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歸途》和《戰狼》系列電影一樣嗎？為什麼？_風聞

《萬里歸途》和《戰狼》系列電影一樣嗎？為什麼？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在今年的國慶檔中，《萬里歸途》獲得了獨一檔級別的高票房和好口碑。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從成片狀態來看，這部作品或許是該檔期裏唯一一部，得到了相對更寬鬆的創作空間的案例。

導演饒曉志向來擅長的“小人物”，這一次與主旋律的主題進行了結合，給出了一個頗為大膽，但卻確有意義的表達：將理想化的外交觀念，逐步還原到更加真實，也更加確切吻合現實的可行狀態。而作為表達方式的，正是具備承載意義的“小人物”。他打破了“英雄”的面具，暴露出“小人物”的內裏，又在其上建立起更加確鑿的“英雄”。

與此同時，他又讓本片成為了對更宏觀對象的態度表達，以及一種宣傳。而對《戰狼》，它更是形成了微妙的互文關係。宏觀表達的過程，正應和着人物變化的過程。

從開場時的環境設定，以及四個外交官的表現中，我們已經能看到他們的初始狀態。在序幕中，望着圍攏過來請求幫助的各國人員，宗大偉的表情帶着冷淡的不耐煩，徑直穿過了人羣，而到了中國人面前，便展現出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緒，“舉起國旗和護照，帶你們回家”。這顯然是我們最常看到的那種流程式主旋律形象。它突如其來，毫無鋪墊，宗大偉的表現也十分機械，表情生硬，是作品故意為之。而在飛機座位不夠時，他則讓出了自己的座位給台灣同胞，執行着“兩岸一家親”的對台政策方針，自身對此的回應則是面無表情。

顯然，機場裏的宗大偉，只是按部就班地在履行着一個外交官應做的事情。應展現的責任，做大方針下“正確”的行為，而對此似乎沒有什麼個人情緒的起伏----中國外交官，就保護本國人與大方針相關者，對外國人則只是基於此的交涉，而沒有更私人化的關聯，行事也符合一般的慣例。

“護照和國旗護體”與“執行的無感情公式化”，構成了對外的慣常規則與人物的初始狀態。而此時宗大偉的“面具”就此形成，他戴着“戰地者”的光環，在這裏卻已經表現成了一個平常的外交官。而這也是機場整個形態的“面具”，都等待着被打破。

嚴行舟是“大國外交”公式化的象徵。無論在汽車中的言談，還是被武裝人員檢查時，他都秉承着“辭令”一般的模式化方式，先是手舉中國護照，而後則説出了“我要給你們長官打電話”，試圖執行護照上的“請各國予以方便”，讓對方服從自己的“外交官受到保護”屬性。章宇則是融入當地程度相對最好的一個。他的行事風格非常活潑，也與當地人試圖靈活交談，也只有他制止了成朗犯當地忌諱的摸頭行為，還在宗大偉打破了外交規矩而給錢時，用一句”假私濟公，這也算不上是沒覺悟吧“，顯得非常彈性地對待機械的規矩。然而，在他與對方交涉時，依然報以”我們是中國外交官“的説辭，暗示了他“融入當地”的未完成。

而成朗，則代表了國內對待外國的視角，他“未經培訓”的不諳當地世事，手裏拍攝當地民情的攝像機，都給予了他這種意義。這是一個與外國完全隔絕開來的存在，是上述三人的極致化形態。他在深入接觸當地實際後的轉變，也代表了對待外國應該具備的姿態---深入瞭解，在極端惡劣的當地規則中行事，並且在非極端時做到與當地的共情，而非單純的公式化。

關於“與當地環境的隔絕”，電影開場有着三層展現，也完成了三次的打破。第一層是機場，宗大偉説的“成朗培訓什麼啊，都不需要出機場”，即是對此的明指。在這裏，外交官們與當地社會完全隔開，也誕生了宗大偉最“理想化”的傳統認知裏的姿態。這一層的打破，則由宗大偉等人離開機場的遠景所完成，他們站在一片荒涼裏，汽車與飛機背道而馳，第一次進入了當地的環境。第二層是“汽車”，他們坐在車裏，獨立於外部紛亂的內戰環境，並被武裝人員的命令而打破。第三層，也是最直接的一層，則是“中國護照”，它在過路崗時被認可，但到了扣押，章寧用中國身份交涉而未遂，隨後的打破更是驚天動地的汽車炸彈。

在三層的階梯裏，人物基於“背靠中國”而成的封閉狀態，一種“國家立場與國際慣例護體”的保護罩，基於中國中立與外交保護的安全性，被逐漸打破到了最明顯的層次：護照給予的中國人身份。對第三層的打破，意義也最為明確。汽車炸彈炸燬了曾經尚算平和的社會環境，暴露出了這個國家人命不值一文的殘酷現實，一切和平時期的原則在此都不存在。以此出發，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規則，它是不以任何國際慣例為轉移的。在宗大偉等人踉蹌着走到街道時，他們真正進入了這個傷者遍地的當地現實之中，而成朗的攝像機只是掛在手裏的特寫，暗示着這一切對“非當地人”而言的完全陌生，無法直視與接受。

隨着電影的展開，宗大偉等人開始逐漸進入了象徵當地無政府之戰爭本質的荒原環境。而他們自己，也打破了開頭時的“獨立於當地的外交官”，不再是---如汽車炸彈後進入的---只在大使館的“非當地領土”中的存在。他們作為“執行外交任務，履行外交規則”的公共形象被動搖，表現出了更真實的一面。從饒曉志一貫的人物走向而言，這是對“小人物”的迴歸，將“機械執行公式規則”的外交官還原為更具感情的普通人。而從主題上看，這又是一種更切實可持續的姿態，是對於“公式化姿態”的去除，最終引出真正融入當地實際規則，並做到真正的共情。

宗大偉，正是這個表達的主要載體。在介紹中，他“跑遍戰火紛飛的各國”的經歷，給予了他更深入瞭解實際之必要性的條件，明確了非洲各國規則的極端化。在三層打破的過程中，他就顯露出了別樣的一面。他想着自己待產的妻子，要求公費給自己租車登船回國，被嚴行舟斥責，從而不再是機場裏的“機械”，而讓情感對抗上了外交組織規則。而後，他則對對方情緒察言觀色，用支付罰款來脱身，而不是如同事一樣地強調自己的外交官身份。

這是宗大偉對當地投入情感目光的反面表現，而正面表現則是對當地與中國的弱者同樣的保護與幫助。開頭的機場裏，他無視了求助的外國人，公共身份大於個人身份。而在扣押地，當前兩層打破完成，他救下了當地的小女孩，暗合着他對尚未出生的孩子的個人情感，對中國與當地人的對等態度第一次出現。而後，他與妻子開玩笑，自己帶上了阿拉伯帽子，則是又一個模糊國別界限的情感化暗示。

在獲得救援中國工人的任務時，電影暗示了宗大偉和其他人物的情感與“本土化”區別。嚴行舟對成朗做出了一個非常“公式化”的決定，在成朗未經阿拉伯語訓練，且毫無風險工作經驗的情況下，委派他去完成任務。這顯然是一種“態度積極，要求進步”的思維方式。而嚴行舟在與宗大偉對話時，一度與他互開玩笑，但最終還是扮起了上司的面孔。這傳達出了一種“彷彿在國內行事”的氛圍，從人物交互上看過於死板，同時也沒有結合到當地工作的實際情況，是又一次的“獨立於當地”。而提出實際問題的宗大偉，則承接了此前拯救外國女孩與阿拉伯頭巾逗妻子的方向，給出了更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意見，卻被無視。

在電影裏，成朗的作用無疑是決定性的。在設定上，他就被暗示了”紅色後代“的背景。他代表着完全不瞭解當地的“純粹封閉的外交視角”，是“只有公式化概念”的極致呈現狀態。他並非壞人，積極要求工作，對當地的態度也是撫摸孩子頭頂的友好，但這種友好顯然沒有符合當地實際情況，不知道摸頭的忌諱，也不會説語言，因此屢屢犯下嚴重的錯誤。他展現出的種種行為，無一不是”大國式的以我為主”風格，並未融合當地，也缺少真切的共情，就像他在大使館裏無法感受到宗大偉刀子嘴之中掩藏的對自己的關心。

非常典型的一段，是他在抵達中國工人駐地，並且與邊境官交涉的部分。他反覆強調着“我們是中國公民”來請求放行，而對方則根本無視了他的説辭。隨後，他看到宗大偉的第一次暗示，卻又會錯了意，用賄賂的方式試圖再現宗大偉曾經交罰款時的成功，卻忽略了對方不受賄的剛正性格。這與宗大偉在此的察言觀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可以看到，就像已然表現出對家人和友人的個體情感，並且有了與當地女孩如同父愛延續的共情一樣，宗大偉才是相對融入當地，觀察當地的人，成朗則只是“大國以我為主與公式化外交”的碰壁象徵----在這裏，他反覆推出，而又被反覆退回的中國護照特寫，以及在駐地上升起國旗，國旗卻被鏡頭一帶而過的細節，正是單純的國家光環不再作用的象徵。

值得一説的是，章寧對宗大偉起到了重要的輔助作用，他是“差一步的宗大偉"----擁有共情，不是機械，但卻終究缺少對當地極端規則的適應。如前所述，他是四個人裏相對接近當地環境的，也顯得自然，不拿外交部的規矩和姿態當回事，對宗大偉也有着更甚於別人的細緻體察與情感輸出。這來源於他和當地人的婚姻，擁有了愛情結晶，在生活和共情上都與當地有所交互。但是，他依然處於半途的狀態，更多體驗的是當地的幸福一面，而對更廣面上的戰爭殘酷有所欠缺，而後者才是這個國家的根本，是汽車炸彈後軍管者仰天開槍、無能咆哮的“無秩序” 。

緊接着，章寧便受到了戰爭極端環境的影響。反應遲緩説明了他對此的不瞭解，死亡則是不瞭解造成的結果。他適配於和平狀態下的當地環境，比一些人物程度更高，拿出了正向的真情投入。但很多國家並非和平，對此需要的姿態絕非“平和依舊”，而是要以牙還牙的強硬。當然，這並不是開頭宗大偉對外國人板着臉的“面具”，而是真正的落實。

更進一步地説，他的死亡，伴隨着宗大偉和成朗的下一階段深入。他留給宗大偉的吊墜，在凝望着他的宗大偉的手中被攥緊，這種友情構成了宗大偉放下回國執念，前去完成任務。在這裏，構成他最直接推動力的，不是冠冕堂皇的”為了國家“口號，而是非常微觀的情緒。與之同步，電影也又一次強化了他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他們的車輛開出了大使館這樣的”中國領土“，進入了破爛的外部街區，街上隨處可見跪地叩拜的祈禱者，渲染出當地”戰亂，宗教“的現行規則。宗大偉對章寧的任務接手，有着一種”繼承延續”的意味，這也象徵着他對於後者的更進一步----在後者的“可共情”之上，再加入“對當地的融入”，走到足以完成如此艱鉅外交任務的最後一步。

可以説，章寧的死亡，在“環境”與“情感”兩方面推動了宗大偉邁出的第一步。他感受到了非日常的環境，並且從表現出的冷漠變得被友情觸動。這促成了他向着“真正完成保護任務，維護和平”，邁出了第一步。他與“外交”，都完成了對機場裏那機械突兀的“面具”的第一次推翻。

隨着電影的發展，象徵意味十足的成朗開始進行轉變，而宗大偉則變成了他的一種“示範導師”。在填寫臨時身份證的時候，成朗開始在當地老頭的指導下學着用阿拉伯語書寫，這是他對於“封閉狀態"的打破，隨後進一步延伸：在申請過境時，成朗奔跑的身影與當地孩子踢球的身影交織，而在拿到資格時，成朗的慶祝也與孩子們進球的慶祝穿插同步。這顯然是一種依託於畫面語言，對於”共情當地後的外交成功“的直觀呈現。而在對邊境官時，饒曉志也用宗大偉把握學生時代共同記憶的對話，説明了”與當地共情“的重要性，彷彿同一時間成朗的模板。隨之，宗大偉才拿到了臨時身份證的過關機會。

通報大家的一刻，鏡頭推到了飄揚的國旗，不再是此前成朗升起國旗時的”一晃而過“，暗示着”國家權益”變為可實現----依靠的不是此前成朗的理想化，而是宗大偉的實際方式。並且，饒曉志也給出了與護照形成對比的臨時身份證，在一系列的特寫中呈現以當地的制式，也是同樣的表達效果----到了這種環境裏，護照似乎更多是象徵性，而表面的中國元素完全讓步於當地的身份證，反而才能確保中國工人的權益。

在這裏，影片實際上再現了章寧在開頭部分的狀態：對於當地的共情，而對極端規則的不夠了解。如前所述，章寧在當地的家庭建立於非戰爭的和平狀態，這也是宗大偉和成朗在邊境所處的環境，但絕非這個極端國家的普遍狀態。在第一段中，作為暗示性的是，四個人一起在汽車炸彈的”戰爭狀態“裏倒下，隨後章寧則死在了街頭槍擊之中，這讓“和平環境”的打破成為了對人物最後的終極障礙---融入這個極端的環境，吻合這樣的極限規則，是最困難的考驗。

這便是影片後半部的整體走向。作為起手，邊境站的援兵帶來了第一個“戰爭狀態”的信號，而宗大偉此前的“共情”也隨之露出了馬腳，依靠着提及章寧的共同情感方才過關。這是重要的細節，它讓宗大偉的環境進一步接近了戰場一線，規則更加極端。而在情感投入上，它也要求宗大偉更進一步，不再是察言觀色的討好，不再是這種“掩飾下的表演”，而是更加真摯。對極端環境的規則適應，對真實情感的徹底投入，才能在這裏完成任務，保護住重要的東西。

而後，宗大偉等人完全進入了戰場的環境，或炮火齊鳴或野外荒原。一方面，作為積極一面的表現，他們與當地人的深度共融，推動着他們一步步走向外交部接應點的進程----先是中國的流行歌曲，後是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伴隨了他們的跋涉征途，後者更是高度吻合了高低起伏的戲劇性變化。而與之相對應，隊伍之中也不再是中國人，加入了宗大偉幫助的阿拉伯家庭，打破了開頭機場中“無視外國人”的封閉狀態。而另一方面，後半部也展示了“制式外交”的弱勢：大使館中的嚴行舟被軍火轟炸，使館破落不堪，和平外交渠道的發聲也僅限於聲援，最終還要依靠變化了的成朗打出火堆信號，方才成功接應。

在這裏，宗大偉的狀態也停留在了對於當地極端規則的排斥之中，感情也被自己掩蓋，無法對他人訴説，也無法自己面對。因此，他也處理不好戰爭環境下的救援工作。他向眾人隱瞞了接應地未必有外交部援助的殘酷事實，而是在一種”握手慶祝“的----我們熟知的約定俗成式----狀態裏，與眾人相聚到一起。他對此並不樂於接受，但又無法直面關於生死的極端事實，因此對歡迎的熱烈人羣呈現出了非常擰巴的糾結回應。

隨之，他也無法處理好這羣人的救援工作。在一個跟隨鏡頭裏，宗大偉走過了各懷心事的工人，手足無措，隨後的尋找資源也無一所得。成朗讓他告訴眾人實情，但他卻始終不敢，一方面來自於對”陷入戰爭狀態而恐慌的眾人“的恐懼，一方面當然也是他自身對戰爭的恐懼排斥，不願面對戰爭環境裏生命安全未知的境況。

電影刻畫了個性不同，情感鮮活的工人，與開頭機場裏被一帶而過的被救助者有着情感表現上的巨大不同，也對應了環境的不同，引導出“公式化面具”的有效與無用之別。在這裏，“公式化”的宗大偉不敢直面戰爭的生死恐懼與極端規則，只能向他們一次次地喊出口號，這顯然是不足以妥善應對一切的，迎來的只能是失控的混亂，甚至出現了離隊落跑的情況。

此時，成朗對他的”面具帶久了“的説法，正是對他此刻”極端戰爭的佯裝熟悉者“的揭露。面對極端環境，宗大偉的不適應規則，不釋放情緒，自然就只能停留在“面具”的階段。對於工人們，他始終沒有帶他們歸國的足夠信心，反而是一種壓力。他在邊境時望着成朗升起的國旗嘆息，就是對此的鋪墊---不知道自己能否執在這裏做好“中國外交官”的職責，維護住國家與人民的尊嚴和權益。他依然是對待邊境官時的“掩蓋真實的表演”，表演着一個戰地外交官。而到了最後的階段，僅僅擁有這個面具，是遠遠不夠達成目標的。

直到反政府武裝的頭領面前，宗大偉才終於完成了最後一層的蜕變，真正變回了融入戰爭環境的合規者，而不再只是戴着那個面具。他不再是之前躲避着子彈的伏地者，而敢於將自己的生命擺上枱面，直接面對子彈的威脅，與對方賭命。在那之前，雖然影片一度避過了輪盤賭而讓眾人直接獲救，讓成朗等人的“前往救助地”得到了積極的結局，似乎帶來了更公式化的勝利，但這只是藉助隨即而來的戰鬥突襲，而對這種“公式化”與慣常形態的又一次打破而已。在反政府的武裝面前，宗大偉口稱“中國人”不再管用，而護照更是成為了拍照威嚇的工具。

不融入極端國家的極端規則，不在槍口面前直接暴露出壓抑已久的情緒，宗大偉就不能獲勝，他甚至無法保護住阿拉伯老人和邊境官。他始終控制着的恐懼，在槍口面前終於爆發，然而這種“真實的流露”，迅速轉為了“保護重要的人”的正面真情，從而成為了他的力量，讓他能夠超越對生死的極端規則的排斥迴避，融入輪盤賭的規則，取得勝利。他一直以來都隱藏恐懼，顯得像一個戰地名人，但當他釋放了恐懼後，情感才得以轉化，在“守護”的責任之中變為動力，成為他在極端規則裏勝利的關鍵。

因此，宗大偉必要地打碎了面具，成為了真正的戰地規則融入者。同樣被打碎的，還有叛軍首領的面具。宗大偉反過來戳穿了對方不怕死的虛張聲勢，打破了英雄悍將的面具，讓他變回了一個在戰爭極端環境中時刻擔憂着生命的極端規則服從者，而非----如此前吃肉特寫的“食物鏈上位者”----規則制訂者。相比之下，首領不放子彈的行為，低了宗大偉一頭，這種高下的根源來自於宗大偉開槍時的閃回---他的妻子，個體的親情，因為必須要回去，有守護的東西，有深厚的真情，所以才接受了極端世界的極端規則。

此時，“戰地英雄外交官”的面具沒有了，而是經過“小人物”之後，被喚醒的“真英雄”。

為了實現這個表達效果，在可行的範圍內，電影幾乎有些刻意地安排了輪盤賭，也讓成朗這個角色在事關象徵意義的背景被模糊後顯得單薄。事實上，輪盤賭承載的“恐懼”與“超越恐懼”，理應有很多更自然的表現方式，也理應有更長線的表現空間，卻是成片裏總顯得表述不夠直接乾脆、迅速推進又迅速走完的東西。而成朗的“無用”，其實也遠沒有可以細化到很好的程度。出於對基本形象與傳達信息的“保護”，這是難免的事情。

本片並沒有塑造壞人，而是將公式化的人物與外交相結合，在人物去公式化，完成到真實小人物回落的過程中，展現外交思路的去理想化，從“大架子”迴歸到“小實際”。他們需要破除那種“中式模板”與“國際慣例”，轉而深入當地現實，這帶來了“真情實感”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極端情況就要融入極端規則。這正反二者的結合，讓結尾的宗大偉所向披靡，也意喻了“外交官”的完美形態。

一定程度上講，電影裏更宏觀層面上的“面具”，是“公式化外交姿態”的面具。開頭的機場，其實就是“面具”。宗大偉擺脱了開頭的機械戰狼，成朗擺脱了不看情況的熱血新人。在章宇打着“我來這裏是為了工作”的大詞兒之後，宗大偉提出了“面具帶久了”的概念，戳穿了後者想要接班升職的真實念頭，這也會讓觀眾想到嚴行舟一系列官腔“面具”的被戳穿。

這都是人物與外交的公式化“面具”，急需被打破。真實的個人，顯然不會那麼高風亮節，而是有更細緻的情感內心。而真實的外交，也不會盡講國際原則，而是時有極端情況。首先，打破公式一般的客套，對友好的人投去真情。並且，對待極端的人，則要拋棄“原則”，給出回應。

影片結尾，人們坐上飛機，揮舞着國旗，與開頭高度對應，對宗大偉等人出國的閃回則更強化了對應。然而，鏡頭不再是開頭的“一掃而過”，而是細緻地反應了各人的小情緒，從公式化變得更加真摯。最後國內的安定祥和，則給出了一個結果----這樣的對外政策，既有懷柔的温情，又有適度的極端，才能保護住如此的和平。

這部作品，將機械的外交官還原成了有情感的“小人物”。藉由人物承載的意義，它也完成了更宏觀層面上，從“高處”向“微觀”的迴歸。然而，它又是一箇中國外交打破“公式化”的“宣傳片”----朋友就要真誠對待，必要時便要出手。打破“無差別戰狼”的面具，只在必要的時候，成為真正的“戰狼”。

“護照”，“舉起護照”，同一事件，甚至結尾客串的吳京，讓《萬里歸途》似乎就是《戰狼》。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看，對於《戰狼》的完成度而言，它既是對其“形式化雞血”之表的推翻，又是對其“該強勢就要強”之裏的確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