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深信不疑的脱鈎論, 是假的?” 一位美國後浪的清醒思考 | 文化縱橫_風聞

✪ Erald Kolasi｜ 美國城市研究所

✪ Nox、談行藏 (譯)｜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隨着俄烏衝突不斷升級，歐洲能源危機已成為事實。無論是當前歐洲短期重啓煤電、購買天然氣等措施，還是加速轉向清潔能源的規劃，都證明能源對經濟發展的極端重要性。歐洲咬牙承受天然氣價格飆升的痛苦，無疑是將最終法寶壓在了未來的能源轉型上，背後的期待在於：未來以更低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支持經濟增長是可能的。但是，這個期待本身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經濟學結論上，即“經濟增長可以與能源消耗脱鈎”。

本文解析了能源和經濟活動的客觀物理關係，提示我們：脱鈎論可能遮蔽了我們對經濟活動本質的認知，從而忽視了更為根本的危機。作者分析，穿透各種複雜經濟模型的面紗，所有經濟活動最終都要歸結到自然資源的消耗和轉化上。當前經濟增長伴隨的一次能源消耗降低，背後的數據測算卻頗成問題：未計算能源運輸過程中的消耗、未計算消費品生產端的能源消耗、不同層級能源轉化中的耗散也不被留意。因此，經濟增長與能源、資源消耗可以脱鈎基本是個偽命題。同時，在流行的經濟學模型還預設了另一個前提，經濟增長中的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三個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然而，能源其實是不可替代的。化石能源儲量有上限，新能源似乎是一個替代方案，可如果考慮到能源的流動、轉化和質量差異，以及地球生態系統承載能力的有限性，實際上新能源也有其上限。另一方面，能源結構具有強大的慣性，提升技術、提高效率需要大量資源、人力投入，開發需要在消耗和收益之間尋求平衡。

作者認為，種種事實表明：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的脱鈎論本身是一個危險的神話。一方面，西方的富豪們借用脱鈎論鼓吹減少化石燃料消費，卻無視能源價格波動對普通民眾生計和廣大不發達國家的衝擊；另一方面，脱鈎論遮蔽了更深刻的體系變革的重要性，能源與生態危機要求人類社會轉變對經濟和發展的根本認知，尋找可持續的新路徑，而這條路徑不打破現有的全球社會、經濟體系，是無法實現的。

本文原載《Monthly Review》，原標題為《能源、經濟增長和生態危機》，由“歐亞系統科學院研究會”編譯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能源、經濟增長和生態危機

▍ 脱鈎的神話

經濟增長是否能永遠持續？看似簡單的問題難住了現代資本主義。在《大綱》中，卡爾·馬克思認為資本無法被限制，也就是説，推動增長和尋找新市場是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的第一生存要務。這關乎整個當前秩序的生死存亡，資本主義不能承認經濟增長有任何自然限制，因為那就意味着它終將滅亡。為了假裝資本主義永恆存在、不可戰勝，大多支持當前秩序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對經濟與自然的關係進行了大量討論，其中心涵義是：經濟增長可以與人類文明的物質需求脱鈎（decoupling）。受新古典理論的啓發，新一代經濟學家開始論證即使不消耗額外環境資源，經濟也可能增長，儘管歷史上已經有了諸多反證。

基本上，經濟學家通常將脱鈎定義為經濟規模擴大而資源影響（通常是碳排放或一次能耗）降低的過程。當資源影響的絕對值下降時，即使經濟不斷擴張，也會發生絕對脱鈎。支持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通過計算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經濟規模和活動。儘管被廣泛接受，但將這一指標用作總體經濟活動的準確晴雨表仍不完全科學。進一步地，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之差，以及經濟增長與一次能耗之差，在關於脱鈎問題的公共和學術討論中經常混為一談，造成各種混亂。

本文旨在綜合和理解這些不同的想法，並全面概述能源、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從本質上講，是因為許多人的論證，用了不準確的理論或者誤導性的説法，才導致其爭議至今。人們經常將能源消耗與能源使用這兩個概念混為一談，潛台詞就是他們其實不清楚能源核算的原理，或者二者之間的重要區別。許多經濟學家看待能源與效率的方式都與物理學大相徑庭，更是導致了跨學科認知上的混淆。

▍ 能量轉化的關鍵作用

能耗十分複雜，涉及文明本質的多方面問題。大多數政府和組織討論能耗時，指的通常是一次能耗，也就是消耗無需事先轉化的能源，比如石油；石油、煤炭等一次能源需要先轉化成汽油、電力等二次能源，才能有其他用途或最終用途，二次能源又可以根據其用途轉化為三次能源。但是一次能源本身就是自然界早期轉化和轉化的結果。例如，構成石油的動植物殘體的碳氫化合物是光合作用的二次產物。這構成常見能源核算方法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一次能源的概念在理論上本身存疑。

測量一次能源的常用方法有兩種：部分替代法和物理能含量法。化石燃料轉化時，一次能耗直接等於被燃燒的煤炭能量，但風能、太陽能和等可再生能源情況複雜，因為這些能源發電時，沒有任何東西在燃燒。這就需要上述兩種方法。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採用物理能含量法，物理能含量法中，只需要將這些來源產生的電能算作一次能源，儘管電能其實是轉化而來的能量。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在其廣受歡迎的全球能源報告中（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採用部分替代方法，部分替代方法中，需要假設生產的電力來自一個虛擬的火力發電廠，再乘以一個能效轉化率。例如，如果工廠的轉化率為20%，一次能耗就等於發電量乘以五倍。這些差異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們可能導致對能源消耗的估計出現分歧，尤其是對於嚴重依賴可再生能源的國家而言。

對哪種方法更準確的討論不少，但其實那並不是核心問題。實際上，在統計會計學領域之外，只有能量轉化才具有意義。可再生能源電來自自然界的動態流動；化石燃料運往加工和提煉點需要機器和人力進行能量轉化，機器首先要提取這些燃料，然後將它們運送到特定位置。這都發生在真正的能量轉化並得到記錄之前。從一次能耗的角度計算會掩蓋經濟活動實際需要的能量流動和轉化過程，還可能導致討論中出現混亂和誤導。經濟學家和媒體展示的GDP增長與能耗差異，其實是與一次能耗的差異，然後就武斷地聲稱經濟增長已經與能耗脱鈎。

這種假設具誤導性極強。我們一般將能量定義為可以在不同物理系統之間轉移的受限運動狀態。它有多種形式：化學能、熱能、動能和電能。化學能可以轉化為機械能，比如汽車發動機燃燒燃料，並將產生的熱能轉化為車輪的機械運動。熱能、機械能與電能之間也能相互轉化。只考慮一次能耗會忽略和邊緣化這些能量轉換，但它們其實才是關鍵。

所有從錢到商品的經濟交換都需要各種來源的能量轉化。而能量的流動並不會在燃料燃燒後停止，而是會繼續流向所有人類行為。但某些經濟理論卻暗示這種後續流動不存在，從而人為地將資本和勞動力從能源約束中分離出來，並有效地切斷了物理學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繫。實際上，我們不應只關注一次能耗，而應強調能量的總流量（aggregate flow），即通過我們的經濟活動轉換的所有能源的總和。單位時間的總流量稱為總流速（aggregate flow rate, AFR）。一般來説，富裕社會的AFR高於貧窮社會，也就是説富裕社會可以產生、流通更多的實際剩餘財富。

除了至關重要的轉化過程外，能源質量也十分重要。不同的一次能源效率有高下之分。例如，2017年生產1千瓦時的電平均需要7,812英國熱能單位（BTU）的天然氣，或10,465 BTU的煤炭。按照這一衡量標準，天然氣在發電方面的效率大約比煤炭高25%。能源思想家瓦茨拉夫·斯米爾（Vaclav Smil）認為，能源的功率密度是經濟增長和文明發展的重要特徵。他將功率密度定義為在能源轉化過程中可以釋放的每單位面積的能通量。斯米爾認為，化石燃料對資本主義意義獨特，是因為它們的功率密度高於風能和太陽能等其他能源。功率密度越大，產量越高，於是利潤也就越高。

其他能源衡量方式也可以想象，但關鍵點在於：自然能源的用途和屬性差異很大。而要了解這些差異的唯一方法是跟蹤一次能耗的轉化過程。如果忽略這一關鍵，就會得出所有能源應當被平等對待的錯誤結論。

▍ 新古典經濟學的“替代”幻想與限度

脱鈎理論的知識基礎源自資本主義正統經濟學家的普遍解釋範式——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新古典主義通常因為其對社會不切實際的假設、數學上的大量不一致而被人詬病，更不要説它本身並不具備預測能力。而本文要提示的，是這一套理論的根本問題：否認物理學、忽視自然規律。19世紀50年代，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構建了描述經濟增長的最早模型之一。這些新古典理論的不同版本中，都是將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性投入與經濟交易中的產出或最終產品進行結合。資本增長能提高產出，而固定資產折舊又會拉低數據。最終，增長和折舊的影響相互低效，增長歸零，經濟也就進入了穩定狀態。新古典主義認為，經濟體的產出想要持續增長，就需要技術不斷進步，也就是需要總生產率不斷提高。這種進步意味着生產性產出可以在生產性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出現增加。索洛提出了一個數學模型檢測這種技術性增長對GDP變化的影響，但其中大部分的數學結果存疑，實際上並不能證實他的主張。

對索洛理論的擴展中，生產性投入通常包括資本、勞動力和技術。能源有時被歸入三種傳統投入，有時被單獨劃為一種投入。至關重要的是，理論認為生產性投入彼此間獨立，也就是説它們可以根據需要互相替代，以維持或提高生產水平的上限。新古典主義認為，如果社會缺乏自然資源，可以通過技術創新、效率提升或者其他方式進行替代，因此，資本主義的長期可持續性在物質上是可能的，需要的只是找到能確保這種可持續性的社會和制度構架。索洛也認同該觀點，認為自然界不會限制經濟增長，理由是：如果其他元素能輕易代替自然資源，那麼原則上就不存在‘問題’，世界沒有自然資源仍能存在，枯竭只是一個事件，而非災難。雖然他的模型表明競爭最終會導致自然資源枯竭，但他的觀點其實也代表了大多經濟學家不可避免的普遍態度。

要闡釋新古典主義，只需一個極簡易模型：一家小披薩店。根據新古典主義理論，不論短缺什麼，披薩店都能維持或提高當前的生產水平。短缺工人可以增加烤箱；短缺芝士可以提升製造芝士技術的效率；短缺電力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比如縮短工期後，訓練工人提高做披薩的速度。一切皆可替代，無窮無盡。這就是新古典主義的基本假設，通常用以解釋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也就是説，改進技術或提高效率永遠可以增產，哪怕這種增產導致了更廣泛的自然世界出現某種枯竭或不穩定。

要打破這個精心編制的幻想，只需要一點基本的物理學素養。替代的最基本限制來自主要研究熱、功和能量的熱力學。熱力學限制了技術系統中能量流的最大效率。汽車發動機、發電廠和光伏電池將一種能量轉換為另一種能量的能力都有限制，而且技術進步無法克服。我曾提出，將經濟系統的總效率定義為最終產生的機械功或電力與全部一次能耗之間的比例。總效率的數值在時間中具有強慣性，因為其大幅提高需要大量投資，而大量投資會擾亂已有的經濟秩序。

一旦社會適應了特定的能源結構，想要改變它就變得舉步維艱，因為精英階層會嚴重依賴這種結構獲取財富和影響力。以德國經驗為例：2000年，德國政府啓動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轉型計劃，想將能源重心轉向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減少温室氣體排放。與1990 年對比，2017年德國的温室氣體排放量下降了 28%。同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耗中的佔比達到 13%。但事實是，1990年以來碳排放量的大幅減少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東德統一後重工業的崩潰。而過去八年中，德國的温室氣體排放量幾乎沒有變化。風能和太陽能的不穩定特性帶來了電力存儲的相關問題，價格也會因天氣狀況劇烈波動。為了平衡這些和其他問題，當煤炭行業向默克爾政府施壓，要求放鬆政策管控時，德國政府則立刻破壞了該能源計劃，重新建造了一系列煤電廠。

替代的另一個主要限制是過度經濟增長導致的生態不穩定。這些不穩定因素相互結合，會激發和放大現有的自然現象。資本主義是典型的高度耗散系統，經常產生強大的放大器效應，這些放大器製造了馬克思所説的自然與社會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這意味着文明的生態基礎正在被逐利和能源密集型發展逐步侵蝕，損失其實比收穫更多。自然界有些重要臨界點是不該跨越的，但如果通過替代追求無限經濟增長，一些關鍵臨界點就必然被突破，進一步將威脅到支持人類文明的更廣泛生態圈。

還有另一個問題。小規模和有限經濟活動中，替代經常發生，小到電燈泡、披薩店的配料，大到某些國家的財富形式。然而，這種替代只能是暫時的。太平洋島國瑙魯就是一個案例：20世紀的瑙魯擁有大量磷酸鹽礦牀，是備受推崇的農業肥料。瑙魯對磷酸鹽礦牀過度開採致其枯竭，但是這場全球交易使瑙魯在1990年達到了極高的生活水平。瑙魯將磷酸鹽貿易的部分收入轉化為公共信託基金，並通過金融市場進一步投資。然而，磷酸鹽枯竭後，瑙魯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信託基金中的大部分資金也隨之蒸發。人不能吃錢。替代能短期存在於經濟活動的微觀層面，但宏觀層面的長期替代只是白日做夢。

有個假設可以幫我們更好地理解宏觀層面的替代限制。假設地球的經濟活動全部通過太陽能來實現。目前，大多商業光伏發電只能將不到 30% 的太陽能轉化為電能，剩餘的能量則以熱平衡和紅外輻射的形式損耗。光伏設施的理論效率限制略低於 90%，即使是最前沿的實驗室實驗也無法達到這一數字。即使根據新古典主義的假設，技術進步最終帶來了轉換率高達90%的光伏產品，一旦觸達效率的理論天花板，那麼還想進一步提高發電量就只能建造更多太陽能電池板，而這會佔用更多的土地。由於地球的表面積有限，最終還是會觸達太陽能的生產天花板。可再生能源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全球生態危機，即使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只要我們還在追求經濟無限增長，地球文明就終將在幾個世紀內毀滅。

經濟學家總認為在提高知識和技術增長的基礎上，即使物品的數量不變，其貨幣價值也會不斷增加。但他們忽略了，技術創新本身就需要投入。生產循環的變化取決於可用於研究和培訓的電能、化學能和機械能。程序員編寫新程序需要精力思考和打字，而計算機本身也需要電力才能繼續運行。如果沒有連續的能量轉換流，就不可能對計算機程序進行改進。生產力的提高需要能量流動，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技術變革都與人類賴以生存的能量轉化息息相關。

簡言之，技術變革本身就受到硬性物理限制，同時受限的還有技術變革帶來的質量增長。發電廠就是技術受限的典型：幾十年來，發電廠一直在以最高效率運行，而進一步提升發電技術已經舉步維艱。核電站擴建反應堆失敗的案例將技術受限暴露無遺，而其他令人矚目的技術，如聚變反應堆，也終將殊途同歸。資本主義膨脹的利潤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存在所依靠的能源密集型基礎。去掉這個基礎，資本主義也將不復存在。

▍ 能源、增長與排放的關係

所有經濟活動都需要能源。近幾十年來，儘管人均一次能耗在下降，但美國經濟仍在繼續增長，只是速度有所下降。此外，與一次能耗相關的成本在美國總需求中所佔的份額也越來越小。據此，許多經濟學家和權威人士得出結論，能源消耗和經濟增長已經脱鈎。“一個已經開始以更高能源效率和更大功率密度使用自然資源的經濟體即使在一次能耗下降的情況下也可以實現增長”這一敍事得以建立。但其實不然，大衞·斯特恩（David Stern）和羅伯特·考夫曼（Robert Kaufmann）等經濟學家清楚地表明，一旦將能源質量的差異納入分析，就會發現美國的能耗增長與總需求的增長其實緊密相關。

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促使美國減少了人均石油消費量，並專注於通過使用其他自然資源來提高效率，這導致天然氣的消費量增加。轉向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有助於大幅減少碳排放，美國的温室氣體排放量在2005年達到峯值，並開始逐年下降，及至2016年，降幅達到14%。其後，下降趨勢逐漸停止，2018年的排放量實際上增加了超過3%，是8年來的最大增幅。交通部門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交通部門的過度活躍就是激增的罪魁禍首。這就説明即使存在宏觀層面的效率提升和技術創新，只要經濟體還將增長置於最高優先級，那麼大規模減排就幾乎是不可能的。

美國碳排放走勢圖，單位：10億噸。圖源：美國能源信息署

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大量研究表明，一次能耗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並且相關性具有根本因果關係。過去幾十年裏，全球經濟增長率開始放緩，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率下降。諸如日本、歐盟等幾大主要經濟體已經進入了極低增長率和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停滯期。已有跡象表明，當今金融化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合理性，以及我們選擇使用何種自然資源都將限制未來的增長潛力。

資本主義正在失去動力，還無法大幅減少總排放量。温室氣體排放量已經穩定多年，於是全球經濟高層開始相信經濟增長實際上可以與有害排放脱鈎。2016年，國際能源署得意洋洋地宣佈：“全球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的脱鈎得到證實。”然而就在2017年，全球温室氣體排放量急劇上升。有關全球變暖危險的科學報告越來越令人擔憂，而2018年排放量再次上升，且增速高於上一年。事實證明，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脱鈎沒有全球精英最初想象的那麼簡單。（譯註：2019年，全球發達國家碳排放在新能源轉型下有所降低，約在2-3%，全球碳排放總量上升；2020年，由於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滯，全球碳排放總量下降約6%；2021年所有地區碳排放較2020年都有所上升，發達經濟體碳排放較2019年略有下降。）

這個理論還有一個問題：精英階層計算碳排放的方式。政府和各種組織通常從製造和生產的角度測量温室氣體排放量，如果某美國公司在印度設立工廠生產商品，出售給美國消費者，該工廠的排放量將記入印度，而不是美國。這一過程被稱為地理替代，即位於資本主義核心的企業將破壞生態的製造業轉移到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這一直是西方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説，從消費點測量排放量就會發現，沒有任何脱鈎，跨國公司能做的只是在無處可去之前不斷轉移生產。但地理替代也是有限的。

除了將總需求與排放量進行比較外，另一種理解經濟增長物質基礎的方法側重於原材料在到達最終消費點之前的過程流動。2012年，澳大利亞研究人員分析了通過國際貿易在各國之間交換的總原材料，並引入了材料足跡的概念，將原材料的消耗定位到最終需求經濟體中。他們得出的結論：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0%，國家平均[材料足跡]就會增加6%。發達經濟體在脱鈎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報道的要小，甚至根本不存在。他們還估計，大約40%的原材料用於促進向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和服務，這表明減少全球資本的國際流動可能是解決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的關鍵。（Thomas O. Wiedmann et al., “The Material Footprint of N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還有一個事實也能側面證明説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可以脱鈎為時過早：過去三年間（譯註：指2016-2018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連續下降，而美國經濟在增長。但媒體並沒有宣傳平均壽命與經濟增長脱鈎這件事。脱鈎幻想的破滅給了我們一個重要提示——我們不應依據近年才出現的微小變化趨勢，來輕易下一個重大結論。

▍ 危機加速的社會效應

生態危機的早期階段已經到來。2017年的波多黎各颶風，還有同年引發阿根廷衰退乃至貨幣危機的歷史性乾旱，種種災難只是人類在未來幾個世紀面臨的緊張局面的開始。（譯註：2019-2022年，美洲、澳洲、亞洲等地先後出現自然山火火災，巴基斯坦遭受嚴重洪水災害，歐洲主要河流斷流，美國乾旱和雨雪災害頻發，自然生態危機正在升級。）

生態學和其他左翼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批評新古典主義思想是危險幻想，一些精英階層也開始改變立場。2016年，國際資源小組（International Resource Panel ）得出結論：2000年以來，全球材料消耗的增速超過了全球GDP增長，並補充説“全球材料利用率百年來首次開始下降。”2017挪威石油天然氣公司Equinor的原首席經濟學家埃裏克·沃尼思（Eric Waerness）寫道，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不可能”脱鈎。樂觀最終讓位於現實主義，即使這些個人和組織中的許多人都忘了下一個必要的步驟：與資本主義進行全面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對抗。

分析階級和社會對於理解資本主義即將引發的危機至關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生態危機是富人大量消耗能源的產物。任何針對我們當前存在的弊病提出的解決方案都必須首先徹底解決造成這些弊病的階級差異。西方富豪們推出了各種市場化税收和定價計劃，旨在減少化石燃料的消耗，但卻並不考慮這些提議會損害普通民眾的生計。在這一過渡期間保護羣眾的正確方法是加強對化石燃料相關的生產和分配循環的社會控制，並且在消費端實施臨時價格管控。如此一來資本家在破壞了生態圈之後會損失利潤，而羣眾也不必面對任何突然的價格衝擊。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可以大致分為三類：僱員、管理者和資本家。資本家憑藉資產和公司獲得鉅額利潤，不工作也可以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但是僱員和管理者不同。大多數工人的負債都在增加，而資本對社會其他部分的財務控制也使工人很難要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生活條件。結果就是一小羣富人形成了財閥集團，完全劫持政治進程，並能輕易化解任何對民主變革的要求。

儘管這些阻力存在，但對新方向的社會和生態需求每年都在迅速增長。一個民主的、生態的社會主義文明需要限制自然資源的商品化，同時將富人的命運與貧窮之人緊密相連。向所有人保證六大普遍權益：食物、工作、住房、醫療保健、兒童保育和教育，限制和約束財富的增長。它可以通過對資本徵收財富税和將大部分經濟社會化來實現這一目標，從而使有限且受到嚴格監管的市場得以生存。世界各地的資本家都在囤積大量的金融財富，他們拒絕投資實體經濟，因為增長率低，幾乎沒有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政府應該管控這些財富的絕大部分，將其投資於改善社會服務、重建基礎設施和提供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

我們的政界和商界領袖一生都在資本主義宣傳中耳濡目染，他們已經相信經濟增長是一劑靈丹妙藥，能夠治癒一切罪惡。對於現代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説，按照目前資本主義的計算，經濟增長的替代方案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但想象和實現這些重要的替代方案可能是使人類文明免於迫在眉睫的災難的唯一途徑。我們不應圍繞增長原則來組織我們的社會和經濟，而應該圍繞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這需要更廣泛的生態圈的代謝穩定性。通過將生產和消費水平嚴格限制在某種動態平衡之中，強調改進人與社會的關係，就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週期性泡沫和危機，延長人類文明的壽命。通過將更多的財富和資源分配給工人和普通民眾，我們就能建立一個公平社會，不受政治和經濟不穩定反覆發作的困擾。從經濟到生態的危機即將匯聚，我們需要對社會秩序提出新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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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Monthly Review》，原標題為《能源、經濟增長和生態危機》，轉自“歐亞系統科學院研究會”。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