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背後的《底線》_風聞

伴隨着熱度與爭議，《底線》昨晚正式迎來收官日。

這是一部在各種意義上都較為“特殊”的劇集，題材上它是不折不扣的“主旋律”，聚焦的是在影視作品中並不常見的法官羣體；內容上它又相當廣泛，涉及了性騷擾、婚姻關係、家庭教育等熱門社會話題。

在與毒眸（ID：DomoreDumou）對談時，編劇費慧君毫不避諱地提到，《底線》從最初啓動時，就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命題作文”。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在審美價值和娛樂價值之外，承擔着一定社會責任和“普法功能”的劇集。

這種特殊性，既決定了《底線》在創作思路和流程上的不同，也對創作者提出了不一樣的挑戰：需要在保證完成“任務”的基礎上，遵循基本的劇作規律，讓整個故事更完整、更好看。

從播出情況來看，建立在足夠好看的基礎上，觀眾並不十分反感這樣的“命題作文”。雖然從人物設置到具體案件，都在輿論場上引發了一些討論，甚至爭辯，但幾位主創都認為，如果能夠藉此讓某些話題擁有更廣闊的討論空間，也不是一件壞事。

瞭解一種職業生態

《底線》對於主創團隊來説，是個挑戰與興趣並存的項目。

最大的挑戰在於“不瞭解”。費慧君用“茫然”來形容自己接到這個項目的第一反應，“好像每個人都知道法院，但法官們是怎麼工作的，職能部門怎麼劃分，如何運轉，這些我們都不太清楚。”

導演劉國彤是在劇本開始創作後加入的。在看完前五集劇本後，因為當時還不是定稿，他隱隱感覺“還可以再好一點”，但再多的意見也提不出來了，因為對法院不夠了解，欠缺很多專業上的知識，實在“不知道怎麼提”。

法院的生活最初對他們而言像一個黑洞，裏面充滿了未知。而最終促使他們做出決定的，則是想要探索未知的好奇心。

在現有的國產劇中，涉及法官職業的內容屈指可數，題材的稀缺性吸引了劉國彤。除了對法官的職業產生興趣之外，《底線》還有着比較廣闊的創作空間。編劇李曉亮提到，《底線》可以容納很多自我的表達，每個案件都是社會的縮影，有寬廣的外延。

因為不夠了解，大量而翔實採風自然就成了《底線》團隊絕對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在相關部門的協助下，從湖南基層的鄉村法庭，到外派法庭，再到北京、上海、杭州、長沙等城市的三級法院，最後是最高人民法院，都留下了編劇團隊的足跡。

和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同，這次採風的目的，並不明確與劇本對應，更多地指向了一種“感覺”——比起談論可能會用到劇中的、具體的案件或者情節，更重要的是瞭解一種職場生態。李曉亮提到，他們跟各地、各層級的法官聊天的主要話題都集中在個人生活上。“在採風的過程中，我們基本上把各種各樣的法官都見過了，當然不是每一個都會寫進劇本里。”

每種職業都對應一些標籤，比如程序員一定喜歡穿格子衫，最有名的醫生都是白鬍子的老頭。而法官一定是嚴肅刻板的，受TVB劇的影響，他們在很多人腦海中都戴着白色的假髮套。只有在深入職場，接觸到真實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之後，才會打破某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在採風過程中，費慧君認識了“看法律條文像看情書一樣”的北京西城區法官舒鋭，提到感人的故事時會哭到停不下來的中年男法官孫磊，精通豎琴和拉丁舞、非常熱愛生活的民事法官趙霏……這些人完全顛覆了她對法官的想象，在她腦海中組成了一幅鮮活的人物圖譜。

採風貫穿了劇本的整個創作過程。開始創作後，編劇團隊仍然和法官保持着頻繁的溝通。主要是為了聽取他們對情節的看法，以及專業上的意見。

“作為編劇，我們在創作的時候要考慮如何達成戲劇目的，但同時我們也要求自己不能‘失真’，所以會經常性地去跟每一級法院的、不同工作的法官聊，”李曉亮説，“比如邏輯有沒有問題？在真實的法院系統裏，這件事有沒有可能存在？如果他回答‘絕對不可能’，我們也會商量着調整。”

這聽起來像是一套繁雜的流程，甚至是對創作的限制，但實際上卻是提供了更清晰的邊界，和專業內容完全得到保障的安全感。

正如李曉亮説的那樣，任何創作都不可能完全自由。幾乎所有劇本在創作過程中，都會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建議，這些建議大多時候是主觀的，沒有對錯之分。而在《底線》的創作過程中，很多建議都是“確定的東西”，比如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內容，不合法理的邏輯等等。在費慧君看來，這樣反而是效率更高的方式。

除了編劇團隊外，“採風”的主體，還包括導演和演員。在劉國彤看來，參與到《底線》裏的每個人，都需要深入其中去體驗，這是必須經歷的過程。“法官每天都幹什麼，書記員每天都幹什麼，這些都是很細節的事情，光靠聊是沒用的，得像實習生一樣跟着他們去做。”

另外，劇中呈現的很多細節，也都是在現場捕捉到的。例如，劇中“方遠”吐槽法院夏季制服 “又厚又難看”。這激起了一些從業者的共鳴，微博上就有法官發了自己穿夏季制服的照片，調侃：“你猜《底線》為啥不穿夏季制服拍呢？”

劉國彤提到了這個細節，劇組在法院體驗時剛好是夏天，身邊的法官們就經常向他們抱怨夏季制服，“面料是毛呢，很厚又很扎人，裏面還加了一個內襯。”此外，像第一集所提到的關於電子機器人、電子檔案的討論，也是法官們日常“吐槽”的問題。

“我們在經過親身體驗之後，把很真實的內容呈現到了劇裏。”劉國彤説。

找到一種表達方式

雖然收穫了大量的素材，但劇本創作的過程仍然很坎坷。最根本的難題在於，法官的職業特點，天然與戲劇規律存在衝突。

在劇本創作中，需要儘可能地把人物擰在一起，碰撞才能帶來故事。但法官是個“慎獨、慎言、慎行”的職業，同事與同事之間、法官與律師和當事人之間，都不能輕易發生聯繫。其次，一個故事要求人物有目標和行動線，但法官則是居中裁判，不預設立場。

種種困難之下，《底線》劇本的一稿完成得並不好。最初的想法是“人帶案件”，先建立了由“方遠”“徐天”等人組成的“四人小團體”，再講述他們是如何辦案的。但後來發現，這樣並不符合邏輯，因為“律師和法官不能走這麼近”，而且職場先行的邏輯，也會讓觀眾很難入戲。

“所以只能讓徐天不停地辦星城法院的案子。”李曉亮開玩笑地説，“或者打羽毛球偶遇之類的，才能規避這個規定。”經過討論之後，他們發現“案件帶人”的思路更有效，讓所有的人物關係都發生在案件發展的過程中。

思路改變後，案件本身，就成為了《底線》的核心的“軸”。

劇中案件的創作過程遵循兩個方向。其一是展現十八大以來司法改革的成果，其二則是呈現新時代的新矛盾。因此，《底線》幾乎容納了近幾年來在社會上引發熱議的所有話題，包括網紅直播、性騷擾、婚姻關係等等。

“其實從情節的烈度來説，性騷擾的案件肯定是比不過性侵的，我們可以選擇講更劇烈的故事，更獵奇，但討論的廣度和深度不夠。”費慧君解釋道：“其實性騷擾的幾個案件，最後希望探討的是整個社會男女交往的尺度在哪裏。”

設置案件“對照組”，也是出於主題先行的目的。劇中，“李芳凝案”和“符祥職場性騷擾”的案件幾乎同時發展，後者聚焦的則是並不常見的“男性被性騷擾”的故事。“製造對立很簡單，但我們更希望能夠探討更根本的問題，所以我們沒有把話題聚焦到男女對立上去，而是想讓大家感受到，法律在平等地保護每一個人。

相比於大多數由案件串聯的“單元模式”，《底線》裏的“多案並行”是一種不太常見的敍事結構。

劉國彤解釋道，一方面是考慮到客觀的案件審限問題，每個案件的解決時間不會完全相同，所以比較大的案件就會鋪得比較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能夠多角度地闡釋法理，比如前文提到的兩個“性騷擾案”，就是從不同性別的視角出發。

因為是“案件帶人”，所以在《底線》裏，人物的成長線，都是隱藏在案件的發展過程中的。“我們希望每個法官和案件之間都能有互動，他們在處理一個又一個的案件過程中，自身也在成長。所以劇裏案子的次序都不能隨便動，因為它和人物的成長是咬合在一起的。這也是我們創作時候的目標。”李曉亮説。

如果説劇本是基石，那麼拍攝則是“二次創作”的過程。劇中每個角色，幾乎都包含演員的個人設計和再發揮。

靳東飾演的立案庭庭長“方遠”，就時不時地會蹦出幾句“塑料普通話”。劉國彤回憶道，他們一直在長沙的法院體驗生活，有一天靳東跟他説，長沙的塑普因為重音和普通話不同，所以在某些語境下，比普通話的表現力更生動。由於方言的表達更符合劇中的場景，其他演員也想學習，但籍貫雲南的王一楠，就有點掌握不好，湖南籍的成毅偶爾也説幾句，但有時候又“太多了”。

劉國彤向來鼓勵演員能在吃透劇本和角色的前提下，有更多的個人表達。在和演員相處的過程中，他也會觀察對方的性格特點，並在適當的時侯提醒對方，將自己的一些性格融入到角色當中。“這樣演員演起來會比較自如，人物也更有生命力。”

演員能夠對角色有更深刻的理解，也是前期體驗所帶來的成果。有一次，劉國彤和蔡文靜一起旁聽一個刑事案件，氣氛非常嚴肅。犯罪嫌疑人戴着手銬，被帶上法庭的時候，他看到旁聽席坐着他的母親，就衝着她揮了揮手。劉國彤轉頭一看，蔡文靜已經掉眼淚了。

“當時也沒發生什麼劇烈的衝突，就是很簡單的一個場景，但就是生活中這些最真實的東西，是最打動人的。”而親歷過這些真實場景的演員們，自然也能夠在表演過程中最大程度地呈現出真實的情感。

嚴格規則下的創作要求，和相對自由的創作氛圍，在《底線》裏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

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底線》自播出以來，伴隨着不低的熱度，也在輿論場上引發了不少討論。

“葉芯”成為被吐槽最多的角色之一。在劇裏，大家調侃她是“法條姐”，作為從最高法調到地方法院的“空降兵”，她身上有着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的青澀和莽撞，又有些“法學世家”的清高，和同事交流時太生硬，經常會有摩擦，甚至有網友評價她“情商太低”。

費慧君並不贊同這個評價。事實上，“葉芯”身上的性格，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他們在採風時對法官羣體的印象。“很多法官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耿直。”

劇中，葉芯在宋雨霏生日的當天和她battle有爭議的“雷星宇弒母案”，這段情節引發了一些觀眾的不滿。費慧君提到，他們在採風時，經常有法官聊着聊着就開始拍桌子。包括劇本里的一些問題，幾位顧問之間也很少全部達成共識，每次都要經歷一番爭執。

“如果説有情商是油滑、世故、裝傻、和稀泥的一種表現，那我希望葉芯就是沒有情商的人。她願意探索，哪怕摔跤了迷惘了，還是像愣頭青一樣往前衝，我們希望有這樣的年輕人。”費慧君説。

“葉芯”的確不是足夠討喜的角色類型。在劇本創作階段，劉國彤也曾與編劇團隊討論，觀眾在前期是否會不太認可她的行為。但比起“完美女主角”，他們仍然希望能夠呈現真實的人物。

正因為不完美，所以才有成長，觀眾也能從她的成長故事裏，窺見自己的影子。“我不希望寫完美的人，那個沒有意思，我們在創作過程中，也一直強調一點，法官是人，不是神。”

另外，由於劇中的部分案件與現實中的案件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此引發了一些爭論。

對此，費慧君解釋道，《底線》的創作過程，並不是先拿到成百上千個現成的案件，再從中挑選一些來修改，加入到劇裏，而是分三個階段來討論：首先是案件要表達的法律主題，並因此確定案件類型；其次是考慮案件在社會層面的表達；第三步則是考慮藝術加工的部分，如何讓觀眾能夠入戲。

因此，劇中的案件都不是“個案”，而是一類案件的縮影。“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費慧君説：“我看到一個報道，説我們其中某個案子80%的細節是不對的，其實我們寫的根本就不是他用來對照的那一個。”

至於對劇情的一些討論，比如劇中“方遠”和“李小樂”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以及部分案件的判決結果等等，劉國彤認為，這些都是社會發展到現階段，所出現的新的社會矛盾，而這些矛盾，恰恰是需要大家共同參與討論的。

“劇中的確呈現了一些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的現象，比如男主外女主內的夫妻關係，但並不是頌揚這樣的關係，也並不主張女的都應該支持男的幹事業。我們只是呈現客觀存在的事實，把它的前因後果講清楚，再把評判交給觀眾。也希望能夠通過呈現一類現象的多個角度，能讓大家更理解他人的處境。”劉國彤説。

就像“壞人不會按照《刑法》來犯罪”一樣，法官也並不是在已有的法條下去判案。從職業劇的定位來看，《底線》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地描繪了法官這一羣體的工作生態，讓這個被很多刻板印象和負面標籤所纏繞的職業，的確在劇中呈現了更鮮活的切面。

同時，作為一部肩負社會責任的“普法劇”，《底線》想要傳遞的，是法律的力量與温度。“現在法院的大門不再是高高的台階，所有人打官司都變得很容易，”劉國彤説，“我們要學會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不可否認的是，《底線》存在一些問題，如普法的情節相對比較生硬，部分案件的鋪陳太少等等。但作為一部在框架裏完成的作品，它既要保證法律內容的專業度，又承擔着不同於其他類型的社會功能，同時還需要在藝術性上達到觀眾的需求。

當現階段值得被討論的各種議題，在這部劇的播出過程當中不斷出現在輿論場上時，《底線》或許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