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面對面”到“肩並肩”，新潮愛好成年輕人新“社交貨幣”_風聞

0本版圖片均由視覺中國提供　　一些看似私人、獨立或新潮的愛好，如今成為年輕人全新的“社交貨幣”。

　　95後職場新人王櫻，每次去有老同學、朋友的城市出差，見面的方式是直接約一局劇本殺，或者一場“密室逃脱”。她喜歡在“燒腦”的智商遊戲時間裏敍舊，往昔友情再一次被激活。

　　碩士生劉亭的“導師組會”，基本都是在徒步中開展的。對於平時不愛運動的她而言，每次跟着導師徒步完，身體就像散架一樣。但相較於規規矩矩地坐在辦公室對談，“在路上”的師門相處模式充滿活力和趣味。

　　張森今年夏天原本和朋友“跟風”去俱樂部玩飛盤，但不便宜的價格令他感到性價比很低。學成之後，他成立了免費的“週末飛盤俱樂部”，拉着同事、朋友來玩——這個固定項目變成通向更多豐富社交活動的入口。

　　一些看似私人、獨立或新潮的愛好，如今成為年輕人全新的“社交貨幣”。青年新型社交時代，到底是如何開啓的？

　　非正式的扁平化社交提升“回報感”

　　“本科畢業5公里，碩士10公里，博士15公里。”在劉亭的碩士師門中，這樣一句玩笑話在每屆學生之間口口相傳。當然，這不是什麼奇怪的交易，而是徒步里程數——從大一到大四畢業，大約要和導師徒步走完5公里，碩士和博士步數同理。

　　劉亭的導師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學業上要求嚴格，生活中平易近人。導師工作之餘喜歡在公園徒步。其他導師的組會都在辦公室開，劉亭的導師在某天興致高漲，帶着師門弟子一起來到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開啓了“在路上”的暢談模式。

　　“徒步對身體好，很環保，不像聚餐那樣費錢。”劉亭覺得，研究生期間大家都聚焦自己手中的課題，彼此見面機會少，徒步可以增進對彼此的瞭解。“徒步是一個social（社交）的好時候，有利於師門團結”。

　　在武漢大學發展與教育心理研究所教師陳武看來，相對師門組會這一傳統活動而言，徒步等方式有助於破除防禦，讓大家能夠暢所欲言，更樂意表達自己的想法。

　　“當人們因任務和工作而在一起時，會覺得自己是‘工具人’。”陳武指出，徒步可以切換人們身處的環境，讓年輕人在非正式化的社交中，感受到“平等和參與感”。

　　“開會、約飯等傳統形式儀式感很強，大家可能會有心理壓力。”陳武認為，傳統社交方式可能由某人或幾人主導，集體運動等社交方式中，每個人都可以是主角。“扁平化社交，有利於提升每個人的參與感、自主性、積極性，降低傳統上下級的不平等模式。”

　　北京大學精神衞生博士汪冰則認為，教授選擇徒步的形式讓師門弟子一起交流，一定程度上也是實現鍛鍊和溝通的雙贏。

　　“當今社會每個人的時間都是寶貴的，人們都希望自己的時間能夠產生期待中的價值。”汪冰回憶，自己有一個朋友每次和投資人聊天，對方都約在奧森或者健身房見面，傾向於在運動的時候聊工作。

　　汪冰指出，很多人看似“社恐”或抗拒社交，是因為他們認為投入到社交中的時間與其回報是不確定的。如果結合了運動等興趣愛好，投入時間的“回報感”亦能因此提升。

　　“身體參與”成為破冰法寶和快樂來源

　　對於羅景而言，跑步、登山等運動，是在職場中迅速抓住合作伙伴的“社交法寶”。

　　一次出差中，羅景遇到了一個性格內向的工作夥伴，常常融入不了其他人的“羣聊”。作為活動組織方，羅景嘗試把大家儘量融到一起。

　　某天傍晚羅景偶然發現這位工作夥伴在跑步，於是兩人邊跑邊聊，在操場上跑了20圈，中途羅景一度有些岔氣。但這次聊天讓工作夥伴的“話匣子”被打開，兩人從跑步裝備一直聊到家鄉美食，結束後依依不捨，約好了下次相約夥伴的家鄉成都。

　　原先同事們還驚詫於王櫻“劇本殺/密逃式敍舊”的先鋒氣質，不過這種氣質顯然很受年輕同事認可，大家“活學活用”的速度驚人。

　　王櫻所在的公司部門會議頻率很高，同事們私下難免抱怨“呆坐開會半天，靈魂枯萎一圈”。在某一次備戰重要項目的“頭腦風暴周”，兩個年輕同事鼓起勇氣建議上司去附近的公園開，“換換腦子”。上司採納了這個大膽的建議，大家坐在草地邊暢聊，又去湖中划船，歡聲笑語的一個下午，“持續閃耀逆天的靈感火花”。

　　“這個時代人和人之間更多依賴社交網絡，這是一種抽象世界的社交，是網絡社交。當我們把個體行為變為集體行為時，就是一種‘具身社交’。”汪冰説，過去心理學認為認知和身體是獨立的，大腦的思考獨立於身體；現在流行的一個分支方向叫“具身認知”，身體是人思考的工具，人的思考不能脱離身體。

　　運動是一個非常好的“具身社交”方式，當自己的身體與別人的身體進行互動，會影響到個體的認知。汪冰指出，當人們的身體打開後，心理會更容易打開。運動完後，人在面對他人時，內心不會那麼緊張、有防禦性，也不再時刻與人保持警惕的距離。

　　在汪冰看來，好情緒會推動好行為。運動本身就會讓人的大腦產生很多化學遞質，令人興奮愉悦。“開心的你和他人交流時，和平時情緒狀態也是不一樣的”。

　　陳武指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社交能夠獲得社會性的反饋和認同——社會認同是人的核心需求。除此之外，“羣體是一種滋養”，反而比獨處更能提升我們的存在感。

　　“這讓社交關係的深淺可控性變高了”

　　張森的北京“週末飛盤局”，包含十幾個固定選手，以及大約40個“流動”新朋友。“加入門檻很低，但幸福感很強，這種獲得多巴胺的性價比很高”。

　　“飛盤社交”不僅開拓了張森的社交面，還幫他發現了“作為教練”的可能性。“我以前沒發現自己在教人娛樂、組織活動等方面還挺有天賦的”。

　　斯文去年10月接觸到飛盤，是因為當時她畢業來到廣州，想在休息時找一些活動作為調劑。“新手友好”的飛盤走入她的視野。

　　隊友們都很友好地為新夥伴講解規則、出盤姿勢，訓練方式也對“菜鳥選手”包容度很高。斯文體驗後發現，飛盤確實能夠認識一撥兒和善又有共同興趣愛好的人。

　　這可以成為觀察個人特質的“掃描切口”。在斯文看來，玩飛盤時的狀態、對待新人和隊友的態度，能反映出這個人對這項運動的態度，以及在交往過程中是否足夠友好、能否包容新人的加入並提供幫助。“能夠更全面地瞭解一個人，然後決定是否要聊得更深入”。

　　在汪冰看來，這是年輕人將傳統“面對面式的溝通”切換為新型“肩並肩式的溝通”。

　　汪冰認為，“肩並肩的溝通”方式不是大眼瞪小眼坐在飯桌前，而是有“活動導向”的，個人情感交流在工具性溝通當中穿插進行。例如雙方享受運動、遊戲時，順便談到工作，就可以緩解“面對面”場景下的焦慮和尷尬。畢竟“肩並肩”所在的場域，一定會提供很多自然鮮活的話題，“這讓社交關係的深淺可控性變高了”。

　　汪冰另外提到，當代年輕人的新型社交方式有一個特點——通過運動、遊戲等方式，讓個人收益保持相對確定的狀態，社交則是在收益確定基礎上的“附加值”。這保證了人們在社交過程中不會失去自己最看重的東西，例如不會浪費時間、不會讓體驗很糟糕，“至少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他們默認所有人都是自願的，我為我的快樂負責，你為你的快樂負責就好了，我們不需要為彼此負責。”汪冰表示，這種新型的社交關係擁有非常大的自由和可控性。而對於現代人，追求控制感和追求獨立性其實是內在一致的。

　　如果可以繼續，會自然延伸；不能延伸？那就散夥吧！

　　（應採訪對象要求，本文除汪冰、陳武，其他採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