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排名，讓香港成為了虛假的國際金融中心？_風聞

近日，在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評定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中，香港被新加坡反超，落於全球第四名。

消息一出，金融界尚未有太大反應，輿論界卻炸開了鍋。不少媒體都專門撰稿評論，搞出好大新聞。

最為興奮的莫過於國內的目田派公知，他們可算找到了一個抓手，開始對香港近年來的一系列政策變化大加撻伐。攻擊的重點尤其集中在《香港國安法》與防疫政策上。在公知們嘴裏，因為這兩點，中國香港已經完全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格。

之所以攻擊這兩點不言而喻，畢竟在這些人看來，**《香港國安法》是“剝奪香港自由”的罪魁禍首，而防疫政策則是他們在歐美國家全部選擇躺平防疫之後，在輿論場上攻擊中國的主要方向。**甚至可以説，對於香港防疫政策的輿論戰，明説香港，實際上是在攻擊內地。

然而，讓目田派公知們興奮了這麼久的事情，卻未在金融界引起太大的反應，也沒有對現實中的金融業務有任何影響。可笑這些狗腿子上躥下跳，卻根本沒人搭理他們……

目田派公知們這次為什麼出醜了呢？因為他們對於金融缺乏瞭解，甚至對金融中心這個概念也完全無知。

第一，公知們強調的《香港國安法》及其所謂政治因素，對於國際金融中心來説，根本就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東西。

如果來駁斥公知們的謬論，那太簡單了。如果是否具備“西方式政治民主自由”體制是能否成為金融中心的關鍵，那他們用來踩香港的新加坡，根本就沒有任何資格。

新港之間關於金融中心和港口城市的齟齬由來已久，新加坡人自己也只能調侃稱**“香港是有自由無民主，新加坡是有民主無自由”**。畢竟新加坡是一個吐痰、吐口香糖、説自己老家方言都沒有自由的國家，哪敢碰瓷“政治自由”四個字。

至於新加坡所謂的民主，那就更是“五十步笑百步”了。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全部把持大權，每次選舉之前都要重新劃分選區，大搞傑利蠑螈，分割反對黨佔優勢的選區。

十幾年來三次大選，除了2015年吃了李光耀去世這一選票紅利，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得以接近70%以外，剩下兩次它們都只獲得了60%的支持。可見以新加坡工人黨為首的反對黨已經穩定住了40%的基本盤。

如果沒有近乎瘋狂的傑利蠑螈，人民行動黨不可能憑藉六成的選票拿下九成的議席。

還有，公知們兩年多來一直明裏暗裏替那些被《香港國安法》處置的反對派叫屈。且不説這些人叛賣國家罪有應得，對比下新加坡對反對黨領袖採取的手段，公知們真是無理攪三分。

“新加坡政治老人”約舒亞·本傑明·惹耶勒南是新加坡獨立之後第一位競選勝利進入國會的反對黨議員。那是在1981年，安順選區補選中惹耶勒南成功當選。

但他議員椅子還沒捂熱，就在1986年被控偽造工人黨賬目，被剝奪了議員資格。

惹耶勒南畢竟是從英國留學回來的體面律師，人民行動黨犯不着用霹靂手段惡整他。但要是對付那些對政權真有威脅的反對者，李家坡可是毫不手軟的。

新加坡有一條《內部安全法令》，最初是馬來西亞國會頒佈的1960年內部安全法令的一部分，並於196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實行，新加坡獨立後蕭規曹隨，未有變更。

該法令授權了行政安全部門可以實施預防性拘留，即沒有證據只要懷疑就可以捉人關人，以防止政權顛覆、制止針對個人和財產的有組織暴力行為，以及其他影響新加坡國內安全的犯罪行為。

內部安全法令還授權新加坡當局查禁政治和準軍事組織，阻止有政權顛覆性文件和出版物出版，關閉可能有損於國家利益的娛樂場所和展覽。

1963年的新加坡州大選，李光耀深感形勢不妙，決定在選舉前夕先發制人，以“清除康米”為由，展開“冷藏行動”，引用內部安全法拘捕逾115名反對派骨幹，謝太寶、林福壽等多個反對派領袖，他們未經審訊被判關押19至32年不等。

莊明湖是新加坡油漆工人，是一名工會領袖，六十年代領導工人曾參與反對新加坡政府關閉南洋大學、消滅華文教育的抗爭。

到1970年，他終被清算，被當局引用《內安法》逮捕，在被囚歲月，他每年都會被帶到“政治站”獨立囚禁數天，逼他就範籤懺過書，但他拒絕屈服。

**在被關的第八個年頭，莊明湖用拒絕吃東西來反抗，”我拒絕單獨囚禁，要求能閲讀書報”。結果遭獄卒痛毆，被淋尿壺穢物，**最後不得不被帶到監獄醫院治療傷口。一週後，他繼續拒絕吃東西，被獄卒強灌牛奶。

遭受如此折磨的莊明湖直到1983年才重見天日。不審不判抓起來關13年，這是什麼民主自由法治……

直到2020年，新加坡政府還強制通過了《防外國干預法》控制社交媒體。這種民主自由法治，是目田派公知喜歡的嗎？這麼“民主自由法治”的新加坡，不也一樣當國際金融中心嗎？

説白了，國際金融中心對於政治民主自由並沒有硬性要求，這個城市的政府怎樣對待政治反對派，和那些來做生意的外國銀行家有什麼關係？只要經濟上能夠保證資本自由流動和低税率，海外資本自然趨之若鶩。

其實有些公知也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他們編出了什麼“《香港國安法》威脅外國金融人士人身安全”這種扯淡的段子，讓人笑掉大牙。**幾十年來，還真沒聽説過哪個經濟城市用類似法律逮捕過外國銀行家……**公知們真是胡説八道到了可笑的地步。

另外，所謂“防疫政策”影響人員流動更是無稽之談，香港前段時間還保有一些入境管控倒是不假，但是任誰都知道香港的這種政策不會堅持很久。另外，哪怕香港對於入境控制比較嚴格，疫情也不會是金融人士決定執業地點的首要考慮因素，畢竟，沒誰會為了一個短期的問題，影響就業這種人生長期規劃。

也許有人就要問了，既然《香港國安法》和疫情管控措施都對香港金融業發展沒有巨大影響，為何香港的排名被新加坡反超了呢？

這就要談到我們的第二點了。

**第二，GFCI是一個權威排名沒錯，但是排名上出現一些變動，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在大的基本面沒有劇烈變化的前提下，影響因素更多的是短期性的。**公知們拿這個事兒大炒，只是為了他們的政治目的。

就在今年三月，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中，香港還排在紐約和倫敦之後，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新加坡當時排第幾呢？它甚至沒能排到第四，反而掉到了第六，比上海和洛杉磯排名還低……

各位要是信了公知的邪，沒準兒還得去查查當時新加坡遭遇了什麼巨大政治變故……

其實原因很簡單，美國牽頭搞得那個《關於應對經濟數字化税收挑戰雙支柱方案的聲明》，想通過建立全球最低税制度，打擊跨國企業逃避税，併為企業所得税税率競爭劃定底線。

對於新加坡來説，面對全球最低税率的壓力，因應起來比較困難，很容易造成資本大量外流。而中國香港畢竟背靠內地，有很強大的基礎，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

而這次香港排名被新加坡反超，也不是什麼太大的事，據業內人士分析，這次香港的綜合得分其實還比三月高了十分，新加坡之所以後來居上，靠的是當地家族辦公室數量大增。

這裏要多解釋一下什麼叫做家族辦公室。

全球超級富豪基於財富管理、接班安排規劃及進行慈善事業等各種原因，近年趨向自行設立家族辦公室。

根據現有的資料，全球的"單一家族辦公室"（即專為單一創始家族服務，而架構較為簡單的辦公室）數目已由2008年僅約1000個，鋭增至2019年不少於7300個，其總資產管理規模高達5.9萬億美元，佔全球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總值的5%。

目前，全球家族辦公室之中，“單一家族辦公室”屬主流，佔總數約80%，餘者則為多家族辦公室，同時為數個並無關聯的家族提供服務。

家族辦公室的崛起，成因不一而足，既是因為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各地中央銀行大力推行量化寬鬆政策，超高資產淨值家族持有的資產因而水漲船高；也由於投資策略趨向多元化，而企業受到的監管過多，超高資產淨值家族趨向於自行打理財務。

**説起來挺有意思的是，家族辦公室不能利用外部資金，所以之前美國SEC處罰對沖基金時，常常採用逼其成為家族辦公室這一方式。**但時移世易，現如今富豪們為了靈活配置資產，竟然自己搞起了家族辦公室……

在亞洲區，新加坡向來致力爭取家族辦公室業務。透過精簡監管措施和提供各種誘因，新加坡漸成區內新家族辦公室落户，或現有家族辦公室搬遷的其中一個首選之地。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底，新加坡金管局一共接到143家家族辦公室的申請，目前家族辦公室數量已超過400家，而2018年僅為27家。短短4年時間，翻了14倍。

Henley & Partners研報顯示，2022年預計會有2800名億萬富翁前往新加坡，通過設立家族辦公室的方式管理資產。

香港在爭取家辦的道路上的確反應偏慢，棋差一着，隨着大量家辦已經落户新加坡，香港在這方面的差距已經比較大了。這次排名被反超也是很正常的一個表現。

但也要看到，新加坡是在大力招攬家族辦公室，但是他們那兒對於家族辦公室真的十分友好嗎？

也不見得。

前對沖基金經理Stephen Diggle現在就在新加坡經營一家家族辦公室，他表示新加坡政府會明裏暗裏用各種手段要求他僱傭本地人，如果你從境外調人來工作，對不起，工作簽證是一概不批。

由於在2020年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破天荒的輸掉了兩個集選區，讓工人黨士氣大振。為了做出些姿態，人民行動黨政府不得不開始限制外國高薪人士的數量。

數據顯示，去年新加坡發給外國專業人士、經理和高管的簽證數降至161700份，這是自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大西洋夥伴公司的頭兒愛爾威就表示，在拓展歐洲業務後，公司估計會離開新加坡。新興市場投資老手麥樸思則直接把公司從新加坡搬到了迪拜。

以至於有美國財經媒體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可能都不行了，未來的亞洲金融中心是迪拜……令人無語（難不成還有人認為“中東酋長國”更加民主自由嗎）。

就算香港是在爭取家辦方面落後於新加坡，可作為兩個全方位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不是開曼羣島那種避税天堂，家辦只是一條賽道罷了。兩地的比拼還要考慮許多別的方面。

比如，香港的股市可是遠遠要強過新加坡的。以去年數字計，港股市值超過42萬億、合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分別比新加坡高出七倍及兩倍七；港股去年全年總成交額為41萬億港元，為歷年新高，與新加坡僅1.9萬億港元相比，高出超過二十倍。

而憑着具競爭力的金融機構和專業服務生態系統，香港亦成為亞洲區內最具規模安排國際債券及內地離岸債券發行的中心，佔區內發行額的34%，規模比新加坡多六倍。

綠色金融近年也在香港迅速起飛，這市場亦正不斷壯大且向豐富多元的方向發展。去年綠色及可持續國際債券發行額便有313億美元，佔亞洲市場三分之一，安排發行量亦居亞洲首位；而綠色及可持續債券及貸款融資總額較2020年增加四倍，達到566億美元，為亞洲之冠。

另外，自2012年以來，港股的IPO就一直穩居世界前三，還經常問鼎第一。雖然2021年略有下滑，但隨着大批中概股退美來港，港股的IPO也有望回暖。

這也就引出了最重要的一點——香港背後有祖國內地的支持。

“一國”之內，香港有着國家的堅實支持，也受惠於可直接全面參與內地龐大市場發展的位置；“兩制”之利，讓香港繼續維持高度自由開放的金融體系，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成為國家連接世界獨特的橋樑、窗口和平台。

就連美國彭博社都感言，新加坡取代不了香港，因為“**香港即便失去全世界，可依然還有中國。**香港是全世界進入中國的跳板，更是中國走出全世界的前哨站。未來香港將與中國將更緊密的結合。”

話説公知們聽到美國主子這句話，會不會覺得自己寫的那些文章都做無用功了？

參考資料：

香港立法會：新加坡推動家族辦公室的便利措施

彭博社：離開香港的銀行家發現轉進新加坡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陳茂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第一財經：全球税改再進一步，最低税率鎖定15%

知乎用户：嗎啡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