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鳳亮｜新文科與當代中國文論的“破”與“立”_風聞

李鳳亮｜南方科技大學黨委書記、人文中心講席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9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李鳳亮教授

“新文科”討論的興起，既依循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與學科發展範式反思的內在邏輯，也深受新時代社會變革所提出的人才、思想、文化等需求的外部驅動。2020年初，筆者曾在《新文科：定義·定位·定向》一文中對此做了初步探討，認為“求新圖變”正是“新文科”提出與推進的基本方略，而這一方略的形成，與人文社會科學麪臨的形勢變化密切相關。經過長期發展，人文社會科學正日益呈現“對策化、跨界化、技術化、國際化”的趨勢。“新文科”的“新定位”，可從強化硬通識、催生新思想、體現新擔當着手。在舉措方面，新文科建設應堅持以人為本、突出跨界融合、強化實踐導向、探索範式創新。2021、2022年，筆者再以《新文科視野下的大學通識教育》《以新文科建設大力推進創新人才培養》《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新文科》等文，對如何推進新文科建設、加快創新人才培養做進一步討論。本文擬從新文科建設的時代背景出發，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破”（過去）與“立”（當下），進而提出以“新文論”（未來）參與新文科建設的初步思考。

破除壁壘：文論作為思想解放的先聲

回顧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當代中國文論的發展歷程，我們能夠發現，文藝理論以敏鋭的觸角，成為新時期全社會思想解放的“報春花”。當代文論界勇敢突破“極左”時期設定的諸多思想禁區，以鮮明的批評立場質疑陳見，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構建新論。不破不立，長期禁錮的文論思想閘門一旦打開，便持續產生一種破除壁壘的力量。“破除”，成為1980年代初文論界、批評界的共同意識，並在其後幾十年的文論發展中不斷髮揮着除舊佈新的作用。

新時期以來文論的“破除”，重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破除了文藝對政治的“絕對從屬”。**文藝和政治的關係一直是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與批評的重要話題。文藝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離不開政治，也影響政治。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對文藝和政治關係的認識、理解差異較大。“救亡”與“啓蒙”相互糾纏、不可分割，但也會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面臨民族解放和國共鬥爭的情境下，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要求成為時代主流。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指出，為了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羣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羣眾的問題”。他特別強調“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認為“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講話是有歷史意義的，深刻地闡明瞭在特定歷史階段文學藝術家的立場問題。遺憾的是，1950年代中後期開始，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被過度單一化處理，文藝成為政治的傳聲筒、反映器，而被扭曲後的“從屬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文藝的健康發展。1980年初，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裏指出，我們“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説文藝可以脱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脱離政治的”。1980年代，文藝理論界深刻意識到文藝對政治的“絕對從屬”窄化了文藝功能、壓縮了文藝發展空間。因此，一種撥亂反正、破除文藝對政治“絕對從屬”的思想在文論和批評界逐步生長，從對“形象思維”的重新討論到“美學熱”，直到21世紀關於“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爭論，以及由海外華人學者發起的關於中國文學“抒情特質”的討論，都豐富了我們對文藝本質及文藝與政治關係的認識。

**二是破除了文藝理論對西方文論話語的“片面依附”。**毋庸諱言，破除文藝對政治的“絕對從屬”，是與西方文論話語的大量譯介密切相關的。1980年代思想解放，西學再入，各種西方文論思潮、話語的引入，更新了中國文論界的知識視域與認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言必稱西方”的現象。這種矯枉過正的文論景觀很快得到反思，20世紀末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討論，以及近年來關於“強制闡釋”“公共闡釋”的持續探究，都在質疑新時期以來以西方文論取代俄蘇文論成為主流，導致中國文論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失語”的弊症。近期，在社科理論界推動“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的背景下，文論研究中的“中國問題”“中國話語”“中國方法”等論題的討論也日趨熱烈。

**三是破除了以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單維侷限。**新時期以來，隨着思想解放和媒介發展，文學形式和形態持續豐富，文藝消費也呈現多樣化的態勢。盛行於1980年代的“美學熱”，與文學批評的勃興相輔相成，打開了人們封存已久的審美思維。1990年代以來有關“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探討，與文化研究思潮交相輝映，在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價值觀念與審美思潮流變中，進一步拓寬了文藝理論與批評的視域。進入21世紀，隨着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文學和藝術無論是涵蓋的內容還是表現的形式，都有了革命性的變化，文化產業的發展更助推了文藝邊界的擴展，既往以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侷限也被突破，創意產業、數字人文、文化創新等成為新的研究對象，“文藝研究”進入了一個更加廣闊的新天地。

創意產業園區

**四是破除了文藝研究的時空、領域限制。**新時期以來文藝研究的突破還顯示在其逐步形成了新的基於時間、空間、領域的“整體觀”。198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學者分別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羣）、“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陳思和）以來，打通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已漸成學術界的一種共識，由此還形成了幾次“重寫文學史”的浪潮。在海外華人學者那裏，這種“20世紀中國文學整體觀”似乎走得更遠。在學科意識明確的王德威筆下，這種整體觀體現得尤為顯著。他的“中文小説”研究大體上呈現出這樣三個特徵：一是空間上跨越現有的政治地理疆界，涉及全球華語文學；二是時間上打破大陸學界關於現當代的分立，甚至將視野引向“晚清”這一重要領域；三是在寫作思維上進入文學、歷史、政治、思想、想象的交叉領域，體現明顯的跨科際特點。“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便體現了一種突破限制、建構跨地域的“中國現代詩學”的努力。應該説，這也成為40年來當代中國文論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

**五是破除了文藝研究對單一範式的依賴。**在方法上，基於“反映論”的社會—歷史批評曾長期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主流，隨着1980年代各種外國文藝思潮的引介，文藝研究方法也呈現出百花競妍的開放格局。人類學、思想史、語言論、審美意識形態、性別研究、數據計量分析等各種方法進入文藝研究領域，“橫看成嶺側成峯”，文論發展和方法創新形成了熱烈有效的互動。

守正立新：在開放格局中擴大文論闡釋場域

新時期以來的當代中國文論在反思中破壁，在守正中立新，在開放格局中不斷擴大文論的闡釋場域。四十多年來當代中國文論成果豐夥，從大處看，筆者認為有三點“確立”特別值得重視。

**一是確立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當代文藝在自律與他律、文學與政治的糾纏中，始終沒有脱離關注社會、服務國家、造福人民的發展主流，與此相關，當代中國文論在政治話語、社會話語、學術話語的整合上走出了一條新的道路。在2014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鑑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文藝創作要堅守人民性立場，文藝研究也要倡導人民性標準，以人民愛不愛看、願不願聽、感不感動、叫不叫好作為最高的評價標準。**四十多年來文藝思潮不斷變幻，但在表現人民、服務人民、滿足羣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上是始終一致的。

**二是確立了文藝研究中的文化自覺立場。**文化自覺是文化自信的基礎，是我們從事人文社科學術研究的思想前提。中國經歷了近一個世紀對文化發展道路的論辯與求索，**新時期以來的當代中國文論逐步由對過去經驗的總結，對失語的反思，走向一種新的建設路向。**如1990年代末期關於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討論及近年來“新文科”中關於中國特色文論話語體系的構建，都希圖通過古今結合、中外融合、文史哲結合的途徑，走向中國文論發展的“澄明之境”。多年前筆者曾參與編著《文化詩學：理論與實踐》一書，集中探討過王國維、郭沫若、聞一多、朱光潛、宗白華、王元化等學人在文化自覺意識觀照下對文化詩學批評的多維探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基於高度文化自覺的文化自信的樹立，都能促使我們以一種更加從容不迫的心境着力設置中國文論議題，構建中國學術話語，從而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中彰顯文論力量。

**三是確立了文藝研究的開放格局。**如前所言，當前人文社科研究對策化、跨界化、技術化、國際化的發展趨向，以及伴隨信息化而形成的多元文藝生態，都呼喚且推動着文藝研究和文論建設走向一種更加開放多元的格局。一方面是傳統文學形態與新型文藝類型的共生；另一方面是文藝研究與思想辨析、歷史反思、社會發展考察的融合；同時，還伴隨着文藝的本土性與國際化的相互促進。這些共同推動着當代文論多元共生生態的形成。這一態勢也將隨着社會生活和文藝自身的發展，而呈現更加搖曳多變的姿彩。

“新文科”背景下的“新文論”：往何處去

走過四十多年的新時期中國文論，經歷文化潮流的迭代和審美風尚的變遷，面臨着新的發展際遇。“新文科”所倡導的人本取向、跨界思維、實踐品格、創新精神，也在啓發中國文論在新時代走向新天地。今天有沒有可能綜合創生出一種更具闡釋力、影響力的“新文論”？其生成途徑有哪些？它在當代思想文化的建設中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這些都是“新文科”背景下的“新文論”要着力思考的問題。筆者嘗試為未來“新文論”的建設提供三個思考視角，也期待它在過去幾十年的“破”與“立”中汲取養分、開啓新程。

（一） 因應文藝發展的新態勢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時代也有一時代的文學研究。今天的文學不僅自身形態發生一系列重要變化，產生了非虛構文學、跨文體寫作、互聯式文本等一批文學新樣態，而且**隨着創意社會和新創意時代的來臨，文化消費正日益呈現出迥異於既往的特徵，這些特徵隨着數字化對生活和文化的改變而不斷增加新的質素。**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創意研究，我們面臨着以往不曾面對的一系列文藝生產（假如我們還稱之為“文藝”的話）的新命題，比如：怎樣理解創意的本質？進入創意生產鏈條的文藝應如何重新定義？擬像化的藝術如何顛覆我們對“真實性”的認知？當下的文學生產是否必然是意義生產，又生產怎樣的意義？數字化、信息化怎樣影響今天的文學生產、傳播、消費？當代產生“經典”是否可能，條件是什麼？人工智能條件下如何理解並維護文藝創作的技術倫理？……這些都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文化現實，也是當代文論創新繞不開的話題。“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文藝理論只有不斷因應文藝發展的新態勢，才能以豐沛的闡釋力影響當下、引領時代。否則，理論就會失去源頭活水，成為無謂的空蹈或虛幻的自囈。

谷歌AI系統Deep Dream的畫作

（二） 成為重要的思想策源地

不少文論界同仁都十分懷念1980年代的批評氛圍，為什麼？在很大程度上，那是一個需要思想也產生了思想的時代，文藝批評恰好成為那個時代思想發生的重要陣地和話語引擎。思想和理論從來都相伴相生，王元化先生在這方面為文學研究者做出了示範。他在晚年嚴肅批評學術界意識形態化的粗疏學風，大力提倡“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在思想探索中運用學術性的研究和探討，並以自己的研究和反思身體力行，堅守“根柢無易其故，而裁斷必出己意”。

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

這一點，在其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系列反思中得到充分體現。**文學連接着社會，映現着人生，文學理論恰要在形象中予以抽象，在學術裏彰顯思想。**德國漢學家顧彬極力反對“無思想的文學史”，他曾説：“我對大部分的中國文學史非常不滿意……我很少看到中國文學史有什麼思想。我討厭人以編年體寫史，好的文學史也應該同時是思想史。”顧彬的話當然屬於一家之言，但也説明了一個道理：無論是文學史寫作，還是文藝理論與批評，倘若沒有思想的支撐，則失去靈魂和趣味。當代批評和文論建設的一個重要缺失正是批評的發現與思想的創造。思想從哪裏來？往往來自問題意識，如劉禾所言：“從根本上説，所謂‘理論’，就是提出別人沒有提過的問題，它不是炫耀名詞概念，更不是攀附知識權貴。理論就是問題意識，看一個人能不能提出真正的問題。”

（三） 提升與世界對話的能力

思想傳播和價值觀傳遞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標誌，如何推動中國學術走出去，通過學術話語讓世界瞭解中國、讀懂中國，是新文科建設的重要命題，當代中國文論建設也責無旁貸。一方面要主動設置議題，掌握文論發聲的話語權，不能再重蹈過去要麼俄蘇文論、要麼“美西”話語的舊途，而應讓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論與當代文化發展產生的新命題有機融合，提出有時代價值、普遍意義、未來觀念的真問題，體現“漢語學術的世界貢獻”（劉禾）或“第三世界的國際意義”（張旭東）。另一方面，也應創新傳播對話途徑，既要以他人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積極發聲，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同時還可借船出海，引導西方學者關注和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問題，重張中國文藝的世界意義，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素材、問題、路徑和啓示。值得一提的是，培養具有深刻文化自覺意識和全球對話能力的文論人才，應該成為文學門類相關學科參與新文科建設的基礎性工作，無疑，這對我們在新形勢下改革學科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模式和評價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