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究問: “中國式現代化指向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到底新在哪裏?”_風聞

✪ 王立勝 晏擴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導讀】2022年10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大會報告中重點闡述的“中國式現代化”，引發廣泛關注。事實上，近年來，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及其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討論，正成為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議題。那麼，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新”在哪裏？

本文指出，**現代世界秩序及其話語體系，是在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工業文明主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形成了以基督教信仰傳統和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相結合的工業化的人類文明發展形態。**該形態的信奉者們普遍認為，西方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由西方發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現代文明唯一的、永恆的發展模式。這樣的思想和話語體系充斥着對西方文明的片面推崇，成為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思想源頭；它甚至拒絕以複數形式來使用“文明”概念，拒絕承認其他文明存在的客觀事實，這是西方文明主導下的現代世界陷入“文明衝突”困境的深層原因。

作者認為，如果我們以“歷史傳統-信仰根基”為標準定義文明形態，那麼由西方所主導的文明形態可稱之為“希臘傳統-基督教”文明形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開創的中華文明則可稱為“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它一方面繼承了儒家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天然的內在包容性），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精華，且二者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過程中深刻地融為一體，在更廣泛的價值追求層面產生了深刻共鳴。比如儒家“大同”理想和“天下”觀念，便與共產主義理想相結合，煥發出超越現代民族國家思維方式、破除中心主義思維模式和“文明衝突論”觀念魔咒的文明潛能。這意味着，指導中國實踐的“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將為世界文明的未來發展提供一種新的道路選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原題為《“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中國道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探索》，**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中國道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探索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相輔相成、相伴而生。人類文明新形態必然具有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實踐性質，具備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發展特徵，擁有其自身發展的歷史源流，同時又內涵了現代文明的新要素和新表達。**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具體的、歷史的產物，是對以往現代化“舊”道路中呈現出來的人類文明“舊”形態的積極揚棄。

▍ 現代文明觀念的意涵

要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就必須闡明現代文明的含義，劃分世界文明的現代格局，剖析新形態背後的文明傳統。漢語中“文明”一詞以詞組的形式最早出現在《周易》之中，這一古代的文明概念意在與野蠻相區分，表明人類社會的開化、文治之意。但是在現代意義上，“文明”（civilization）觀念卻具有民族自我意識的含義。法國人米拉波侯爵（Victor Riqueti，Marquis de Mirabeau）在1756年的《人口論》（Traité de la population）中最早使用了這一概念來解釋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文明化過程，而拿破崙則第一次以具體的實踐激發了“文明”這一普遍化觀念的特殊性，進而將其與反抗“帝國”的“民族主義者”們聯繫在一起。**啓蒙運動以後，政治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開啓了對文明觀念的廣泛討論。“文明”自此具有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地域性和社會規範性相統一的多重表達維度。**除了用來與野蠻相區別之外，它愈發地被用來形容那些由於一系列相互聯繫的特殊世界觀、習慣、結構和文化所形成的某種歷史的整體。這種18世紀以來的現代文明觀念由法國迅速傳遍歐洲，後又伴隨着西方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傳遍全世界，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以及現代文明觀的形成造成了根本性的影響。

在東方，承繼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文明觀念，以漢語“文明”來指代 “civilization”的最早情況出現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1838年）中，而對此造成普及性影響的是明治初年的福澤諭吉。作為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啓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把歐洲各國和美國視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次之，非洲和大洋洲的國家則被劃入野蠻。這體現了西方世界在向外輸出現代文明觀念時，輸入地區的先進知識分子們對文明觀念的意義表達及其價值選擇的直觀印象。在今天，從整個人類在不同地域的發展狀況來看，以西方為主導的工業文明這一特定文明形式幾乎為世界上所有的文明自願地接納了。現代世界秩序及其話語體系，正是在這種西方啓蒙運動以來的工業文明主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工業文明形式及其背後的西方文明觀念構成了現代世界對於通用文明概念的核心定義。

在這種文明概念的核心意涵之下，學者們對於當前世界文明的種類有着多種劃分方式。但是，無論如何，人們對人類文明種類的劃分始終離不開一條核心的認知線索：文明的歷史傳承與現實的政治形塑。據此，目前對世界格局產生廣泛影響的文明種類可以廣義地歸結為如下三種：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其中，伊斯蘭文明尚未完成實現世俗化所必需的宗教改革，其對現代世界秩序的塑造和重建尚缺乏積極且必要的主體要素。因而，我們可以首先假設的是：人類文明的現代形態及其塑造工程，仍舊主要介於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西方文明所引領的，是原發型現代化國家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既有形態；而中華文明所要形塑的，恰恰是後髮型現代化國家所謀求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 西方文明的宗教精神及其中心主義困境

亨廷頓認為，“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獨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產生過重大的、有時是壓倒一切的影響”。這是西方文明中心主義者的典型觀念。這種觀念來源於一種普世主義的價值選擇，即認為一種事實上由“最為正確而優秀的”西方文明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要比由其他文明各自發展，並最終拼湊形成的人類歷史整體更好。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地存在於西方文明的發展體系當中，尤其是它的宗教傳統裏。

西方文明的根源在古希臘，其後續的發展又深染了基督教信仰的底色。古希臘創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維模式，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開創了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學傳統，其最大特點就是方法論上的形式邏輯與認識論中的本體論預設。前者在政治發展中往往演化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政治博弈思維和非此即彼的價值選擇原則；後者則與基督教的信仰體系相結合，成為西方超驗神學和推行普世主義價值觀念的重要理論基礎。

然而，無論是偉大的城邦雅典，還是曇花一現的帝國馬其頓，都沒能成功地塑造一個持久且具有深遠影響的大型政治共同體。古希臘以後，羅馬帝國締造了地中海地區的殖民統治，後又形成了橫跨歐亞非的龐大帝國，具有了超凡的政治影響力。雖然羅馬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視為“蠻族”，但是它卻在事實上承襲了古希臘大部分的文明成果，這使得西方文明在傳承自身文化和價值觀念上，擁有了現實的物理空間和豐厚的客觀物質基礎。因此，真正促使西方文明產生世界性影響的開端是羅馬。在戴克裏先時代，作為事實上西方文明載體的羅馬帝國正式接納了基督教的宗教教義。古希臘哲學的本體論預設與羅馬的基督教國教化運動相結合，構成了現今西方普世主義的最初雛形。自此之後，古希臘哲學與基督教傳統深深融合在一起，不僅影響了西方文明的後世發展，還正式開啓了西方文明走向世界，推行自身普世主義價值觀念的歷史先河，並由此迎合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預設。

在中世紀，一方面，傳教士們以羅馬教廷為中心，開始了他們帶有普世理想的傳教活動；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體系與西方古典哲學的相融合，產生了大量神學思想家，如奧古斯丁、阿奎那等，他們以古希臘哲學為思想源泉，通過理性論證使得宗教信仰得到了合理性加持，大大加深了宗教精神對西方文明的深層影響。雖然這一時期的理論家們的論證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核心議題並無差別，都是以福音的形式將基督教一神信仰和西方普世主義價值觀念傳播到全世界。西方普世主義價值觀的“普遍”，就表現在基督徒們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福音”的信仰執着當中。

歷經漫長的中世紀神權洗禮之後，西方文明最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之下形成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最初樣態，並最終完成了現代意義上的世俗化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啓蒙運動的理性改造，現代西方文明有了鮮明的人性論特點，但根本上卻依舊延續了基督教對其社會文明的廣泛影響。尤其是新教出現以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與基督教在倫理價值上實現了深度結合，西方文明的中心主義價值理念和普世主義精神傳統在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工業全球化生產的帶領之下持續擴散，進一步推動西方文明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向着西方中心主義不斷發展。

在這種中心主義的引導下，諸如亨廷頓等人就認為，“文明之間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來自一個文明的人戰勝、消滅或征服來自另一個文明的人”。這種由文明的中心主義衍生出的“文明衝突論”觀點並非個例。在西方傳統的文明論者看來，如果説在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前，文明之間的衝突尚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而沒有擴展到全球範圍，那麼在進入工業全球化和資本全球化的今天，文明之間的交流與碰撞越發地擴展成為全球範圍的事件。除了局部的地區性矛盾之外，全球化帶來的全世界範圍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的矛盾頻頻發生，其中讓“文明的衝突論”者無限遐想的焦點就集中在廣義的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更具體地説，就集中在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即便在工業文明以後東西方表現出共同的現實追求，卻仍舊無法掩蓋東西方文明之間差異巨大的傳統與價值認知。**除了中國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西方世界堅守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衝突之外，更深層次的碰撞還存在於中華文明的文化根性與西方文明的傳統意識之間。**基於此，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的關係被許多別有用心者解讀為世界性的對抗關係；各個地區局部的矛盾與衝突也被理解為地區性的文明衝突。由此，西方文明主導下的現代化道路似乎已經走入一條必然引發全面矛盾的死衚衕。

▍ 中華文明的儒家傳統及其包容性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周公“制禮作樂”，是對中華文明社會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規範性改造。孔子“歸禮於仁”，則承繼周初的“敬”“德”思想，將禮樂制度內化為中華文明的儒家傳統。因此，**要理解中華文明，首先要理解儒家文化。**必須注意的是，儒家文化並非一元獨大的專制文化，而是多元融合的包容文化。儒家文化的孕育和生髮離不開中國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這與西方文明在古希臘時期的濫觴遙相呼應。不同之處在於，古希臘哲學最終形成了一種理性的形而上學傳統，其超驗性的邏輯結構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特點，構成了西方文明與基督教一神教信仰天然結合的先天條件，最終形成了絕對一神論的社會信仰體系；先秦文明雖然也經歷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排他性發展階段，但最終在宋明以降辯證地發展出“三教合流”的融合機制，並最終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各派文化融合並存、百花齊放的包容性文化共同體。

先秦時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生髮期。中華傳統文化和精神根脈在百家爭鳴之間不斷融合發展，出現了異彩紛呈的璀璨局面。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兵家等流派紛紛登上歷史舞台。雖然在此期間，儒家文化尚未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核心，但其思想中對政治社會的理想構築和原生動機的倫理觀念卻深深影響了後世儒家傳統的發展走向。在此後的發展進程中，儒家思想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一種關於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的治世學説，而沒有發展為一種對彼岸世界充滿幻想和憧憬的超驗宗教，這是儒家傳統與希臘化時代的古典思想之間的最大區別。

緊隨先秦之後的便是秦漢到隋唐時期。這是中華文明的精神傳承逐漸由多元走向一元，最後又走向多元的關鍵期。**在思想理念不斷整合、政治體制不斷變革發展的時代大勢中，儒家文化開始不斷吸收百家之長，辯證地發展了自身。**其具體表現為：以董仲舒、班固等人為代表的兩漢儒學，開始不再單純地宣揚政治修養和道德理念，而是逐漸提出了一些制度化、規範化的政治主張，形成了一些具體的、符合現實政治需求的政治制度和信仰體系，這直接導致儒學進入前所未有的強勢發展階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為統治者貫徹自身意志、文治天下的不二選擇，整個社會以儒為道統，儒家思想和精神傳統大興。到了南北朝以後，道家、佛家的思想興起並發展，逐漸形成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局面。三教之間思想文化互相影響、相互滲透，士人階層一身兼容三教信仰的情況更是成為社會常態。

**由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發展到漢代的儒學獨尊，最後又走向儒、釋、道互融的發展全景，顯示了中華文明強大的文化包容性基因。到了明清之際，儒家傳統進一步演化出具有早期啓蒙性質的批判理學的哲學思潮。**只不過，由於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內憂外患等種種原因，中國社會一直未能實現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這些具有早期啓蒙性質的儒家批判思想也未能真正發展成為變革社會的思想上層建築。直至清中晚期乃至鴉片戰爭以後，近代儒學仍多被統治階級所利用，始終未能達到啓蒙主體意識、促進社會主體自我覺醒的現代化程度。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傳統儒家文化在西方堅船利炮之下開始呈現頹勢。西方工業文明的強勢入侵，讓古老的中華文明受到了極大衝擊。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現代化改革已然勢不可擋，傳統思想文化“向西看”成為社會風尚。受袁世凱掀起的“尊孔復古”之風的影響，儒家學説在“西學東漸”的大環境下被人們視為統治者壓迫民眾的思想武器，中國文化界進而掀起了一場反對舊文化、倡導民主和科學的鬥爭和運動，先進知識分子們更是興起了一股“打倒孔家店”的思想熱潮。這使得以儒家精神傳統為底色的中華傳統文化一度面臨被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的風險，中華文化自信跌入谷底。隨之而來的，是中華文明的發展進入一段全面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歷史陣痛期。

隨着社會歷史條件的日趨成熟，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和思想家們相繼提出了救亡圖存之道，許多具有進步性的現代思想觀念不斷湧入，中華文明在西方文明的侵略下不斷吸收、借鑑、融合、發展，取長補短，鋭意進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逐漸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思想價值體系，並且重又拾起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最終完成了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現代化過程，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之路。

**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影響以及儒家文化天然的內在包容性，馬克思主義與儒家傳統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過程中更深刻地融為一體，在更廣泛的價值追求層面產生了深刻共鳴。**儒家“大同”理想與“天下”觀念等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開始迅速與馬克思主義追求共產主義的指導思路相結合，轉變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發展以及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內在驅動力。相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觀念，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試圖建立“一個使世界成為政治主體的世界體系，一個以世界為整體政治單位的共在秩序。從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以整個世界作為思考單位去分析問題，從而超越現代的民族國家思維方式”。

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又逐漸形成了“國學熱”“儒學熱”“傳統文化熱”，各種新型的儒家學派興起並持續發展。我們有理由期待：擁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的儒家思想，必定會在現在和將來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 中國道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探索

綜上分析，我們必須看到的是：一方面，傳統儒家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理解中華文明就必須理解儒家文明；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催化，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入，中華文明也無法在近代以後重新煥發生機活力，從而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新道路。**現代中國的社會發展與西方現代化文明的傳入，是不斷辯證地借鑑、發展、交融的關係。

縱觀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之路，近代以降，中國人民在民族獨立與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艱難探索、砥礪前行，其間不乏仁人志士對“文明”建設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其中，孫中山對近代中國文明的復興充滿自信與期待：“中國人非不能建設好國家、好政治，試觀歷史唐虞三代之隆，稱為至盛，在幾千年前之祖宗，已有此種能力。”他將學習西方文明的浪潮推向巔峯，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追求共和制，然而以失敗告終。泱泱中華若要復興文明，必須尋求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在資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獨立發展。質言之，先進的文明與落後的文明乘坐同一輛歷史的馬車，沒有哪一種文明能夠脱離於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現代性影響。正因如此，如果想要尋求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就必須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牢籠，建立起共產主義者的世界發展新格局。

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下，帶領中國人民率先開闢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之路，為中華文明覆興做出了奠基性貢獻。他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並且指出三者之間的不平衡性。正如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言：“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他提出，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獨立、自由、統一的民主國家，由此我們才可能建設大規模的工業，鞏固國防，強盛國家，進而推動社會進步與文明發展。毛澤東致力於在實現中國自身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上，吸收古今中外的人類文明，培養知識分子，加強教育事業，建立新民主主義文明，進而實現社會主義文明。

在毛澤東的基礎之上，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文明觀”。他將社會主義文明劃分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個領域，提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後，一定要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忽視了發展生產力，所以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屬於精神文明的範疇。”在此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日益完善，十八大以來，逐漸形成了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新文明理念。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充分吸收前人的理論資源，提出“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新觀念。這意味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對人類文明的探索進程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有助於推動人類文明事業向前更進一步，也向世界展現了中華民族在追求現代化之路上所具有的多元融合的文明特徵。

▍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明論形式

西方文明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講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正是由於西方的宗教改革走向了理性的啓蒙運動，西方社會才能率先發起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揭開世界文明的現代化序幕。然而，由於基督教先天具有的一神教信仰教義與以“福音”為主導的普世主義傳教精神，它的信仰機制往往將其傳道源頭（西方）視為對“野蠻”（西方之外的）社會展開“教化”的中心。又由於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由西方率先發起的，因此，在精神傳統與物質基礎的雙重作用之下，現代世界秩序和國際話語框架中便漸漸產生出以西方資本主義為中心的現代文明觀，形成了以基督教信仰傳統和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相結合的工業化的人類文明發展形態。該形態的信奉者們普遍認為，“歐洲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由西方發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現代文明唯一的、永恆的發展模式。**這樣的思想和話語體系充斥着對西方文明的片面推崇，同時也成為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思想源頭。它甚至拒絕以複數形式來使用“文明”概念，拒絕承認其他文明存在的客觀事實。**在當前社會，這種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思想，不僅忽視了現代文明多元化、多樣化發展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而且還企圖詆譭、貶低與西方文明相異的其他一切文明傳統。從根本上來説，這種文明觀與當今倡導多元、互通、互鑑的世界發展形勢是背道而馳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有着濃厚基督教傳統的西方社會重又產生了宗教復興運動，這與西方文明的精神根性不無關聯。

與西方基督教傳統的排他性相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如果我們以“歷史傳統-信仰根基”為標準定義文明形態，那麼由西方所主導的文明形態就是“希臘傳統-基督教”文明形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開創的中華文明就可以稱為“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換言之，中華文明的現代形式，正是以幾千年來儒家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為根基，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民族磨難後，逐漸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信仰為精神旨歸的文明形式。因此，如果説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癥結在於“祛魅”與“復魅”之間的曲折反覆，在於由其深層信仰根基所引發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文明衝突論”，進而造成了世界範圍內現代化進程的廣泛矛盾與發展停滯；那麼，中華文明的現代形式中，以儒家傳統為底色的包容性與“天下”觀能否破除中心主義思維模式和“文明衝突論”的觀念魔咒，就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能否為世界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關鍵所在。

**就現實性而言，中國之所以能形成“儒家傳統-共產主義”的文明新形態，關鍵在於作為中華文明核心的儒家傳統與共產主義理想具有內在契合性。**更具體地説，就在於二者都注重人的全面發展，把人的發展當成最終目標，都關注人與社會的和諧，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些內在契合性加之中華文明的強大包容性，最終決定並形成了符合中國發展實際的新思想，同時也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關鍵所在。

“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的最終形成，既離不開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曲折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艱苦探索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此同時，指導中國實踐的“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又勢必為世界文明的未來發展提供一種新的道路選擇。正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不斷發展，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之路的不斷昇華，將中華文明與共產主義理想深深地結合起來，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形態提供了牢不可破的精神基礎和信仰根基。此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為這一文明形態走向世界提供了現實載體，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各國相互聯繫、休慼與共的世界歷史大環境下，“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未來必將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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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原題為《“儒家傳統-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中國道路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探索》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