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永不過時的思想遺產——紀念羅素誕辰一百五十年_風聞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覺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樂意再活一次。”

——羅素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

如果説不是每一箇中國人都知道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 的大名，那麼每一箇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聽説過他，甚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或讀過他寫的一些書。今年是他誕辰一百五十年。儘管羅素活到將近98週歲，他離開這個世界也已經超過52年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羅素的學術成就、非凡智慧和遠見卓識，依然是一份不過時的寶貴思想遺產。

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次看到羅素的名字就是在他去世的那一週。從讀小學高年級起，在那特殊的年代，由於學校裏沒有正規的書籍可讀，我逐步養成了讀報紙的習慣，並從閲讀新聞通訊和政論短評中學到了不少語文知識和寫作技能。在縣中讀高中時由於住校，我幾乎每天都會去學校的傳達室讀報。某一天我突然從報紙上讀到毛主席和周總理電唁羅素逝世，新聞上稱他是“世界文化名人”。國家領袖對一位非外國元首或政府要人的離世那麼鄭重地致電哀悼，這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我就比較留意有關羅素的文字了。

後來我逐漸讀了羅素的一些作品，比如英文的《西方哲學史》和中譯的《婚姻革命》，也讀過西方人撰寫的他的傳記。羅素不僅度過了漫長的一生，而且過得不是渾渾噩噩、虛度年華、如同嚼蠟，而是豐富多彩、著作等身、廣受尊敬。他真實可信的《羅素自傳》的極簡序言《我為什麼而活着》中第一句，對自己的一生有過精闢的概括：“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心，這三種純潔但無比強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縱觀歷史名人，有人終身渴望愛情，為了愛甚至可以赴湯蹈火，如詩人普希金和徐志摩；有人一生追求知識，不遺餘力，身後留下輝煌鉅著，如馬克思博士和錢鍾書教授；有人為了拯救人類苦難可以犧牲自己的私人生活，如特蕾莎修女和林巧稚醫生。但是回首一生敢於自稱身體裏同時燃燒着這三大激情之火的，天下應該很少有人敢與羅素相比。

羅素生活過的時代早已過去，但羅素的建樹沒有隨風而去。在這篇小文裏，我就圍繞他的“三大激情”回首他的一生，並按“知識、愛情、同情心”的次序寫下我對他的紀念。

追求知識

羅素於1872年5月18日生於英國貴族之家，這個出身為他提供了無比豐饒的學習園地，他也抓住了這個天賜良機，從小就瘋狂地吸收知識。其結果是今日的英文維基在長長的羅素條目下，第一句話就説他是“英國數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一個人一生如果幸運地躋身於上述“三家”之一，如“數學家”，那就不得了了，何況“三家並列”再加上“公共知識分子”！

但是羅素差點沒能成為數學家，因為在他青春期的16歲時準備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獎學金考試的有段時間，他“一直深感不快。”在自傳中他寫道：“有一條通過田地去新南門的小路，我常獨自去那裏看日落，默想着要自殺。可是我沒有自殺，因為我希望懂得更多的數學。”數學的無窮魅力拯救了一位少年的生命，並將他培育成屬於全世界的一個智者。

其實羅素在11歲時就開始向哥哥弗蘭克 (Frank Russel，2nd Earl Russell，1865-1931) 學習歐幾里得幾何。16歲前他一直都在家接受家庭教師的教育，這讓他得以擺脱呆板的學校課堂，他有充分的時間和自由閲讀大量範圍廣博的書籍，極大滿足了他無比旺盛的求知慾。羅素的母親安伯莉子爵夫人 (Katharine Russel，Viscountess Amberley，1842-1874) 在他剛剛兩週歲的時候就因患白喉去世了，一年半後父親安伯利子爵 (John Russel，Viscount Amberley，1842-1876)也在長期抑鬱後罹患支氣管炎而不治，所以羅素還不到四歲就成了孤兒，但他和哥哥在祖父母的貴族大莊園中健康地成長。兩次當過英國首相的祖父、第一代羅素伯爵 (John Russel，1st Earl Russel，1792-1878) 在小羅素6歲時也去世了，比祖父小23歲的祖母羅素伯爵夫人 (Frances Russel，Countess， 1815-1898) 對青少年時期的羅素深有啓迪，她的社會正義觀和對原則的堅持影響羅素一生。她最喜歡的聖經經文“不可隨眾作惡”成為羅素一生的座右銘。

羅素對數學的最早熱愛歸功於他的哥哥，後者66歲去世後也傳給了他伯爵的貴族身份。他從哥哥那裏獲得幾何這個在他眼裏如此美妙的東西，感覺“就像初戀一樣令人陶醉”。數學作為羅素的主要興趣所在一直持續到他和他的劍橋學術導師懷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 合著的三卷本大書《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全部出版完為止，那時他剛過40歲。

除了數學，羅素也愛好歷史，貪婪地吸收歷史知識。他很早就認識了自己，當知道自己是一個富有智力的人，他就決定要在學術上有一番作為。進大學之前的羅素廣泛閲讀各類書籍，讀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 的《政治經濟學》和《邏輯學》，並做了詳盡的摘錄，自修意大利文後讀了但丁 (Dante Alighieri，1265-1321) 和馬基雅維裏 (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對文學的羣書泛讀，提高了他的想象力，如未經刪節的《格利佛遊記》中關於人形獸的描述，對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使之開始用這種觀點去觀察人類。他也廣泛地讀詩，在16、17歲時，讀了彌爾頓 (John Milton，1608-1674) 的全部詩作、拜倫 (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 的大部分詩及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的詩。他特別喜歡雪萊，在自傳中寫道：“我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花在讀他的書上，背誦他，不知道有誰可以向他傾訴我的想法或感受，我曾經反思過如果認識雪萊會是多麼美妙，並且不知道我是否應該遇到任何我應該感到如此同情的活人。”他同時也開始思考宗教，研究哲學，讀了吉本 (Edward Gibbon，1737-1794) 的書及密爾曼 (Henry Hart Milman，1791-1868) 的《基督教史》並深刻思考。對它們的強烈興趣最終導致他那有名的疑問式文章題目“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和一部經久不衰的暢銷著作《西方哲學史》。

18歲時，羅素贏得獎學金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並很快在數學和哲學上冒尖。在數學上，三年後他獲得一等榮譽 (Wrangler) 第七名，再過了兩年，在哲學上他獲得“會士 (Fellow) ”稱號。一年之後的1896年，羅素的第一部著作《德國社會民主主義》(German Social Democracy) 問世，這是他終生關注世界政治和國際社會打響的第一炮。然而，這時的他對數學的基礎更感興趣，於1897年發表了《幾何學基礎論文》(An Essay on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研究用於非歐幾里得幾何的凱萊-克萊因度量（Cayley-Klein Metric）。

進入新世紀的當年，羅素參加了在巴黎召開的首屆國際哲學大會，在那裏他遇見幾個意大利數學家，包括數理邏輯和集合論的創始人之一皮亞諾 (Giuseppe Peano，1858-1932)，他們已將德國數學家康托爾 (Georg Cantor，1845-1918) 的樸素集合論發展成一門科學。皮亞諾在大會上的精確論證給羅素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倫敦後他迫不及待地研讀他們的著作，創造出現以他名字命名的“羅素悖論”。這時，他已經戴上邏輯學家的學術帽子，而且在1903年出版了《數學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這本五百多頁、有59章的書不僅正式包含了他的著名悖論，而且宣稱“數學與邏輯是等同的”，這也同時宣告數學基礎三大學派之一“邏輯主義學派”的誕生；另兩大學派分別是以荷蘭拓撲學家布勞威爾（Luitzen Brouwer，1881-1966）為代表的直覺主義學派以及以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為旗手的形式主義學派。初版百年後，該書還在出版發行。

“羅素悖論”的石破驚天性可用下述故事説明。1903年，著名的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 (Gottlob Frege，1848-1925) 的著作《算術的基本法則》(Grundgesetze der Arithmetik) 第二卷即將出版，突然他收到了羅素來信，説書中的基本法則五可以導致他的悖論。弗雷格讀完信後的心情極為沮喪，因為自己的書賴以寫成的地基不牢了。於是，誠實的他坦率地在書的末尾加上一個附錄，在一開始處這樣寫道：“對科學作家來説，最不幸的事莫過於在工作完成後他的大廈的基礎之一動搖了。這就是當這本書即將印好之時，伯特蘭·羅素先生的一封信令我所處的位置。”

羅素悖論有專業性的集合論敍述，但普通百姓更喜歡聽他將之通俗化的“理髮師悖論”。話説有位理髮師號稱他只給那些不自己理髮的人理髮，然後聰明的羅素就問他：“先生，您是自己理髮還是不自己理髮？”結果是理髮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他自己理髮，那麼按照他定的規則，他應該不給自己理髮；如果他不自己理髮，那麼同樣的規則則要求他給自己理髮。真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誇下海口的理髮師只好向邏輯學家繳械投降。

類似的“悖論”可以舉出許多，比如最簡單的伊壁孟德悖論“我正在撒謊”。多年前，我的博士導師李天巖教授來訪問我，在校園我們請一位偶遇的日本留學生幫拍一張合照。照完後，李教授幽默地用日語對女學生説：“我不會説日文”，這也是一種悖論。這大概是他在日本訪問一年學到的最有用的日本話。就像芝諾的“運動四悖論”因歷史上第一次數學危機而留名於古希臘數學史，羅素的集合論悖論也觸發了第三次數學危機，令數學家們處理無窮集合時如履薄冰，這種小心翼翼引出了集合論的新研究，由此產生了公理集合論。

羅素在36歲時成為倫敦皇家學會會士，38歲時他一生中最有名的學術著作的第一卷問世，這就是與老師懷特海的合著《數學原理》，後兩卷分別於1912年和1913年出版。該書的拉丁文標題令人想起牛頓不朽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拉丁文書名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其寫作初衷是作為羅素早先同名著作的續篇，但這項工程如此浩繁使得他們不得不重起爐灶，寫成了獨立的三大卷，總計有兩千頁。

羅素的朋友和劍橋同事、英國數學家哈代 (G. H. Hardy，1877-1947) 曾在自己膾炙人口的隨筆小書《一個數學家的辯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中敍述了羅素告訴過他的“一個噩夢”：“大約在公元 2100 年，他站在大學圖書館的頂層。一名圖書館助理拿着一個大桶在書架旁走來走去，把書拿下來，掃了一眼後，又放回書架上，或倒進桶裏。最後，他來到一排三大卷書邊，羅素能認出這是《數學原理》倖存下來的最後一套。助理取下其中一卷，翻了幾頁，似乎被奇怪的象徵符號弄得一頭霧水，合上了書，在手中平衡着，猶豫了……”今天離2100年還有78年，但《數學原理》的第一版一百年後還在被印刷。

《數學原理》令剛到不惑之年的羅素在數理邏輯和分析哲學兩領域名聞遐邇。但是從此他基本上離開了數學基礎的疆場，而把視野投入到與人類精神和社會活動更密切相關的領域，甚至“感到自己有從政的趨向”，但很快發現教書“比政治更有吸引力”。進入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他成了三一學院的講師（Lecturer）。不久，一位來自奧地利的非凡工程科學生進入了視野，他就是極富傳奇色彩的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後來被譽為上個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讀過羅素和懷特海的大書，在弗雷格的推薦下於1911年投奔在羅素門下成為其弟子，獲得博士學位後最終成為劍橋大學的哲學教授。這兩位思想家的觀點碰撞火花四射，恩澤人類，羅素對此卓越學生的評價是“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範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羅素的歷史使命也由於他對人類事務的堅定立場而發生悄然變化，成為和平主義戰士。然而他對知識的追求沒有減弱，大戰前夕的那個春天，他應邀去了美國的波士頓做洛厄爾講座，並短期擔任哈佛哲學教授，演講的內容出版成書，書名較長：“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哲學上應用科學方法的一個領域”。回英國後，來自美國的年輕博士維納 (Nobert Wiener，1894-1964) 成了羅素和哈代的短期學生，然後去了哥廷根向希爾伯特學習。

經過大戰期間和之後兩年的一些難以細表的遭遇，上世紀第三個十年的第一個冬天以羅素的中國講學之行開始。已經名滿世界的羅素在中國的名聲也如日中天。一位兩年前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剛回到清華教書的中國才子趙元任 (1892-1982) 成了他的翻譯。關於後來成為語言學家的這個28歲小夥子，羅素在其自傳第二卷第三章《中國》裏着墨不多，但勾勒出了趙的幽默細胞：“我們有一位正式的翻譯，他被派來照顧我們。他的英語非常好，他特別以能講雙關俏皮話而感到驕傲。他叫趙先生 (Mr. Chao)，我曾給他看過我寫的一篇題為‘現在混亂的原因’(Causes of the Present Chaos) 的文章，他説，‘啊，我想，現在趙氏的來源就是先前的趙氏。’(the causes of present Chaos are the previous Chaos) 在我們旅行的過程中，我成了他的一個親密朋友。他和一箇中國姑娘訂了婚，而我還曾幫助他排除了妨礙其婚姻的某些阻難。我現在還不時地有他的消息，他們夫婦有一兩次曾到英國來看我。” 如果不照顧到上下文，百度甚至谷歌翻譯很可能將上文中的英語翻譯成“當前混沌的原因是以前的混沌。”不是嗎？因為一些研究“混沌”歷史的人文學者經常宣稱“李-約克混沌”概念的祖師爺就是中國古代的哲學家老子和莊子。我剛剛試驗了谷歌翻譯，結果恰如上述，所以我奉勸年輕學者不要輕易偷懶用機器代自己翻譯。

渴望愛情

羅素一生對愛情的執着追求和誠實面對，驅動他在自傳的最開始將“對愛情的渴望”放在他的“三大激情”之首。然而，他也絕不是“唯愛主義”者，愛情讓他打破常規習俗，愛情滋潤了他的心靈，催生出青史留痕的作品。然而一旦愛情的火焰不幸熄滅，他馬上尋找丘比特點燃新的愛火。他的一生確實是在轟轟烈烈的愛情中度過的。他是這樣少有的一個男人，不僅在崗的太太深愛他，而且有的前任太太甚至前前任太太到死都愛他。

1889年夏，17歲的羅素在隨一位叔叔遠足途中，順訪了一家姓史密斯的美國人，遇到主人的小女兒，她的全名是艾麗絲·皮爾索爾·史密斯 (Alys Pearsall Smith，1867-1951) ，生於美國賓州費城，正在美國“七姐妹學校”之一的布林莫爾學院讀書，回家度假。他首先被她的漂亮吸引，然後感覺到“她和藹可親，使我不感到害羞，我對她真是一見鍾情。”之後的幾年，羅素與史密斯家的每個成員都建立了友情，並從交流中獲益。羅素在自傳第一卷第四章《訂婚》中繼續寫道：“年復一年韶光流逝，我越來越熱愛他們家那個待字閨中的女兒艾麗絲。”然而，她長他五歲，所以羅素不知道她能否等他長大而一直不嫁。但這沒有發生，因為他們彼此吸引，觀點相近，比如都贊成離婚。經過四年半的精神戀愛，按照《羅素自傳》中的記載，1894年1月4日，羅素第一次吻了艾麗絲，但“她仍然説還沒有決定她是否嫁給我。”一直到羅素結束當年三一學院的一個道德科學榮譽學位考試並獲第一名時，艾麗絲才明確答應和羅素訂婚。由此可見，羅素和艾麗絲對待最終走向婚姻的情愛，是持有嚴肅認真的態度的。而且，羅素衝破了家庭的重重阻撓，堅定不移地和他所愛的姑娘訂了婚。1894年12月13日，他們結婚了。

正如從上一節的閲讀中可以推斷的那樣，婚後的羅素“進入了一個非常幸福而且工作富有成果的時期。”他在自傳中甜蜜地繼續回憶道：“由於沒有情緒上的煩惱，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心智工作上。在我婚後最初幾年中，我廣泛地閲讀了數學與哲學方面的著作。我完成了不少獨創性的工作，並且為以後的其它工作打下基礎。”因此，“實在要感謝我第一位妻子……”1896年，這對夫婦還去她的母國待了三個月，除了拜見艾麗絲的親戚外，羅素還在她的母校布林莫爾學院做了非歐幾何的講座，而他的太太則做了提倡天賦母性的演講。

然而這樣的好日子沒能持續多久。1902年的一天下午，羅素騎自行車外出，當正沿着一條鄉村小道騎行時，他突然真正認識到他不再愛艾麗絲了。這對他來説是“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這種變化是慢慢形成的，如同温水煮青蛙。雖然在那個時刻前，他甚至都沒有察覺到他對她的愛正在減少，但他們之間的語言和身體等方面的交流慢慢地量變了，最終導致質變。但是他們沒有立刻分手，到了1911年正式分居，再過了十年才最終離婚。

在與太太的感情危機升值到高位時的1910年初，由於羅素支持所在選區的候選人而與舊相識奧托蘭·卡文迪什-本廷克 (Ottoline Cavendish-Bendinck，1873-1938) 重逢，她現在是該政治家的太太，叫奧托蘭·莫雷爾夫人，成了社會名流，一生中擁有多名情人，包括羅素。維基上説她和羅素交換過超過3500封信件，足見愛情的高產性。

五年後，羅素感覺到從倫敦搬到牛津的奧托蘭對他較為冷淡了，於是“我在尋找另一個女人來安慰我的愁苦”。1916年，第二個情人科莉特·奧妮爾 (Colette O’niel，1895-1975) 出現了，她也是別人的太太，被稱為康斯坦絲·馬勒森夫人，是個剛畢業於皇家戲劇藝術學院的演員，後成為作家。他們的浪漫史也歷經約五年，直至羅素愛上新太太。然而小他23歲的她，在他愛上她一年後，也兼愛上了他人，令羅素“大吃其醋”。

十年間羅素與上述兩位不凡女士的愛情基礎包含着共同信仰的“和平主義”和視為己責的“社會改造”。作為“人妻”的她們敢於愛上羅素，也有個重要原因：她們及其夫君都贊同“開放式婚姻” (open marriage) ，即雙方同意各自可以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這在東方是難以接受的一種“性解放”，但中國哲學家李澤厚 (1930-2021) 對此表示過認同，並告訴記者他的太太完全知道他的這個觀點。

羅素的第一段婚姻沒有產生“愛情的結晶”，這是他們在訂婚前面對他家族反對之聲而做出的妥協。羅素在1921年從中國歸來後娶了他的第二個太太多拉 (Dora Winifred Black，1894-1986) 。她就生於羅素第一次結婚之年，好像天生註定必須嫁給他。她出生於英國上流社會之家，父親是爵士，以不分性別注重子女教育著稱。1915年多拉以一等榮譽畢業於劍橋大學的格頓學院，專業為現代語言。

1916年，與太太已經分居五年之久的羅素與多拉在她大學同學林奇的介紹下相識。林奇也是羅素的學生。《羅素自傳》中説，“我以前沒有見過多拉·布萊克，但是她立刻對我發生了興趣。”三年後的暑期，當羅素與數學家利特爾伍德 (John Edensor Littlewood，1885-1977) 在一家農舍小住時，周圍美麗的景色令羅素“開始對我的第二個妻子動心了”。多拉與艾麗絲都具有“解放婦女”的思想，後來發展成提倡節育及和平主義的吹鼓手。

就在這個暑假開始的6月，羅素邀請了多拉共進茶點，正式啓動了他新的浪漫之旅。如果説羅素和科莉特戀情的結束部分由於“她不願意有孩子”，多拉在戀愛前説過的“想要結婚，生兒育女”願望則促使他下了決心娶她。第二年，羅素訪問了蘇聯，並和列寧交談一小時。之後羅素踐約去中國講學一年，他和多拉從馬賽乘船前往上海，儘管還沒有結婚，看上去完全就像新婚夫婦。這種“同居關係”給禮儀之邦的接待者帶來了困惑。

羅素在自傳中專闢一章《中國》，中譯本有40頁長，其中有一句是“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是全世界最有教養的人”。但對本節而言，最有趣的故事就是他們抵達上海後的三天他“有生以來所經歷的最尷尬難堪的日子”：“首先是難以解釋多拉的身份。他們有一種印象，好像她是我的妻子，當我們説並非如此時，他們怕我因為他們先前的誤會而感到煩惱。”中國講學不僅惠及了北大等校的一批學生，也讓羅素有機會為中國社會開了一劑良方——一本書《中國問題》。但冬天凜冽的北風導致羅素罹患支氣管炎，尚未痊癒時的一次旅行讓他大病一場，歐洲的朋友因誤傳以為他死在中國了。

當然，三個月後他又能吃能睡了。1921年9月27日，羅素和多拉成婚。結婚時多拉腹中已懷有一七個月的男性胎兒，幾年後多拉又產下一女。不過，在這段婚姻維繫期間，多拉與一位美國記者生了兩個孩子，羅素也同樣婚內出軌，二人1932年分居，最終離婚。

1936年，64歲的羅素迎娶了他的第三個太太帕特里夏·斯彭斯 (Patricia Spense，1910-2004)，她是在六年前讀牛津大學期間被多拉僱來當家庭教師時首見羅素的，所以多拉成了他們實際上的“紅娘”。如果説多拉對羅素的貢獻包括生了兩個孩子並一起通過辦學校做起了教育試驗，那麼帕特里夏不僅貢獻了羅素的第三個孩子，而且幫助他寫出了《西方哲學史》，這是他一生眾多著作中最賣座的作品。該書是在二戰中羅素滯留美國的六年間基於他的講稿寫成的，出版商及時預支的稿酬解決了羅素一家某時間段的經濟困頓，因為不信神並著有《婚姻與道德》的他在宗教氛圍濃厚的國家遭遇了一些麻煩，甚至還上過法庭。對於這部傑作，羅素寫道：“《西方哲學史》一書之開始寫作乃出於偶然，結果卻成為我此後多年一個主要的財源。”

儘管帕特里夏陪着羅素在美國遭受保守人士的責難而無怨無悔，她也沒能陪伴他一輩子，1952年，十六年的婚姻落下帷幕。同年底，羅素和他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太太，美國傳記作家伊迪絲·芬奇 (Edith Finch，1900-1978) 結婚；他80歲，她52歲。伊迪絲與羅素第一任太太艾麗絲同是布林莫爾學院的畢業生。伊迪絲於1930年代通過她和艾麗絲的共同朋友認識的羅素。1950年，她搬到英國。

之後的十八年，羅素在幸福中變老，直到離世。他1967年出版的《羅素自傳》，在《序言》前的那頁寫下了詩篇《致伊迪絲》：

經歷漫長的歲月，

我尋求安寧，

我找到狂喜，我找到煩惱，

我找到瘋狂，

我找到孤獨，

我找到孤寂的痛苦，

它齧噬着我的心，

但是安寧我從未得到。

到了垂暮之年。行將就木，

我認識了你，

認識了你，

我找到了狂喜和安寧，

我得到了平靜的休憩，

多年孤獨的歲月之後，

我懂得了什麼是愛、什麼是生命。

現在，如果我長眠不醒，

我會心滿意足地離去。

當年進大學後，我讀到好的文章句子常會記下來。在唯一帶到美國的一個大筆記本里，記載着羅素關於婚姻的一段話：“結婚像金漆的鳥籠，籠外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從22歲到80歲，羅素的生活軌跡似乎都在驗證這句話，然而，從80歲到98歲，他再也不想飛出“金漆的鳥籠”了。他和同胞卓別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一樣，在人生舞台的最後一幕中獲得了甜蜜的愛情。

同情人類

羅素出生在貴族家庭，一輩子卻為普通人着想，他用他的筆和嘴，致力於社會改造，為公平而疾書、為正義而吶喊、為和平而努力。雖然他從未擔任政府公職，卻把自己視為“人民的公僕”。他不是一個像錢鍾書那樣全身心撲在書齋裏的學者，閉門讀書寫作，而是一位和愛因斯坦齊名的世界公民和公共知識分子。從不惑之年起，他為了堅持自己的觀念，真的做出了多如牛毛的“不惑之舉”，如常與當局唱反調，發表演説、和平示威。為此，他吃了不少苦頭，不時遭遇粗魯的警察。難以想象，一個寫出《數學原理》廣受學術界尊崇的國際名人，會在號稱言論自由的大學和政府，被剝奪教職甚至被拋進監牢。

第一次世界大戰見證了羅素強烈的反戰意識。在他眼裏只要是戰爭，無論正義與否，都會讓無辜的人民生靈塗炭，都應該堅決反對。那時，他是知識階層中為數很少的“不愛國”反戰分子，為此他於1916年被判有罪，並被罰款100英鎊。他拒絕付款以期坐牢，但當局將他的私人藏書拍賣湊錢。兩年後他因公開演講反對英國邀請美國參戰而真的被投入牢房，但六個月的刑期卻讓他寫出《數理哲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一書，並開始寫作另一書《心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Mind)。而那些獄友，在他看來“道德上絕不低於其他人”。

二戰期間的羅素逐步改變了對戰爭的看法，因為他看到了希特勒的邪惡：“戰爭總是一種大惡，但在某些特別極端的情況下，它可能是兩惡中的較小者。”但是他反對戰爭的基本立場沒有變，在195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的整個50年代，他一直反對冷戰思維帶來的軍備競賽，促進核裁軍。1955年，他與愛因斯坦聯手發表了《愛因斯坦-羅素宣言》。60年代他建立了“羅素和平基金會”。他以他的國際威望始終如一地站在反戰的前列，贏得全世界熱愛和平人士的廣泛支持。可以想象，如果羅素還活在當下，一定會對當前已然升級的俄烏戰爭感到不安。

確實，我在《羅素自傳》第三卷讀到了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魯赫 (Jawaharlal Nehru，1889-1964) 各自給他的覆信，起因是他給他們就1962年中印邊界糾紛導致雙方開火分別寫信提出停火建議。周總理在回信中還感謝了羅素“在信中所表達的對美國佔領中國領土台灣的譴責”。這些都展現出羅素是一個極具正義感的和平主義者。

羅素漫長一生迸發出的三大激情，激勵着我們思考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人生有長有短，有人也能活到羅素的高齡甚至更高齡，有人則中年而殞，然而不管壽命幾何，對這個世界做出只要有心就能做到的貢獻，而不是一旦功成名就便開始作威作福，也就問心無愧了。正如羅素在其自傳序言《我為什麼而活着》最後一段所説：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覺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樂意再活一次。”

寫於2022年10月12日

美國哈蒂斯堡夏日山莊

出品：科普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