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我們還能“刺激”哪些人多生幾個孩子？_風聞

1990年中央電視台元旦晚會上，表演了這樣一個小品。

黃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對來自農村的夫妻，兩人帶着三個孩子，在城市中一邊東躲西藏，一邊打零工。黃宏給人彈棉花，宋丹丹給人修鞋。

一家五口之所以這麼狼狽，主要是為了躲避超生巡邏隊的檢查。

因為連續超生，早已經被罰得傾家蕩產，為了躲避後續的罰款、也為了謀生，二人才進城做了**“盲流”**。

所謂盲流，按照現在的説法，就是“惡意”進城打工的人員。

不得不説，當年的小品演員，膽子真大。

小品中，宋丹丹説了一句現在的多數年輕人不太能感知到背後冷暖的“生猛”台詞：“生、生！跟你結婚沒消停，結婚四年生仨丫頭片子！”

更可怕的是，二人即將迎來第4個孩子。

要知道，懷胎一次就要10個月。兩人結婚4年，即將生出4個孩子。平均下來，12月生一個孩子。

小品中，宋丹丹抱怨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現在懷孕了吃不起水果，以後想吃糠都吃不上。

黃宏回了一句很寫實的台詞：吃不吃得上糠，你不用管，“你現在主要任務是給我生兒子，知道不？”

第4個孩子馬上要生了，二人還帶着3個孩子以及謀生的工具繼續“流竄”。

這個轟動一時、廣受好評的小品，名為**《超生游擊隊》**。

小品的創作靈感是，當年在遼寧省羣眾藝術館工作的段小潔（黃宏的妻子），在街頭看到懷裏抱着、手裏牽着小孩的進城務工的農村婦女，以及報紙上的“瀋陽城開進生兒育女‘游擊隊’”的消息。

當年的喜劇，就是這麼簡單。**真事已經夠戲劇性，那就按照真事去演。**這一年，全國總人口只有11.6億，出生人口卻高達2391萬人。甚至於，出演之時，30歲的宋丹丹真的懷着身孕。

所以黃宏當時就認為，這個小品肯定火，因為從裏到外，都是真實。

不過，藝術，多少還是經過了一定美化。真實，往往更加狼狽。

我老家是北方的一個普通農村。僅僅在我們村，我就目睹了很多個“超生游擊隊”。並且，和小品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村有這樣一個人，我不知道他的大名是什麼。因為，農村普遍認為賤名好養活，平常只稱呼小名，狗兒、驢蛋、糞叉、石磙等等。

有些小名聽起來很奇怪，比如《超生游擊隊》中，黃宏給三個女兒分別取名為海南島、吐魯番、少林寺。

我們村這個人，並不姓黃，但大家都叫他“黃鼠狼”。暫且稱呼他為“老黃”。

老黃一共有7個孩子，前面連續生了5個女兒。

他的大女兒，今年已經四五十歲了。第7個孩子，剛二十歲出頭。聽村裏人説，老黃的妻子生兒子時，跟大女兒同時坐月子。

老黃是我熟知的現實世界中，生孩子最多、也是為了生兒子最執着的人之一。而他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民。

如果是1990年代上旬，超生嚴打最嚴重的那段時間，出生於農村的讀者，應該和我、和老黃的孩子一樣，都有着一段“奇幻”的遭遇——

以“神秘身份”與計生所人員、與村支書“捉迷藏”。

在我們村，我有很多同齡人，都是在自己家偷偷“超生”出來的。一方面因為住不起醫院、另一方面為了不在醫院留下“案底”，很多人都是在家裏被“熟能生巧”的接生婆給接生的。

因此，很多農村出身的90後，往往有一個“神秘身份”。明明是自己親媽生的孩子，對外卻要説，自己是外地親戚寄養的孩子，甚至是路邊“撿”來的棄嬰。

最提心吊膽的就是，計生所人員、與村支書等人的突擊檢查。一旦確定了**“該流不流”（流產），真的會被“拆房牽牛”**。

我就遠遠看到過，被確定超生的一户人家，家裏的電視機、收音機被查抄，糧倉裏的糧食也被搬走。

不過，當時的農村幾乎家家户户都超生，兩三個小孩都算少的，經常都是四五個。所以，“老鷹”來抓“小雞”時，多數時候都會有人發出預警。實在來不及發出預警，突然被查抄的人家，一般也會嚎啕大哭。

總之，一般出現這種狀況，家裏的大人，就會趕緊把超生的小孩藏在家裏隱蔽之處，或者是農田深處。

我老家不少的90後，在童年很長一段時間就是這樣度過。不少人，甚至到上了學，也沒有户口。

一直以來，都有不少媒體解讀説，農村人“瘋狂”生小孩，原因是農村夫婦在用最小的成本豪賭“只要有一個小孩翻身，全家就翻身了”。

直到現在，還有不少類似評價，越窮越生，越生越窮，不可能翻身。甚至有人説“活該”、“可悲”。

這種言論，或多或少還是在以“肉糜”之心度“棒子麪”之腹。

太遠的事就不説了，就拿解放初期來説。當時全國平均壽命僅35歲，孕產婦死亡率高達1500/10萬，嬰兒死亡率高達200‰。

平均數，只是平均。相對於醫療條件較好的城市來説，農村的情況更加不理想。

我小學同桌的奶奶，一共生了7個孩子，由於營養、疾病、意外等原因，最後活到成年的只有3個。在我認識的老一輩人裏面，生下四五個、五六個孩子，大有人在，但是全部都養活到成年的，並不太多。

糞叉、石磙、栓子、栓柱這些名字很難聽，卻在農村很常見，主要是農村人面對不可控命運時的心理寄託，希望能把孩子的性命**“拴”在人間**，希望孩子能像那些低賤的東西一樣頑強、牢固。

直到現在，農村姓劉的人，也特別受人重視。很多其他姓氏的農民，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能認一個姓劉的人當乾爹，藉此希望把孩子“留”住。畢竟，過去很多農民不識字，劉和留，對他們來説並沒有分別。

畢竟，沒有哪個農村人敢保障自己只生一個孩子，就一定能把這個孩子健健康康養到成年。

直到現在，全國平均壽命已經超過78歲。廣大農村地區的平均壽命，也只有大概68歲。農村的嬰幼兒死亡率還是高於城市。

除了人均壽命、嬰幼兒死亡率等問題，農村人對於生孩子、尤其是執着於生兒子的部分原因，就藏在那句著名的宣傳口號中——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

時代有什麼不同了？

籠統來説，就是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轉變。

**這個時間節點，可以粗略畫在1984年到1993年。**在此之前，國內的工業水平，和當時農民的營養、醫療水平差不多的低。

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工業落後，城市中是沒有“農民工”的工作機會的。

早在1953年7月，中央政務院就發佈了《關於制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緊急通知》，這也就是小品中“盲流”一詞來源。

到了1958年，《户口登記條例》出台之後，城市中所有生活必需品與供應票證掛鈎，供應票證與户口掛鈎。這就意味着，沒有城市户口，就無法在城市中活下來。

因此，直到1970年代末，幾乎沒有農民可以“盲目流入”城市。《超生游擊隊》播出的1990年，依然如此。

直到1993年，“糧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這也就是説，過去很長一段歷史，國內的農民仍然和古代的農民一樣，只能務農，沒有別的出路。

而在一個工業不發達的社會的農村地區，人口，就是第一生產力。尤其是男人，和牛、馬一樣，對於農業文明來説，都格外重要。

你連城市都進不去，沒有融入工業文明的機會，怎麼可能靠多生孩子翻身？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要義。

農村多生孩子、多生兒子，就可以創造更多農業生產力，掙更多的“工分”，儘可能保證一家人不被餓死。

甚至，過去，農村女孩經常出現“扶弟魔”現象，也並非所謂的“畸形”心理。

農村的婚姻，是不太能上升到“愛情”這個詞的。不少人都是因為“老大不小了”，在父母催促下，找個家庭條件差不多、年齡差不多的，就一起過日子了。

就像馬有鐵和曹貴英，兩人在一起，並不是自己選的。

男女雙方，往往談不上在正確的時間遇到正確的人，頂多是在不那麼錯的時間遇到不那麼錯的人。

女方在婆家的地位，一方面取決了男方個人品質。一定程度上，還取決於女方的婆家有幾個兄弟，她的兄弟們處在什麼樣的社會地位，以及女孩與兄弟們關係好不好。

真實的柴米油鹽，有時候就是這麼的不美好。

故事的轉折發生在1984年。這一年，全面放開了包產到户，農民不再為了掙“工分”而勞動，主觀能動性得到釋放，糧食產量快速提升。

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超過8400億斤。這是建國以來國內糧食第一次過剩性供給，第一次實現全國範圍吃上飽飯。

然而，由於供給過剩，糧價開始下跌，“糧賤傷農”促使越來越多的農民改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宿命，通過收割機、播種機等機器，把自己從農田中“解放”出來，進城務工。

尤其是，深圳等走在改開前沿的東南沿海地區，就成了一代代“農民工”的綠洲。

直到現在，我們村的年輕人外出打工，首選的還是深圳、寧波等地，這些地方至少已經見證了村裏兩代打工人。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農一代”外出之後，都有能力留在城市。

不少人，完成在城市發光發熱之後，還是會回到老家結婚、生子。他們的孩子，在農村長大，很大一部分還是會重複父輩的命運，成為新的“農一代”。

和父輩相比，新一代的生育觀念、人生軌跡，都沒有太多變化。

因為疫情，我有三年沒回家了。這幾天，和同村的發小聊了一下。

村裏，和我同齡的新一波的“農一代”們，這些年基本都已經結婚生子，並且，普遍都生了兩三個孩子。生四個的，也並不罕見。

畢竟，老家養孩子的成本，並不高。小孩上幼兒園，一個學期1900塊錢。等上了小學，就可以接受義務教育了。

不過，我們村也有不少的同齡人，童年時，會輾轉於老家和父母打工所在城市，兩處求學。或者，像我一樣，家裏砸鍋賣鐵也支持上大學、經歷過“工業文明”的人。我願稱之為“農二代”。

我的很多表兄弟姐妹、高中和大學同學，就和我一樣是“農二代”，他們也基本都受過高等教育。

如今，他們大部分人都在老家所在的城市、畢業學校所在的城市，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他們一個月的收入，比我們父輩種地一年的收入還要高。

可以説，這些“農二代”是比較幸運的，由於受過教育，飯碗不再綁定在土地上，踩着農耕文明的父輩肩膀上，邁進了工業文明。並且，這些人從小感受着多子女家庭氛圍的美好。

我所認識的“農二代”們，普遍已經結了婚，普遍生了2個孩子。**很多人追求的都是一兒一女。**生一個的很少，生3個的也不多。

我所認識的人之中，生育慾望最低的是**“漂族”和“工二代”**。

漂族很好理解，自己還是遊離於城鄉之間的無根之萍，在買房定居並存有一定存款之前，很難有決心和勇氣生個孩子。

所謂的“工二代”，可以視為最早的一代工業人口的後代。“工一代”一般也是來自農村，也有很強的生育慾望，不過，很多人是由於工作壓力大，或者超生了就會丟了“鐵飯碗”，才選擇只生了一個。

相比之下，“工二代”雖然起點更高，但是他們從小就知道所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成本都很高。如果不是拆遷户，他們很難靠自己買房安家。

我認識的很多“漂族”和“工二代”，一般都晚婚、晚育，甚至很多選擇不婚、不育（丁克）。

因為生孩子成本真的太高了。

央視新聞在202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一個孩子從出生至18歲的平均養育支出已佔家庭支出的一半以上。

蘇寧研究院的相關報告預估，養一個孩子從0歲到大學畢業，保守計算也需要46萬元。由梁建章、任澤平等人設立的“育媧人口研究”發佈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更為詳細：

我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其中城鎮家庭約為63萬元，農村家庭約為30萬元。

其實，**在城市裏生養孩子，成本往往比統計的數據更高。**畢竟，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城市裏的房子，靠孩子自己是很難在婚前購買的。

而農村家庭生養孩子，卻有很多成本是可以“打折”的，比如孩子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看護，是不用給錢的；比如孩子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間的書籍、文具、衣服、玩具等都是可以流轉的，也不用給錢；大一點的孩子給小一點的孩子輔導也是不用花錢的……

所以，有時候，我感覺很多地方現在試行的“鼓勵生育”政策是不太精準的。

比如我鄰座的同事，在上海生完孩子之後才發現，竟然可以領到23萬塊補貼。

有沒有這個錢，他都會生。而他要在北上廣深養孩子，有沒有這個錢，補益都不大。有沒有這個錢，也都很難刺激他生二胎、三胎。

不差錢的人，生孩子更是憑心情的，有沒有這個“九牛一毛”的補貼，都不會帶來情緒波動。

最近熱議的託兒所，的確可以有效調節工作時間和帶娃時間的衝突，也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試問，北上廣深也好，新一線、準一線城市也好，有多少年輕人會衝着遍地託兒所，玩命生孩子？

尾聲

近期的大會，首次提出了**“建立支持生育政策體系”**。

縱觀歷史，一個國家也好，一個城市也好，一旦進入城市化、發達化，如同高壓鍋式的環境中，都很難再出現人口增長。

但是，中國的疆土很大，不論是人口還是面積，甚至不同地區的發達程度的參差，都讓我們看起來像一個大洲。

以我的觀察，一二線城市的“漂族”和“工二代”們，是被各種綜合壓力捆綁，他們的生育慾望和潛力，是很難被激發的。

諸如一次性給20幾萬、落户買房優惠、孩子三歲前每月領生活費等等這些補貼，實際效果，大概等同於從駱駝背上拿下來一小把稻草。能感覺到，但是感覺不太大。

至於“根”在農村的“農一代”、“農二代”們，本來就有生育多個子女的打算。並且，也有更大的動力再生一兩個。

如果不是為了“生育機會公平”，而是為了“生育結果”考慮的話，各地政府在執行時把更多的生育政策傾斜到“農一代”、“農二代”們，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真的，強扭的瓜不甜。與其要費這個力氣讓生不動的人硬生，不如順水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