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歐美最搶眼的一股勢力, 眼下為何非要盯住中國? | 文化縱橫_風聞

俞鳳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導讀】近日，意大利極右翼政黨“意大利兄弟黨”黨首梅洛尼當選該國總理，成為歐美極右勢力進入主流政治的標誌性事件。事實上，瑞、法、德、芬、奧、葡、西等國的極右翼政黨都呈現快速崛起勢頭，美國的極右力量也在回潮，整個西方似乎正“向右轉”。儘管西方世界對極右勢力走向前台憂心忡忡，但對這一力量興起背後更值得反思的社會根源和發展機制，卻常常沉默不語。

本文作者長期觀察歐美社會極右思潮，認為21世紀以來歐美極右勢力的強勢復甦，根源在於歐美社會不平等加劇與內部矛盾深化，然而歐美社會內部的階層矛盾、文化衝突和種族矛盾轉移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根本矛盾的關注，從而在客觀上刺激了“排他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極端思潮的高漲，為極右勢力的持續抬頭提供了現實土壤。

作者分析，當前歐美社會的“極右主義”主要具備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排外恐懼、反對民主和強勢國家等五大特點，本質上是對“白人優於其他種族、本土人優於外來移民”等級制的復歸。**今天的歐美極右勢力與歷史上有所不同，不僅通過政黨、社會組織和學術機構等傳統渠道來招募成員、擴大基本盤，還緊隨時代變化，以社交媒體網絡為平台進行發聲，炮製所謂“酷炫”文化來吸引年輕羣體。**他們還利用金融危機、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問題給民眾帶來的壓力與不安，將外來移民與所謂“滅絕白人種族”陰謀論相聯繫，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作者指出，根本而言，極右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社會主要矛盾與文化危機的回應與轉移，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不平等，因而必將與資本主義形影相隨。當下，極右勢力受制於“適應困境”，即為了被主流社會接受而有所“温和化”，為了博取政治資本又必須保持極端化，因而暫時還難以對歐美社會造成顛覆性影響；但其對內保守主義和對外民族主義的種種做法，不僅加劇歐美社會分裂，也不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甚至對我國的經濟與政治安全形成潛在威脅——右翼勢力所推動的涉華政策就頗具對抗性。因此，我國應不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用統一戰線團結大多數，以防範歐美極右勢力抬升對我國安全發展的影響。

**本文原載《統一戰線學研究》2022年第5期，原標題為《21世紀以來的歐美極右勢力：歷史溯源、發展趨向與影響鏡鑑》，**由作者授權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21世紀以來的歐美極右勢力：**歷史溯源、發展趨向與影響鏡鑑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國際環境日趨錯綜複雜。歐美社會內部正在發生一些消極的變化，包括極右勢力在歐美社會出現殘渣泛起之勢。一方面**，美國極右勢力推動下震驚全球的“國會山”暴亂、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槍擊事件、美國德克薩斯州沃爾瑪超市槍擊案等極右暴力和恐怖主義事件頻頻發生**，造成人員傷亡和社會動盪，刺激着公眾的神經。**另一方面，極右勢力在歐美政治舞台上擴大了影響力，逐漸進入主流政治視野。**例如，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袖勒龐連續在2017年和2022年總統大選中緊隨馬克龍之後進入第二輪選舉；德國的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自2017年起開始躋身議會；反歐盟、反伊斯蘭移民的“荷蘭自由黨”在2017年成為國會第二大黨。2022年瑞典議會選舉結果顯示，極右翼瑞典民主黨在本次大選中得勢，以20.7%的得票率超過温和黨成為第二大黨。最新民調顯示，意大利右翼聯盟在9月25日的議會選舉中將獲得46%的選票，其中極右翼兄弟黨將贏得25%的選民支持，這就意味着兄弟黨黨魁梅洛尼極可能成為下一任總理，領導意大利第一個戰後極右翼政府。（編者注：本文發表於意大利選舉之前。當地時間2022年9月26日，意大利右翼聯盟以44%的選票贏得選舉）

右翼勢力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在歐美國家的迅猛發展之勢，對歐美的社會文化甚至國際局勢都產生了影響，引起了媒體和學界的關注。在歐美極右勢力的內部推動之下，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亦發生了一些變化，影響着我國的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鑑於此，歐美極右勢力抬頭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歐美社會的極右勢力是極右主義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外部表現。“極右主義”（far-right）最初主要是一種適用於西歐環境的分析話語，因此在西方學界中早有不少關於歐洲極右主義的研究。這些研究中既有針對極右主義的概念、發展歷程及表現形式的深入剖析，也有以法國、英國、德國等特定國家為對象的案例研究，更不乏對極右勢力在歐洲得以發展原因的解析。隨着“茶黨”運動在美國的興起和特朗普的當選，極右主義在美國社會引起了關注，近年來出現了不少關於極右主義、另類右翼、白人至上主義等主題的研究。我國學界目前亦有一些針對歐美極右主義（特別是歐洲極右政黨）的研究，包括對歐洲一體化和難民危機背景下歐洲極右政黨發展現狀與趨向的研究，以及對美國另類右翼運動的研究。例如，趙海和陳展以美國的匿名Q運動為案例分析了美國極右翼生產和傳播反智陰謀論的機制，並指出美國極右陣營由於在美國權力結構下處於邊緣地帶而容易成為“偏執心態”的理想宿體。張苾蕪分析了歐洲極右政黨興起的主要因素，包括採用民粹主義策略、政治綱領與體制內政黨趨同、媒體曝光度的增加等。田燁討論了歐洲一體化背景下極右政黨的崛起之勢，並指出這一現象導致歐洲政治日趨保守化，歐盟民族矛盾日漸激化和歐洲社會碎片化。

總體而言，**國內學界較少有針對“歐美極右勢力”這一主題進行全面、系統和關聯性研究。鑑於歐美極右主義之間雖有區別但存在不少聯繫的實際情況，且在當前國際政治環境之下頗有聯動之勢，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二者進行綜合和全面的研究。**本文將對歐美極右勢力在近年來的發展進行分析，指出極右勢力在歐美社會迅速崛起的社會性和結構性原因，分析其發展現狀與未來趨向，就極右勢力對歐美社會內部和國際局勢的影響加以分析，思考其對我國內政治理和國際事務處理的鏡鑑。

▍歷史溯源：歐美社會不平等加劇和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轉移

極右勢力在歐美的發展可追溯至19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極右主義以“法西斯主義”為典型代表。此後，它經歷了三個發展波次，形成新法西斯主義、反共主義、極端反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等多個變種。進入21世紀，極右力量在歐美社會日趨主流化。在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利用歐債危機、難民問題等議題，藉助新媒體造勢，在政壇上迅速崛起。在美國，得益於“茶黨”運動和另類右翼的幫助，特朗普獲選總統刺激極右思潮的擴散和美國主流保守主義的“激進化”，導致美國政治進一步極化。歐美極右勢力的迅速發展是對不同歷史時期國內與國際形勢變化的應激性回應，是其當下社會現實的直觀體現。從表面上看，21世紀以來歐美極右勢力的迅速崛起有賴於位於社會底層、被邊緣化的部分白人羣體的支持。他們因感受到社會主體地位和文化主導權的喪失，而被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等極端思潮所吸引。但究其根本，歐美極右勢力在當代復甦的根源在於歐美社會不平等加劇與內部矛盾深化。歐美社會內部的階層矛盾、文化衝突和種族矛盾轉移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根本矛盾和問題的關注，在客觀上刺激了“排他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極端思潮的高漲，為極右勢力的持續抬頭提供了現實土壤。

（一）經濟全球化與金融化加劇歐美社會不平等和社會矛盾激化

當前歐美極右勢力的迅速發展雖以國際金融危機為序幕，但其根源在於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和內部矛盾。

經濟全球化帶動國際貿易的頻繁化、資本流通的自由化，以及技術和服務跨國轉移的便捷化，給歐美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助力。有研究表明，自1947年至2003年，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和貿易自由化使美國的總收入逐年增長約一萬億美元。全球化為歐美國家的技術創新帶來了優秀的人才和充足的資金，推動了經濟轉型和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20世紀70年代之後，歐美國家的各大企業通過跨國經營實現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從而降低成本、開拓市場，賺取更多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之上的金融資本新帝國主義體系取代了舊殖民主義體系”，資本主義世界進入了金融擴張的新週期。金融業、保險業和房地產等產業在歐美國家蓬勃發展，逐漸取代了製造業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金融巨頭和資本家更是在投資市場獲得巨大經濟利益。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歐美社會內部的不平等政治經濟結構導致受益不均衡，進一步擴大歐美社會的貧富差距。一方面，為了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勝，歐美國家將製造業外包，直接導致本國產業空心化和大規模的結構性失業。資本的逐利本質驅使企業將製造業從歐美國家轉移到更加靠近原料產地、勞動力更為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致使曾經佔據經濟主導地位的製造業在歐美國家日漸衰落，大量製造業藍領工人亦從原有的“中產階級”淪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失敗之人”，陷入經濟窘境。另一方面，高新技術在製造業中的廣泛應用和金融業、信息技術產業等對勞動力要求的提高，使得製造業工人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下降，收入水平也遠低於從事這類服務業的白領工人。從1945年到1980年左右，投資銀行業的普通員工的平均收入約為其他行業工人的兩倍；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這類員工的收入已經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四倍。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背景下，資本的逐利性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不平等本質決定了部分工人羣體經濟社會地位的迅速下降，直接導致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貧富差距日漸拉大，社會不平等愈加嚴重。**從1979年到2020年，美國最高收入人羣與最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其中，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工資增長了179.3%，收入最高的0.1%人口的工資增長了389.1%，而收入最低的90%人口的工資僅增長了28.2%。歐洲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也日趨明顯：自1980年到2017年，西歐國家中收入最高的0.001%人口的收入年增長率為3%，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收入年增長率僅為0.6%。社會不平等的加劇直接導致了歐美社會的內部分化與撕裂，引起了部分民眾對社會現狀的強烈不滿。特別是那些曾經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工人運動中以鬥爭捍衞自身權益，並享受過製造業蓬勃發展紅利的基層工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後深刻體會到“相對剝奪感”。這部分羣體的不滿情緒為歐美社會極右主義運動的復甦創造了機會。

（二）種族矛盾與文化衝突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性危機與矛盾

在全球化背景下，歐美社會中精英與草根之間的階層矛盾，本土白人和少數族裔（或外來移民）之間的種族矛盾，以及基督教文化與多元文化之間的衝突，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危機和基本矛盾。這使得歐美國家普通民眾難以意識到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反而將不滿情緒發泄於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羣體身上。這為極右勢力鼓吹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提供了現實土壤。

歐美經濟結構的變化、新管理方式的引進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移民浪潮，導致工人內部進一步分化。**產業空心化和實體經濟的衰落使製造業工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都有所下降，而金融業的蓬勃發展則讓“白領工人”在心理上逐漸脱離工人階級，躋身所謂“中上階層”。新型管理方式的引入讓資本家不再直接參與生產與管理，而是賦權“高管人員”幫助其對底層員工進行監管，從而使曾經顯而易見的勞資矛盾被隱藏和淡化，代之以“精英管理層與底層員工”之間的矛盾。**同時，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為歐美社會帶來大量的移民浪潮，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後備軍。自1953年到2020年，前往歐盟的移民增加了近2倍；2019年美國的合法移民則是1960年的4.61倍。移民給在勞動力市場上地位本就下降的藍領工人帶來競爭，致使行業工資水平難以提高，加劇了本土工人和外來移民工人之間的矛盾。歐美國家工人羣體內部的分化和對立，掩蓋並淡化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根本矛盾，分散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凝聚力。

隨着移民的大量湧入，歐美社會的文化結構亦遭遇巨大沖擊。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之間、盎格魯新教文化與多元主義文化之間的衝突加劇了歐美社會的撕裂程度，嚴重威脅歐美社會的穩定。前往歐美的移民潮作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個體的自由聚合，給那些以文化同質性為假設前提進行運作的傳統形式的自由-民主治理造成了壓力。**在歐洲，隨着穆斯林移民而來的伊斯蘭文化與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形成一定的“緊張關係”，宗教極端主義暴力事件偶有發生，加劇了社會危機。在美國，文化多元主義在平權運動之後成為新的“政治正確”，挑戰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下的傳統價值觀。**於是，當工人羣體忙於不同種族與宗教間的文化與價值觀之爭時，也就更加忽略了自身遭遇的資產階級“文化霸權”和“文化失語”現狀，使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性危機與根本矛盾更具隱蔽性。

（三）不安全感裹挾下白人羣體的身份認同危機成為極右勢力發展的直接推力

在經濟轉型、人口結構和主體文化危機的多重刺激之下，白人的身份認同危機感急劇增強。不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出現了部分無法應對現代化進程而陷入經濟困境的白人羣體（特別是未受到高等教育的中下層藍領）。他們因經濟地位相對下降、社會主體地位日漸被侵蝕和文化領導力的弱化，產生了強烈的不安全感和排外情緒。這種“被取代”的焦慮刺激了極右主義進一步擴散。

歐美社會人口結構變化對極右主義擴散產生直接影響。**一方面，曾經在20世紀歐美工人運動中處於領導地位的藍領工人被邊緣化了，他們對主流政黨的移民和社會政策極為不滿。另一方面，白人羣體在歐美社會中人口優勢的喪失使之產生了不安全感。不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白人羣體的生育率低下和老齡化問題都使其在總人口中的佔比日漸下降。**在美國的本土白人看來，他們面臨着成為少數族裔的危機；在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本土白人看來，他們面臨着“伊斯蘭化”的危機。與人口結構危機相對應的是，白人羣體自詡為主流文化代表的認知正受到文化多元主義的強烈衝擊。文化多元主義被歐美的部分精英塑造成新的“政治正確”，形成“身份政治”。文化多元主義將少數族裔和少數羣體建構為弱勢羣體，進一步激化了歐美社會傳統價值觀認同者的不滿。

文化衝突的加劇使得部分白人羣體特別是被底層化和邊緣化的中下層藍領，產生身份認同危機和“被取代”的不安情緒，並逐漸發展為“排外”甚至“恐外”的情緒和反全球化思想。處於政治邊緣地帶的極右勢力抓住了歐美社會民眾內部的這種不安心理，大肆兜售排外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綱領，在這些羣體內部找到了擴散空間。

********************▍********************發展現狀：意識形態整合、組織形式調整與影響力擴大

受到上述各種因素的影響，極右勢力在21世紀日趨撕裂的歐美社會內部迅速擴散，實現了對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等思潮的整合。它們以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獲得部分羣體的支持，除了藉助傳統的政黨、社會組織和學術團體等組織形式，還利用信息技術和自媒體平台等新形式，以非正式形式不斷擴大自身影響力。特別是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以來，歐美社會的極右勢力散播虛假信息，利用疫情造成的恐懼和不確定性擴散極端思想，並在特定事件中完成力量的重組與集結，加強與國際上有關力量的聯動。

（一）以種族主義為底色的極右主義意識形態

極右勢力本身是一個擁有不同成分、派別的傘狀聯盟，其所信仰的意識形態並不一致，包括白人至上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新法西斯主義、反猶主義、極端反政府主義等。鑑於此，學界對“極右主義”的定義也未達成共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極右主義的意識形態內涵也不相同。例如，19世紀初法國的“極右派”是一羣拒絕資產階級革命的“極端君主主義者”，聲稱等級制度要比自由平等更為重要;20世紀中期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推崇極端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極右主義”；當下歐洲的極右主義則主要表現為右翼民粹主義、恐伊斯蘭主義和反全球主義。總體來看，當前歐美社會的“極右主義”主要具備民族主義（nationalism）、種族主義（racism）、排外恐懼（xenophobia）、反對民主（anti-democracy）和強勢國家（strong state）等五大特點。其中，“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反民主和排外民族主義是界定‘極右主義’的基本屬性，仇外心理、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則是它們的伴隨特徵”。

**極右主義在本質上挑戰資本主義“民主”所宣傳的“自由價值觀”。21世紀以來，歐美的極右勢力雖然都在自由主義民主的框架內行事，特別是歐洲的極右主義政黨都積極參與選舉、支持政治平等和多選政府，但是歐美極右勢力“在根本上依然挑戰民主的關鍵機制和自由價值觀，包括少數族裔的權利、法治和分權等”。**伊麗莎白·卡特認為，反民主是“極右主義”最為顯著的特點，因為歐美極右主義政黨在組織結構上一般強調高度的集權化，突出領導人的個人絕對權威。不僅如此，當代歐美的極右主義有着較強的排他性，對外來移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特別是伊斯蘭教）和少數羣體的平等權利等“民主基石”在本質上並不十分支持。但需要説明的是，極右勢力出於功利目的捍衞“言論和新聞自由”。或者説，極右勢力經常通過捍衞“言論和新聞自由”來為自己在公開場合發出具有排外情緒、極端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政治不正確”言論進行辯護，同時抨擊左派媒體、政黨和社交平台等對各類極端言論的審查。

**極右勢力對“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國家政策存有複雜態度。一方面，極右勢力支持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強調國家應該放鬆對經濟的管制，要求減少税收等。另一方面，極右勢力又批評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市場和多邊組織的過度依賴與推崇，指責大量移民導致歐美社會的失業問題、文化和社會衝突，消極看待全球化的影響。**例如，歐洲的極右勢力指責“歐盟一體化”侵害了本國利益，反對包括歐盟在內的超國家組織；美國的極右勢力要求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強調所謂“美國優先”，質疑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的有效性。在極右勢力中盛行的“新秩序陰謀論”雖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含義不盡相同，但都質疑國際組織和支持全球化、多元文化主義的精英；認為他們正在共謀顛覆國家主權，所資助的各類全球化和多元文化項目將會威脅歐洲和美國人民的種族和經濟主權。

**從具體內涵來看，當下歐美極右力量均以“種族主義”為意識形態底色和精神內核，輔之以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反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等表現方式，本質上是對“白人優於其他種族、本土人優於外來移民”等級制的復歸。**歐洲的極右勢力奉行排外主義的意識形態，從反對伊斯蘭移民、反對難民逐漸發展到反對非歐洲的一切外來民族。他們聲稱，政治精英用“後現代主義”侵蝕社會文化，外來移民的增加侵蝕了本該屬於本土歐洲人的福利，同時帶來社會動盪。從政策層面考慮，他們指責“歐盟一體化”侵害了本國利益，導致本土歐洲人地位的相對下降。他們從追求全球主義的歐洲一體化退回到民族主義的本土保護主義政策，反對包括歐盟在內的超國家組織。歸根到底，歐洲的極右勢力對伊斯蘭教的偏見、對外來移民的排斥和對包括歐盟在內的超國家組織的反對，在本質上都是為了保護本土歐洲人的權益。美國的極右主義則突出表現為白人至上主義，聲稱包括非洲裔、拉丁裔和亞裔在內的外來移民搶走了美國本土白人的工作機遇，使之遭遇經濟困境。他們質疑建制派政治精英，反對政府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認為這些政治精英從未真正考慮民眾（特別是底層白人羣體）的利益，表現出“民粹主義”和“反建制主義”的意識形態傾向。在國際上，他們反對全球化，要求恢復美國“昔日的榮光”。美國極右勢力表現出的本土主義、民粹主義、反建制主義和反全球化傾向，在根本上也是為了維護美國本土白人曾經在經濟與社會上的主導和優勢地位，因此本質上也是種族主義的。

（二）以傳統社會組織和非正式網絡為主的多樣化組織形式

歐美極右勢力不僅通過傳統的組織方式來招募成員、擴大基本盤，還利用自媒體平台形成鬆散的亞文化組織來傳播極右主義文化。

1.傳統組織形式。

**政黨、社會運動組織和學術機構都屬於極右勢力的傳統組織方式。**極右政黨在管理結構上更加嚴格、集權化，並強烈依賴政黨領袖的個人魅力。就歐洲而言，包括法國的“國民聯盟”、德國的“另類選擇黨”、奧地利的“自由黨”等在內的極右政黨都已經成為具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極右組織。由於美國的兩黨制不利於第三黨的發展，極右勢力只能通過影響美國的主流保守派政黨——共和黨來擴大自身的政治影響力。因而，美國尚未發展出影響力較大的極右主義政黨。極右勢力還通過組織示威、遊行等“街頭運動”方式擴大影響力，形成較為鬆散的社會運動組織。例如，美國的“白人民族主義組織”“種族主義光頭黨”“驕傲男孩”和歐洲的“歐洲愛國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等在近年來比較活躍。極右主義學術組織的管理結構比上述兩者更加鬆散，通常是以個體、俱樂部和線上活動室的方式進行，通過組織會議、出版書籍和雜誌等方式來教育內部成員，為極右主義意識形態提供理論依據和合法性，並吸引更多受眾。這類組織包括“歐洲文明研究小組”、美國的“移民改革聯盟”和“國家政策研究所”等。

2.非正式網絡形式。

**進入21世紀後，極右勢力緊隨時代變化，以社交媒體網絡為平台進行發聲，炮製所謂“酷炫”文化來吸引年輕羣體。**歐美極右勢力利用包括4chan、8chan、reddit、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體進行宣傳，創建個性化羣組，逐漸形成從屬於極右主義的“亞文化”羣體。這類組織以非正式的網絡形式存在，管理鬆散，有些甚至沒有所謂“意見領袖”。美國的“另類右翼”就是以這種形式發展起來的一股力量。該組織沒有確定的政治理念，以“保守主義是新朋克”為口號吸引年輕受眾，旨在取代主流保守主義和共和黨的建制派力量。該組織由一羣被邊緣化、無組織的互聯網活躍者和宣傳者羣體發起，通過支持2016年特朗普的競選活動而聲名大噪。它創造了以圖片和幽默為基礎的亞文化，喜用幽默和諷刺的語言來表達白人至上主義或種族主義等極端保守主義的思想主張，以減少威脅性，試圖與“3K黨”“新納粹”這類傳統白人至上主義組織區別開來。在大數據時代，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線下組織的運行成本遠超過非正式的網絡組織，其嚴格的管理組織形式也不符合年輕世代的心理特點。非正式網絡組織因其輕鬆的文化氛圍和鬆散的組織形式反而擴大了極右主義的基本盤。受此影響，政黨、社會運動組織和學術組織等傳統組織也開始使用新媒體來增強影響力，進一步擴散極右主義思想，擴大極右政黨的選民羣體範圍。

（三）藉助社會危機實現極右思想的擴散和極右力量的重組

歐美極右勢力利用金融危機、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問題給民眾帶來的壓力與不安，藉助信息技術和社交網絡形成鬆散的亞文化組織，大肆宣傳極右主義文化，試圖擴大政治影響力。2020年初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重挫歐美各國經濟，加劇其國內危機與國際矛盾。極右勢力藉助疫情危機，散佈虛假信息和仇恨情緒，組織“反封城”遊行，推廣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極右勢力雖然曾因美國的“國會山暴亂”等事件遭遇一定打擊，但也藉此完成了力量的重組與集結，並加深歐美極右勢力之間的聯動。

**一方面，極右勢力利用民眾對新冠病毒的未知與恐懼心理，將其與外來移民與其他人種所謂“滅絕白人種族”的陰謀論相聯繫，以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反建制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反猶主義等意識形態滲透主流文化，加劇社會撕裂。**在美國，極右勢力散佈所謂“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的陰謀論，掀起美國社會反華、排華的種族主義浪潮，並在國際層面加劇中美關係的惡化。在歐洲，不少極右政黨將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與外來移民、少數族裔聯繫在一起，以此煽動歐洲內部的排外思潮，為其反移民、反全球主義的政治綱領提供註腳。

**通過製造“信息疫情”，歐美極右勢力在擴大自身影響力的同時，也在客觀上以種族矛盾掩蓋了疫情所加劇的社會經濟不平等與歐美社會的結構性危機。**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發令各國政府都措手不及，但疫情在歐美社會未能夠及時得到遏制則應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結構性缺陷。黨派政治的嚴重極化導致各政黨為了自身利益或選舉勝利而難以顧全大局；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加劇了個人主義的傾向，阻礙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形成合力共同抵制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如此，疫情還使歐美社會內部的經濟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懸殊問題進一步凸顯。然而，極右勢力卻抓住歐美社會底層白人羣體因長期遭受“政治正確”的逆向歧視和社會主導地位遭受威脅而產生的“相對剝削感”，用“種族矛盾”和“排外主義”轉移民眾對這些根本性問題的關注。他們將“移民”和“少數族裔”作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通過煽動“種族矛盾”來消減民眾因疫情而加劇的經濟不安全感，掩蓋造成政府抗疫不利的結構性癥結，以及疫情所激化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如此一來，社會危機不僅沒能得到正視和解決，反而進一步惡化；歐美國家內部的種族和民族矛盾也愈加嚴重，造成社會的進一步撕裂。

**另一方面，以“弗洛伊德事件”為代表的社會事件引爆歐美社會內部的結構性危機與矛盾，推動羣眾抗議運動發展。**此類事件引起了歐美極右勢力的政治反彈，他們以“白命攸關”（White Lives Matters）運動和“國會山暴亂”等行動進行反擊，表達“不滿與憤怒”。其中，“國會山暴亂”對美國的極右力量造成重創，不少極右分子因此被捕。但同時，它也為極右勢力提供了一次力量重組與集結的機會，並使歐洲的極右力量產生“共鳴”。“國會山暴亂”被認為是對美國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觀的顛覆，使不少較為温和的中間派保守人士離開極右主義隊伍。但在部分“堅定”的極右主義者看來，此次行動極為成功，是對法治與建制派的挑戰。在國際層面，歐洲的極右勢力密切關注這場暴亂，並試圖利用它所帶來的極右主義的高漲抬升自身影響力。2020年8月，極右主義者試圖衝入德國議會。德國極右主義雜誌《Compact》的主編埃爾薩瑟聲稱這是“一次因計劃不足而失敗的光榮嘗試”。在歐美極右勢力聯繫日漸緊密的當下，類似“國會山暴動”事件很可能成為加強二者關聯性的紐帶，進一步促進極右主義的全球化與主流化。

▍未來趨向：資本主義的“病理常態”與極右勢力的“適應困境”

從長遠來看，極右主義作為歐美社會的“病理常態”，將持續存在並加劇歐美的社會危機。但鑑於歐美社會極右勢力存在着“適應困境”，它又不太可能在真正意義上超越政治“主流”或從根本上改變歐美社會的基本矛盾，只會進一步加劇歐美社會的極端化。

（一）極右勢力反映資本主義的“病理常態”

不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極右主義政黨或運動並非新鮮事物。研究極右主義的供給派理論學者漢斯-喬治·貝茨認為：“右翼激進主義存在於所有的工業社會之中，並且應被視作現代民主‘正常的病理狀態’（normal pathology）。”卡斯·穆德則從供給-需求側的角度綜合考慮極右力量在二戰後的迅速發展，指出由於戰後的極右主義在意識形態上與民主主義價值觀一脈相承，因此應該視之為民主制度的“病理常態（pathological normalcy）”。考慮到極右主義的發展源流及其內涵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緊密聯繫，作為“病理常態”的極右主義將長期存在於歐美社會中，反映、掩飾並轉移着歐美社會內部的矛盾與危機。

**在不同時期，極右主義思潮總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回應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變遷引起的某些社會羣體的“地位替代”問題，反映了那些無法理解、更無法駕馭當前複雜的社會現實羣體的苦澀。**例如，美國的“一無所知運動”是熟練工人主導地位受到非熟練工人影響時所產生的以“本土主義”為表現形式的回應；20世紀50年代法國的“布熱德主義”則是在工業化時期法國農村地區被城市所邊緣化，小商人與工匠的社會地位被製造業資本家所取代時進行的“民粹主義”式回應。而在當下，歐美極右勢力的高漲則是針對白人羣體因社會主導地位被少數族裔和外來移民所影響而產生的“身份危機”的回應。

**從根本上來説，極右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社會主要矛盾與文化危機的回應與轉移，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不平等。換言之，只要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危機依舊存在，極右主義將與之形影相隨。**21世紀以來的歐美極右勢力就是在歐美國家進入後工業化時期，資本全球擴張帶來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劇變背景下發展起來的。資本的逐利本性帶動金融業的迅速發展，推動資本的全球化擴張，促使各類跨國公司應運而生。通過引進外來移民作為經濟發展的後備軍、推廣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等手段，資本在盈利升級的同時也帶來社會不平等的日漸加劇，導致勞工與資本之間的矛盾在事實上被激化。由於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管理模式的變化，勞資矛盾變得更為隱蔽，取而代之的是底層草根與社會精英之間的對立衝突。為使資本全球化更加平穩進行，同時緩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歐美國家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多元主義”的文化政策。平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和少數羣體抗議運動的迅速發展，對基督教文化和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的傳統價值觀形成影響。

**西方選舉制度的根本缺陷也決定了極右主義必然存在。**競爭性選舉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然而，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西方的選舉制度日趨形式化，並隨着時代的發展暴露出弊端和侷限性。從根本上説，資本主義政黨代表的總是資產階級而非人民羣眾的利益。隨着競選成本的提高，西方的民主選舉日漸淪為金錢政治，受到經濟精英及其代理人的控制。選舉政治中的相對多數原則使各個政黨必在競選中採取各種手段吸引選民，以取得政治領導權。他們以“本土主義”回應白人羣體在經濟、社會與文化上被外來羣體和少數族裔影響時的不安與失落，以“威權主義”來維護白人羣體所懷念的傳統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並以“民粹主義”表達出對精英的不滿與反抗。但事實上，這些不過是極右勢力用於轉移資本主義社會根深蒂固且日漸加劇的勞資矛盾的“幌子”。

因此，導致歐美社會結構變化與文化危機、白人羣體身份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極右勢力將白人經濟社會地位的相對降低歸咎於“他者”——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以及政治精英的腐敗統治，以此來掩蓋歐美社會發生結構性變化的根源——資本的全球性擴張及其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只要資本主義制度性社會不平等繼續存在，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便將持續催生某些發生“地位變化”的羣體，極右主義也便有了持續滋生的土壤。

（二）極右勢力存在“適應困境”

極右勢力在西方社會的存在是一種必然且長期的現象，但不太可能對西方社會的政治生態產生顛覆性影響。作為一種內生於西方政治制度的力量，極右勢力為了實現政治目的，在發展過程中終將陷入“適應困境”，並限制其進一步發展。就長遠來看，極右勢力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去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矛盾和危機，且極有可能在轉嫁危機的過程中導致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從而推動歐美社會走向極端化。

**極右勢力的發展動機與運動目標決定了其對資本主義社會根本矛盾與危機的“視而不見”。歐美的極右主義運動多是“以價值為導向的政治運動，往往對於奪取政權感興趣”。**極右政黨的目的在於影響社會中的保守派選民，取得選舉勝利。針對此類選民的心理需求，他們投其所好，制定出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政治綱領。這看似以民為本，但極右政黨本身就是與普通羣體相對立的“政治精英”，其背後仍代表着大資本的力量。他們並不願意去改變造成其目標選民痛苦根源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因為極右政黨本身是這一制度的受益者，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為其帶來的既得利益。

從極右主義的發展歷程來看，絕大多數的極右勢力僅僅只能對公共政策和主流政黨產生影響，而難以成為執政力量。其根源就在於極右勢力面臨“適應困境”：“為了被主流社會所接受，防止被國家壓制，他們需要變得温和；但為了滿足其核心成員的呼籲，並保持清晰的形象，他們又要保持極端”****。

一方面，為了能夠被主流社會所接受，歐美極右勢力一直在努力地實現“温和化”。這是由於經歷過二戰和“法西斯主義”帶來的災難之後，歐美社會各界竭力反對政治極端主義並遏制一切反民主的政治運動。二戰之後的極右勢力通常在歐美社會的民主制度框架內進行活動。在意識形態和修辭方式上，極右勢力也刻意使用更加委婉、温和的語言以使自己的價值觀易於接受。雖然21世紀以來的極右主義在本質上帶有“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的色彩，但極右勢力拒絕“對號入座”。他們用“本土主義”強調對本土羣體的關注而非對外來羣體的歧視，從而淡化意識形態中的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色彩。例如，歐洲的極右勢力使用“民族多元主義”概念來反對“文化多元主義”。從表面上看，它強調對文化獨特性的保護，強調人們擁有保持不同文化的權利，但其本質卻是推廣種族分裂主義。這類言語上的包裝與修飾都是為了使極右主義意識形態不因過於極端而招致反感和鎮壓。

另一方面，極右勢力必須使自己保持一定程度的“極端化”以吸引核心受眾，否則會因同其他保守主義政黨雷同而失去政治吸引力。為了迎合目標選民，特朗普在2016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中頻繁發表極端言論，包括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在美墨邊界築牆”等，得到了極右主義者的支持。法國“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勒龐頻繁發表反移民主義、反宗教激進主義的極端言論，以彰顯其與主流保守主義政黨的不同，吸引極端保守主義選民的選票。

總之，極右勢力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與選舉優勢，不得不在“適應困境”中徘徊反覆：為了能夠在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温和化”；為了在保守主義陣營中脱穎而出，保持選舉上的優勢，又保持一定“極端化”。這種徘徊反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極右主義力量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不僅如此，為了獲得選舉的勝利，在極右勢力迅速發展並改變社會氛圍的情況下，主流政黨也會在戰略上或言辭上模仿極右力量，以吸引支持極右主義的選民羣體，繼而弱化極右政黨對其目標選民的吸引力。

********************▍********************影響：歐美社會的內部撕裂和國際社會的動盪不安

歐美極右勢力的復甦對這些國家的內政外交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極右力量近年來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壯大直接加劇了歐美社會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另一方面，極右政治力量的壯大使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呈現較強的“保護主義”和“反全球主義”傾向，加劇了國家間的摩擦與衝突，不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發展。

（一）極右勢力對歐美社會內部的影響

1.極右勢力的發展加劇了歐美國家主流右翼政黨的保守化傾向，刺激其他政黨的激進化，從而導致歐美政治日趨極化。

西方民主選舉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導致各大政黨在選舉過程中需要根據不同部分民眾的需求制定“政治產品”，導致各大政黨的競選綱領和施政綱領存在很強的“羣體針對性”。**受到極右翼政黨在歐洲社會日趨主流化的刺激，“主流政黨需要迎合被極右勢力鼓動起來的部分選民的期望，修正傳統的執政理念，積極應對極右政黨的政治訴求，從而在競選綱領、執政理念等方面‘右轉’”。**例如，在2019年的地方選舉中，為了防止選票流向極右陣營，馬克龍不得不在移民政策上選擇折中路線，宣佈收緊移民政策的20條新規；德國、奧地利等國也逐漸收緊了難民和移民政策。極右政黨為了能夠得到更大範圍的支持，又不斷地向主流右翼政黨靠攏。**從整體上來看，歐美社會的右翼力量日趨保守化。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區別於極右政黨並與之競爭，傳統中左翼政黨也逐漸向更加激進化的方向發展，並得到了民眾的支持。**例如，在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中，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黨的候選人梅朗雄主要利用社會公平和環保議題，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恢復巨税制、在憲法中納入“綠色規則”等，成為許多拒絕馬克龍和勒龐的年輕選民的選擇；在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中，推崇綠色新政、強調社會公平的桑德斯也在競選中獲得了一定成功。在這兩股力量的作用下，歐美社會的政治光譜開始往“左”和“右”的兩個方向偏離，繼而加劇政治極化現象。

2.極右勢力的發展加速了歐美社會的撕裂，不利於社會的穩定與聚合。

21世紀以來，極右勢力抓住底層白人羣體的不安全感心理，在移民問題上採取排外主義政策，在經貿問題上反對全球化，推行民族保護主義經濟政策。在這些做法的影響和鼓動下，歐美社會對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的不滿情緒日漸發酵，激化不同民族與種族之間的矛盾，導致針對猶太人、穆斯林和亞裔的恐怖主義暴力事件頻繁發生。例如，2022年5月14日美國布法羅市造成10死3傷的槍擊案，是年僅18歲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大替代理論”影響下釀成的慘案。相關研究顯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英國的仇恨犯罪上升124 000起，創歷史新高，其中種族動機犯罪佔了近75%。僅在2020年，法國針對穆斯林的攻擊事件增加了53%。種族主義暴力事件的發生不僅給社會造成不安，也激起了少數族裔羣體的抗議，進一步加劇歐美社會的內部撕裂。

（二）歐美極右勢力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1.極右勢力在對外經貿政策採取“民族保護主義”，阻礙全球化自由貿易的持續發展。

例如，英國的“脱歐”阻礙了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並給歐洲的對外貿易、金融監管和人才流動等帶來不確定性，造成英國和歐盟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特朗普在任期間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一切以美國的經濟利益為首要考慮，致力於實現美國產業的“迴流”。其間，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對中國開展並升級貿易摩擦；以雙邊經濟貿易協定逐漸取代多邊經貿協議，對歐盟、日本和韓國等施加關税壓力，加速了美國同其他國家的經濟脱鈎。歐美有關國家對外經貿政策的這些動向，導致各國之間貿易摩擦不斷，阻礙了全球經濟復甦。

2.極右勢力在外交政策上表現出反全球化和孤立主義傾向，阻礙全球治理合作的深入發展。

這點在歐洲表現為歐洲各國在難民和移民政策方面的收縮，而在美國集中體現為特朗普時期的“退羣外交”和“孤立主義”政策傾向。在茶黨和另類右翼的支持下，特朗普為了兑現自己的競選承諾，回應美國中下層白人羣體的利益訴求，在外交上表現出強烈的右翼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傾向。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伊核協議等，並以“退羣”為威脅要求世界貿易組織進行改革，重啓北美自貿協定的談判等。這些做法不利於以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與發展，使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遭遇危機。美國還推行保守的移民和文化交流政策，包括嚴格限制部分伊斯蘭國家的公民入境，對拉美的非法移民進行遣返，對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規定各種不合理限制條件。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各國之間交流往來減少的大背景下，保守主義的移民政策與種種留學限制進一步阻礙了國際社會的人文交流，加深各國之間的隔閡與誤解。歐美社會極右勢力崛起帶來相關國家外交政策的保守化，也將可能刺激一些國家的“政治極端化”傾向，導致民族主義回潮和反全球主義抬頭。

3.歐美極右主義的外溢也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局部衝突，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發展。

歐洲與美國的極右勢力在近年來已經形成一種跨國聯動效應，包括極右主義思想的傳播、暴力行動的擴散和極右分子的交流往來。例如，發源於法國的“大替代理論”在德國、英國、美國等地迅速傳播，並得到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認同；發生在歐洲的極右主義犯罪刺激了美國的極右恐怖主義行為；美國南加利福尼亞的極右武裝組織“崛起運動”（Rise Above Movement）在2018年前往德國、烏克蘭、意大利等國同當地的極右主義組織成員會面，以期“改進戰術，發展更好的反情報技術，強化其極端主義觀點並擴大全球網絡”。極右主義的外溢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加劇國際社會的衝突。例如，在俄烏衝突爆發後，歐美社會的極右勢力中就有相關成員作為志願軍前往烏克蘭支援被視為“新納粹武裝”的“亞速營”。

********************▍********************結語：歐美社會極右勢力抬頭的治理鏡鑑

極右勢力之所以能夠在歐美社會死灰復燃，根源在於歐美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和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存在。歐美社會結構的變化加劇了社會內部各階層、種族和羣體之間的矛盾，這種深化的矛盾以白人羣體的不安全感為突出表現，並被極右勢力所利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歐美國家治理失能和制度失效的體現。**一方面，受到大資本的控制和利益驅使，歐美國家未能真正實現公平公正的經濟治理。在全球化的競爭中，歐美國家一定程度上以犧牲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為代價實現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造成社會上貧富差距的擴大，加劇不同階層和族羣之間的矛盾，為極右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現實土壤。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制度的低效阻礙了政治民主的真正實現。**西方自由民主制雖在形式上實現了政治公平，卻在具體實踐中受到資本力量的操控而違背民主初衷，忽略了佔社會主體地位的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西方自由民主制導致國家精英與草根平民之間出現了裂痕與隔膜，推動了右翼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思潮的抬頭，為極右力量的復甦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歐美極右主義思潮與極右政治力量的推波助瀾下，有關西方國家的涉華政策更具敵意和對抗性，對我國的經貿活動、國家形象甚至於國家統一大局都產生了負面影響，需要我國重視並嚴加防範。**首先，受右翼民粹主義的影響，特朗普政府發動了現代歷史上對華的最大貿易摩擦，企圖通過向中國多種商品（特別是智能科技和通信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税、對中國啓動301調查和對中興通訊、華為等高科技企業實施制裁等方式扭轉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所謂“長臂管轄”和科技脱鈎等措施對我國的出口貿易商、商業投資和中外合資企業等都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給我國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製造困難。其次，美國極右勢力和部分右翼政客反覆炒作所謂“新冠病毒中國起源論”“世衞組織受中國控制”等陰謀論和謠言，加劇了中美關係的惡化。2020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次民調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不管高漲，約有73%的美國人對華反感，並認為“中國需為新冠病毒的蔓延負責”。再次，在排外主義、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等極右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不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都將中國作為美國的“假想敵”，企圖通過干涉內政遏制中國崛起。

針對歐美極右勢力抬頭提出的教訓與對我國安全發展的潛在威脅，我國要在經濟社會治理方面、執政能力和黨風建設方面和對外部風險防範方面予以加強。首先，要加強經濟社會的協調與共享發展，消除極端思潮產生的社會土壤。我國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竭力發展國內統一大市場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經濟穩步增長和全面共同富裕維護社會穩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其次，要強化黨的執政能力和作風建設，密切黨羣聯繫。這要求從戰略上高度重視作風建設問題，在實踐中純潔黨員隊伍，防止脱離羣眾。最後，防範外部潛在風險，與西方反華勢力開展持久鬥爭。面對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問題，我國應堅決反擊。我國需“清醒認識前進道路上進行偉大斗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發揚鬥爭精神，提高鬥爭本領。既要敢於鬥爭，勇於碰硬，又要善於鬥爭，講究鬥爭藝術和策略。要用好統一戰線這個法寶，團結大多數，搞好大聯合，不要四面出擊，不搞關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