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道路上的經歷及感受_風聞

作者：姚仲明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歷任中國駐緬甸首任大使、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外交部條法司司長，文革後任文化部副部長；退居二線後，任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

1950年2月，我在濟南擔任市長並被選為人民代表，正在忙於參加山東省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之際，中共山東分局將中央命我出國從事外交工作的調令交給了我，令我在兩週內抵達北京去外交部報到。我按要求執行了。

我想這出國的任務之所以落在我的身上，大概是由於我曾在青島擔任過山東解放區與聯合國救濟總署分署進行談判的代表；後又曾擔任軍調部青島小組中共首席代表；加之我在煙台任市長期間又負責主管過那裏的外事工作。

△ 李克農為北平軍調部駐青島小組中共代表姚仲明送行。

**我又想到，新中國成立後，外交戰線的開闢，正説明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從天翻地覆的勝利走向更具深遠意義的勝利！**每一個革命戰士面對歷史賦予的新任務，都理應勇往直前地去肩負，所以我決心寧早勿晚趕到北京辦理報到手續。由於中央調人出國辦外交，使在濟南工作的不少同志感到振奮，認為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會大大增強。有的要求隨我去，有的委託我到外交部順便為其報個名，願出國做外交工作。同志們的這種愛國熱情使我也頗受鼓舞。

“

首任駐緬甸大使

到外交部報到後，先由副部長李克農同志和我談話。由於在軍調部一起工作時，他就常代表組織給我指示，所以這次重逢便格外親切。他問了我從山東戰場進城後的一些情況後就開門見山地説：“形勢的發展，急需派大批幹部出國辦外交。至於派你去哪裏，黨還沒有最後定案。首先住下來，要集中精力學習一段時間，看文件，聽報告，參加討論會，還有必要的參觀。這是出國前必需的準備工作。”

我記得是1950年的4月份，李克農同志通知我，組織決定我擔任駐緬甸大使，要我做應有的準備。他特別叮囑：“你館幹部的配備，由你提名推薦，由中央有關組織部門審定後下調令。”並告知，因外交部成立不久，對各級幹部的瞭解很有限，為避免出現“瞎子捉麻雀”的主觀主義，只有走羣眾路線，依靠各位大使同志，從自己瞭解的幹部中選拔提名，才能夠較妥較快地解決問題。我答應照指示精神辦理。

△ 右為中國駐緬甸首任特命全權大使姚仲明

1950年六七月份，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朝鮮的形勢日益明朗，周總理一再催促已確定派遣的駐外大使盡快出國到位，以利於開展應有的工作。我奉命於７月下旬出發，偕同駐緬甸使館人員，先到香港採購一些公私用品，即乘船赴仰光。在船上，我們曾就抵達仰光碼頭後的情景做了設想，對如何在禮儀上做到得體的問題進行過反覆討論，因為這是新中國的外交官員第一次在緬甸亮相。據估計，緬甸外交部的禮賓官員必會到場，華僑代表也會前來迎接，也會有些記者。我們照此情況做了大體安排。

當船抵碼頭後，只見人羣聚集在岸上，彩旗招展、鑼鼓喧天。緬甸外交部的常任秘書及禮賓人員上船表示歡迎，並告知岸上有緬甸的廣大羣眾和華僑在列隊歡迎。我對緬甸政府做如此隆重的安排表示感謝。我使館人員按計劃男同志均着中山裝，女同志均着旗袍，整隊隨我下船。人羣中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下船後，我按事前準備好的講稿發表了睦鄰友好講話，並深切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歡迎。此稿向在場記者散發了。接着，我們的隊伍在羣眾中走了一圈，見羣眾隊伍中打着一個橫幅，上寫着：“歡迎我們新中國的大使及全體使館人員。”也有的旗上寫着：“慶祝中緬友好關係日益發展！”

事後，在場的人們反映強烈，認為這次歡迎使館人員場面之熱烈在仰光是空前的，任何國家的大使到任都不曾有過這樣的場面。新中國外交官的風度既莊重又和藹大方，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正氣！這是毛主席派出來的外交隊伍，使人耳目一新。

△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

當我使館人員暫時安頓就緒之後，依照緬方的安排，由我率領本館高級外交官員向蘇瑞泰總統呈遞了國書，接着順利拜會了緬甸官方的一些高級官員以及同我國建交的若干國家駐仰光的使節。由於初步對外活動接觸面較寬，在友好交談的氣氛中增進了對緬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情的瞭解。從此，我使館的系列工作逐步展開：

**一是調查研究。**每天我們都把當地報刊的重要新聞和文章翻譯出來，打印後，送使館各單位參閲，並要求各單位有計劃地進行對外活動，瞭解有關情況，宣傳我國對外政策和抗美援朝的正義立場。

**二是妥善處理起義人員。**國民黨駐緬甸大使及其使館若干人員還有駐臘戍總領事，在新中國成立後曾公開聲明棄暗投明，舉行了起義，且盡責保護使館財產及檔案，等待新中國使館的官員去接收。我使館認為此事早辦為好，因此及時向起義人員進行了思想工作，闡述了中央的政策，對他們的起義給予了應有的評價，接收了他們負責保管的財產，安排他們回國去外交部報到，或學習，或安置工作。

**三是解決使館的辦公地址和多數人員的宿舍問題。**原國民黨使館遺留的辦公房舍極其簡陋，作為新中國駐外的代表機關，顯得很不相稱，而且房舍系木結構，對保密、保衞工作也不利。只有大使官邸尚可容納少數人住，絕大多數幹部均臨時住在房租昂貴的大飯店裏。

根據我國外交部頒行的建館原則，我館在緬甸政府的協助下很快買到了房子，又在華僑的幫助下進行了擴建。這樣，一座有中國建築特色的大使館出現了。辦公、住宿、舉行大型宴會的設施問題都解決了，還吸引了外界不少人到我使館門牆外觀光。1954年周總理訪問緬甸時曾到使館看望，對此表示讚賞，認為設計可取。

**四是抓內部工作和思想作風建設，以求迅速適應對外開展活動的需要。**大家在出國前雖然都經過半段專門學習，但出國後在實際對外活動中仍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如對社會環境的不適應，對參加外交活動的不習慣。我深知同志們有做好工作的熱情，只是長期參加武裝鬥爭或從事地方上的羣眾工作，習慣成自然，而今參加外交活動感到有些彆扭是不奇怪的。這就需要在貫徹執行各項任務前，召集有關同志一起研究佈置、強調若干注意事項，事後一起總結經驗，指出不足，以求逐步提高。

回憶起來也真讓人好笑，有的女同志為出席宴會進行化妝，打扮完畢後對着穿衣鏡一照，怒氣沖天，將旗袍一脱摔在牀上：“不幹了！”説什麼自己是爬山越嶺打游擊出身的，今天卻化妝成了嬌太太，何必受這個鬼罪！周圍的同志解勸説，事到臨頭不出席赴會，對外勢必影響友好關係，對內勢必違反外事紀律，決不可以如此衝動！經勸説之後，她又披掛整齊，昂然上陣了。大家認為我們的同志是講道理的。

又議論到不少男同志對女同志穿高跟鞋有反感，女同志更有苦衷。一些同志指出，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舉步艱難，如受苦刑，每當赴宴完畢上車返回途中就將高跟鞋脱掉，抵館後下車拎着高跟鞋走進大廳，還唱着：“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讓大家看了，既好笑，又親切。

有的同志認為我們外交人員的穿着不宜脱離祖國的風氣，既要代表祖國，又要照顧到駐在國的習慣，決不可將來自西方的洋規矩看成是至高無上的。女同志在緬甸穿平底或半高跟鞋也很莊重；在一定的場合願穿高跟鞋也可以，但力求駕馭自如，穩重大方。我在飯後茶餘歸納了一首順口溜：“高跟皮鞋捷足登，巾幗英雄變了形，一步一步如搗蒜，步步相連敲鼓聲。對外影響要思量，革命傳統需發揚，結合實際創新風，別具一格又何妨？！”

△ 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時同緬甸總理吳努在一起。

從1952年起，中緬兩國間的友好往來逐漸頻繁。首先是我方派出文化代表團，由丁西林率領，其中包括文化界多方面的權威人士。而後又派出了鄭振鐸率領的大型藝術表演團進行訪問演出，包括了北京、上海著名的藝術家，這對中緬兩國友好關係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接着，兩國工人代表團、農民代表團、青年和婦女代表團等進行了互訪。我國國慶節有時也請對方派團來參加觀禮。由於緬甸奉佛教為國教，我們也派了佛教代表團去訪問，並恭陪佛牙去仰光供佛教徒朝拜一段時間。緬甸的輿論贊揚中緬兩國友好關係的逐步發展，我駐緬甸使館人員的情緒也很高昂。

特別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周總理在訪問印、緬後都發表了聯合聲明，重申五項原則。這在當時駐仰光的一些外交使團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多數人力表讚揚！

就在這一年的冬季，緬甸總理吳努訪華，他要我從仰光起就陪同其訪問，一直陪同到他離開中國為止。其用意是便於他隨時瞭解所接觸到的情況，隨時向我反映他在訪問中的意圖，試探我們的看法。出於這種友好的態度提出的要求我方是理解的。

△ 1954年，首次訪華的緬甸總理吳努與毛主席合影。

他在我方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當眾對大國與小國的關係作了坦誠的描繪，即所謂大象與羔羊的友好相處是非常尊貴的。毛主席在同他會談時突出強調了大國與小國的關係應是完全平等的，我們對此信守不渝，而且要同緬甸增進睦鄰友好關係，作為和平共處的模範。吳努聽了很受感動。

會談後，他告訴我毛主席是誠懇的、富有遠見的，其哲理的高超，其胸懷的博大，令人無限佩服！他還説，他及一起來訪的同僚作為緬甸的代表，對同中國友好合作的發展，大大地增加了信心。

在陪同吳努訪華的過程中，我參加了雙方的會談，既聽到了毛主席的上述談話，又聽到了周總理深入淺出地闡明我們求同存異、發展友好的方針，使我結合實踐上了一次難忘的外交課。

△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團參加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

1955年，周總理去印尼參加亞非會議。由於“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發生了慘案，致使周總理來回都經過仰光並停留。4月中旬的一天夜裏，我們接到中央的指示：明午總理即飛抵仰光，望速告吳努總理。對我駐緬使館來講，這是個措手不及而又必須完成的重要任務。在緬甸政府的協助下，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率領代表團及時到達仰光。總理和陳總住總統府，先同緬方政要交談問題，又預定晚間與尼赫魯、納賽爾、范文同、阿富汗的外長和吳努等一起開會討論萬隆會議問題。

總理在此繁忙情況下還抽空到我使館向大家表示慰問。總理説為萬隆會議，駐緬甸使館寫了不少調研報告，很有參考價值。總理遂問昨日在他從北京起飛後我們又發了調研報告沒有，我回答道：“有一份。”總理説：“快拿來。”總理看過後説：“馬上找章漢夫、喬冠華來，這份報告很重要，趕快一起研究。”當章漢夫、喬冠華到後，總理説：“這份材料充實了我們的一種想法。人家有根據指出帝國主義會利用若干人在萬隆會議上挑撥離間，針對亞非國家信仰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以及國家間的某些矛盾來製造爭吵，以扭轉共同反帝反殖的大方向。若有人在會上挑動，切不可就其偏頗用心與之糾纏不休，別上當。”

周總理説：“我們要就這一問題抓緊深思，把它作為破除障礙的重要焦點去對待。”總理及時擴大對情況的瞭解，又及時抓解決問題的安排。他對工作一絲不苟的精神又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他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當萬隆會議勝利結束之後，周總理和陳總仍取道仰光回國，不少人知道他們對萬隆會議所做的傑出貢獻，紛紛向他們表示祝賀和敬意！

△ 1960年4月，訪緬期間身穿緬服參加潑水節的周總理。

周總理訪問緬甸的次數是比較多的，曾參加緬甸的潑水節，也曾請吳努等人到我國雲南西雙版納來參加我方的潑水節。周總理有一次訪問緬甸之後接着請緬甸總理吳巴瑞同他一起到我國雲南芒市，舉行雙方邊境人民聯歡會；中緬雙方政府互相向對方邊民贈送禮物，旨在促進雙方邊民的和睦相處。周總理所做的一系列友好安排，對當時中緬友誼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我擔任駐緬甸大使的八年時間裏，我國領導人去緬甸訪問的還有葉劍英元帥、賀龍元帥、宋慶齡副主席等，對促進中緬友好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緬通航即是中緬兩國友好關係不斷發展的成果之一。**它是除中蘇通航外我方最早對外的一條航線，去東南亞某些國家、去非洲國家、去歐洲某些國家均把仰光作為我方的中轉站，這使兩國關係更加密切了。

1958年我被調回國。在我駐緬甸使館的後半段，主要圍繞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的精神開展多方面的工作。如為着手解決中緬邊界問題做調研；為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做準備；穩步地促進兩國的經濟交流，文化交流走向縱深。

△ 1960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勘察隊雙方隊長第二次會議在中國昆明舉行，共同研究了第二階段的勘察、豎樁工作。前排左2至左4為：昂季、姚仲明、張國器。

1958年回國後在外交部主管條法司的一段工作中，我仍沒有中斷對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關注。1959年奈温將軍訪華，雙方協議立即着手組織解決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並早日着手進行勘察。隨後，我奉命擔任了該聯合委員會的中方首席代表，於是又頻繁地去緬甸，經常穿梭於中緬邊境，緬方朋友依然習慣地稱呼我為大使。經過一年多的勘察、談判、定線、豎樁，擬出了全部的劃界條約並繪製出新圖，且很快得到雙方政府的審核批准。

**周總理指出，這是新中國同鄰邦解決邊界問題的第一次嘗試，並認為整個進程的順利和速度超出了預料。**究其原因，其一，是由於周總理提出了“互讓互諒”的精神，為緬方領導人所贊成，使一些較困難的問題迎刃而解；其二，在雙方聯合委員會中，從上到下，都有爭取儘快完成任務的決心和信心，雙方協作密切。

總之，中緬雙方的友好合作精神是具有決定性的，雙方都願意早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以增進友誼，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是貫徹和平共處、睦鄰友好政策的勝利。雙方為慶祝這一勝利於1961年初在仰光簽署瞭解決中緬邊界的新條約，周總理應緬甸政府的邀請率政府、軍事、雲南等10個代表團去仰光，我是其中邊界團團長。邊界代表團成員都被授予緬甸聯邦二級勳章。

陳毅副總理為中緬友好關係曾賦詩曰：“我住江之頭，君住江之尾。彼此情無限，共飲一江水。”當時由我國著名作曲家譜曲，著名歌唱家登台演唱，博得了熱烈喝彩。緬方人士瞭解，貫通緬甸南北的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就是中國的怒江，認為陳總的詩句正切合中緬人民關係的實際情景，所以到處傳誦，到處歌唱！

任駐印尼大使

我在中緬邊界條約簽訂之後，正準備議定書的文本時，奉政府之命，去駐印尼使館接替黃鎮大使的職務。陳總特地約見我給予指示，他指出，印尼在東南亞是個大國，在亞非事務中也是有影響的國家。它反帝反殖，同我們共同語言多，去那裏工作很重要。對其發揚萬隆精神，對其提倡有關亞非拉團結、合作的活動，我們予以積極支持。關於華僑問題，要按已有的協議精神處理好，等等。

1961年夏初，我去雅加達執行使命。由於中央同志對我國和印尼發展友好合作的方針及各項重大任務向我交代得十分清楚，黃鎮同志又將我們駐印尼使館的工作狀況和經驗向我做了細緻入微的介紹，使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大增。我抵館後，首先向同志們傳達了部領導的指示，也介紹了國內的情況。在原有同志的熱情幫助下，我較快地進入了角色。

△ 蘇加諾總統

當時，印尼總統蘇加諾對萬隆亞非會議精神的貫徹和發揚是很重視的，力圖在反帝反殖方面作出成就。我呈遞了國書並進行了一系列的拜會之後，首先根據中印（尼）雙方為解決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協議，有步驟地組織撤退部分僑胞的工作，並聽取使館各單位的工作彙報，使我更加心中有數。

不久，印尼將履行主辦亞洲運動會的承諾，其中涉及台灣的地位問題。這自然引起我方的關注。經向印尼進行必要的表態，印尼當局考慮到印尼只承認一箇中國的政治主張，而與印尼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處於不被邀請之列，印尼決心排除陰謀製造“兩個中國”的干擾。蘇加諾總統表示決心抵制有損於印尼聲譽的企圖，提出了計劃在不久的將來要主辦一次規模更大的、包括新中國及一切進步力量在內的運動會，宣告其堅定的政治立場與主辦體育盛會的主張。

蘇加諾總統在60年代初期對國際形勢的研究就形成了一種獨到的體系。他在演講中常論斷，當今世界由兩種力量所構成，一種是新興力量，要求革命，創造新的國際社會，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壓迫；一種是腐朽力量，要求維護在國際上的種種壓迫，並謀求用各種手段擴張其帝國主義的強權。以上兩種力量在世界上正進行着多種形式的鬥爭，堅決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屬於新興力量。所以他提出創辦新興力量運動會，正是他這一思想的體現。

△ 1963年11月，在印度裏西亞雅加達舉辦新興力量運動會開幕式。

印尼籌辦的新興力量運動會，主要邀請亞非拉國家參加，也邀請了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曾派去強大的運動員隊伍，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蘇加諾重視同我國的友誼，還特別邀請了賀龍元帥做貴賓，為這一運動會增加光彩。有的體育強國沒有派出得力的運動員隊伍，蘇加諾總統對其大使表示不滿，他説：“難怪人家説你們是修正主義，希望你們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尊嚴，為新興力量的正義事業熱心起來。”

反帝反殖的思潮在印尼日益發展，蘇加諾總統又發動瞭解放西伊裏安的鬥爭，要使長期受荷蘭統治的西伊裏安回到印尼大家庭中來。我方堅決熱情地支持印尼這一正義行動。西伊裏安解放後，我曾被邀隨蘇加諾總統到那裏參觀過，瞭解到長期受殖民統治的悽慘情況。看到一些華僑多在那裏從事農業、園藝和商業，他們見我主動與之交談，分外熱情。我告訴他們一些國內的情況，他們振奮不已。駐印尼的亞非使節大都認為西伊裏安的解放對亞非反帝反殖事業是一個鼓舞。

我在任駐印尼大使期間，亞非拉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有很大發展。曾有人設想召開亞非拉會議，但又感到尚需創造條件。蘇加諾總統力主進一步發揚萬隆精神，先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為進一步前進和推廣創造條件。

他曾多次同我國領導人協商，經有關各方同意，先由印尼主持若干國家的籌備會議，我方由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參加，我是陳總的隨員之一，可列席會議。在籌備會上，各國代表都認為有必要儘早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也都認為，從反帝反殖的形勢看，如能在非洲一個國家舉行則更有意義。遂商定請阿爾及利亞做東道國，由印尼與之洽談。結果，阿爾及利亞樂意承擔這一重託。

△ 1965年，周恩來總理應邀出席紀念萬隆會議10週年慶典。

在籌備過程中，一些建築工程不能早日完成。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急需，經集思廣益，周總理提出，為擴大影響，可先請印尼於1965年按時舉辦紀念萬隆會議10週年的活動。邀請亞非各國政要參加，也請拉美若干國家派代表來，以利於醖釀亞非拉會議的籌備。我將這一建議轉告蘇加諾總統後，他非常贊同。他要求周總理屆時一定親自來參加，其他國家均由印尼通知。

周總理應邀去印尼參加了這次紀念活動，同與會各國代表就亞非拉大團結，及在反帝反殖、維護獨立的鬥爭中互相支援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對印尼熱心於發揚萬隆精神、致力於亞非拉的大團結所做的貢獻表示尊敬和讚揚。這次紀念活動，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重視，認為是亞非拉走向大團結的序幕。

當第二次亞非會議即將按計劃召開之際，我被中央指定去參加我方出席該會議的代表團，讓我從印尼直接飛往巴黎待命。這時，黃鎮同志正擔任駐法大使。我抵達巴黎後，他把我安置在他的官邸下榻。他告訴我，阿爾及利亞昨夜發生了政變，布邁丁推翻了本·貝拉，這對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召開有何影響，還要看看。他還説：“周總理率我方參加第二次亞非會議的代表團大部分人員已到了開羅，決定由陳總帶若干人先去阿爾及爾，與東道國當局接觸，與已報到的其他國家代表團接觸，觀察形勢動向，瞭解並研究會議能否按計劃召開。”我聽後只好等待下文再説了。

幾日後接陳總的通知，要我儘快到阿爾及爾參加有關活動。我立即飛到陳總那裏報了到，參加了對外開展工作的任務，瞭解到不少人對會議能否開成處於迷惑狀態。有的人希望開成，説既來之則開之；有的人認為難於開成，因不少國家對東道國的局勢動向不瞭解，所以未派代表團來。

△ 周恩來總理

**各方正在揣測不一之際，我們收到了周總理向中央上呈的報告，**大意是説：東道國發生了事變，不少國家尚未派代表來，如按期勉強開會，必不圓滿，反不如暫且不開。中央同意總理的主張，我們對外自然要貫徹這一決定。

恰巧在這個時候，阿爾及利亞為第二次亞非會議所準備的會場，又遭到了意外爆炸，會議開不成已屬定局。我們在阿爾及爾的同志，急忙去開羅向總理彙報，並聽取指示。當時總理正同蘇加諾、納賽爾、阿尤布·汗三位總統一起商談對會議的善後問題，聽取了陳總和幾位外長的意見之後，決定第一次亞非會議籌備委員會仍保留下來繼續工作，對外由周總理和上述三位元首聯名發表一個簡短聲明，其大意旨在説明第二次亞非會議沒能按期舉行，不是亞非正義事業的挫折，無損於萬隆會議精神的發揚光大，以此抵制帝國主義對亞非散佈消極影響。

我奉命從開羅速返印尼。組織上讓我執行一定範圍的傳達任務，主要傳達關於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的經過，説明會議雖然沒有開成，但是積累了經驗，結合實際受到現場的教育卻是深刻的、多方面的。特別是總理及時向中央提出暫不舉行亞非會議的建議，是從實際出發、高瞻遠矚、顧全大局的典範。

我國和印尼在亞非會議問題上，始終是站在一起的，它促使兩國友好關係的多方面發展。在我任駐印尼大使的一段時間內，兩國官方和民間的友好往來幾乎每月都有。羣眾性的特別多，如工農青婦代表團、伊斯蘭代表團，雙方關係甚為密切。正如蘇加諾總統所説：“雙方存在着戰鬥的友誼。”

我國還向駐印尼的亞非記協常設機構派了常駐代表。另外，亞非的作家協會也曾在印尼開會，我國派去多人蔘加。印尼曾是亞非進步羣眾集會的要地之一。我國家領導人在60年代初期去印尼訪問的除周總理和陳總、賀總外，還有國家元首劉少奇、彭真副委員長。這些訪問對兩國的友好合作都具有重要意義。

**還有一個在外交關係上屬於罕見的友好事例。**蘇加諾總統身患腎結石，左腎已失去功能。他有一國際好友系名醫，勸他速去西方某國開刀動手術，否則半年後不堪設想。這個建議被他拒絕，他決不願去西方某國住院治病，因他肩負着處理全國大事的責任。他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採用東方的醫學手段來解決問題。為此他接見我，提出要求中國政府考慮能否派醫生到印尼，為他解除腎結石所造成的憂恐。

△ 1966年吳階平教授與陳毅元帥合影。

他將其病情敍述了一遍。我答應馬上報告我國政府，得到回覆後立即告之。我國政府對此甚為關切，很快決定派醫療組去印尼，以中西醫結合的方針治療，組長為泌尿科權威吳階平教授，還配備了中醫權威嶽美中老大夫及各具專長的幾位大夫。

當我轉告蘇加諾總統後，他十分欣喜。馬上提出了一個印尼醫療組名單，負責接待中方醫療組並協助中方醫療組的工作。我方醫療組於1962年初抵達印尼。在使館，我給他們介紹了有關政治情況和應該注意的事項，隨即讓印尼方面安排給蘇加諾做全身檢查，針對症狀用中醫治療，吃中藥，用針灸，旨在將腎結石粉碎、排出，恢復腎功能。

中藥是從北京帶去的，煎藥在我使館。為防止出差錯，每次將藥煎妥倒進雙方指定的保暖瓶裏，經雙方醫療組負責人檢查後密封並簽字，然後送總統過目並親自畫押收用。

使館擔任這方面的後勤和保衞工作，我方醫療組在治療的過程中，認為需要國內派什麼大夫去參加一定任務，即給國內聯繫，均得到落實。

經一段治療後發現，蘇加諾總統在小便中排出了沙粒。我醫療組因勢利導，調整了處方，接着陸續排出幾塊小石頭。蘇加諾總統很高興，他盛讚中國醫學的奧妙，更感謝中方的深情厚誼。經透視拍片，證明其左腎功能已經恢復。這一令人興奮的消息在印尼傳開後，來找我醫療組看病的人多了。印尼政府授予我醫療組人員國家二級勳章。印尼政府衞生部宣佈：華人凡在中國學過針灸者，均可掛牌行醫，中醫的神奇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

我醫療組於1962年5月回國。經中印（尼）雙方協議，中方醫療組可分期地應邀去印尼，為蘇加諾總統的健康進行復查，後來果然又去過四次。中印（尼）這段友好歷史是令人永遠難忘的。中印（尼）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正通過多種渠道蓬勃地向前發展。

不料，1965年9月底，印尼突然發生了“9·30”事件，竟然導致兩國關係的惡化。1966年4月，我奉命回國彙報工作。國內“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我駐印尼使館的處境也發生了更加劇烈的惡化。我這次奉命回國述職，再未能回使館工作，事實上結束了我擔任駐印尼大使的職務。屈指計算，我在印尼已有6個年頭的歷程。這一歷程正處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國際形勢中，吸取的經驗也是不平淡的。

繼續致力於外交事業

我從印尼回國彙報工作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熊熊燃起，使我對中國外交事業的前途憂心忡忡。

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鍛鍊。分配給我的任務是養雞，所養的雞屬於外國品種。有的老同志對我開玩笑，説什麼“過去當大使同外國人打交道，而今當‘5·7’戰士卻同外國雞打交道了，畢竟還是離不開外交戰線啊”！

我每日一面養雞，一面看報、聽收音機，注視着國際形勢的發展和外交舞台上的鬥爭。那位老同志又説：“你目前的生活體驗對今後寫東西大有用處。”還説，“你在任駐緬甸大使期內，利用業餘時間寫出了《記憶猶新》的劇本，對二次大戰後美帝在中國的橫行霸道，及我們與之針鋒相對的那段外交鬥爭，做了生動的描繪；你在任駐印尼大使期內，又利用業餘時間，寫出了《烏雲難遮月》的劇本。大家看了演出，不少人説，不熟悉外交鬥爭生活的人，是難以寫出這樣的戲的。”我説：“那是過去的事了，今後我還想寫外交題材的戲。”因為我深信以藝術形式宣傳我們的人民外交，在廣大羣眾中必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1971年春，我被外交部調回北京。先讓我治病、恢復健康，後讓學習、看文件。經過一段時間，部領導向我透露：“組織上準備讓你去辦國際問題研究所，考慮到你擔任過兩任大使，對國際形勢、對我國外交政策都有一定的瞭解，挑這副研究機構的擔子應該是合適的，組織上徵詢你本人的意見。”我因幾年不曾工作，對工作大有如飢似渴之感，於是衝口而出：“聽從組織安排。”

1972年初，我擔任了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黨組組長，調集了在外交戰線上若干有經驗的老同志為骨幹，實行老中青三結合；在研究工作中，一面感到十幾年大使的工作經歷是有用的，另一面又深切感到過去的積累還遠遠不夠，必須在現有實踐中學習、再學習。我在國際問題研究所埋頭苦幹，一干就是7年。

1978年，我被調到文化部任副部長，也是由於我曾擔任過兩任大使，而且重視使館文化處的工作，因此讓我分管對外文化交流。我牢記周總理的教導：對外文化交流是外交的重要一翼。所以我心甘情願致力於文化交流的開展。1980年，中央考慮到對外開放的需要，成立了對外文委作為文化交流的歸口機構，也是由於我擔任過幾年大使，又將我調到對外文委任副主任。

1982年，我退到二線之後，組織上將我安置到全國政協參加外事活動，並擔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顧問、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及若干與對外有關的職務。

△ （姚仲明）作者晚年照片

我歷任大使和從事其他的外事活動已近半個世紀，最根本的體會是：必須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用它來武裝自己的頭腦；必須認真做好調查研究，以“下馬摘花”的態度，探索客觀形勢的具體現狀和變化趨勢，以利於在決策上能準確地“有的放矢”，這是節節取勝的最可靠的保證。

**切忌盲目地吸取錯誤的經驗。**如1950年當我們一批外交幹部在準備出國的學習中，聽到一種新奇的經驗介紹，説辦外交最要緊的是掌握説話的準則：“不説話是金子，少説話是銀子，多説話是破銅爛鐵。”

**周總理及時指出它的錯誤，大意是：**這個公式不符合馬列主義的精神，沒有辯證法；外交上的説話，何者為貴，也決定於時間、地點、條件。該保持沉默的可一言不吐，即彎弓不發；該少説的就恰如其分、適可而止地少説；該多説的就必須多説，要説得充分、飽滿、淋漓盡致，以理服人。總之，是以有理、有利、有節為準。

而今回顧我們大量的外交實踐，早已充分證明周總理的論斷是無比正確的，它充分體現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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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一輯）》 

作者 | 姚仲明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