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頭vs民主：雅典與斯巴達_風聞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希臘世界的一些城邦保持中立，但很多城邦，包括最重要的城邦，已經臣服於斯巴達或雅典的霸權。斯巴達和雅典很可能是整個希臘世界裏最為迥異的兩個城邦，並且互相猜忌。它們之間的競爭塑造了希臘的國際體系。

斯巴達及其聯盟

斯巴達領導的聯盟比較古老，是前6世紀建立的。斯巴達人在他們自己的領地拉科尼亞統治着兩個臣屬族羣。黑勞士的地位介於農奴和奴隸之間，耕作田地，為斯巴達人提供糧食。庇裏阿西人擁有人身自由，但臣服於斯巴達的控制，是手工業者或商人，為斯巴達人提供各種物資。只有斯巴達人不需要謀求生計，而是全身心投入軍事訓練。所以他們能夠發展出希臘世界最強的陸軍，他們的公民士兵擁有專業化的技能，訓練有素，與眾不同。

但斯巴達的社會結構有着潛在的危險。黑勞士的人數大約是他們的斯巴達主子的七倍，而且，用一個熟悉斯巴達的雅典人的話説，“黑勞士對斯巴達人恨不得寢皮食肉”（Xenophon, Hellenica 3.3.6）。黑勞士不時掀起暴動。為了應對這種挑戰，斯巴達人設立了一種獨一無二的政體，建立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迫使個人和家庭服從國家的需要。他們只允許健康狀況完美的嬰兒生存下去；男孩在七歲時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在軍事學校裏接受訓練和磨礪，直到二十歲。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他們生活在兵營裏，幫助教育新一代的年輕新兵。他們可以結婚，但只能偷偷溜去見自己的妻子。三十歲的時候，斯巴達男子成為真正的公民，一個“平等的人”。一名斯巴達男性公民與另外十四名戰友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飯，飲食非常簡單，往往只喝一種令其他希臘人震驚的黑湯。男性公民要服兵役到六十歲。這整個制度的目標是培養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人，無論體能、訓練還是紀律都是最頂尖的。

儘管擁有優勢的軍力，斯巴達人卻通常不願意打仗，主要是因為他們害怕軍隊離家期間黑勞士會趁機造反。修昔底德指出，“斯巴達人的大多數機構都是為了防備黑勞士而建立起來的”（4.80.3）。亞里士多德説，黑勞士“坐等災難降臨，然後趁機去攻擊斯巴達人”（Politics 1269a）。

前6世紀，為了保護自己的獨特社會，斯巴達人發展出了一個永久性聯盟。現代學者通常將斯巴達領導的聯盟稱為“伯羅奔尼撒聯盟”，但事實上它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包括斯巴達和一系列盟邦，這些盟邦都各自通過單獨的盟約與斯巴達聯繫起來。在受到召喚時，這些盟邦要在斯巴達的指揮下作戰。每個盟邦都宣誓要在外交政策上唯斯巴達馬首是瞻，斯巴達則要保護它們，並承認它們的領土完整和自治權。

決定聯盟內部關係的闡釋原則是實用主義，而不是空洞的理論。斯巴達人會在對自己有利或者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援助盟邦，並在必需和可行的情況下強迫其他盟邦加入衝突。只有在斯巴達人決定召集大家的時候，整個聯盟才會聚集起來。這樣的召集是很少的。發揮主要作用的規則是由軍事、政治或地理形勢決定的。斯巴達的盟邦可以非正式地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足夠小、距離斯巴達足夠近，因而能夠被斯巴達輕鬆控制的國家，比如弗利奧斯和奧尼伊。第二類盟邦包括墨伽拉、厄利斯和曼丁尼亞，它們比較強大，或者距斯巴達比較遠，或者既強又遠，但如果對斯巴達不忠順，斯巴達仍然能夠對其施加最嚴酷的懲罰。第三類盟邦只有底比斯和科林斯，它們距斯巴達很遠，而且自身足夠強大，因此它們的外交政策很少屈從於斯巴達的利益（見地圖1）。

阿爾戈斯是一個大國，在斯巴達東北方，是斯巴達的傳統宿敵，不是斯巴達聯盟的成員。斯巴達人始終擔心阿爾戈斯與斯巴達的其他敵人聯手，尤其害怕阿爾戈斯援助黑勞士起義。任何對伯羅奔尼撒聯盟的完整性構成威脅，或者動搖任何一個成員國的忠誠的東西，都被認為是對斯巴達人的潛在致命威脅。

理論家將斯巴達的政治秩序視為“混合政體”，因為它包含了君主制、寡頭統治和民主制的元素。君主制元素表現在，斯巴達有兩位國王，分別來自不同的王族。元老院代表了寡頭統治的元素，它包括二十八名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男子，全部從少數特權階層的家族中選舉產生。公民大會（包括全體三十歲以上的斯巴達男子）和五名監察官（每年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則代表了民主制的元素。

兩位國王是終身制的，他們指揮斯巴達的軍隊，執行重要的宗教和司法職能，並享有極大的威望和影響力。由於兩位國王常有分歧，為了某個問題常在他們周圍發展出不同派系。元老院和國王一起，組成了國內的最高法庭，國王若被指控犯罪，需接受元老院的審判。斯巴達社會尊重家族人脈、年高德劭的老人和經驗，因此元老院擁有極大威望，而元老們當選後獲得的莫大榮譽也給了他們很大的非官方的影響力。

監察官也有很重要的權力，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他們接見外國使者，進行條約談判，在宣戰之後下令出征。他們也召集和主持公民大會，列席元老院，並且是元老院的執行官員，還有權指控國王叛國。

關於條約、外交關係、戰爭與和平的正式決定是由公民大會作出的，但公民大會的實際權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官員傳喚的時候，公民大會才會召開。公民大會上很少有辯論，發言者一般是國王、元老或監察官。投票通常要靠口頭表決。很少分組表決和計票。

三百年中，沒有發生任何足以改變這種政體的法律、政變或革命。儘管政體如此固若金湯，但斯巴達的外交政策卻常常搖擺不定。國王之間的矛盾、監察官與國王的矛盾，以及監察官內部的矛盾，再加上每年監察官的重新洗牌，有時會削弱斯巴達對其盟邦的控制力。盟邦可能會利用斯巴達內部的紛爭來謀求自己的利益、實踐自己的政策。斯巴達的強大軍隊和對聯盟的控制給了斯巴達人極大的力量，但如果他們用這種力量去對付伯羅奔尼撒半島之外的強大敵人，就要冒黑勞士起義或者遭阿爾戈斯攻擊的風險。但如果較為重要的盟邦召喚斯巴達幫忙，斯巴達卻不出動，盟邦就可能背棄他們，聯盟就可能瓦解，而斯巴達的安全依賴盟邦和聯盟的存在。在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危機中，這兩方面的因素都將影響斯巴達的決策。

雅典及其殖民帝國

雅典帝國源於希臘人打贏希波戰爭之後建立的一個新同盟。雅典起初是這個同盟的領導者，後來成了它的主宰。雅典有着獨特的歷史，在它建立民主制和崛起成為霸主很久以前，它的個性就已經塑造出來了。阿提卡是從希臘南部向東南方延伸的小小的三角形半島，而雅典是阿提卡半島的主要城邦。阿提卡的面積大約有一千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區都崎嶇坎坷，多山巒丘陵，無法耕作，因此早期的阿提卡人即便按照希臘的標準也算是很窮的。但是，雖然地理上處於劣勢，有時卻是福兮禍所伏。入侵者從北方席捲而下，佔領了土地更為肥沃的伯羅奔尼撒半島[1]，卻放過了阿提卡，認為不值得費事去征服它。與斯巴達人不同，雅典人聲稱自己起源於目前所佔據的這塊土地，在月亮誕生之前就生活在這同一個地區了。因此，他們不需要承擔征服者的負擔，不需要時刻面對一個受壓迫、非我族類、心懷不滿的下等階級。

由於雅典很早就統一了整個阿提卡地區，因此不會與阿提卡的其他城鎮發生爭吵和戰爭。這些城鎮都變成了雅典城邦的一部分，所有在本地出生的自由民都成了平等的雅典公民。或許就是因為沒有內部和外部的巨大壓力，雅典的早期歷史相對比較安寧穩定，並於前5世紀崛起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制國家。

前5世紀，民主雅典的力量和繁榮主要依賴於它對其航海帝國的控制。雅典的航海帝國以愛琴海、愛琴海諸島和沿海城市為中心。雅典帝國最初是“雅典人及其盟友”的組織，現代學者稱之為“提洛同盟”，這是希臘各城邦自發組成的一個同盟，邀請雅典領導它們繼續開展反對波斯的解放戰爭，並向波斯復仇。提洛同盟逐漸演變成一個受雅典人控制的殖民帝國，主要是為了雅典的利益而運作（見地圖2）。提洛同盟的幾乎所有成員國都漸漸放棄維持自己的艦隊，而改為向集體金庫支付錢款。雅典人利用這些資金來擴充自己的艦隊，並向槳手支付報酬（槳手每年要有八個月待在槳位上），所以最終雅典海軍成了古希臘史上規模最大、戰鬥力最強的海軍。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提洛同盟的大約150個成員國中只有2個島國——萊斯博斯島和希俄斯島——擁有自己的艦隊，也享有相對的自主權。但就連它們也不大可能違逆雅典的命令。

雅典人從其帝國產業中獲取了極大利潤，並將這些利潤服務於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用於龐大的建築工程，以美化他們的城市，併為人民提供就業，以及積累一大筆儲備資金。雅典海軍保護着雅典商人，使得他們在整個地中海乃至更遠的地方經商致富。海軍還保障着雅典的食品供應，確保烏克蘭小麥和黑海魚類的供應。雅典本土的食品生產不足，需要進口這些外國食品來補充。一旦發生戰爭，需要放棄自己的農田時，雅典還可以用帝國的資金來進口食品，以進口完全取代本土的農業生產。前5世紀中葉，環繞雅典的城牆以及連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2]設防港口的長牆竣工，此後雅典幾乎固若金湯。

在雅典，所有政策，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軍事還是民政，全都由公民大會定奪。通過抽籤從雅典公民中選出的五百人議事會[3]負責準備法案，供公民大會審議，但完全服從於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年開會多達四十次，在露天舉行，地點是衞城[4]旁的普尼克斯山，俯瞰阿哥拉（市場和民政中心）。所有男性公民均可參加公民大會、提案和辯論。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時，有4萬雅典人享有參加公民大會的資格，但實際參會的人數很少超過6000人。因此戰略決策需要在數千人面前討論，每一項行動的具體細節都需要得到多數人的批准。每一次出征、參戰船隻和人員的數量和具體性質、資金預算、指揮軍隊的將領和這些將領得到的具體指示，諸如此類，都要經過公民大會的投票表決。

雅典國家最重要的職位，而且是少數由選舉而非抽籤產生的職位之一，是十位將軍。他們負責指揮雅典的陸海軍作戰，因此他們必須是軍人。因為他們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可以無限制地再次當選，所以他們也必須是政治家。這些領導人在作戰時可以施行軍法，但在城內沒有這個權力。每年他們必須接受至少十次審查，看是否有人對他們擔任公職期間的行為提出檢舉指控。將軍在任期結束時還需要詳細報告自己的軍事和財政舉措。若他們受到指控，就會受到審判；如果被定罪，就會受到嚴懲。

十位將軍加起來並不算是一個內閣或政府；公民大會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但有時優秀的將軍會獲得廣泛的政治支持和極大影響力，以至於成為雅典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如果在法律上還不算的話）。在前479—前462年的十七年間，客蒙就是這樣一位最高領導人，他似乎每年都當選為將軍，指揮了每一場重要的軍事行動，並且説服雅典公民大會支持他的內政外交政策。客蒙去世後，伯里克利取得了類似的成功，而且掌權的時間甚至更久。

修昔底德在史書中將他描述為“伯里克利，科桑西普斯之子，當時雅典的領導人，無論在言辭還是行動上都是最精明強幹的人”（1.139.4）。修昔底德的讀者對民主雅典最著名和最傑出的領導人的瞭解比這多得多。伯里克利出身貴族豪門，他的父親是一位成功的將軍和希波戰爭的英雄。他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克里斯提尼就是創立了雅典民主制的奠基人。但他的家族傾向於支持平民利益，伯里克利在其政治生涯早期便成為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大約三十五歲時，他成為民主派政治團體的領導人，這是一個非官方的位置，但影響力很大。他畢其一生都掌握着這個地位。

他將超乎尋常地優秀的溝通和思考能力運用於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當時最頂尖的演説家，他的演講説服了大多數公民支持他的政策，他的言辭在雅典人耳邊餘音繞樑數十載，此後則被記錄和保存了數千年。很少有一位政治領導人受過這樣高水平的智識教育，擁有這樣的人脈和高雅品位。從青年時代起，伯里克利便熱衷於當時正在改變雅典的啓蒙運動，贏得了一些人的仰慕，但也招致更多人的猜疑。

據説，他的教師阿那克薩哥拉影響了他講話的習慣和風格。伯里克利學到了：

高尚的精神和高雅的演講格調，全無蠱惑人心的政客演説家的粗俗和姦詐花招；他表情莊重，從來不會縱情大笑，儀態富有尊嚴，服飾得體有節，他説話的時候不受任何情感的影響；他的嗓音控制得當，非常平穩；還有其他此類的特點，令聽眾肅然起敬。（Plutarch, Pericles5）

這些品質使他贏得了上層階級的好感，而他的民主政策和其他演説技能使他得到了廣大羣眾的堅定擁他。他非同一般的品格幫助他在三十多年間贏得了一次又一次選舉，使他成為戰爭爆發前雅典最強大的政治領導人。

在這個時期，他似乎每年都當選為將軍。但我們必須注意，他從來不曾擁有超過其他將軍的正式權力，也從來不曾試圖改變民主政體。他仍然受到憲法規定的細緻審查的約束，每次要採取行動都必須先在公開而不受控制的公民大會上得到投票批准。伯里克利並不總是能夠成功地為自己的計劃獲得支持，而且有的時候他的政敵會説服公民大會投票反對他的意願。但是，戰爭前夜的雅典政府的確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民主政府，由其首席公民領導。但如果像修昔底德那樣説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正在變成首席公民的獨裁統治，就大錯特錯了。因為該時期的雅典在每個方面都算得上真正的民主國家。但在引發戰爭的危機時期，在制定戰略時，以及一直到戰爭的第二年，雅典人不可避免地要遵從他們的偉大領袖的意見。

[1]即所謂“多利亞人的入侵”。這是研究古希臘歷史的學者為了解釋南希臘的原住民以及他們的語言為何消失，以及古典希臘文化如何形成，而發明的一種理論，目前有很大爭議。根據古希臘神話傳説，赫拉克勒斯的後裔重返伯羅奔尼撒半島，奪回了赫拉克勒斯理應享有的土地，他的這些後裔就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多利亞諸王。有些史學家相信，這個傳説反映了多利亞人從巴爾幹南下入侵希臘，消滅了一些原住民，並佔據希臘許多地區的史實。

[2]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如今依然是希臘的主要的造船和工業中心，距離雅典市中心約14公里。

[3]在下文中簡稱“議事會”。

[4]在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古希臘城邦，衞城是城市中地勢較高、易守難攻的部分，可能築有軍事要塞，作防禦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