名度與認可度。**再次，在參與事項方面，大眾型精英圍繞範圍更為廣泛的地方事務發表意見、展開行動並謀求影響政府決策或行為，而專業型精英通常只針對專業相關的事務。最後，作為結果，大眾型精英的影響力範圍擴及整個地方社會，而專業型精英只在地方專業領域內有一定影響，較少為地方普通民眾所知。**由於大眾型精英在縣域治理中表現出更多的能動性，他們與地方政府及普通民眾的互動更為豐富，並且他們的出現促使地方政府尋找新的應對辦法，從中可以看出地方政治體系的政治整合方式，因此接下來的分析主要針對這一羣體，並與專業型精英進行適當的比較。

**▍**職能擴展：大眾型精英的政治參與

職能擴展的權力資源積累策略促使大眾型精英積極而又廣泛地參與地方事務。大眾型精英不像專業型精英那樣將自己限制在專業領域內，而是積極向地方社會尋求影響力，與地方民眾建立聯結，承擔地方職能，並在一些事務中扮演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中介角色，從而嵌入了地方治理結構。

1.與地方民眾的聯結

在以前，專業型精英多利用正式發表或出版的作品以及各種社會關係尋求專業同行的接納，進而取得體制性的承認和專業精英的地位，他們與地方普通民眾缺少聯繫的渠道和動力。現在，在網絡發佈作品可以獲得普通讀者乃至同行的認可，特別是憑藉自媒體產生了新的營利機會，讀者和“粉絲”還可以轉化為經濟收益。因此，在互聯網時代，向大眾尋求影響力成了又一種重要的權力資源積累方式。

**地方社會精英與民眾的聯繫主要通過在互聯網發表作品建立，社會精英們向縣域民眾尋求影響力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許多專業型精英也開始在網上發佈作品。**例如研究民俗文化的中學教師周乾、出版過鄉土小説的前文化館館長陳成、研究地方歷史與教育問題的前高中校長秦志雲、研究地方歷史的縣誌辦工作人員李科等。這些過去只在地方專業領域內有一定名氣、不為普通民眾所熟知的專業型社會精英，憑藉着互聯網走進了普通民眾的視野。不過，專業型精英與民眾的聯繫從深度和廣度上都不如大眾型精英。

**大眾型精英的長處在於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持續穩定的文字輸出，以及對熱點事件的跟進和對地方題材的挖掘取得了眾多地方民眾的關注。**金義發表在QQ空間和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很受Ｄ縣民眾歡迎，他有許多“鐵桿粉絲”。孟祥熱衷於對民俗及民間慶典等鄉土題材的挖掘與拍攝，常在自媒體發佈他拍攝的社火等方面的視頻，他還對Ｄ縣的各個鄉鎮進行航拍，製作成視頻上傳到QQ空間和微信公眾號，這些視頻流傳甚廣，深受本地民眾和在外Ｄ縣人的喜愛。大眾型精英們還從事一些地方新聞的報道工作，而這些地方新聞常常為正式媒體所忽視。因為其逐漸積累擁有了自己的消息來源渠道，能夠比普通民眾掌握更多的信息，經常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對Ｄ縣熱點事件進行報道。與正式媒體不同，他們報道的題材更加貼近生活，語言也通俗易懂，加上方式靈活多樣，有些報道甚至比正式媒體更加及時，因此不少民眾更願意從他們的QQ空間或微信公眾號上獲取新聞。一些正式媒體還會通過金義發表在網絡空間的文章尋找新聞線索，金義還常常陪同記者下鄉採訪。

**在大眾化的過程中，社會精英們獲取了巨大的名望和經濟收益，擴展了社會關係網絡。**金義早期的收入來源——作文輔導班和攝影，就建立在知名度上。後來，金義不再從事攝影業務，也不再舉辦作文輔導班，微信公眾號和廣告成為其主要收入來源。他還結交了Ｄ縣的眾多文化界人士和商業界的知名人士，經常被邀請參加當地公司舉辦的各種活動，也是縣電視台舉辦的晚會的座上賓，他自己也經常強調這幾年認識了很多朋友，精神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

2.承擔地方職能

承擔地方職能正是大眾化這一權力資源積累邏輯的延伸。大眾型精英如果僅僅侷限於專業領域，只扮演提供文化服務或新聞報道的單一角色，其關注度必定有限，他們與民眾之間的聯繫也會缺少黏性和持久性。一旦對地方事務進行積極而又全面的參與，將這些內容作為自媒體文章的素材，就能不斷吸引地方民眾的關注。另一方面，社會精英在地方道義觀念的驅使下，也會關注一些地方事務，產生憑藉自身影響力解決問題的責任感並將之轉化為行動。

在承擔地方職能方面，大眾型精英比專業型精英更像傳統時期的士紳，因為士紳能對地方官員的決策過程施加影響，在調解糾紛、提供救濟、主持募捐等諸多事務中扮演全方位的角色。例如，在影響政府決策方面。2016年Ｄ縣中考錄取分數線公佈後，金義發表了一篇討論中考招生政策的文章，這篇文章引起了Ｄ縣民眾對中考招生政策的討論。2016年8月，當地一起城管打人事件因孟祥等人在微信公眾號上的爆料而引起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孟祥還前往醫院採訪被打者並公佈了採訪視頻，最終涉事城管被處理。此外，在縣政協，金義曾就小區物業管理、道路照明、代課教師等議題提過議案。大眾型精英還經常參加公益活動。一些外地的慈善團體和個人常常聯繫金義，讓他幫忙確定資助對象，來Ｄ縣“獻愛心”時，也經常邀請金義一起參加。地方社會精英的參與，既解決了慈善團體及個人不瞭解本地情況的實際困難，又讓他們隨着地方社會精英的文字一起被本地民眾認識，起到了宣傳的作用。孟祥也組建愛心團隊，下鄉尋找幫扶對象進行資助並在網上宣傳。社會精英們還多次發起向本地患病和生活困難民眾的捐款活動，幫助其渡過難關。地方民眾常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難題向他們諮詢，包括交通違規、保險辦理、醫院就診、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事務。

3.嵌入地方治理結構

在正式的治理結構中，並沒有賦予地方社會精英代表民眾的職責和權利。新中國打破了國家必須通過地方精英才能與民眾聯繫的舊傳統，建立了一個政治體系直接面對地方民眾的新傳統，這一新傳統確定了地方社會精英在縣域治理中的地位。首先，只有正式政治體系中的成員才有資格代表民眾參與地方事務，地方社會精英並非天然擁有這一資格；其次，各個領域的精英分子被整合進政治體系，在各自領域內參與地方事務，地方社會精英關注和參與專業範圍之外的地方事務在以往並不多見。再次，政治體系可以直接和民眾打交道，地方社會精英充當二者的中介並非理所應當。

以往，如果民眾需要向政府反映問題或尋求幫助，就必須直接與政府聯繫。然而，現實中很多民眾不知道如何同政府接觸，或者向政府反映了問題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一旦得知可以通過地方社會精英向政府求助，就會積極利用這一渠道。一開始，地方社會精英只是偶爾幫助民眾向政府反映問題尋求幫助，後來，他們在給民眾辦事的過程中贏得了信賴，自發地扮演起了民眾“代言人”的角色。**在互聯網時代，地方社會精英可以將代言民眾的問題及解決過程發佈在網上，這樣既可以利用輿論力量促進問題的解決，也可以擴大精英自身的影響力，服務於權力資源積累的邏輯。因此，隨着偶爾的“代言”行為常態化，許多民眾想向政府提出訴求但又擔心引不起政府重視時，就向金義、孟祥等人尋求幫助。Ｄ縣的專業型社會精英齊奇，曾專門寫文章讚揚金義，稱他為“老百姓的代言人”。

**地方社會精英代言民眾的方式有發表文章形成輿論和直接與政府官員接觸兩種，這兩種方式也經常結合在一起。**例如，2018年11月，Ｄ縣多個小區出現延遲供暖問題，金義將這一情況反映給了管轄Ｄ縣的Ａ市市委書記，並與縣住建局局長、物業公司、供熱公司等進行了接觸，他還在微信公眾號上發佈瞭解決這一問題的具體過程。地方社會精英嵌入地方治理結構，不僅民眾遇到希望政府解決的問題時會想到社會精英，而且政府在一些情形下也會顧及社會精英的存在，並希望通過他們對民眾產生影響。Ｄ縣某村莊的數位農民在修路時與政府發生了糾紛，有農民聯繫了金義，希望他能幫他們主持公道，金義沒有站在他們一邊，而是向農民陳述修路的好處，希望農民能顧全大局。在另一起修路事件中，因佔用土地，農民阻撓修路，金義協助鄉政府和村幹部做他們的思想工作，最終得以順利進行。從這些事件可以看出，大眾型的社會精英並不是被動地充當地方民眾的代言人，而是以更加積極主動和靈活的姿態成為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中介，對雙方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地方政府的應對策略和大眾型精英的調適****

1.分領域整合：地方政府的應對策略

地方政府通過選擇性吸納、劃分專業領域、圍繞自媒體的合作與監管等措施應對大眾型社會精英。這些應對策略實質上是對社會精英在政治吸納和排斥的同時，按照專業領域進行身份界定的政治整合方式，我們可稱之為分領域整合。

**(1)選擇性吸納。政治吸納一直是政治體系面對新興社會力量的重要應對策略，通過政治吸納，新興的社會力量被整合進政治體系，在從政治體系獲得資源的同時受到相應的約束。**已有研究指出，中國政治體系的政治吸納機制主要包括政黨吸納、人大政協吸納和社會組織吸納三個方面，政治吸納在創造政治認同、促進有序政治參與和政治調控進而維持政治穩定等方面發揮着重要功能。

在Ｄ縣，地方政府對社會精英進行區分，將態度較為温和、與政府關係較好的社會精英吸納進地方政治體系之內，並在其參與地方事務時給予合作和支持，而將態度較為激進的社會精英排斥在政治體系之外。**對社會精英的吸納主要有政協和文化團體兩種方式。**文聯等羣眾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繫人民羣眾的橋樑和紐帶，也是一種特定羣體利益的制度化表達平台。政協通過界別設置為各個社會羣體的參與提供了制度化平台，是一種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吸納機制。對社會精英來説，加入地方的文化團體也是進入地方相關專業領域的重要標誌。金義先後加入Ｄ縣攝影協會、作家協會等團體，後來還參加了Ｄ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代表大會，正式成為地方文化界中的一員，而另一位大眾型社會精英孟祥一直沒有取得這一地位。同時，政協委員是參與地方事務的資格之一，成為政協委員是成為地方精英人物的重要步驟。金義於2011年底成為政協委員，孟祥同樣沒有取得這一身份。

**政治體系的吸納與否會對大眾型社會精英的態度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在早年，金義在參與地方事務時雖不如孟祥激進，但仍然有許多激烈的言辭，金義更多采用直接在網上發聲的手段扮演角色。被政治體系吸納後，金義對政府的態度變得更加温和，遇到需要解決的問題時，金義開始更多使用與地方政府官員直接接觸這一手段，而不是直接在網上發言，他發表的文章中也出現了很多理解與讚美地方政府、調和衝突的文字。政協委員的身份為金義解決問題提供了很多便利，當金義就民眾所反映的問題或困難與政府溝通時，一般能引起政府官員的重視，這進一步促進了金義的温和化。與之相對照，沒被政治體系吸納的孟祥，一直保持着激進的姿態。

**(2)劃分專業領域。從地方政治體系吸納社會精英的渠道來看，無論文化團體還是政協，其吸納方式都是高度領域化和專業化的。**政協委員按照界別協商產生，體現的是身份、職業等特徵，而不是和人大代表那樣表達區域利益。攝影協會、作協、文聯等文化組織也體現的是專業、職業、行業等方面的特徵。也就是説，地方政治體系在以吸納與否應對地方社會精英的同時，也完成了對其身份的界定和專業領域的劃分。

**政治體系的吸納方式有力影響着大眾型社會精英的社會形象和自我意識。**以金義為代表的大眾型精英是一種新型的地方社會精英類型，在產生之初，一直存在着因兼具多重角色而難以界定身份，以及在此基礎上如何為自己的行動進行合法性辯護的難題。舉例來説，一直有民眾責難孟祥不是記者也不是官員，無權到處採訪參與地方事務。民眾對金義有“作家”“名人”“老百姓代言人”“記者”“委員”等多種稱謂，金義拒絕被人稱為“記者”，默認其他稱謂，並通過強調政協委員身份來為自己的行動賦予合法性。教育文化界政協委員、攝影協會和作協成員的身份，也促使人們將其視為文化界人士。政府官員和地方民眾一般稱金義為“金老師”。然而，這種被專業領域、界別所分割的角色與全方位參與地方事務的角色相沖突。長此以往，金義和其他民眾會發現，教育文化界政協委員的身份只能為金義的部分行動賦予合法性。

**(3)自媒體監管與合作。**網絡平台是大眾型社會精英履行職能的重要依託，因此他們同時也是自媒體從業者。地方政府與社會精英的另一種關係模式是，忽略社會精英的其他身份和職能，僅圍繞自媒體從業者這一身份，對自媒體進行有選擇性的合作和常規化的監管。

**遵守法律法規、與政府建立了良好關係的自媒體，能在報道機會等方面得到政府和官方媒體的優待。**2018年，Ｄ縣電視台舉辦慶祝記者節座談會，幾位社會精英和自媒體負責人應邀參會，專業型精英秦志雲、創辦自媒體的專業型精英齊奇、專門的自媒體創辦者林軍被聘請為節目評議員。Ｄ縣政府部門舉辦文化旅遊節，也將數所自媒體的編輯與運營人員作為記者列入到了工作方案之中。

**地方政府的合作促進了自媒體的專業化。**Ｄ縣最近幾年已有總計約200多家新媒體誕生，打破了縣電視台一家獨大的縣域媒體格局，其中有部分新媒體還被納入到了官方宣傳體系中，政府部門召開新聞發佈會時將這些視同正式媒體，有些政府部門還將所公開的信息被新媒體轉載的數目寫進了部門信息工作的成績單。這些新媒體以傳播信息為主要目的，大都以非人格化的專門信息發佈平台的形象示人，從外觀上很難看出創辦者或運營者的個人特徵。例如，專業型地方社會精英齊奇創辦的個人微信公眾號，越來越像專門的信息發佈平台。

**通過將大眾型精英定位為自媒體從業人員，地方政府可以對傳播媒介進行有合法性的監管，因而可以間接地對他們的行動產生影響。**在對自媒體進行監管時，需要出面的只有網信和網監部門及其背後的宣傳、公安部門，面對的只是社會精英作為自媒體運營者的一面。2019年，因違規發佈時政新聞信息、傳播不實信息，孟祥的微信公眾號被查封。地方政府的這一定位同樣影響着大眾型社會精英的社會角色和自我意識，並進一步消解了地方社會精英全面參與地方事務的合法性。自媒體只能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採集和傳播信息，而無權在線下參與其他事務。若沒有政協委員等身份，僅靠自媒體從業者的身份顯然無法為自身的行動提供辯護。例如，沒有任何官方身份的孟祥，其報道、討論和參與地方事務的身份資格屢屢受到質疑，孟祥只好以“愛心人士”的名義辯解；作為自媒體從業者，孟祥團隊的採訪行為還面臨着缺乏採編權的法律風險，其自媒體的不規範運營最終導致了被封號的後果。

2.職能收縮：大眾型精英的調適

**最近幾年，大眾型社會精英出現了職能收縮的趨勢。**出現這一變化的原因比較複雜，既有個人權力資源累積階段結束後不堪重負而自願剝離一些角色的原因，還有為追逐市場機會和追求個人職業發展而主動作出的改變，但地方政治體系的整合機制所提供的身份與資格認證結構仍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即地方社會精英無法僅從自身所擁有文化、聲望、社會關係等資本以及地方民眾對他們的認可來確認自己的身份並構建參與地方事務的合法性，而這種參與地方事務的合法性仍然必須依賴於政治體系所提供的身份認證。

**地方政治體系雖然容納了大眾型社會精英的參與訴求，默許他們嵌入地方治理結構，並與部分大眾型社會精英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但仍然和過去那樣用政協、文化團體吸納地方社會精英，在這種吸納機制裏大眾型社會精英仍然被界定為專業型社會精英。**其次，政治體系將利用自媒體擴展職能的社會精英定位為專門的自媒體從業者，對社會精英的監管主要聚焦於自媒體這一傳播工具。政治體系的界定一方面促進了地方社會精英身份的明晰化和專業化，併為其提供了在特定領域參與地方事務的正式資格，另一方面也使得社會精英對地方事務的全面參與缺乏身份上的合法性。在初期，大眾型精英企圖以地方樸素的道德觀念來為自己的參與賦予合法性，但沒有取得成功。面對政治體系的界定和規制，大眾型精英重新往專業化的方向調適，在保有自身地位和影響力的同時為自身行動賦予合法性。

以金義為例，在地方政治體系的認定下，其作家、自媒體從業者的身份更加明確。政協委員身份所屬界別也與這些專業領域相對應。在縣政協，金義所屬的界別起先為教育和文化界，後變更為新聞出版界。隨着擔任政協委員時間變長，金義逐漸習得並適應了政協委員的角色要求。2019年，金義還獲得了市政協提供的外出培訓機會，他在文章中記錄了課程中有關政協委員履職的相關內容。2017年，金義當選為縣作協理事、縣文藝評論家協會常務理事。2019年，金義的長篇小説出版。小説出版後，金義參加了新一屆的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代表大會。自媒體方面，2019年，Ｄ縣縣委網信辦召集包括金義在內的10餘家新媒體代表開會，傳達互聯網信息發佈和傳播相關的法律法規，公安局網監部門還通報了數起違法案例。金義在會後寫的文章中闡述了遵守法律法規的重要性。同時，地方民眾和金義比以前更能意識到其參與地方事務的合法性基礎在於他的政協委員身份，而非社會精英和自媒體從業者的身份。在一次關於縣城暖氣問題的參與中，金義以政協委員的身份被居民邀請協助解決這一問題，隨後政府部門也以此身份邀請金義參加了相關企業、政府領導和居民共同參與的協商會議。

沒有取得體制性身份的孟祥也剝離了一些必須與政府打交道的職能。微信公眾號被封號後，孟祥轉移到了某視頻直播平台，重新與地方民眾建立起聯繫。然而，孟祥的職能發生了重要改變，他不再發表文字作品，不再監督地方政府以及代表民眾發表訴求，而是在娛樂化和商業化包圍的氛圍中從事公益慈善活動和婚姻家庭糾紛調解活動。這樣，除了擁有自媒體從業者和商人的身份之外，孟祥只能以公益慈善人士的身份介入地方私人領域的事務。

**另一個重要趨勢是，後起者很少有人像金義和孟祥一樣按照職能擴展的策略積累影響力，他們都選擇了一條路徑更加明確的新媒體創業之路。隨着新媒體變現能力的提高，辦新媒體能有可觀的經濟收益，**Ｄ縣有些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也開始創辦新媒體，新媒體逐漸從“個體户”模式變為公司運營模式。出於繁榮經濟、增強宣傳能力等方面的需要，地方政府對自媒體給予了許可和支持，10餘家規模較大且遵紀守法的自媒體還取得了官方宣傳體系“準成員”的身份。面對政府日漸嚴格的監管，這種追求流量和變現的模式比金義等人通過廣泛參與地方事務獲取影響力的舊模式更加有效、容易和安全。因此，可以預測，在此後更有可能產生的是林軍這樣的專門新媒體創業者，或者像周乾這樣通過自媒體發表文章獲取讀者的專業型精英，而不是金義這樣全面參與地方事務的大眾型精英。

**▍**結語

Ｄ縣的案例研究表明，地方社會精英也是縣域治理中的能動者。地方社會精英面臨兩種存有張力的權力資源積累和行動策略，一種是專業晉升的權力資源積累策略以及沿着專業軌道進行參與的行動策略；另一種是將職能擴展到專業領域之外，向大眾尋求影響力，在行動上也不受專業路徑和渠道的限制。

本文的案例展現了後一種策略在現實中得以應用，並形成大眾型精英這一地方社會精英亞類型的可能性。在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利用互聯網所提供的聯結手段，大眾型社會精英將地方民眾作為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們將職能擴展到專業領域之外，全方位參與地方事務，成為地方民眾與政府之間的中介。

**然而，大眾型精英在參與地方事務時，面臨着為自己尋求參與身份以及為這種身份和基於此的參與行為賦予合法性的難題，這種身份和合法性很難由社會精英自己建立起來，只能由地方政治體系予以認定。**不論教育文化界別的政協委員身份、文化團體的成員身份還是被官方宣傳體系所容忍和認可的自媒體運營者身份，地方政治體系的身份認定和參與結構都是高度領域化和專門化的，這與大眾型社會精英偏重於“大眾”的權力資源積累和行動策略相沖突。職能擴展的權力資源積累和行動策略難以被長期採用，大眾型社會精英只有按照政治體系對專業型精英的期待，將自己調適為專業型的地方社會精英，才能獲得政治體系、專業領域內部和民眾的認可，才能促進自身職業生涯的發展，但這也使得地方社會精英很難在地方事務中獲得全方位的影響以及穩固的地方權力基礎。

本文將這種用領域化、專門化的身份認證和參與結構吸納、整合地方社會精英，從而改變其參與方式和行動策略的機制稱為“分領域整合”。案例中所呈現出的地方社會精英和地方政府在縣域治理中的能動性，以及分領域整合這一機制的規定性和普適性，也正是縣域“接點政治”特徵的體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前的地方社會精英主要在體制內圍繞專業領域進行有限度的政治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