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出路在何方？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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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子 | 文·

温州候鳥

疫情給我國實體製造業、中小企業帶來的衝擊，許多媒體、專家都有數據反應。而在我看來，這不僅是數據，更是我老家許多親人的現實生計。

我老家就有許多親戚在外打工，比如我小姑姑和姑父在温州打工就有二十多年了，這兩年，他們過起了一種“温州-老家”的“候鳥式生活”。他們所在的小型鞋廠，只有30多人，近年來訂單嚴重下滑且不穩定，去年10～11月就放了兩個月假；沒幹幾個月就過年，今年3月才開工；陸陸續續做一段時間又休個十來天，直到今年國慶前又放了一個月假；國慶後過去工作了一個禮拜，廠裏説做十來天又要放假……如此斷斷續續，彷彿得了腎結石，就沒個暢快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這樣幾十個人的小廠，可能佔了温州企業的一半，情況都差不多。他們隔壁一家中美合資的外貿鞋廠，有幾百人規模，生產倒是正常維持，但去年開始就從4班輪崗壓縮到2班，後來就沒招過人，相當於減員一半。

收入是多少呢？他們基本都是計件制，以往普工有個5000元左右（不交金、不交社保），今年下降至4500元，還有許多人在排隊。技術工種或小主管高一些，有個五六千元，但因為工作量下降，收入同步下降。

沒有活兒的時候怎麼辦？時間短就宅在幾平米的出租屋刷手機、發呆，有個十來天間隔期就另外找份代工做做，上了一個月，乾脆回老家歇歇，畢竟老家生活成本低一點，等到工廠有活了再回温州……當然，這些不會反映到就業統計數據中。

回老家也不是辦法，老家工廠月收入2000多元，何況基本只招收45歲以下青壯年，他們已經淘汰，回去也找不到穩定工作；種田？他們家四口，原本有四畝田，其中一畝旱地，幾年前建房又抵掉幾分地，現在耕地只剩下兩畝一分，按每畝年產1200斤糧食，最優質粳稻、全國平均收購價1.31元/斤算，約合年產值3300元，即便採用目前流行的再生稻技術，還能補收最多三分之一，那就是合計產值4400元，平均到每月367元，一家人吃飯都是問題……

以往年頭，只有耐不住性子的80、90後第二代農民工做“候鳥”，這兩年，連我姑姑這批60、70後，最能吃苦、最穩定的第一代農民工都不得已變成“候鳥”了。而且，他們心中明白，這樣的“候鳥”生活也只能維持個兩三年了。

他們的出路在何方？

按照七普存活人口統計，我國60後人口約2.17億人，70後約2.24億人，結合我國2022年52.57%的户籍城鎮化率，而他們這兩代人城鎮化率肯定會更低，就按50%算，意味着有2.2億的我姑姑這樣的“他們”，佔中國逾七分之一的人口！

當下，每一代人的就業問題都比較嚴峻，但對缺乏出路和保障、日益無力、不可逆轉的2.2億“他們”來説，這種嚴峻性無疑更加殘忍且燃眉。

中國類似這樣亟待解決的具體問題還有很多，知識界、媒體界不應陷在意識形態、“國際風雲”、乃至左右之爭中，喋喋不休乃至怨天尤人，因為還有許多實際問題需要大家一起去面對、探索。

土地產權是不是問題？

長期以來，知識界對鄉村問題有一個常見毛病，就是一談到鄉村，就陷入到土地、產權、城鎮化這些問題，彷彿這些問題不解決，鄉村就無解——可惜，這些問題短期確實無解，那就卡在這，不繼續往下研究了嗎？

篇幅有限，在此我們集中説產權的事兒。

我國當下鄉村土地制度大致可以概述為集體所有、家庭承包、鼓勵流轉、嚴禁非農化，其中各界爭論的焦點在於產權集體所有。拋開理論，從現實來看，我有以下幾個觀點：

首先，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沒有根本問題。

在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背景下，像我姑姑、姑父一樣的中國農民，有一個很多國家都羨慕的優勢——他們可以在城市反覆“博一把”，博輸了照樣可以回老家，等機會更好的時候再出來“博”，直到有能力在城市安頓下來……

也許有人又要拿出“自由”的帽子，讓農民擁有選擇的權利——比如可以自由賣地、賣宅基地、賣集體權益，拿這個錢去城裏買房不好嗎？

其一、你先問問城裏的房價答不答應。

其二、借用毛姆的話回答：“人民大眾不需要自由，安全感才是他們最深切的希望。”對精英階層來説，“自由”的正向收益更高，但對底層人民來説，自由往往是把“雙刃劍”。

其次，當下集體產權制度有其優越性。

舉個例子，我老家小村，是典型的三無（無資源、無風景、無風貌）農村，既不窮也遠遠説不上富裕的農村。但如果放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來看，變化無疑是翻天覆地的。

譬如，我們村還算規整，基本上只有兩條水泥路，每户人家的房子都整整齊齊地碼在兩邊，還算整潔、亮堂。而這兩條路之所以能修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集體所有制。

要是放在私有制下，加上中國農民的小農意識，當初修路的時候肯定有人不願拆老房子，這路就修不成！

也許有人會説，私有制下，修路可以協商、給他補償啊？想多了，在我們那樣的小村，修這兩條小路都是政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掏的錢，沒有任何經濟效益，誰會給你補償？如果有人硬要向政府要補償，而政府肯定不想開這個頭，這路基本就修不成。其結果，一定是不好的話就大家都不好，牽涉到集體利益、公共利益的事，就很難辦成。

再舉一個例子，浙江麗水市松陽縣的鄉村保護與旅遊開發。松陽縣是浙江最偏遠的縣之一，大山深處保留了很多傳統古村落。前些年山上有一個村整體搬遷，土地性質轉化為國有商業用地，一家文旅運營商整村開發，把舊村拆除，繼而改造為一棟一棟的現代化休閒度假村，並拿出一部分銷售。但這個做法很快停止，為什麼？

按照市場邏輯，“拆除-新建”的成本往往低於古建築修復、維護，在規模效益指引下，一旦土地私有，大概率會導致整村新建，其結果，必然導致古村“現代化”，原住民也肯定會被開發商想方設法遷離。如此，這些古村大概率會被房地產化、度假村化，就再也見不到深山裏的古村原生風貌，以及在裏面開工作室、開書店的藝術家們與原住民們其樂融融的和諧之境，今天的遊客們恐怕也要失望了。

當前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大多數情況中集體和私人的產權邊界都相對清晰。而且，今時不同往日，個體權益保護其實是上升的：在集體所有制下，集體侵犯個體利益時，一定會受到個體的反彈，而個人利益明顯侵犯集體利益時，也會有其他人或組織站出來，相對平衡；而如果不是集體所有制，那麼當個人利益干擾集體利益時，除非影響太大，就很難有制約力量出現。

所以，農村的集體產權制有其優越性，這也被越來越多的學者看到。

第三，鄉村土地產權問題在變化。

在我老家那樣缺乏市場價值的小村，壓根就沒人關心土地產權問題，甚至土地壓根就沒人願意種。即便產權私有了，可以賣了，也賣不了幾個錢，又有什麼意義呢？

那有市場價值的鄉村呢？在我調研過的許多鄉村，土地產權制度已經在隨着市場發展在演進。譬如城郊農村，可以按照市場化、房地產方式變更土地性質，拆遷“致富”，這個我們並不陌生；景區範圍內農村宅基地，可以進行長達40年的長租（城市商用物業產權也只有40年），比如離上海市區最遠的青浦區岑卜村，因為有一些城市人看中它的“偏僻”，集中前來生活，一棟農民房一年可以租到2-3萬元；還比如有一些地方已經在做三權分置（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離）改革，甚至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九華鄉的農宅，還可以將使用權證精確到每一間（比城市還靈活），以便更靈活地流轉給市場主體經營“村民宿集”。

所以，有市場價值的地方，不管是市場資本還是民間資本，都已經在通過市場化的方法進入，它們不會因為產權集體所有就停止步伐。所以產權並不是市場化的根本障礙，有沒有市場價值才是！

第四，農民並不關心產權問題。

如果問我姑姑、姑父，他們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肯定輪不到土地問題。而且就那麼點地，就這麼個經濟水平，玩出花來也解決不了他們的根本問題！

如上，缺乏市場價值的地方，土地本來就不值錢，農民壓根就不會想產權這回事；有市場價值的地方，不需要賣產權也能變現，市場已經在定價，操產權那份閒心幹嘛。

如筆者在《不是隻有經濟常識才是常識》中闡述，現有產權制度下，農民已經實現了安居+“半樂業”，他們普遍關注的事情，主要有三個：一是“安居樂業”剩下的那半份“業”；二是養老；三是孩子的教育，我們去面對、探索其中任何一個問題，都比盯着產權問題更有意義。

土地制度的幾個基本事實

土地制度研究學者劉守英教授，在其專著《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中詳細介紹了中國土地制度的沿革、現實問題和一些經驗探索，他實際主張的是中國傳統的“田底權”（產權及收租權歸地主）和“田面權”（農民有永久使用、轉讓、收益權）的分離模式，即在遵守“田底權”制度（城市土地國有，鄉村土地集體所有）下，推進土地的“田面權化”、市場化，像城市住宅70年/商業40年的產權安排一樣，在保留土地集體所有的“名分”上，將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逐漸向財產權做實，這也被另一位三農學者賀雪峯批評為“實際上的私有化”。

我們暫不參與學術之爭，劉守英教授在研究中提出的幾個基本事實，我們需要首先看到：

**其一，土地私有並非絕對。**譬如，英國法理上所有土地都歸國王或女王所有，但90%的土地都歸私人所有，而在今年頒佈《租賃產權改革（地租）法》之前，購房者每年需向土地所有者支付一定的地租，也就相當於購房者也無法買到完整產權；在美國，58%的土地私有，但絕大部分森林、草地、保護地等由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所有（分別佔31%和10%），另有1%的土地歸城市政府所有……所以，我們要防止一談土地產權改革、建立清晰產權，就掉入私有化的思維陷阱。

**其二，土地管制是大多數現代化國家的共同選擇。**美國、加拿大、日本稱之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瑞典稱之為“土地使用管制”，英國稱為“土地規劃許可制”，法國、韓國稱為“建設開發許可制”，即便私有，但世界各國都重視土地資源管理、尤其是耕地保護，且都經過了由分權、分散多頭管理到集權、集中統一管理轉變的過程。所以，私有化並不意味着絕對的市場自由，仍需向公共利益求平衡。

**其三，我國的“世界工廠”成就，得益於低地價。**八九十年代珠三角、長三角之所以能成為“世界製造工廠”，得益於廉價農民工的貢獻，以及這些地區將近一半的集體存量建設用地的支撐；同期，各地政府“以地謀發展”，通過大量低價徵收、轉化土地性質，建工業園、招商引資，促進了各地工業的大發展。而2000～2011年，全國工業用地價格只提高了71.18%，與之相對的是，商業和居住地價水平分別提高了308.76%和528.1%。“低地價+低勞動力價格+低福利制度”，經過許多犧牲，才有了我國製造業的“世界工廠”地位。

**其四，土地制度是最基本的國策，是執政和社會穩定之基礎，任何簡單的市（私）場（有）化的思維，都是一廂情願，於己於人都是無益。**同時，土地只是工業化時代的三要素之一，在今天以科技、人才、創新為核心的新時代，重要性已經下降了很多，它也早就不是今天鄉村經濟的“命門”所在。

所以我們要探索的，更應該是現有制度下，如何跟上時代發展、人民實際需求的新時期土地改革路徑，且需堅定製度自信，以穩為主，漸進圖之。

鄉村經濟的“命門”在哪裏？

綜上所述，知識界不應該再落伍地，繼續把鄉村問題焦點放在產權制度、城鎮化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上，因為，這些問題，意義真的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大。

焦點在哪裏？還是得去解決農民們關心的，重要且緊急的問題。

鄉村教育和養老問題，我已經談過很多次，此不贅述。我國當下鄉村土地產權制度，保障了農民的基本生存，和社會不至於出現大動亂（“農民失地-大量湧入城市-貧民窟-社會治安惡化”）的問題，基本盤穩住後，關鍵還是發展乏力和產業升級的問題——即我姑姑、姑父為代表的第一代農民工，和我老家許多堂兄、表弟為代表的第二代農民工，共同面臨、且日益加劇的沒活幹、沒有好工作可以乾的問題。

解決方向只能是產業升級：

第一，農業需要繼續升級。

中國以往的農村經濟發展路徑大致是，80年代搞聯產承包做一產——90年代後發展二產製造業（各種工業園區建設、農產品加工等）——2010年後搞三產（如農村電商、鄉村民宿等），總體是進步的，但實踐下來，都有各自問題。那麼接下來的思路就必須是“三產融合”，單獨搞某一個產業都沒有出路，只有融合起來一起搞！

這方面，其實有大量實踐案例等着我們去了解和探索。

第二，繼續以工業帶動農業。

梁漱溟指出，中國鄉村幾千年來的核心問題是“缺技術+組織”：缺技術，所以只能看天吃飯；缺組織，所以無法聯合起來爭取利益，包括對接市場。要解決這兩個痛點，目前最好的辦法還是通過工業化組織生產的路徑。

譬如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搞養殖都是分散的，每家養十隻八隻雞、兩三頭豬，一半賣一半自己吃，這樣，一不市場化，二抗風險能力約等於零，來了雞瘟、豬瘟就束手無策。當然，損失不算特別大，也就不敏感，缺乏動力去搞科研、防範機制。而目前，中國雞、鴨、豬等養殖業都日益產業化，大型養殖企業對產業化的改造、公司+農户模式的帶動、種養一體化、集中力量搞科研等市場化行為，對傳統養殖業的改造都是根本性的。

農業也分很多類，糧食安全、耕地遵循國家管理，作為保底存在，而經濟作物、養殖業走向產業化，再結合區域特色農業，發展老年精品農業，走三產融合之路，才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根本出路。

第三，科技持續升級，實現新的就業轉換。

比如網約車、快遞、外賣的出現，為青壯年農民進城提供了大量的、較為體面的就業。但是，下一個新的、高質量的就業點在哪裏？這個問題就比空談城鎮化更有意義。

所以，中國鄉村經濟的“命門”，與城市經濟、國家發展的困難是統一的，那就是如何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更優質的就業。廣大知識分子、媒體，應當面對實際問題、與時俱進，與其困惑、到處炒熱點甚至忙於爭吵，不如多去研究、發掘、報道，甚至參與中國轉型升級的具體辦法。

當然，作為一名鄉村研究者，我更歡迎大家多關注和參與鄉村。因為，5.8億農民依然是中國最大的羣體，261萬村莊依然是中國最基礎的社會組織，知識界、媒體界、財經界不去關心我們最大的羣體，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作者：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參考資料：

劉守英，《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

賀雪峯，《農地私有化行不通——劉守英教授錯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