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天下台的特拉斯, 觸犯了英國心照不宣的一條路線｜文化縱橫_風聞

✪ 田德文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

【導讀】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0日，英國首相伊麗莎白·特拉斯宣佈辭去英國保守黨黨首職務和英國首相職務，此時距她9月正式就職僅過去45天。此前，特拉斯推出總額高達450億英鎊的激進減税方案，在遭遇外界對該方案加劇債務和不平等的強烈批評後，又火速替換財政大臣、取消大部分減税政策，導致其執政的政治信任基礎毀於一旦。特拉斯的“滑鐵盧”本質上是因為她試圖復歸一種原教旨的撒切爾主義，卻忘記外憂內患下的英國早已沒有實踐這類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礎了。

本文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英國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取得明顯績效的同時，也給英國帶來經濟增長質量較低、去工業化嚴重和社會差異相對較大等問題。從布萊爾工黨政府到卡梅倫聯合政府，都對新自由主義模式進行了糾偏與修正。**英國政府新戰略的趨勢是以政府戰略提升經濟質量、以政府戰略引導產業發展和強化政府社會職能。這説明新自由主義在英國被大大修正，英國的國家經濟社會職能趨於強化，而這也是當下世界各國的普遍趨勢。

2020年6月，在新冠疫情危機背景下，前首相約翰遜推出號稱是“二戰”以來英國最激進的新政，以帶動英國走出經濟困境。**雖然約翰遜本人因醜聞下台，然而他修正新自由主義的思路與前任一脈相承。而特拉斯雖宣稱忠誠於約翰遜，卻並未繼承約翰遜的政策精神。**她提出的減税、補貼等措施引發市場動盪，甚至也不符合撒切爾夫人本人在財政政策上的穩健風格。

自2016年發起脱歐公投以來，英國已經歷四任首相。頻繁更替預示着一向被譽為“議會之母”的英國政治正經歷不同尋常的動盪。經歷特斯拉的戲劇性“45天”，未來英國能否迴歸更務實穩健的政策路線上來，仍有待考驗。

**本文原載《歐洲研究》2020年第6期，原題為《修正新自由主義：英國政府新戰略研究》，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修正新自由主義：英國政府新戰略研究

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在英國推行具有威權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改革，內容包括實施貨幣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推進供給學派的私有化進程和強調個人責任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而威權主義則主要體現在壓制工會等方面。90年代後期，以“第三條道路”自居的新工黨政府擯棄撒切爾政府的“威權主義”色彩，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改革的成果只進行了小幅度糾偏。2010年保守黨重新執政後，卡梅倫、梅和約翰遜三代首相均未對工黨執政時期的政策調整進行激進的回調，保守黨和工黨實際上在維持英國新自由主義模式方面形成了新的共識。

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在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宏觀調控失靈、國家經濟陷入停滯與通脹並存的“滯漲”、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英國病”日益嚴重的背景下實施的，起到推動抑制通貨膨脹、恢復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的作用。此後40年間，推進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英國基本保持經濟穩定增長、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較低的狀態。**但同時也出現三種日益明顯的問題：一是經濟增長的質量相對較低，經濟波動大、低薪工作多；二是去工業化比較嚴重、嚴重依賴外部市場；三是貧富差距相對較大，社會公平度相對較低。**這些問題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鼓吹收縮政府職能、削減經濟與社會公共開支、弱化國家經濟社會職能是分不開的。2016年脱歐公投後，英國面臨經濟與社會重新佈局的壓力，從特雷莎·梅到約翰遜政府都試圖從政府戰略層面上推出新舉措，努力解決新自由主義模式給英國帶來的這些問題。

▍ 以政府戰略提升經濟質量

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後，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維持穩定增長，經濟總量與法國不相上下（見圖1）。2016年脱歐公投後，英國GDP增速在歐洲大國中也並不低。據歐盟統計，2016年英國GDP總量為19947.12億英鎊（約合22221.09億歐元），相當於德國同期（31347.40億歐元）的70.88%、法國同期（22341.29億歐元）的99.46%；脱歐之後，英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仍略高於德國同期，比法國同期略低。2019年，英國GDP總量為22143.62億英鎊（約合24667.99億歐元），相當於德國同期（34490.50億歐元）的71.52%、法國同期（24257.08億歐元）的98.33%，保持歐洲第三大經濟體的地位。

▲ 1980-2016年英國、法國和德國國內生產總值變化趨勢

▲ 2013-2019年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實際GDP增長率（單位%）

**但是，與德國、法國相比，英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相對較低。**一是產業投資水平較低，“是一個資本出口超過進口的國家，外國跨國公司資本主要投向製造業，很少帶來全球化生產中所具有的高附加值、以研究開發為主的要素……英國能夠吸引勞動密集型投資，卻不善於吸引資本密集型的投資”。這使得英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在國際價值鏈上的位置比德法等國要低。二是研發投入較低，致使產業創新能力不足，進一步制約英國的國際競爭力。三是就業質量相對較差。在英國新自由主義模式中，“低投資和緩慢創新被長期的低工資和較長的工作時間所補償……英國經濟創造了工作機會，但大部分工作是兼職、低技能和低報酬的”。近年來，英國的就業率低於德國、失業率高於德國，説明儘管較早採納“靈活就業模式”，但英國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正在失去競爭優勢。

▲ 2000-2018年英國、法國和德國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單位：%）

▲ 2010年與2019年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國就業市場狀況的比較（單位：%）

**造成英國經濟增長質量相對較低的原因很多，但新自由主義模式確實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一是放鬆金融管制，使得大量投資進入金融業和服務業，其他產業投資長期不足；二是國家對產業部門投資較低、私有化後中小企業較多，對研發投入增長產生了抑制作用；三是國家以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為促進就業的主要手段，實際上是以降低就業質量來增加就業數量。也就是説，若要提高英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就必須減少新自由主義對國家經濟與社會職能的弱化和限制，增加政府產業投資和對研發投入的資助力度，保障低收入人羣的基本需求。

2020年6月30日，英國首相約翰遜發表演講，表示政府將利用新冠危機來解決國家在過去30年來存在的問題，包括修建房屋、修復國民健康保險制度（NHS）、解決社會照護問題、解決技能危機問題，縮小英國各地區在機遇、 生產力和聯通性方面存在的差距。為此，他提出後疫情時代英國將強化“三個建設”的口號：更好地恢復建設（build back better）、以更綠色的方式恢復建設（build back greener）和更快地恢復建設（build back faster）。約翰遜特別強調，以上這些舉措“聽起來像是政府會大量介入經濟，像是一場‘新政’（New Deal）……現在是需要政府強有力且有決心的時候，是政府將危機時的人們環抱在一起的時候”，因此“對英國人來説，現在不僅是實施新政的時刻，更是實施公平政策（Fair Deal）的時刻”。“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我相信為自由市場企業創造條件也是政府的工作。”**這説明，約翰遜已經明確把改變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經濟社會職能作為解決新冠背景下英國困境的根本出路，不再忌憚表達修正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意願。**近期英國政府發佈的相關戰略顯示，政府將重點在推動綠色發展、科技創新和數字經濟等方面發揮提出理念、政策導向和給予資助的作用，為提高英國經濟質量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推動綠色發展

綠色發展是歐盟2019年新班子上台後推進的核心戰略，也是英國最具競爭力的領域。雖然英國即將從歐盟中退出，但也不會放棄這種優勢。因此，脱歐背景下，英國在政府戰略層面上始終把綠色發展作為重點，將其作為英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國際競爭力、話語權的重要方面。

2006-2016年，英國是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最好的發達國家，平均每年減少3.4%。據英國“碳簡報”網站統計，2019年英國温室氣體排放進一步減少1.5%，總量約3.61萬噸，連續6年實現下降。相比1990年，英國二氧化碳氣體排放減少39%。英國環保部組織專家對過去五百年碳排放的數據進行分析，認為2019年英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降低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水平。取得這種成績的主要原因是英國不斷減少煤炭發電的比重，1987年後就未再增加一座煤炭發電站。2014年，英國還有30%的電量來自煤炭，但到2017年就降低到6.7%。2018年，英國實現1856小時的無煤炭電力供應，計劃到2025年完全停止煤炭發電。

脱歐公投後，英國繼續在政府戰略層面推動節能減排。2017年10月12日，梅政府發佈題為《清潔增長戰略：引領低碳未來》的報告，對貫徹落實清潔綠色增長以對抗全球變暖提出系統指導方案。“清潔增長”（Clean Growth）理念是指在增加國民收入的同時減少温室氣體排放。為實現清潔增長的目標，需要確保能源價格對商業和消費者是可承受的，而這也是英國政府認定的四大挑戰（Grand Challenges）之一。2018年，英國政府發佈《一個綠色的未來：改善環境的25年規劃》，從理念、目標、行動綱要和實施計劃等方面提出英國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長期規劃。在發展理念層面，規劃強調經濟發展應該以“淨環境收益”（net environmental gain）為導向，由此確定以下六個工作重點：（1）可持續利用和管理土地；（2）恢復自然以及提升環境美化；（3）連接人與環境以改善民眾健康、增進民眾福祉；（4）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和浪費；（5）確保海洋的清潔、健康、多產和生物多樣性；（6）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

約翰遜上台後也高度重視綠色發展，承諾英國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使英國佔據“綠色工業革命”的領先位置。目前，約翰遜政府正在推動包括捕捉和儲存二氧化碳、氫燃料電池和更多離岸風電場在內的綠色能源倡議。2020年10月6日，他宣佈政府將制定新計劃以“更綠色的方式恢復建設”（build back greener），實現英國在清潔風能方面的領先地位。英國政府承諾，將投入1.6億英鎊提升港口和部分社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增加英國離岸風能發電機的數量。目前，英國離岸風電已能滿足10%的電量需求。新投資將創造出約2000個建設工作崗位，到2030年，風能發電將足以直接或間接支持在港口、工廠和供應鏈產出6萬個工作崗位，為英國輸送清潔能源。英國在離岸風能發電方面的優勢有望給本國企業從世界各地帶來更多訂單和投資機會，成為英國在世界經濟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領域。同時，風能發電也能為英國的低碳供應鏈提供支持。

（二）推動科技創新

將英國塑造為“科學超級大國”是英國政府新戰略的重要目標。2017年，特雷莎·梅政府在產業戰略白皮書中承諾，到2027年將英國的研發總投入增加到GDP的2.4%。為此，政府將把研發税收抵扣率提高到12%。目前，英國政府準備在科學基礎設施方面投資3億英鎊，用於支持科技創新。約翰遜稱，英國政府“將創設一個新的科學資助機構以支持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未來100年最成功的社會將是那些最具創新精神的社會”。在這方面，推動公共部門科技創新因為投資和阻力較少，已經成為英國政府的重點領域，具體措施和目標如下。

**一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科技水平。**2019年6月10日，英國政府頒佈題為《政府技術創新戰略》的政策文件，主題詞包括人、過程、數字化和技術三個方面。第一，“人”（People）指的是政府將大力培養擁有合適技能和文化的人，確保領導和提供公共服務的人能夠找到學習有助於滿足用户需求的技術的機會。為此，政府將大量招募和保留各類專業人才、對現有員工進行培訓，更加重視培養領導者、組建有能力的多學科團隊，鼓勵在公務員體系中進行試驗並承擔相應的風險。第二，“過程”（Process）指的是為這些試驗提供良好的環境，確保政府採購和業務流程能夠使用新技術來促進創新，以有效方式推廣成功的解決方案，確保公共服務更好更高效。第三，“數字化和技術”（Digital and Technology）指的是使用靈活的技術和平台為大規模運用新興技術創造條件，政府將持續制定有效透明的技術標準來保護用户，同時在政府內部分享最佳實踐案例。提高公共服務的科技水平不僅有助於政府機構依據用户為先的哲學（user first philosophy）轉變和設計政府服務，而且對提高全社會技術水平可以起到示範作用。該戰略重點將機器學習和虛擬現實等新興數字技術引入公共服務領域，成立於2011年的政府數字服務團隊（The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將發揮重要作用。

**二是推動政府部門科技人才引進。**2020年6月，約翰遜表示政府將致力於把世界上頂級的數字化和技術人才引入英國公共服務體系。他直言白廳有太多學藝術的畢業生，強調政府部門如果不引入更多科學家，英國將在經濟實力上落後。為此，首相府將發起一個名為“創新獎學金”（innovation fellowship programme）的旗艦項目，成功的申請者將被分配到政府部門，加速採用尖端技術、聽取來自工業和學界的新理念，提高英國政府“科學家治國”的水平。

（三）推動數字經濟

脱歐背景下，英國政府把推動數字經濟作為國家戰略的重點領域。一方面，數字經濟是英國近年來發展最快的行業，是英國經濟新的增長點。過去五年，英國數字經濟總量實現指數級增長。英國數字化、文化、媒體和體育部發布的數據顯示，數字經濟目前佔英國經濟總量的7.7%，2018年為英國貢獻1490億英鎊產值。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可以帶動英國經濟總體增長和提質增效。數字大臣沃曼（Matt Warman）表示，英國政府將努力支持數字業務的區域技術集羣發展，對民眾的數字化技能進行投資，保持數字技術促進經濟增長的勢頭。同時，脱離歐盟的英國將實施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獨立貿易政策。

2017年3月1日，英國政府發佈《英國數字戰略2017》，為建設向每個英國人提供服務的世界領先的數字經濟提出具體規劃，主要包括7個關鍵詞：（1）連接性——構建世界級別的數字化基礎設施；（2）數字化技能和包容性（inclusion）——給予每個人獲取數字技能的機會；（3）數字部門——使英國成為最適宜經營數字化商業的國家；（4）更廣泛的經濟——協助英國商業成為數字化商業；（5）安全可靠的網絡空間——使英國成為在網上生活與工作最安全的國家；（6）數字化政府——使英國政府成為線上服務公民的世界領先國家；（7）數據——釋放英國經濟中數據的力量，增進公眾對數據使用的信心。2017年4月27日，《數字經濟法》獲得批准，為解決與電子聯通服務相關的關鍵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主要內容包括：（1）通信基礎設施監管的全面改革；（2）公眾服務的最低寬帶速度為每秒10兆比特；（3）色情內容的年齡驗證；（4）對侵犯版權者加重刑罰；（5）更多共享公民數據。2020年9月9日，英國政府頒佈《國家數據戰略》，強調通過數字化提高生產力，創造新的商業和工作崗位，改進公共服務，將英國打造成下一波世界創新浪潮的領跑者。

英國政府把推進數字化提高到戰略層面，在觀念上將數據和對數據的使用看作對經濟增長、就業、公共服務、研究和社會的機遇，而非應當加以監管的威脅。在政策層面，英國政府把數字化基礎設施、技能、可行性和責任作為支持數據使用的四根支柱。為此，2020年英國《國家數據戰略》提出五大行動任務：（1）釋放經濟運行中數據的價值；（2）維持促增長和受信任的數據體制；（3）轉變政府的數據使用方式以提高效率並改善公共服務；（4）確保數據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和韌性；（5）在國際“數據流”中佔據領先地位。在這些任務中，數字化公共服務是比較容易落地的項目，也是近年來英國數字化戰略的示範性領域。2018年2月，英國數字服務團隊對2017年2月發佈的《政府轉型戰略》進行了更新，將數字化公共服務的重點涵蓋探索使用人工智能和生物識別技術支持公共服務、相關人員的能力建設—技能發展等。

▍ 以政府戰略引導產業發展

作為曾經的“世界工廠”，20世紀英國工業發展長期存在“陳舊的生產部門、墨守成規的技術、落後的經營管理方式”等結構性問題。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僅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弱化了國家在產業發展方面的引導作用。目前，與德國、法國相比，英國存在更嚴重的產業結構性問題。一是“去工業化”程度較高。製造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下降很快。目前，英國製造業產值僅相當於德國的20%，低於意大利和法國。二是產業佈局不合理。金融業“一枝獨秀”和“去工業化”使英國經濟高度依賴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老工業化地區失業嚴重、城市發展停滯。三是英國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的2019年每小時工作產出GDP排行榜上，法國以67.85美元排第8，德國以66.38美元排第10，而英國以58.61美元位列第13。

▲ 1990-2019年英國、法國和德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變化

戴維·柯茨在《資本主義的模式》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英國主要“靠低報酬、低技能和渙散的勞工力量，將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到經濟中起主要作用的裝配業，在歐盟關税壁壘範圍內，加工一些中等技術水平的大眾消費品，然後再銷往歐洲經濟繁榮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這使得英國經濟形成服務業主導且發展不平衡的結構，“除了金融服務業有一定國際競爭力之外，其餘的服務業主要集中在那些報酬低、國內市場發展緩慢的行業”。這種局面的形成，與新自由主義模式下政府長期放鬆金融管制、執行自由放任的產業政策、忽視產業資本投入、片面強調吸納更多就業的政策導向有直接關係。脱歐背景下，英國政府正在戰略層面做出改變，強化政府引導產業發展的作用、對產業結構進行全面佈局、改善產業發展的資本環境，政府經濟職能發生明顯變化。

（一）修正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理念

構建產業戰略是對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理念的重要修正。2015年，卡梅倫政府發佈《2010-2015年政府政策：產業戰略》白皮書，正式使用“產業戰略”概念。在這個標題中並用了“政策”和“戰略”兩個概念，説明在理念層面上卡梅倫政府對“產業戰略”的提法仍有顧慮，擔心這個概念具有新自由主義改革前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色彩。但總體而言，卡梅倫政府已經承認對產業發展實施必要的政府幹預的正當性。聯合內閣商業、創新與技能大臣凱博（Vince Cable）強調，政府產業戰略應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儘管市場在推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基礎性作用，但“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s）情況下的政府幹預也是必需的。凱博的繼任者賈維德（Sajid Javid）表現得更為“羞羞答答”，表示更願意用“產業路徑”（industrial approach）而非產業戰略來指代政府對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而政府最佳的產業路徑應該是“非干涉主義但高度介入其中”（non-interventionist but highly engaged），在介入過程中應與各相關方進行廣泛對話，“通過傾聽來自所有商業部門的意見，與他們合作移除增長和生產力的障礙，創造出繁榮的環境”。

**與卡梅倫政府相比，特雷莎·梅政府對“產業戰略迴歸”的態度更加明朗，承諾構建英國“現代產業戰略”並在政府設立相應的執行部門。**2017年，梅政府發佈題為《產業戰略：建設適應未來的英國》的白皮書，確定到2030年把英國打造成一個具有“生產力和盈利能力（earning power）的經濟體，成為世界上最具創新力、最適宜營商且具備升級基礎設施和富裕社區的國家”的產業戰略總目標，標誌着保守黨政府已經改變了新自由主義對產業發展持自由放任立場的傳統。

（二）構建更加全面的產業佈局

在新自由主義改革背景下，歷屆英國政府都急於在任期內實現經濟增長、減少失業，因為這關乎改革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執政前景。由於服務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收益高、見效快，還能吸收大量失業，因此成為政府扶持的重點，這對英國去工業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種背景下，英國金融服務業高速發展。據英國下院發佈的報告，1990年金融服務業產值佔英國經濟總量的5.5%，2009年達到9.2%，成為英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此後佔比有所下降，但到2018年仍佔英國經濟總量的6.9%。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院長戴維斯（Howard Davies）在網絡平台“項目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稱，成為金融中心並不完全是好事，與金融收益相伴而生的是其他方面的社會成本勢必增加。金融業“一枝獨秀”給英國經濟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是高度依賴世界經濟，世界經濟不景氣會給英國經濟帶來直接影響。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和英國脱歐背景下，這種“把雞蛋裝在一個籃子裏”的產業格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越來越大。

事實上，早在卡梅倫執政時期，英國政府已經把面向未來構建更加全面的產業佈局作為產業戰略的重點，還於2010年表示：“我們將改革銀行體系，以避免重蹈金融危機的覆轍，促進競爭性經濟，維持復甦，保護和維持就業。”2015年，卡梅倫政府產業戰略白皮書為英國產業發展歸納出五大主題：（1）促進航天、農業技術、汽車、建築、信息經濟、國際教育、生命科學、核能、海上發電、油氣、專業及商業服務業11個關鍵部門的發展；（2）支持大數據、衞星、機器人和其他自動化系統、合成生物學、再生藥物、農業技術、先進材料、儲能技術8個核心技術領域的發展；（3）增加商業獲得金融支持的機會；（4）提高關鍵部門僱員的技能；（5）使用公共採購為英國公司和供應鏈創造機會。2017年11月，特雷莎·梅政府的產業戰略進一步明確為英國產業發展設定四個重點領域：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綠色增長、老齡化社會和移動運輸技術。

構建更加全面的產業佈局需要長期努力，據此，英國政府近年來的對策可以概括為“強基固本、面向未來”。第一，為英國產業未來發展打好“生產力基礎”（foundations of productivity）。2017年產業戰略白皮書把振興產業發展的基礎歸納為五個關鍵詞：一是“理念”，把英國建成“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經濟體”；二是“人民”，為所有人創造更好的崗位和更強的賺錢能力（earning power）；三是“基礎設施”，全面升級英國的基礎設施；四是“營商環境”，把英國變成最適宜經商的地方；五是“地點”，把英國全境打造成繁榮社區。

**第二，改善英國產業發展不平衡的狀況。**40年來，歷屆英國政府都從不同方面為促進產業發展採取了政策干預措施，例如為振興工業建立“城市企業帶”（urban enterprise zone）、支持新建企業、加強人員培訓等。這些政策在英國東南地區取得一定效果，但中西部和北部老工業區的城市衰敗和結構性失業問題依然嚴重。2014年年中，卡梅倫政府推出北部振興計劃（Northern Powerhouse），試圖通過權力下放、行政體制改革、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科研、優化產業升級等舉措，推動曼徹斯特、利物浦、利茲和紐卡斯爾等城市為核心的英格蘭北部11個地區的經濟振興。2019年贏得大選後，約翰遜承諾“拉平”（level up）英國各地區的發展水平，強調除倫敦以外諸如曼徹斯特和伯明翰等老工業城市的重要性。

**第三，強化科技、創新、綠色、均衡等產業發展新理念，以此為原則規劃未來政府產業投資的部門和區域重點。**據報道，約翰遜首相的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和阿洛克·夏爾馬（Alok Sharma）等人正在重新審視梅政府的產業戰略，制定更能突出這些新理念作用的新產業戰略。

（三）增加對產業發展的資本支持

新自由主義改革對英國產業的直接影響是削弱了對於產業發展的資本支持。一是在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幹預的理念作用下，國家資本大規模撤出工業領域。據統計，1979-1980年度，英國政府在工業部門的實際開支為29.82億英鎊，到1989-1990年度已經下降到16.72億英鎊，降幅達到44%。1979-1983年間，英國製造業投資流失高達230億英鎊，企業紛紛遷往海外。二是金融市場自由化提升了英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金融業成為拉動英國經濟的重要因素，進一步弱化了英國其他產業對資本的吸引力。三是將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加劇英國匯率—利率雙高，嚴重抑制資本流入英國產業部門。

英國學者齊特森（Michael Kitson）和米奇（Jonathan Michie）認為，投資不足是英國快速去工業化的主要原因。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中，政府認為向工業輸入投資不是自己的責任，資本要流向哪裏應該由它們自己決定，這等於放任製造業資本流出英國，而流入英國的資本主要流向購物中心和銀行業，政府的產業政策也一直是無效的，公共部門在產業發展方面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直到2012年卡梅倫政府上台，英國才開始重新為產業發展注入“燃料”。與德國、法國相比，英國的勞動生產率一直偏低，這與英國產業投資較低有直接關係。只要政府對職能做出相應調整，這種狀況可以很快得到改善。2012年卡梅倫政府執行更加積極的產業戰略後，英國的勞動生產率增幅很快就超過德國和法國。

▲ 2000-2019年英國、法國和德國勞動生產率年度增長率比較（單位：%）

為增加對於產業發展的資本支持，2017年英國產業戰略推出系列措施，努力通過政策和資金投入發揮引導和槓桿作用。第一，建立產業發展基金。政府投入7.25億英鎊設立產業戰略挑戰基金（Industrial Strategy Challenge Fund），吸收商業投資為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對國家生產力投資基金（National Productivity Investment Fund）的投入增至310億英鎊，用以支持在交通、住房和數字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第二，強化科技教育培訓。為建設世界一流的技術教育體系，在數學、數字和技術教育方面增加投入4.06億英鎊，協助解決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技能教育方面的不足；新設國家再培訓計劃（National Retraining Scheme），支持民眾為獲得新技能接受再教育，初始階段擬為數字教育投入6400萬英鎊。第三，強化基礎設施建設。為了支持電動交通工具的發展，投資4億英鎊作為充電基礎設施投資、增加1億英鎊投資用於電動汽車補助金，投資10多億英鎊用於促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包括為5G建設投入1.76億英鎊，為全光纖網絡建設投入2億英鎊。第四，改善營商環境。建立“部門新政”機制（Sector Deals），在政府和企業之間建立起夥伴關係以增進生產力，首個“部門新政”覆蓋生命科學、建築業、人工智能和汽車工業等部門；在具有創新力和潛力的商業領域投入超過200億英鎊，其中包括新設一個25億的投資基金在英國商業銀行孵化；對最可能有效提高中小型商業生產力和增長的行為進行檢視（review），包括解決低生產力公司的“長尾”（long tail）效應。第五，推進區域平衡發展。同意各地區設立基於地方優勢和提供經濟機遇的地方工業戰略（Local Industrial Strategies），新設城市改造基金（Transforming Cities fund）為城際交通提供17億英鎊的資金支持，資助旨在通過改善城市區域聯通來提高生產力的項目；投資4200萬英鎊創設“教師發展獎金”（Teacher Development Premium）試點項目，測試1000英鎊預算對工作在落後地區的教師高質量專業發展所起的作用。為確保2017年《工業戰略》的持續落實，將創設工業戰略理事會（Industrial Strategy Council）來評估相關進展並對政府提出建議。

▍ 新冠疫情推動政府強化社會職能

新自由主義改革後，英國的貧富差距明顯加大。1981年，英國最富的1%人口占全部收入的比例為6.7%；到1999年，這一比例達到13%。布萊爾政府在執政期間加大了公共開支和社會政策的干預力度，但沒有改變貧富差距擴大的勢頭。1990年到2000年間，英國最富有的10%人口占全部財富的比例從47%增加到54%。2010年，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以“大社會而非大政府”（Big Society not Big Government）為競選綱領取得選舉勝利，聲稱將大力推動“人的力量的巨大進步”，修補英國“破碎的”社會。但9年之後，英國在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方面與德國和法國的差距反而明顯擴大了。

▲ 2010年和2019年英國、法國和德國基尼係數比較（單位：%）

新冠疫情發生後，強化國家社會職能成為英國政府提高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方面。約翰遜政府財政大臣蘇納克（Rishi Sunak）聲稱，將拋棄保守黨10年來的正統主張，推出總額高達300億英鎊的一攬子社會支出計劃，把保守黨改變為“公共服務黨”，使政府的社會職能超過布萊爾執政時期。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約翰遜政府始終糾結於拯救生命還是挽救經濟，較早接受“羣體免疫”的消極抗疫理念，但最終在疫情衝擊下被迫改弦更張，以應急戰略強化國家的相關社會職能。

（一）新冠疫情迫使政府推出社會應急政策

新冠疫情暴發後，約翰遜首相原本極力反對“封城”，將其稱為可能對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的“核武器”。直到感染人數超過百萬、英格蘭地區醫療承載能力告急，約翰遜才認識到，“我們不得不在自然面前表現得謙卑”，遂陸續推出一系列社會應急政策。以政策法規形式支持僱員、僱主和自僱者渡過難關，包括《新冠工作保留計劃》（CJRS）、《自僱收入支持計劃》（SEISS）和《自僱收入支持計劃延長》（SEISSGE）等，同時針對中小企業和大企業分別發佈《新冠商業中斷貸款計劃》（CBILS）和《新冠大企業中斷貸款計劃》（CLBILS）。

第一，國家和企業共同為休假僱員提供收入支持。2020年3月20日，英政府宣佈通過《新冠工作保留計劃》，給予僱員每月最高2500英鎊用於渡過難關。目前，該計劃執行期已延長至2021年3月。該計劃不適用於未因疫情關閉的企業，僱主可對2020年6月30日因企業放假造成的損失提出申請。該計劃發放的政府補助金將從2020年8月31日之後逐月減少，具體規定參見表4。

▲ 《新冠工作保留計劃》具體安排

第二，幫扶自僱者和中小企業。自僱者和中小企業在英國勞動力市場上佔有重要位置，約有14%的英國工人屬於此類範疇，其中5/6屬於“單人自僱”（“solo”self-employed），總數高達455萬。在新冠疫情面前，這些“個體户”承受損失的能力更差。為此，約翰遜政府專門出台《自僱收入支持計劃》，動用公共開支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所有2018年至2019年度進行過納税申報且當年營收低於5萬英鎊的自僱者都有資格申請SEISS計劃的補助。到目前為止，已經發放兩項補助款，還有另外兩項正在跟進。申請人只需向英國税務海關總署（HMRC）聲明他們受到疫情的“不利影響”或“需求減少”，不需要證據即可申請國家補貼。SEISS的首筆付款相當於以前利潤的80%，每月最高為2500英鎊；第二筆付款為過去利潤的70%。2020年9月2日，約翰遜政府又發佈《自僱收入支持計劃延長》（Self-Employment Income Support Scheme Grant Extension），以兩種額外政府補助金（further grants）的形式為符合條件的自僱自助者提供收入支持，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補助金按3個月平均每月交易利潤的80%計算，總金額上限為7500英鎊；2021年2月至4月的補助方案尚未確定。上述補助金均為應税收入，需要按比例繳納國民保險金。

第三，幫助企業緩解資金困難。新冠疫情期間，英國企業面臨的資金壓力和還貸壓力驟增。2020年3月23日，約翰遜政府發佈《新冠商業中斷貸款計劃》，為英國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和其他500萬英鎊的金融支持。政府向貸方擔保80%的資金，並在頭12個月支付利息和相關費用。4月3日，英政府又針對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大型商業企業頒佈《新冠大企業中斷貸款計劃》，政府向貸方擔保80%的資金，幫助大中型商業企業獲得貸款和2億英鎊的資金支持，兩項計劃都將實施到2021年1月31日。

（二）增加中小學教育投入

在新冠疫情造成英國公共財政空前困難的情況下，約翰遜政府仍堅持增加對教育的投入，從而扭轉了從卡梅倫到梅連續9年的緊縮勢頭，計劃在未來三年向各級學校增加140億英鎊的額外資助，其中7.8億用於小學生。投資於教育就是“投資於人”和“投資於未來”，約翰遜以此舉表明了其政府未來在公共政策領域中的工作重點。

2019年8月，約翰遜上台不久就宣佈將逐年增加針對中小學的開支，預計從2020年至2021年學校預算將增至26億英鎊，2021年至2022年為48億英鎊，2022年至2023年為71億英鎊。同時，對中小學教師的資助和補貼金額也有所上漲，到2022年教師起薪將提高至3萬英鎊，以此招聘到更多教師，在倫敦工作的教師還將得到附加費用（top-up）。除此之外，每年國家還將增撥15億英鎊用於教師養老金。2020年1月初，約翰遜政府公佈中小學“最低資助權益”（minimum funding entitlements）政策，從2020年起，國家對每個中學生的資助將不低於5000英鎊；從2021年起，對每個小學生的資助將不低於4000英鎊。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稱，這是英國“首次將每位學生的最低資助水平納入法律，這給學校提供了有力保證，他們將獲得所需資金，以此幫助每個孩子，無論他們身在何處都能獲得學校所提供的優質教育機會”。

（三）推動職業教育發展

職業教育是英國教育的短板和發展的重點。約翰遜政府與梅政府一樣，都非常強調技能和職業教育的重要性。約翰遜認為，英國的一大難題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離開大學從事非所學工作（non-graduate jobs），現在是時候結束英國“大學與職業教育之間存在一百多年的毫無意義和荒謬的鴻溝”了。

**第一，加強技能教育。**約翰遜強調，對人生來説“一切最終都是一種技能”，希望年輕人改變觀念，積極學習實用技能。從政府職能而言，“我們無法挽救每份工作，但是我們能做的是……給人們技能，以找到並創造新的更好工作”。為此，約翰遜政府承諾將對18歲以上教育（post-18 education）經費進行“激進”的調整。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約翰遜進一步強調職業培訓的重要性，認為疫情已經“嚴重暴露了”英國勞動力市場和教育系統的缺陷，許多實驗室技術人員沒能力做新冠病毒測試，而且這些人中還有許多來自海外，“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社會和經濟中的那些實踐技能”。財政大臣蘇納克宣佈，將投入25億英鎊用於資助國家技能培訓。

**第二，強化成人教育。**歷屆英國政府都鼓勵“終身學習”，但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的數據，自2012年以來，年齡超過30歲的英國人接受成人教育的比例縮減了42%。為使繼續教育（Further Education， FE）更具吸引力，約翰遜政府宣佈從2021年4月開始將擴大數字新兵訓練營（digital boot camps），作為 “終身技能保障”（lifetime skills guarantee）項目的組成部分；鼓勵所有成年人業餘時間學習成人技術課程，參與者可享受“18歲以上四年教育”（four years of post-18 education）的終身貸款權利，目前只有23歲以下的人才能獲得資助。

第三，強化學徒制（apprenticeships）**教育。**與德國相比，英國的學徒制教育亟待發展。2020年9月，約翰遜宣佈將改革學徒體系，不僅對大公司招募學徒給予資助，對更多具有創造就業潛力的中小型商業企業也將給予資助，同時強調增強學徒制學習的“可攜帶性”，為參與學徒制教育的人在公司之間自由流動提供便利。

▍ 英國新自由主義走向終結？

20世紀80年代後，英國形成最具典型性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經過“新工黨”和“新保守黨”30多年裏的不斷“糾偏”與“修正”，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在英國仍處於主流地位。**通過對2016年後英國政府一系列新戰略文件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政策體系在英國正在得到比較徹底的修正，雖然這並不意味着英國政府已經放棄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但其重構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的態勢還是比較明顯的。**從動力上看，英國修正新自由主義模式也並非新自由主義政策完全失敗的結果，而是政府順應時代潮流進行的改變。也就是説，在新自由主義模式給世界造成深遠影響的同時，英國自身卻正在完成新自由主義“去激進化”的過程，實施與其他國家更為接近的政府戰略和政策體系。

（一）英國新自由主義的三重困局

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發揮了短期內“去社會主義”的作用，實現了消除“滯脹”、恢復增長和增加就業的作用。對於繼任的工黨和保守黨政府來説，全盤否定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成果是不可能的，只能對其進行局部的“糾偏”與“修正”。但是，新自由主義給英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也帶來多重困局，必須加以有效的破解才能解決英國在增長質量、產業發展和社會公正方面的問題。

**第一，意識形態困局。**撒切爾改革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主要政策內涵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和控制社會福利增長。由於取得良好的改革績效，這些政策傾向在英國形成強大的“政治正確性”。1997年布萊爾工黨政府上台，在黨綱中已經擯棄要求實現公有制的條款，小心翼翼地把有關“國有”的內容替換為“社會所有”。工黨聲稱要為英國建構“負責任的社會市場模式”，但實際上並未觸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只是強調國家提供市場需要的勞動培訓、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責任。2010年，卡梅倫領導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為擺脱保守黨“令人厭惡”的公共形象，卡梅倫提出構建以“大社會”為特徵的“進步的保守主義”（progressive conservative）新意識形態。但是，“將卡梅倫的‘一個國家’保守主義和撒切爾的保守主義看作相互對立是不正確的，儘管他們在福利以及國家的角色和責任方面是相反的。從本質上講，他們都把國家擴張視為危險，而且擁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基礎”。也就是説，撒切爾夫人的繼任者們已經意識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政策偏好給英國帶來的問題，卻因不敢或不能否定其政治正確性而陷入困局。

**第二，改革者困局。**前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曾説過，歐洲政治家都知道應該如何改革，卻都不知道改革後如何再次當選。**在西方票決民主制中，改革者必須在任期內取得明顯績效，否則推動改革就等於“政治自殺”。改革的指導方針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競選方略。**有學者發現，撒切爾主義實際上也並不是連貫的政策或意識形態，而是屬於政黨治國方略的範疇，希思和卡拉漢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他們採取的干預主義政策使選民容易把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消極因素歸咎於政府，致使其在下屆大選敗北。布萊爾上台後，其實也試圖在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領域對“撒切爾革命”進行糾偏。但對“新工黨”來説，維持任期內經濟穩定增長同樣是首要任務，政府還是承受不起解決結構性問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成本。1997-2004年，英國GDP年均增長2.9%，達到戰後較高水平，但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方面則進展不大。2010年後，英國面臨金融危機和脱離歐盟等巨大的外部變化，推進國內改革的風險更大，英國政府的改革者困局更為嚴重。

**第三，國際競爭困局。**20世紀80年代英國新自由主義改革後，其意識形態和政策偏好對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在歐洲，德國、法國都實施了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社會改革，都較大幅度地壓縮公共開支以提高國際競爭力。這樣，英國因率先改革而獲取的競爭優勢就變得越來越小。同時，隨着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英國經濟總量雖然增速不慢，但在世界上的位置卻在下滑。1980年，英國GDP總值以6011.3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2019年，英國以2.83萬億美元排第6位。1980年，英國GDP佔世界總值的5%，到2019年已經下降到3.2%。因此，如果説新自由主義模式曾給英國帶來“改革紅利”，那麼在國際競爭的壓力下已經陷入紅利縮水的困局。

▲ 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公共開支佔GDP比重（單位：%）

（二）英國新自由主義向何處去

英國新自由主義模式實際上從撒切爾夫人下台起就開始處於調整的過程中。隨着英國政黨政治中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爭議增多，歷屆政府從戰略層面對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關係進行修正的幅度增大，英國走向“後自由主義”模式的趨勢也日益明顯。

**第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遭遇挑戰。**自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革命後，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在英國主流政壇並沒有遭遇真正的挑戰。2010年工黨失去執政地位後，科爾賓（Jeremy Corbyn）成為工黨新領袖，才真正從意識形態上挑戰新自由主義。科爾賓是英國一位“非典型”的激進左翼政治家，號稱自己是“馬克思的粉絲”和“毛主義者”。他全面否定新自由主義改革，聲稱執政目標是實現經濟民主化、消除不平等和社會貧困，其政策主張包括恢復鐵路、郵政的國有化，創建國家和地區投資銀行，上調公司税和高收入税，取消大學學費、消滅零小時合同等。科爾賓領導的工黨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大選中連續失利，最終在2019年敗選後辭職，由中間派斯塔默（Keir Stamer）擔任工黨新領袖。科爾賓的謝幕説明，英國多數選民對於其“極左”色彩的意識形態仍然不能接受；但是他的登場已經説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英國中下層已經遭遇徹底的否定，英國在意識形態上修正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已經具有廣泛的羣眾基礎。

**第二，國家與社會關係亟待調整。**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相比，調整國家與社會關係在英國從來不是一個“禁忌話題”。撒切爾夫人主張國家“撤出”經濟與社會領域，布萊爾執政期間則大幅提高公共服務投資和國民保健服務預算，可以理解為國家“迴歸”。2010年卡梅倫上台後，提出以“大社會”取代“大政府”，“採取行動支持和鼓勵社會責任、志願服務和慈善事業，並使人們更容易團結起來改善社區並互相幫助”，試圖對公共開支進行較大幅度的削減。但是，在構建這個理想化“大社會”過程中，國家將發揮支持社會建構、公共部門合作化、社區建設、青少年教育和“大社會銀行”建設的作用。也就是説，卡梅倫方案的核心是讓國家發揮社會治理功能，只是反對國家通過大規模公共開支“包辦”社會，這與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的社會觀已有根本不同。這説明，發揮國家社會職能在英國已成主流觀點，這就與古典自由主義把國家社會職能定位為“守夜人”的理念劃清了界限。

**第三，政府與市場關係正在重塑。**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壓縮公共開支和放鬆對於價格、外貿和外匯的管制，給市場徹底“鬆綁”，反對政府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新工黨”和“新保守黨”執政期間，對於國家經濟職能的定位逐漸由“要不要干預”轉化為“怎樣干預”。對英國來説，沒有政府有效干預、政策導向和資金支持，就不可能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推進產業發展和增進社會公正。在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仍居主流地位的環境中，英國多數人仍認為“政府不僅是‘權力’”，同時也是難題。也就是説，如果不對政府幹預保持警惕，國家經濟職能勢必迅速膨脹和擴張。前面討論的英國政府新戰略都是在重塑政府對於市場的責任和履行責任的方式，而這將給英國新自由主義模式帶來很大的變化。

▍ 對修正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思考

**英國修正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過程實際上從梅傑接替撒切爾夫人後就已經開始，2016年脱歐公投後保守黨政府發佈的政府戰略説明這種修正的力度正在不斷提高。**對這個過程，可從國家經濟社會職能角度進行理論思考。古典自由主義從意識形態上拒斥國家發揮“守夜人”之外的作用，新自由主義據此推進國家“後撤”。但是，在當今時代削弱國家的經濟社會職能勢必給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帶來很多問題。因此，對英國修正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最新進展進行分析，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深刻變化和發展方向。

（一）國家發揮經濟社會職能是超越意識形態的客觀需要

事實上，即使在最激進的撒切爾改革時期，英國國家“撤出”經濟與社會領域也只是一種神話，不過是以間接的遠距離宏觀調控取代戰後以來直接的近距離的政府幹預，以控制貨幣供應量替代凱恩斯主義對社會總需求水平的微調，以對失業者的培訓計劃代替充分就業目標，以對壟斷性公共企業的調控代替國有化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以對工業有選擇的補貼代替無區別的普遍扶持。也就是説，國家干預在撒切爾時代也依然存在，只不過由“強幹預”調整為“弱干預”。但即使如此，國家經濟社會職能弱化還是給英國帶來增長質量、產業結構和社會公正方面的問題。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趨向“在壟斷部門和公共部門中，資本密集型行業占主導地位，在競爭部門中，勞動密集型行業占主導地位：前者的資本有機構成要高於後者”。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後，英國在需要國家強化經濟社會職能的領域悉數出現問題，近年來已經事關英國政府的“合法性”，而“原有的意識形態的瓦解與原有的‘合法性’的喪失實際上是一回事”。近年來，英國政府新戰略的共性是通過強化政府經濟社會職能解決上述問題，增強執政的合法性，而這反過來説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英國已經面臨嚴峻挑戰。

（二）西方政治體制影響國家發揮經濟社會職能

西方政治體制下，國家經濟與社會職能之間存在矛盾。恩格斯早就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許下種種諾言，另一方面卻一個也不能兑現，因為它沒有勇氣採取對付資產者的各種革命措施，實行高額累進税，遺產税，沒收一切流亡分子的財產，禁止現金輸出，建立國家銀行等等，從而使自己獲得履行諾言所必需的資金”。這種矛盾使得資本主義始終面臨經濟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為其發展設置了根本限制。事實上，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始終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國家既要實施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它以經濟利潤為行動動機；又要實施福利政策，補償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代價，它被要求不考慮經濟利潤，投資於公共福利。這種衝突必然使晚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面臨危機”。

與此同時，西方政治體制下，政府任期與改革績效之間也存在矛盾。有學者發現，在西方政治體制中，政府進行決策時必須考慮政策投入與產出的“鏈條效應”。“從理想的角度而言，他們尋求設計出一些這樣的項目，對於利益而言是一種短期的因果鏈，而對代價而言則涉及長的因果鏈，例如，時間間隔（time lags）極大地增加了因果鏈的長度和複雜性，因此決策者支持那些注重直接效益但延遲或掩蓋成本的政策設計”。這是因為，在決策鏈條較長的領域中投入政策和資金，必須形成政治共識、保持政策穩定，而西方票決民主制度難以確保這種共識和穩定，也就限制了西方國家政府解決長期性、結構性問題的動力。

（三）當代資本主義的普遍特徵

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在價值觀念上對國家在經濟社會領域發揮作用都是持消極態度的。但是，“即使在自由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市場也沒有獨立承擔起社會整合的功能。只有在國家能夠滿足維持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前提之後，階級關係才會表現為非政治性的僱傭勞動和資本的關係”。進入“晚期資本主義”之後，“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國家的政治經濟二重性已經消失，國家的職能既包括填補市場的空隙，也包括干預積累過程並補償它在政治上可能的後果，國家通過強化干預功能來保障制度的穩定性，通過推進科學研究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存，使科學技術成為第一位的生產力。英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下出現的問題，正是源於國家這些經濟社會職能的弱化，而這也是其政府新戰略強化國家功能的動力所在。

然而，哈貝馬斯錯誤地認為，在解釋晚期資本主義國家作用方面，“運用馬克思根據自由資本主義社會正確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條件消失了”。實際上恩格斯早就指出，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這裏包含着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解讀作為“新自由主義堡壘”的英國在政府戰略層面上的新變化，我們可以發現，**雖然英國政府始終強調國家不替代社會、政府更不管制市場，但是在國家發揮社會和市場“支持者”作用方面，實際上已經與原有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了不小的差別。**展望未來，即使在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讓國家只發揮“守夜人”作用的神話也已受到嚴峻挑戰，社會和市場都離不開國家主導的治理體系，而這恰恰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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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歐洲研究》2020年第6期，原題為《修正新自由主義：英國政府新戰略研究》，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