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我一生中的八個重要抉擇_風聞

王選（攝影：牛羣）

撰文 | 王選

我在五年前脱離技術第一線，一年來逐漸脱離管理的第一線，我已經61歲了。微軟的董事長比爾·蓋茨曾經講過：“讓一個60歲的老者來領導微軟公司，這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所以比爾·蓋茨本人一定會在60歲之前退休。同樣，讓一個61歲的老者來領導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我是屬於創造高峯過去的一個科學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電視台叫“熒屏連着 我和你”這個節目裏，我們幾個人，被要求用一句話形容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李素麗的一句話我記得，她説：“我是一個善良的人。”非常貼切，她是一個善良的人，充滿了愛心 ，全心為大家服務。我怎麼形容自己呢？我覺得我是“努力奮鬥，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峯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掌聲）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下午四 、五點鐘的太陽；各位呢，上午八、九點鐘的太陽，這是本科生；碩士生呢，九、十點鐘的太陽；博士生呢，十點、十一點鐘，如日中天的太陽。（笑聲）那麼，一個快落山的太陽 ，跟大家講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奮鬥過來的體會。所以我從我一生中覺得重要的抉擇中， 引發出一些話題跟大家來討論。

我1954年進入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系。當時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礎課的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老師。

講解析幾何的老師是當時已是一級教授、中國最早的學部委員江澤涵先生；教數學分析的是1980年當選為學部委員的科學院院士程民德先生，他當時是34歲年輕的正教授，從美國回來不久；教高等代數的是丁石孫先生，後來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時他是非常優秀、出類拔萃的。我們那個時候的系主任段學復先生曾經準備拿6個人到清華把他換過來。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養。北京大學應該繼承優秀教師講基礎課的這種傳統，他們是把心思放在教學上的。這第一步很好的數學基礎是我一輩子終生受益的。所以我經常給研究生講，在大學本科期間你不應該去問這個課有什麼用，這是對你一生知識的某種鍛鍊，將來發揮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我們到了二年級的下學期分專業——那時候有數學專業，搞純數學的；力學專業；還有計算數學——是剛剛建立的一個專業，同計算機是關聯的。好的學生當時都報到數學專業去，覺得計算數學這個專業跟計算機打交道沒有意義，很枯燥。當時輸入用卡片或紙帶，非常煩瑣，就這個煩瑣的東西，不見得有很多高深的學問，所以很多學生都不願意報。我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抉擇，是選擇了計算數學，正好趕上了計算機迅速發展的年代，這是我一生中的幸運，這個幸運跟我當初的抉擇有關。

為什麼當初選這個方向呢？我覺得我這個抉擇的一個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個人一定要把他的事業，把他的前途，跟國家的前途放在一起，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當時選擇這個方向，就是看到未來國家非常需要這個。我非常關注我們國家的科學事業的發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學規劃裏，周恩來總理講了未來幾個重點的領域，包括有計算機技術，我看了以後非常高興，我覺得把自己跟國家最需要的這些事業結合在一起，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抉擇，選擇了計算數學這個方向。

我在畢業以後就投身到硬件裏面，在第一線跌打滾爬，滾爬了大約三四年之久。那個時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們現在難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當然很忙，沒有休息。但那個時候忙的程度更加難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個小時以上，一年裏頭都沒有休息的。我們希望為我們國家計算機的發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線跌打滾爬以後我覺得我懂得計算機了。而我就納悶，為什麼看到國外有好的構思、好的設計，我們只能停留在欣賞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創新呢？後來發現我不懂得應用，不瞭解計算機的應用，也就不瞭解程序。

第二個抉擇，是1961年在24歲的時候，我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在有了幾年搞硬件經驗的基礎上，投身到軟件，投到程序設計、程序自動化──就是編譯系統──這樣一些領域來。而且是確實做了一個項目，做了一個大的項目，當時是5000行程序，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 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確是大得驚人，好比現在的50萬行差不多──5000行的難度相當於今天的50萬行，因為沒有那麼多工具。

我專門投入到軟件領域，而且做硬件和軟件相結合的這種研究，它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我豁然開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創造的源泉，很多新思想都提出來了。懂軟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認為計算機生來就是這樣的，不能去動它，沒法動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 。兩者一結合以後，我就能夠在硬件上做非常靈巧的設計，可以使軟件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一旦有了兩種背景（跨領域的）以後，一下子就豁然開朗，我體會到美國控制論的提出者維納説的一句話，他講：“在已經建立起的科學部門間的無人的空白區上，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在兩個領域交錯的地方，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我當時跨了這兩個領域，對我一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當然，我當時設計的一個新的計算機自己覺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計算機性能要高很多。當時因為我太年輕，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國是能夠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國是不能夠做的。中國工業基礎太差，你做了一個與IBM不兼容的機器，但你不可能花幾十億美元來發展自己的操作系統，更不可能花幾百億美元的精力去做應用軟件，所以你一點點創新就變成一種禍害。因為我們沒有能力來搞不兼容的東西，也不應該這樣做，只有在達到美國的水平後才可以做這個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來結合做新的機器設計。實際上後來，我差不多同美國人同時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但是中國不能實踐它，也不應該去實踐它，所以我很快就放棄了這方面的工作。

第三個重要的抉擇呢，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決定鍛鍊英語的聽力。這個在今天毫不新鮮，大家每天耳朵裏面聽Radio Beijing或者別的什麼，但在當時理科裏頭沒有什麼人來鍛鍊聽力。我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我看英文的專業文獻，有的時候，覺得每個字都認識，每個語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覺得要做研究，必須要很快地掌握國外的這些資料，一句一句地看，沒法在裏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東西，象看中文這樣──當然永遠達不到看中文的速度，總是達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應能力總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應該訓練聽力，因為訓練聽力，大家都有這個經驗，一句話聽不見，有一個字稍微打一個疙瘩，你後頭兩三句話都聽不見了，這對鍛鍊反應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種做法。於是就聽，這是1961年的事情了。從1962年開始聽Radio Peking（那時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後來對中國的事情比較熟悉，不太過癮，就去聽外國的台，當然那個時候VOA是聽不見的，干擾得很厲害，因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個台，所以中文干擾，英文也干擾。只有英國的BBC全部是英語台，沒有干擾，所以聽得很清楚，聽了好多年，從1962年，聽了整整四年，一直聽到文化大革命。

那個時候收聽外語廣播是很嚴重的問題，是“收聽敵台”，不得了。文化大革命裏什麼事都給揭發出來，所以我便被揭發“收聽敵台”。當然，因為我也比較公開。其中在1965年發生過這麼一件事情，加納的總統恩克魯瑪到中國來訪問，剛到中國的第二天，加納國內發生政變，把他趕下了台。一國總統到中國來訪問，各種媒體本來是有很多報道的，忽然兩天之內什麼消息都沒有了。我從BBC裏聽到了加納政變的消息，就説給大家聽，所以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很多人知道我在聽外文廣播。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吃了不少苦頭。我還在上海養病就把我揪回來參加學習班，這個就作為一條。

但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裏頭一個重要的抉擇，鍛鍊聽力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當然從來沒想過要出國，因為我父親是錯劃的右派，怎麼可能出國呢，只是為了工作。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大家紛紛出國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説當時出國一年，或者出國兩年，做一兩年訪問學者，我想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個結果，因為關鍵時候走不脱，一走整個隊伍就要散了。這是我第三個抉擇。

第四個抉擇是1975年，從事照排這個項目，採用了與眾不同的技術途徑。由於我有數學的基礎，又有軟件和硬件兩方面的實踐，同時我又比較掌握英語（假如在文革以後，1979年一開始就考英語的話，我在北大也許是數一數二的，因為我已經有了聽力的水平，到現在我當然屬於中等或中上水平，因為我從來沒有在國外一次呆過一個禮拜以上，而且出國也比較少）。在我作第四個重大抉擇，搞照排的時候，我按照習慣，做一件事情，總是先研究國外的狀況，熟悉一下最新的進展是什麼，所以我就着急看文獻。我不是中國最早搞照排系統，最早從事淘汰鉛字的這項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國已經有五家，他們都用模擬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去情報所看資料的時候，車費單位不好報銷的──我正在病休“吃勞保”，拿了勞保工資，只有四十多塊錢，所以坐公交車到情報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五分錢。資料複印也不好報銷，有些資料就只好抄。

我看到的那些資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讀者──借雜誌都有登記的，所以我知道從來沒人借過。看了以後馬上就知道了美國當時流行的是第三代，數字存儲的，而中國那五家的方案都是落後的、過時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掃描的方法。英語的快速閲讀能力在這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掃描的這種系統，碰到一個很大的難題：激光掃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點陣，大的一個字要由九百萬個點（3000×3000）組成，這麼多的字體這麼多的字號，每一個都要用點表示，信息量大得驚人，需要上千億字節的存儲量。在美國沒有這個問題，他是26個字母，在中國來講，兩萬漢字是非常突出的問題。由於我的數學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種信息壓縮的辦法用一種輪廓的描述、一種特徵的描述來減少巨大的信息量。那麼，假如説是一個純粹的數學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這個事。當時的計算機，中型的，個子很大的計算機，速度還及不上286，如果用這種價格很昂貴的中型計算機把壓縮的信息恢復成點的話，要算幾萬個拍節，這幾萬個拍節運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箇中型計算機只能一秒鐘產生一兩個字，而我們要求一秒鐘產生150個字以上。如果是一個搞純軟件的人呢，他就會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於有軟件硬件兩方面的實踐背景，就會想到對這種關鍵性的操作、特別費時間的操作設計一個硬件，把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對於非關鍵性的操作用廉價的軟件來實現。這樣用軟、硬件結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可惜當時我是一個無名小卒，別人根本不相信。我説要跳過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排系統，跳過美國流行的第三代照排系統，研究國外還沒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他們就覺得這個簡直有點開玩笑，説，“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笑聲）我從數學的描述方法來解決，他們也覺得難以理解。當時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和長春光機所的一批權威都是在光學上非常出色的，這麼多的光學機械權威，所解決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複雜，動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這麼困難的問題，怎麼可能一個無名小卒用一種數學的描述，軟、硬件結合一下，就解決了？這不可思議。所以我被批判為“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是不可信的。幸運的是，1976年我得到了電子工業部郭平欣、張淞芝兩位領導的支持，後來又得到教育部、計委、科委、經委的大力支持。江澤民同志還於1980年2月為此項目寫了親筆信予以支持，鄧小平同志又作了“應加支持”的批示；再加上濰坊計算機公司等六個協作單位的共同努力，終於做成了這件事。沒有領導支持和科研集體的共同努力，我本事再大也做不成。當時我受到的壓力很大，我想起了一個偉大的發明家的一句話——巨型計算機之父，西蒙·克雷曾經説過，他在沒有成名的時候，提出一個新的思想，人們經常回答説：“can not do！”──“做不成的！”對“can not do”的最好的回答就是“do it yourself！”──“你自己動手做！”

我就從1975年自己動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節。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18年的奮鬥。18年裏頭沒有任何節假日，沒有禮拜天，也沒有元旦，也沒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兒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夠體會一句名言，“一個獻身於學術的人就再也沒有權利象普通人那麼生活。”我家裏必然會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的樂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的樂趣。當然這個樂趣是難以形容的，看到我們全國的報紙，99%都用了北京大學開創的這種技術，這種既感動又難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種享受。今天，我們的年輕人欣賞到他們的傑作，他們做的漂亮的結果（像日本的這個非常著名的汽車雜誌，雙週刊，每期500頁，這裏頭非常漂亮的版面，就是我們自動排出來的。我下面可能還要説到）。自己勞動的成果，自己創造的東西的體現，那種享受是難以形容的。

而且我認為克服困難本身是一種難以形容的享受。居里夫人曾經講過，科學探索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種至美、一種享受，帶來的這種愉快本身就是一種酬報。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把工作中的克服困難看作是一種享受。著名的詩人歌德也認為，一個有真正才幹的人，都在工作過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感。我在18年的奮鬥中間，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當中，也體會到一種高度的享受。

我一直做到1993年春天，就放棄了第一線的工作。原來我本來以為我大約會做到60歲，可我做到了剛剛56歲就不做了。當時觸動我的有一件事情：1993年的春天，跟每年春天一樣，都埋頭在家裏，從春節前五天，一直到年初五，可能十幾天，因為這個時候最安靜，沒人來干擾，我每年總把最難的一些工作放在這段時間閉門來做。1993年的這個春節我也是照着每年的慣例—這是17年來的慣例，把最難的工作放到春節的時候盡情地去設計。我奮鬥兩個禮拜，做出了一個設計，加快了運算的速度。春節以後，當時我的一個學生跟我一塊做，他休假回去了，放假回來以後，我把一疊我辛辛苦苦做了兩週的設計的東西給他看，看了以後他就回答我説，你所有的設計都沒用。PC機上有一個信號，用它來檢測，所有的這些都可以省掉。聽了這一點以後我就全明白了，檢測信號這個做法，比我這個簡單得多，所以我兩週來所有的設計，所畫的圖，統統是毫無價值的。當然我就很高興，我説你這個結果很好，但是，為什麼非得費我兩個禮拜弄出來的餿主意才把你這個好主意逼出來呢？同時我感覺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領域裏頭，我原來覺得能夠幹到六十歲的，實際上我已經追不上年輕人，我不瞭解很多具體的事。就這樣，我就開始不再doit myself，1993年的春天，開始放手了，也開始有點休息了。

不過，年輕時候一定要學會奮鬥。按國外的慣例，當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時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實現者。第一個高級語言、第一個數據庫、第一個操作系統等等，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個實現者。因為別的人不可能有你這種感情、這種精力來實現你的新東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實現，別人缺乏你這種感情，碰到困難以後也不知道要害關鍵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結果。這個新思想假如不實現，時間一過，它的創新就沒有了。所以年輕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輕的時候培養動手習慣，沒有動手的習慣只想出出主意，不想動手，很難取得很大的成果。這是我談到的第四個抉擇，就是從事激光照排，採取一種新的技術途徑。

去年放過一個電影，叫《科教興國》，裏頭有錢學森的一段故事。講錢學森從美國回來以後，就建議中國先要發展導彈，後發展飛機，別人就很奇怪，説飛機是一個成熟的工業，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首先學習這種成熟的工業。錢學森回來的時候，蘇聯還沒有發射衞星，即使蘇聯發射衞星的時候，他們也還沒有洲際導彈。錢學森作了非常巧妙的回答，他説，搞導彈容易，搞飛機難。人們就更奇怪了，怎麼會搞導彈容易，世界上誰都沒有洲際導彈，為什麼搞導彈容易呢？錢學森就講，搞飛機難，飛機要上天，要安全性，所以有一個材料的疲勞試驗，有一個發動機的疲勞試驗，這個涉及到中國整個基礎工業的情況，要很長的週期，中國基礎工業支持不了飛機安全性的設計。而搞導彈是一次性的，毀了就毀了，一次性消耗，材料問題好過關。導彈難在什麼地方，難在制導，就是準確的命中，而中國有一系列聰明頭腦。在這方面，我們的算法不比外人差，而且能夠用電子元件來實現。這樣，中國走了一條捷徑，很快取得了成功。回想我們這個抉擇，我們跳過了二代，跳過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這條路比較容易。搞四代技術容易，搞二代技術最最難。搞二代的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的權威、長春光機所的權威花費了很多腦筋，但這個技術太難了，尤其是中國的材料不過關。但是搞四代就特別簡單，機械動作很簡單，難就難在字形信息量大，我們找了數學描述方法、軟硬件結合的方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從而形成了中國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過去了。

第五個抉擇是在80年代初，致力於商品化、產業化，堅持不懈的走商品化、產業化的道路。這件事情我們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們都講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當時我們的艱難，到1986年也沒人這麼講，説要把技術變商品，當時那種空氣下，看不見前景。但我們認為 這是對國家有利的，堅持不懈的走商品化、市場化。到1990年才感覺到有了點成績，佔領了市場。

我覺得我自己能夠有一點貢獻，可能跟我比較“看破紅塵”有關。（笑聲）我從來不把鑑定會當回事，因為鑑定會就是慶功、友好，最後大家弄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鑑定有鑑定的一套辦法，使得既不喪失原則，又讓被鑑定者非常的舒服。我從來不參加鑑定會，因為人家特別願意我去參加一些我不懂的領域的鑑定會，因為我有點名氣，又不懂得，這就特別有利。（笑聲）什麼叫不喪失原則，就是給他加很多限制詞，説什麼“國際領先水平”，其實有些所謂國際領先一點價值沒有，市場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們都相信鑑定會結論的話，我們好多好多是領先世界先進水平，中國早就成為世界超級產品大國了，怎麼會我們的產品就跟外國競爭不過呢？

所以我覺得要有正確的名利觀，正確的名利觀對人的成就影響非常大，我很讚賞歐美的一句話：“一心想得諾貝爾獎的，得不到諾貝爾獎。”老想去求諾貝爾獎，他怎麼可能會專心致志去做學術研究，取得成就呢？一個人不要為暫時的利益所迷惑。我當時選擇激光照排作我第四個重要抉擇的時候，在計算機同行裏也被看不起，當時很時髦的項目，什麼數據庫管理系統、操作系統的結構等等，搞這些研究的人就説：“王選怎麼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實印刷行業中要用到很多計算機方面尖端的技術，而且印刷廠很多，我想不出有什麼廠比印刷廠數量還要多，這麼一個充滿挑戰、前景美好的領域，當時在計算機領域被人看不起。我覺得經常是這樣的，趕潮流往往不行，一個人最可貴的是把一個冷門的東西搞成熱門。我們千萬不要跟潮流，要預見到社會的需要，來鍛鍊和培養自己。所以正確的名利觀就是我們不要去追求科學以外的東西，應該把自己的未來，把自己的能力培養跟社會需要結合在一起。我很讚賞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話：“在大學、研究生期間，不要致力於滿口袋，而要致力於滿腦袋。滿腦袋的人最終也會滿口袋，”我是相信這點的。（笑聲 、掌聲）而且我相信有些現在坐冷板凳的，將來會物以稀為貴。好比我們當年致力於商品化、產業化，當時是“物以稀”，很少人這麼幹的，時代轉變了，我們一下子成為了典範。

一定要看得遠，而且不要由於暫時的清貧而困惑，我聽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礎研究的博士生，從來都是優秀的分子，就因為一次到賽特購物中心以後，心態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買東西，自己口袋裏沒錢，不如別人，因此懷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對的。我覺得這個問題，大家一定要有遠見，不要為暫時的一些問題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裏還是一個9英寸的小黑白電視機，工作非常的辛苦，當時還沒有任何獎金。但我幾次出國，到香港、日本、美國，在大的商場看人家買東西，我從來沒有羨慕過，或者心態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許多人買高級首飾，我忽然產生一種奇怪的想法，覺得在那兒買首飾的所有這些人，未來他們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都不如我王選。（熱烈的掌聲）我一下子覺得我比他們高，沒有任何一點不平衡，我後來把它稱之為“精神勝利法”。（笑聲、熱烈的掌聲）當然這個不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這是對知識的價值的一種信任，我們要相信知識的價值最終會體現。1992年4月24日，江澤民同志召集了一部分當時的學部委員座談，要我發言，我講了十分鐘，江澤民同志不斷插話，問我工資多少，當時我的情況可能是獎金還低於工資，但收入還是可以的。江澤民同志就問蘇步青，説你當時做副教授多少錢，他説五百大洋，相當於五千塊。1992年五千塊的月薪當然很高了，所以當時江澤民同志非常感慨，就説了一句話，讚揚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精神，説：“中國知識分子真是價廉物美呀。”（笑聲）聽完以後我的感受是，我為中國知識分子感到一種自豪；這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獻身精神的高度評價，我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無比的自豪，同時我也擔心，長期價廉就會不再物美。（笑聲）江澤民同志講完這段話以後，非常真誠地説：“我們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但是我們現在真是杯水車薪啊！我們做的還很不夠，很不夠。”我們看現在六年下來，局面改變得很大很大，腦體倒掛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們有一些“大款”們，是利用我們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冒出來的，層次、品質也不高。我就覺得我們不應該讓這些不靠知識，而是靠投機倒把的這些人成為百萬富翁，我們應該培養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識，靠對國家的貢獻而成為的百萬富翁。這些人應該靠自己的辛勤勞動，靠自己異乎尋常的努力、奮鬥，自己的知識，成為我們國家民族高科技產業的脊樑，我們國家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們的高科技產業打到發達國家去的民族英雄。他們理應成為百萬富翁，假如他們不能成為百萬富翁，我就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為中國的一些優秀的人才，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到美國硅谷，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達到年薪十萬美元，我一些學生在硅谷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萬美元。我們當然需要在中國國內體現他們的價值，這是應該的。

我非常讚賞麻省理工學院的一種風格，把遠大的學術抱負和追求利潤緊密結合，我覺得這種風格值得我們學習。我們也準備把北大有些系的寶藏挖掘出來，在學校領導的支持和倡導下，我們跟很多繫結合，比如説我們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學系合作，把它產業化，變成獨立的公司；我們把數學系兩位院士和一批年輕人共同奮鬥了19年的指紋研究──這個成果的水平和創意程度決不亞於激光照排系統──來完成商品化和市場的推銷，取得很好的成果，兩年下來市場佔有取得了第一位，達到了50%。指紋識別充分體現了北大基礎研究的優勢。

我們希望實行一種“頂天立地”的模式，“頂天”就是不斷往高的技術發展，“立地”就是大量的佔領市場，從市場得到進一步需求的刺激。在從事激光照排項目過程中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就是當時我為什麼能夠提出這種數學的描述方法來解決信息量大的問題呢（後來美國也用了這種方法，但比我們晚了八年，比我們推向市場也晚了一年）因為我們1975年就得到這種需求刺激，中國大量漢字，幾百億字節的含量，迫使我們提出這種新的辦法，日本人也同樣得到這種需求刺激，但日本人並不開竅。（笑聲）所以我作為一個終身的體會，或者作為一個工作原則，就是年輕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創造性的成果，一個必要的辦法 ，就是把他們推到需求刺激的風口浪尖上，這會使他們創造出難以想象的成果。

下面我就要談到我第六個重要抉擇，在1992年，開始花大的力量來扶植年輕人，讓年輕一代出來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的榜樣。比如説，英國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出了2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輕人的傳統。卡文迪什第一代主任是麥克斯威爾，電磁波的發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獲得諾貝爾獎，曾經做過英國皇家學會的主席，瑞利曾經有過一段名言，他講：“我到六十歲以後，對任何新思想不發表意見。”因為六十歲以後很多時候會對新思想起阻礙作用，而且我們有很多例子説明，權威有些時候會反對新思想。他致力於培養人，讓28歲的湯普森（就是發現電子的人）做第三任卡文迪什實驗室的主任。湯普森繼承了他這個傳統，培養了七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第四代出了盧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養十二個人得到了諾貝爾獎。到了第五代，卡文迪什實驗室主任布喇克，做了一件大家當時痛罵他的事情，説他背叛了恩師盧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關掉。但二十年以後，當初大罵布喇克的人認識到，即使盧瑟福還活在世界上，當時已經難以改變這麼一個趨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貴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國根本沒有這種財力，研究重心必然移到美國。布萊克看到了這種趨勢，他趕緊抓住機會，鼓勵年輕人開闢新天地，取得了傑出的成績。所以實際上扶植年輕人是一種歷史的規律。

我覺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當我26歲在最前沿，處於第一個創造高峯的時候，沒有人承認。我38歲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種嶄新的技術途徑，假如人家説我是權威，也許還馬馬虎虎，因為在這個領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線。但可悲的是，人們對小人物往往不重視。有一種馬太效應，已經得到的他使勁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遠得不到。這個馬太效應現在體現在我的頭上很厲害，就是什麼事情都王選領導，其實很多工作都不是我做的。當年當我在第一線，在前沿的時候不被承認，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權威的人要來干預，你該怎麼怎麼做，實際上確實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數情況下，瞭解我的人還相信我，還能説服他，對我不太瞭解的人我很難説服他，我也懶得去説服他，就採取陽奉陰違的方法，一旦幹到具體活，他根本不清楚裏頭怎麼回事。我現在到了這個年齡，61歲，創造高峯已經過去，我55歲以上就沒什麼創造了，反而從1992年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院士，這是很奇怪的。我已經五年脱離第一線，怎麼可能是權威？世界上很難找到60歲以上的計算機權威，只有60 歲以上犯錯誤的一大堆。（笑聲，掌聲）

我發現，在人們認為我是權威這個事情上，我真正是權威的時候，不被承認，反而説我在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可是我已經脱離第一線，高峯過去了，不幹什麼事情，已經墮落到了靠賣狗皮膏藥為生的時候，（笑聲）卻説我是權威。當然一直到今年61歲我才賣狗皮膏藥，講講過去的經歷、體會，所以有人講：“前兩天電視上又看到你了。”我説：“一個人老在電視上露面，説明這個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結束了。”（笑聲，長時間的掌聲）在第一線努力做貢獻的，哪有時間去電視台做採訪。所以1992年前電視台採訪我，我基本上都拒絕了。現在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業需要，有時候就去賣狗皮膏藥，做點招搖撞騙的事情。（笑聲）但是我到61歲才這麼幹的，以前一直是奮鬥過來，所以現在也是可以諒解的。年輕人如果老上電視台，老賣狗皮膏藥，這個人我就覺得一點出息都沒有。我覺得人們把我看成權威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把時態給弄錯了，明明是一個過去時態，大家誤以為是現在時態，甚至於以為是能主導將來方向的一個將來時態。（笑聲）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奮鬥，做出了出色貢獻，晚年給他一個肯定，這就是院士。（笑聲，長時間的掌聲）所以千萬不要把院士都看成當前的學術權威，尤其是發展迅速的新技術領域更是如此，當然年輕院士是例外。可喜的是，年輕院士越來越多了。

在我剛過55歲的時候，我立刻提了一個建議，説：“國家的重大項目，863計劃，學術帶頭人，要小於或等於55歲。”──把我排除在外。這個當然不見得能行，但我還是堅信這是對的。我們看世界上一些企業的創業者、發明家，沒有一個超過45歲的。王安創業時是30歲，英特爾的三個創業者，最年輕的31歲，另外兩個人也不到40歲；蘋果公司的開創者也只有22歲（他被美國前任總統里根稱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蘋果公司變成了世界500強），比爾·蓋茨創微軟的時候是19歲，雅虎創業者也是不到30歲。所以創業的都是年輕人，我們需要一種風險投資的基金來支持創業者，要看到這個趨勢。

我扶植年輕人真心誠意。我們的中年教師，包括我們的博士生導師，都是靠自己奮鬥過來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們一貫倡導我們的年輕人做的成果，導師沒有做什麼工作，導師就不署名。當然，外面宣傳報道“在王選領導下……”我承認我剝削年輕人最多，但是由於大家都知道我並不是主觀上要去剝削年輕人，所以對我也比較諒解，（笑聲）見報以後也不以為然，知道是怎麼回事。扶植年輕人我覺得是一種歷史的潮流，當然我們要創造條件，就是把他們推到需求刺激的風口浪尖上。在這方面我們要創造一切條件讓年輕人能夠出成果，特別要反對馬太效應，尤其在中國，我覺得在中國論資排輩的勢力還是有的，崇尚名人，什麼都要掛一個名人的頭銜，鑑定會的時候掛一個什麼院士，其實有的院士並不瞭解那個具體領域 ，我們打破這種風氣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別在什麼地方呢?名人用過的東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過的就是廢物；名人做一點錯事，寫起來叫名人軼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強詞奪理，叫做雄辯，凡人就是狡辯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結別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邊幅，叫真有藝術家的氣質，凡人呢，就是流裏流氣的；名人喝酒，叫豪飲，凡人就叫貪杯；名人老了，稱呼變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講這段話時一直有笑聲、掌聲）這樣一講呢，我似乎慢慢在變成一個名人了，在我貢獻越來越少的時候，忽然名氣大了。所以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認識到自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處在犯錯誤的危險的年齡上。這在歷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計算機的開創者奧森到60歲的時候犯錯誤，講PC機是不該出現的一種怪胎，今天還是這樣講，所以比爾·蓋茨講過，奧森是他一個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術和市場結合的一個光輝的典範，可是到晚年犯了這種錯誤，我決不會象奧森這樣貪戀崗位，一直做到67歲才被迫下台，我一定會在60歲以前退休。這是第一個光輝的榜樣，也是引以為教訓的典型。第二個就是當年給過我鼓勵的克雷，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從60年代到80年代領導巨型計算機潮流達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錯誤，堅持用過去那種向量流水線式的巨型計算機，忽視了大規模並行處理方式，結果後來的成果都很不成功，這個偉大的發明家，晚年也很慘，69歲他的克雷計算機公司破產，70歲車禍身亡。第三個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時候，拒絕生產和IBMPC兼容的機器，鬥氣，同時堅持王安公司的各種不兼容的機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識 ，認為虎父焉有犬子，一心要把他的兒子提為總裁，結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聯名告狀─王安把中國的“裙帶風”帶到了美國的上市公司（笑）—使兒子被迫下台。這樣，元氣大傷，最後，王安在去世後不久就破產了。王安晚年的這些錯誤讓他破產。

這三位偉大的發明家到了晚年都有這樣一些問題，而我正處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要吸取教訓，少犯錯誤。所以一個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錯誤，不做壞事，我認為我今後應該是這樣。“多做好事，少犯錯誤，不做壞事”，壞事是絕對不能幹的，錯事也要少做，這樣，我就覺得扶植年輕人算是個自然的規律。

那麼，怎麼扶植年輕人？我們要把年輕人放在風口浪尖上鍛鍊。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個重要的抉擇，就是進軍日本市場。

我的第一個重要抉擇是選專業，第二是跨領域的研究。跨領域的研究我要補充一下。我們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領域，機會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數學領域跨到金融，搞金融數學。我們很多得諾貝爾經濟獎的把博弈理論、概率論運用到經濟中得到了成功，這樣的跨領域我覺得很多。

還有一種重大的，我覺得特別有前途的跨領域就是有技術背景的學生畢業，來學管理，我們方正的發展現在最缺的就是有技術背景的管理幹部。將來這個前途極大。我們也要自己培養，我們中國不缺少技術專家，但缺少懂技術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謂有技術背景的企業家。一個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術尖子發揮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領域，既要有技術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學了數學、物理、計算機、無線電，再去學MBA，我覺得這個將來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文科和理科的結合，都是一系列的新的機會，簡直不可想象，大家要學會如何跨領域，培養這種知識。

再講進軍日本市場的問題。我們從國內發展到海外，永不滿足是一個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動力。台灣地區最大的日報《聯合報》，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最大的晚報《自立晚報》，台灣地區的省報《台灣日報》，都用我們的系統。我們進入台灣以後，就想能不能進入日本市場，一方面這個市場大得驚人，是中國市場的十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極端發達，它的彩色印刷的水平無與倫比，它可以在印刷廠裏用機器人，一大批的機器人，全部都是自動的。但是這麼一個極端發達的印刷市場，很可愛的一點呢，就是他的出版軟件並不先進，（笑）這就有我們可乘之機。

我從1975年比美國人更早地提出這種描述字形的方法以後，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隻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們就能比外國人更早的有某些創造。這也需要把年輕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風口浪尖上，日本市場可能給我們這種機會。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嚴格，可以極大的提高我們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員工來説，早晨九點鐘準時到辦公室，晚上9點鐘出去，有時候忙了就睡在我們的辦公樓，這種敬業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現在日本有六家報紙在用我們的技術，當然都是小的，還有一箇中等規模的正在考慮部分用我們的系統。還有一個汽車雜誌，三個版，每個版都是雙週刊，一次出1000多頁，這一本雜誌用我們近五百套前端軟件和後端輸出軟件，價值400萬美元，在中國很難想象一個雜誌社一次就買400萬的軟件。這個市場大得驚人。進軍日本市場就可以靠日本這個大市場，把年輕人推到市場最前沿。

我經常想，為什麼中國人到硅谷很有創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為什麼在國內做不到？我們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麼我們能不能在某些環境下把優秀的年輕人放到這種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讓他出成績呢?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創造這種環境。我們進軍日本市場的決策很大程度也是為了這麼一個目標，能夠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夠刺激我們年輕人的創造才華。年輕人最大的願望是獲得成功，當然也需要住房，也需要自己的小車，這是應該的，但我覺得他要能夠全力以赴工作的話，首先是一種成就感，同時需要一種團結和諧的氣氛，希望能夠得到長進。

第八個抉擇，是我們準備進軍廣電業，這是1995年的一個抉擇。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場賺錢。雖然我們不斷通過技術創新擴大市場，但是十年來我也一直憂心忡忡，10年我們主打的產品還在出版這個領域，沒有嶄新的領域，這是我一直苦惱的一個問題。我們的出版系統一直維持了十年的興旺，今後還有幾年的興旺，我們有沒有新的支撐點？

1995年忽然給我抓住一個機會。1995年9月4日，李嵐清同志找了楊偉光台長。因為看到中國的動畫不夠發達，所以要中央電視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動畫製作。他9月4日談話，我9月8日聽到這個消息，當時馬上產生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方正可望進入廣電行業，以中央電視台動畫為切入點；第二個想法，由此帶來的無限的需求刺激，會使我們成長一批將才和帥才。從李嵐清同志給了我們這個機會起，我們就開始進入廣電行業整個的領域，包括新聞採編播、廣告製作和自動播控、資料檢索、非線性編輯，以及電視台數字視頻網絡整體解決方案。我相信今後方正廣電行業的收入會達到、超過出版系統，而且會出現一批將才和帥才。這樣我們找到了第二個很大的支撐點，一個很大的市場，充滿前景的，充滿挑戰的，可以讓大量的年輕人出成績的領域。這是我第八個重要的抉擇。

我們還要年輕人樹立一種團隊精神。我覺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別人，但我有兩個優點：第一，洞察力，對機會的敏感；第二，我老覺得我不如別人。我總體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們要佔領日本市場，我們進入海外發達國家，我們充滿了信心，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但是我總覺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覺得這個人那一點比我強，那個人另外一點比我強，我老覺得別人比我強。松下幸之助成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説：“我有三個缺點，都被我變成三個優點：因為家裏窮，知道奮鬥才能成功；第二是，沒文化，懂得要自學，第三身體不好，懂得要依靠別人，三個弱點變成三個優勢。”覺得別人比自己強，能聽取意見，我覺得這是取得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年輕人也需要能聽取意見，能夠團結奮鬥。創新精神和團隊精神的結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當年松下彩電剛到美國的時候，一點名氣都沒有。但日本四家彩電廠商訂立協議：在國內賣高價，謀求利潤，在美國全部賣低價，成本價，佔領美國市場。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廠商的高性能和低價位的彩電把美國廠商打得一塌糊塗，這是下圍棋的做法。美國是喜歡打橋牌，兩家聯合起來跟另外兩家激烈的競爭，英特爾和惠普兩家發展了下一代的CPU，這兩家200億的大公司能夠合作，和另外幾家競爭，這是打橋牌的做法。中國有些人就喜歡打麻將，（笑）孤軍作戰，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對家，（笑，掌聲）自己和不了，也別讓別人和。

當然也有在團隊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範，我覺得我23年來學習的一個榜樣就是搞原子彈的這個榜樣，當時都是一批30多歲非常有才華的年輕人，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每個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是鄧稼先，他是美國博士，很有才華，但鄧稼先最偉大的是讓才華比他更加出眾的人能夠發揮作用，鄧稼先的手下當時對原子彈理論做出頭號貢獻的是周光召，對氫彈原理做出頭號貢獻的是于敏，這兩位的才華都在鄧稼先之上。鄧稼先的偉大，在於讓才華比他更加出眾的人能夠發揮他們的本領，所以我們要學習鄧稼先。

楊振寧先生曾經是鄧稼先的中學同學，大學又住在一個房間裏，非常瞭解；他跟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戰後在一個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對這兩個人都非常瞭解。他曾經講過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話，他講：“鄧稼先假如是美國人，不可能成功領導美國的原子彈，假如奧本海默是個中國人，不可能成功領導中國的原子彈。”這兩個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別，鄧稼先非常的和善，愛護人才，大家一想鄧稼先做的事情，都會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鄧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發揮積極性的這種類型。而奧本海默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但又鋒芒畢露，他的導師曾經描述説，研究生奧本海默經常打斷別人的講話，甚至於打斷導師的講課，走上黑板，拿起粉筆説：“你剛才那段話，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辦法來替代。”然後滔滔不絕講下去──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中國需要有鄧稼先，也需要容納奧本海默，但可惜中國的社會環境往往容納不了奧本海默。所以中國要取得成績，可能更需要鄧稼先這樣的人，既有才華，又能容納別人有才華，當然我希望今後中國也能容納奧本海默。

最後我送給大家一個公式，來結束我的這場“狗皮膏藥”式的演講，這是美國心理學家榮德的一個公式，我非常讚賞，就是“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I + WE = Full I），大家很強調要體現自我價值，體現自我價值，需要把自己融入在“We（我們）”這個大集體裏面，最終完全體現自我價值。我非常讚賞這個公式，把這個公式奉獻給大家──“I plus We equals to Full I ”，謝謝。（長時間的掌聲）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九三王選關懷基金會”，為王選1998年10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報告，根據錄音整理。北京大學王選紀念陳列室供稿，原標題《我一生中的八個重要抉擇——王選1998年10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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