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華:實現共同富裕是高質量發展社會實踐_風聞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2022-10-13 14:02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根植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基礎上的價值追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發展是硬道理,這一全民共識伴隨着改革開放進程深入人心。發展起來以後,共同富裕也是硬道理,也應當成為舉國上下的全民共識,貫穿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徵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在“做大蛋糕”基礎上更重視“分好蛋糕”
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就需要在“做大蛋糕”基礎上更重視“分好蛋糕”,建立健全“先富帶後富”機制,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那麼,我們如何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從而實現“分好蛋糕”?
有關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問題,事實上是伴隨着改革開放進程學界討論、社會關注的話題。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效率與公平是辯證統一的關係,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統一、相互依存的一面。效率是創造財富、實現公平的物質前提和基礎;公平是社會正義、促進效率的保證和優化;沒有效率的公平是平均主義或普遍貧窮,沒有公平的效率難以持續,最終損害效率。
從1993年中央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更加註重社會公平”,經濟界、學界對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討論可謂仁智互見。贊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認為它符合鄧小平所説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現在我們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改變低效率的增長方式,就是要堅持效率優先。反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認為目前我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原因是講效率多了而不重視公平,這與我國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相牴觸,妨礙社會健康穩定和諧發展。也有人提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兩者並非此消彼長的關係。
今天從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全局看問題,必須正確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共同富裕是由“共同”和“富裕”兩個關鍵詞組成的複合詞。“富裕”是前置條件與基礎保障,這就需要繼續把蛋糕做大,做大蛋糕就需要發展,這就對效率提出一定要求;“共同”則是目標追求與價值實現,這就需要體現社會公平,就要求把蛋糕分好。在某種意義上説,我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應當是富裕基礎上的“共同”,“共同”追求下的“富裕”,必須堅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雙管齊下,找到一條同時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協調發展路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傳統社會主義中汲取了深刻的經驗教訓,並借鑑了資本主義制度中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合理成份,比如市場經濟、資本效率、資源配置、產業變革等,同時堅守了社會主義以人民為中心、以公有制為主體、維護大多數人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本質特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為促進共同富裕指明瞭前進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這就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資本與勞動、生產與分配、效率和公平等多重關係,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創造更豐富的物質財富,不斷做大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同時在繼續“做大蛋糕”基礎上更重視“分好蛋糕”,在社會財富分配中體現公平原則。應當建立健全“先富帶後富”機制,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羣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注重提高收入分配質量,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使整個社會形成正確的公平觀,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不斷增強人民羣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浙江創建共同富裕省域範例“先行示範”
去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 關於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發佈,賦予浙江為全國推動共同富裕提供省域範例的重任。不是試驗、不是試點,而是示範區,“示範”意味着浙江要樹起共同富裕的標杆,沒有退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一年多來的實踐取得實質性進展。今年7月,由中央網信辦網絡傳播局指導,浙江省委網信辦、中國經濟網主辦的“大國之重@共同富裕”主題宣傳活動通過實地採訪,豐富多彩地報道了浙江推進共同富裕的生動實踐與有益經驗,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與好評。
黨的十八大以來,浙江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創新驅動實現高質量發展,數字化改革提升省域治理效能,共同富裕探路紮實開局。據權威信息,10年來,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連跨4個萬億台階,突破7萬億元,穩居全國第四。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1萬元。一般預算收入達到8263億元、從全國第五提升到第三。隨着經濟社會的全面進步,浙江在中國率先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絕對貧困現象;有較高的均衡發展水平,城鄉居民收入連續多年居全國省區第一;數字經濟增加值佔GDP比重近半,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數十載大踏步向前發展,同時持續縮小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在城鄉差距指標、區域發展指標以及富裕程度等各項指標上都走在全國前列,在探索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具備開展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的基礎和優勢,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項,具有廣闊的優化空間和發展潛力。
浙江在努力創建共同富裕省域範例過程中如何真正做到“先行示範”,從而為全國提供可供學習借鑑的經驗?據我的個人觀察研究,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促高質量發展“做大蛋糕”。浙江始終把改革作為關鍵一招,從“最多跑一次”到數字化改革持續深化。391項國家改革試點全面落地見效,“標準地”改革、特色小鎮、河長制等改革經驗全國推廣。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率先出台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民營經濟發展領跑全國,營商環境保持全國領先。浙江全面推進創新引領經濟變革,“互聯網+”、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創高地建設取得重大突破,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重大躍升。
二是體現社會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浙江圍繞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試驗區建設,出台“擴中”即擴大中等收入人羣與“提低”即提高低收入人羣行動方案,核心指標是到2025年,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萬元羣體比例達到80%,20~60萬元羣體比例達到45%,目標是推動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羣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三是着力持續縮小“三大差距”。浙江在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上,以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為主攻方向,促進均衡發展。浙江提出,到2025年地區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縮小到2.1以內,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縮小到1.55以內,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到1.9以內。這三項目標,分別與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三大主攻方向一一對應,重在解決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
四是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單單侷限於物質世界,是人民羣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裕同樣重要。浙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尤其注重持續推進文化發展模式變革,提升人民羣眾的精神文化生活質量。比如8090和00後新時代理論宣講成為特色品牌,“浙江有禮”省域文明實踐品牌加快打造,文明城市、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農村文化禮堂建設全國領先,禮讓斑馬線等文明行為蔚然成風,一批又一批“大愛”的“最美浙江人”持續湧現,浙江成為文明有禮、暖心有愛的社會。
五是打造“詩畫江南、活力浙江”省域品牌。浙江在全國率先創新打造省域品牌,切實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人的健康,可持續推動生活、生產、生態“三生融合”,既不為經濟發展捨棄環境,也不為環境放棄經濟發展,讓綠色成為浙江發展最動人色彩,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之路越走越精彩。
在高質量發展中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共同富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為紮實推動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動共同富裕,重在腳踏實地、聽微決疑,在實踐中切實解決好財富怎樣分配、如何避免兩極分化等“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我們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步共富。如何在高質量發展中紮實推動共同富裕?結合浙江的有益實踐,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啓示:
一是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高質量發展不能只是一句口號,更不是侷限於經濟領域,而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總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徵程上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應當整體謀劃佈局、全面推動促進。高質量發展應當以新發展理念為統領,使這一鮮明主題成為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應當着力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經濟大循環動態平衡,使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特徵更加明顯,經濟增長內需潛力不斷釋放;應當始終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重點破解“卡脖子”難題與“天花板”制約,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二是要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面對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與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不確定性局面,面對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狀況,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等關鍵節點,經濟增長需要更多驅動力創新。以犧牲環境、過度消耗資源、低成本勞動力為代價,靠資源—資產—資本的高槓杆、泡沫化、內卷式循環,來換取經濟快速增長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亟待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
三是要化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起來以後,面臨複雜多變的安全和發展環境,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各種矛盾風險挑戰源、各類矛盾風險挑戰點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同時應該肯定,社會各階層、人民羣眾普遍從發展中獲益很多,不容忽視的是“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日益凸顯,其中發展成果的分配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兩極分化的風險依然存在,共同富裕成為人民羣眾的期盼,應當通過高質量發展增強他們對發展成果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是要堅定新時代新發展信心信念。應當看到,儘管國際國內形勢和發展與安全環境發生一些超預期變化,但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大、活力強、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我國發展具有的多方面優勢和條件沒有變。面對世界變局與世紀疫情疊加的複雜嚴峻國際環境,面對艱鉅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切實做到“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關鍵在於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主動作為、攻堅克難,積極應對困難挑戰,集中力量“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五是要切實做好風險防範預期管理。應當以底線思維應對潛在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尤其是億萬市場主體與企業家面對難題風險,氣可鼓而不可泄;應當結合各地實際,對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現狀、所面臨的問題、未來的發展挑戰,做到心中有數,及時梳理並化解存量風險,特別是應當加強對資本的監管,給資本設置“紅綠燈”,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以轉型升級拓展增量空間,應當結合國家與區域未來發展的戰略佈局,用科技創新引領產業變革,用高品質的產品培育新消費、創造新需求、拓展新空間。
(何建華,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此文系接受中國經濟網在線訪談內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