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福貴｜新文科建設應警惕“智能實用主義”陷阱_風聞

張福貴｜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

原題《新文科建設應凸顯人文精神與文學性價值》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9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張福貴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革往往是從一個新口號或新概念的提出開始。中國高教改革的概念意識及其命名的階段性特徵是顯而易見的，這也使得改革實踐往往不具有明顯的連續性。

自從教育部提出“新文科”“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建設方針以來，關於“新文科”的討論無論是熱烈程度還是影響範圍，都要遠遠大於其他幾個“新”學科，而且討論中的觀點之多元乃至對立也是其他“新”學科所不能比擬的。這既是人文學科本身的價值觀使然，也是對於“新文科”發展路徑和方向的理解差異所致。與教育部啓動的一流本科專業和一流課程建設的“雙萬計劃”相輔相成，新文科建設備受矚目，但其理論和指標層出不窮。當對於“新文科”本體論理解出現差異時，任何方法論的討論也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這種不確定和分歧，如果不能在相當程度上達成共識，就可能直接影響新文科建設的實踐效果。**因此，在基本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關於對象的理論探討，所須付出的代價可能要小於盲目實踐的代價。**經過幾年的倡導和實踐，真正的專業性的“新文科”設置寥寥無幾，除了作為特殊需要的國家安全學、網絡空間安全等一級學科，能算得上真正的“新文科”的還是前些年人們所熟知的法醫學、經濟倫理學、醫學倫理學、文化產業、科技考古、動畫藝術等幾門，且大概只有數字人文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專業相對得到學界共識。

一

如果僅僅是從“跨學科”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新文科建設，那麼，實質上早在這個概念提出之前，“新文科”性質的文科教育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施並實現了。各類思想理論和政治時事課程的不斷增加，各類公共課程如外語、計算機、高等數學、軍事理論的嚴格考核等，就已經表明中國高等專業教育包括基礎專業教育，已經不再是單一學科的教育過程了，已經具有了“新文科”的某種屬性。特別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中國大學經過數次教學改革，“跨學科”“寬口徑”始終是培養學生的基本訴求。所以説，“新文科”實踐本身是一個新概念的日常操作。

五四時期，受到西方現代學科制度的影響，文科由文史不分家以及經史子集和六藝的劃分向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劃分轉換。後來受蘇聯的影響，主要是受其理工科行業性分類的影響，文學與史學在國家學科專業目錄中分屬兩個學科門類，幾乎成為完全不搭界的學科領域。但是，從中國傳統的“文史不分家”學科觀念來看，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對象，文史都是相通的。《尚書》《左傳》《國語》《論語》《史記》《淮南子》等，既可以看作歷史典籍，也可以看作文學典籍。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與傳統學科內容的融合性相反，傳統學術價值觀則是過分細化的。對於一個學科而言，文史不分家，而對於一個學者而言，則須做到學術研究上的專有和細化，於是在傳統文學內容的教學中，出現《説文解字》一個詞講一個月，《詩經》一首詩講一學期的奇特現象。這種現象不僅是一種治學方法，更是一種學術價值觀的體現。在此基礎上，受蘇聯的影響，中國當代學科設置更加細分化，從一級學科到二級學科、三級學科，甚至本學科的人都難以完整分辨相關學科的所有專業目錄。以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為例，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文學史分期成為其教學和研究的分工分類依據，而少有通史治學。文學史的分期其實不只是分辨歷史發展的階段性，更須把握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兩漢文學是如何從先秦文學發展而來，唐詩如何演化為宋詞，元曲又是如何繼承了宋詞的流脈。應該説，就專業劃分的學理性來看，最不符合邏輯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兩段文學史不僅時間上具有連續性，而且許多作家的人生和創作都具有跨時代性，卻在教學與研究中硬生生地被分為兩個不同的對象，甚至分為兩個教研室。正像當下許多大型醫院的分科越來越細，似乎增加了專業性，但無論是對於醫生的知識結構還是患者的就醫都構成挑戰，人體的各個器官具有生命機能的整體性，某一器官的疾病並不只是源於本器官，而往往是另一器官甚至全身機能出了問題，細分了專業也就分割了知識系統和認識能力。

**“新文科”的跨學科、融學科建設是一種“他新”，與此同時，“新文科”還要“自新”：自我更新、自我變革。**長期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很多改革其實是學分、課時、技術手段等外在形式、機制的改革，而缺少關乎學科、課程內容、教師自身的內在變革和創新。**我們要認識到，每一位教師都是改革者，每一節課都是一個改革環節。**人文學科的生命所在，不是知識的積累和思想的重複，而是對於常識、定論的反思和思想、思維方式的創新。知識性學習和研究具有空間的有限性，以文學史教育和研究為例，對於經典作家作品的歷史研究已經不大可能獲得顛覆性的發現，最有創新性的發現可能來自文學史觀和批評視角的變化。

新文科建設要有知識譜系和學科價值觀的變革，**如果不能改變“重理輕文”等不公正的學科價值觀，就很難形成真正的“新文科”，甚至連舊文科都不可能發展好。**任何一種新技術的出現都不是孤立和片斷的文明事件，而是一個有着前因後果的連續過程。當下社會發展和思維方式變革需要綜合性、整體性，説到底，人類發展需要一種世界整體觀。進一步説，學科和專業分類的依據不應是價值觀的不同，作用的大小，而是社會分工和學術對象的不同。在中國，“重理輕文”的慣性根深蒂固，當下社會許多學術弊端和問題的根源與此有關。真正的大師是超越學科專業的，即使是理工科的許多大學者也往往都是文章高手、詞賦大家。

像李四光、蘇步青、陳省身、楊振寧、華羅庚、茅以升、黃萬里、丘成桐等著名科學家，其詩文乃至書畫功力有目共睹，並且多有文學詩文和研究著作傳世。物理學家丁西林早年是著名的獨幕喜劇作家，五四時期創作的許多劇作已經成為中國早期話劇的經典；數學家鄭桐蓀是清華大學數學學科創始人，而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著有《宋詞簡評》《吳梅村詩箋釋》，且創作有長篇敍事詩；吉林大學王湘浩是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是中國第一個計算機系創始人，他在晚年出版了《〈紅樓夢〉新探》研究專著，著名紅學家周汝昌曾慕名尋訪這位紅學“新秀”，卻沒想到對方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計算數學專業院士。關於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不可偏廢”“同等重要”的強調，正説明與此相反的現實仍然存在。

文科生要學習理工科的科學精神與方法，把握邏輯思辨能力和實證考據能力。同樣，理科生也要學習文科特別是人文學科的批判精神、想象能力和情感表現能力。“工匠精神”必須伴有“人文精神”，否則就只是“工匠”而沒有“精神”。現在大多數高校理工科教學不開文學課，文科不開邏輯課，結果就是很多理工科學生寫的論文無文采，文科學生的思考悖邏輯。學生獲取課外知識的主要途徑是快手、抖音和網絡文學，有日漸成為“智能實用主義”一族的危險。

二

“新文科”的概念更多指向傳統學科變革，需要通過跨學科和融學科而產生新的學科專業或者方向。但是這不單純是知識的擴展和結構的調整，而是如何通過這種擴展和調整來產生新的思想和新的觀念，最終完成新的人才的培養。“新文科”首先在於培育具有國家意識與人文情懷的新的人才。新文科建設是一個整體性和實踐性的過程，無論是理論探討還是教育實踐，最終都要落實到學生培養這一唯一目的上。現在討論“新文科”問題，大多是從學科專業、學術學理和教育體制等實施主體環境着眼，而忽略了接受主體學生的成長這一關鍵環節。

當下在討論和實施新文科建設時，對於“跨學科”和“新學科”的理解多停留在知識的增加和專業設置的變化等方法論層面，而較少深入到學術思想創新和人文精神弘揚等本體論層面。新文科建設的關鍵不是結構的重組，而是思想創造，不是產生新的知識和方法，而是產生新的學術思想。文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培養人文精神、現代意識、豐富情感和優雅氣質。這不僅是文學有別於其他學科專業教育的獨到之處，也是整個新文科建設的價值取向。一切教育改革都是為了培養完整的人才和高雅的人性，而技術主義如本雅明所言“機械複製時代”一樣，是一個脱離人文精神的發展誤區。曾多年擔任耶魯大學校長的理查德·雷文曾説過：“通識教育培養學生的才智，增強他們的推理和理解能力。通識教育的目標不是傳授特定的具體內容，而是發展一種智能素質，那就是批判與獨立思維的能力，具有創造與創新性，能超越偏見和迷信，能篩選信息以汲取精華、摒棄糟粕。正如最大的社會效益來源於無特定商業目的的科學研究一樣，我認為最大的社會效益來源於一種教育方法，這種教育方法增強了學生的推理和創造性思維的能力，而不是僅掌握一種專業知識。”與弘揚人文精神是大學教育的本質精神一樣，基礎理論研究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徑。對於基礎研究的忽略並不只是中國獨有現象，即使是在技術研究不斷創新的美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也忽略過基礎研究。1954年，美國國防部長查爾斯就公開嘲笑基礎研究，他認為這正如討論青草為什麼會綠，炸土豆為什麼會變黃般無意義。基礎理論研究和技術創新如同大地與大樹一樣密不可分，而對於傳統基礎學科的冷落與對於新興應用學科的追捧，導致了學科建設追求短期效應的後果。專業設置專注當下的就業市場，學術評價看重經濟效益、地方利益和量化機制，於是，一些地方院校在學術研究中出現將侷限當特色、將特色當優勢的現象，本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發展目標，將一些不能立即見效的基礎專業邊緣化甚至取消。而這已經成為各個高校近年來普遍的選擇思路和實際操作。

耶魯大學原校長理查德·雷文

**如果僅僅從知識層面對“新文科”進行結構性靜態分析的話，就會導致新文科建設中的知識化、技術化傾向。**我們要意識到，文學教育迴歸傳統和經典也是一種“新”，因為在應試教育機制下，“不讀原著”“不讀經典”已經成為許多文學專業學生的通病。學生對於經典的瞭解和理解基本上來自三個層面：名著的影視改編、名著的縮寫、名著的簡介（往往來自百度）。現在很少有學生從頭至尾地認真閲讀專業經典，過去每當新生入學，許多學生都要我開列閲讀書目，而現在這樣的學生寥寥無幾。守正才能創新，沒有守正就失去了根本，也不會有真正的創新。

三

**在新文科建設中，要進一步認識到，比接受某種新技術更為重要的是文學學科在傳承文化、美化人性和豐富情感方面的獨到作用。文學對於科學的作用，不只在提升個人修養方面，更是在於培育一種思想能力和想象能力。**科學發現和發明是需要靈感和想象力的，而科學知識的傳播更需要形象感和藝術感染力，文學素質在其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古希臘哲學與科學的形成，離不開那一羣衣食無憂的智者們的思考、想象；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提出，與他16歲時幻想追着一束光跑，想象自己達到光速的經驗有直接關係……人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靈感和想象力，這種想象力能夠突破被公認為完美的理論，進而創造出新的理論。

我注意到，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選題申報中，很多項目幾乎都包含“數據庫建設”。這是文科學術研究與自然科學技術融合的直接表現，也使傳統文科學術研究的方法與效應得到了擴大和提升。新技術對於傳統文科發展來説不是陷阱而是車輪，關鍵是我們不能只關注車輪、研究車輪，而忽視車本身的作用和行駛方向，否則將演化為一種技術主義路線。如果不顧學科屬性而無底線地融合，使工具價值成為終極價值，會進一步導致學科的不平衡並失去學科的個性，融合的前提是強化學科功能和特質，而不是相反。與經濟學的某種研究方式一樣，在技術主義浪潮的影響下，模型、數據分析也成為當下文學研究的一種時尚。其實，即使是在經濟學領域，無論是樣本的有效性，還是模型的真實性都有待驗證，當這種分析方式進入文學研究領域就應該更加謹慎，至少不能讓它成為流行的模式。**技術主義、實證主義對於文學研究從來就不應該構成為主流價值取向。文學專業不同於社會科學，甚至不同於同一學科的語言文字類專業，除了典籍整理考辨之外，文學研究重在情感認知和思想分析，亦即重在人文精神的理解和闡釋。**二戰審判過程中，阿倫特從艾希曼的職業意識中看到的“平庸之惡”，就是因為缺少悲憫同情和個性思想所導致的結果。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環境中，人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作惡，可以隨波逐流但是不能同流合污。這就是人文精神的底線。

大變局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能彌合極度分裂的世界和分化的社會，是對於世界形勢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引導和糾正。因此，關注和闡釋這一理論是當下中國人文學術界最為迫切的使命，實質上這也是對於新文科建設思路的指引。思路不正確，幹勁越大效果越差。而“人的文學”“人性的文學”，以及“人類的文學”即“世界文學”，是對於“全人類共同價值”這一理念的最好闡釋。應該利用人文學科的優勢來增加其他學科的人文含量，從而形成對物化主義、技術主義的約束。人文學術可能是抵禦物化和功利主義，守護人文精神和人類主體性的最終力量和主要領域。所以，我們要十分警惕技術主義、實用傳統對於新文科建設的過度影響，人文精神的批判性思維提醒我們對此要表現出足夠的清醒。

網絡世界已經從一個“相知不相遇”的信息社會逐漸變成了一個“相遇不相知”的文化場域，算法和信息不僅僅構成工具和環境，也已成為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和評價方式。人工智能的發展必須依賴人文學科的支持和完善：除了語言技術的融入之外，人文情感和倫理也要通過情感識別系統進入情感計算領域，讓人機交互更加自然、順暢、有温度。但是無論如何，人類文明不能被技術發展完全支配。在2021年首屆“學術中國”國際高峯論壇上，日本著名法學家、早稻田大學前校長西園春夫提出，大數據系統可以代替民主選舉過程。這一判斷如果實現，後果將不可設想，一個社會的政治走向將可能控制在一個程序或一個程序員的手中。缺少人文精神的技術主義單兵突進給人類文明發展帶來的後果，並不是人類自身所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