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縮影——重温32年前的一場辯論賽_風聞

     今早在B站看了1990年亞洲大專辯論賽（國際大專辯論賽前身）的決賽：

     “人類和平相處是（正方：南京大學）vs不是（反方：台灣大學）一個可能實現的理想”。

     這種早期的辯論賽，一個優點是立論層次很清晰，文字功夫十分了得。

     這很值得我們現在學習。

     文字功夫極差，語言不但沒有美感而且粗鄙、俚俗，甚至語句不通，是現在很多辯論賽的通病。

     即使不打辯論賽，大家也要自我反省：

     自己平時作文、説話的語言水平如何，能不能做到準確、清晰、流暢，必要時還能有或者優美或者雄渾的風格？

     另外，他們的技戰術雖然相對簡單，但都能做到緊扣主題，例證豐富。

     像正方南大（立場為“人類和平共處是一個可能實現的理想”），他的主戰場就是論證可能性，而要求對方論證不可能性；而反方台灣大學則認為正方不能只講邏輯的可能性，而應該論證那些根深蒂固的戰爭根源如何能被消除，否則正方講的空洞的可能性沒有意義。

    結果南大以微弱劣勢告負。

    我認為南大主要輸在兩點：

    1.台大提出要正方直麪人類社會根深蒂固的戰爭根源，南大回應不夠。他們一是説人類遠古時代曾經沒有戰爭，而反方説不見得，可能只是你不知道；二是正方舉了一些緩和的現象（裁軍等），而反方做了其它解釋，説這些裁軍只是因為經濟不好錢不夠用了，而不是真的想和平，而且也只是做樣子，裁掉一些過時軍備，並沒有真的削弱自己軍事力量，像星球大戰等先進軍備並沒有裁；另外反方指出哪怕極貧困的國家，每個小孩每人10美元的民生開支都不能保障，卻拿大筆金錢買軍火，充分説明和平是多麼無望。

    打到這一層之後，正方接下來雖有零星迴應，但沒有形成一條統一的有效的線索。這就是説，他們未能集中鮮明地告訴人們，到底是一種什麼現實力量能夠抵抗乃至克服反方所説的戰爭根源（資源有限而慾望無窮，等等），所以他們整個給人感覺稍顯被動。而這個辯題正方立場本來給人感覺是天然佔了優勢的，所以這個被動就顯得更為刺眼了。

    其二，台大有一個價值打出來了，就是人類和平共處實現不了，但我們並不是束手無策，而是要加強我們自衞的能力，時刻保持警惕。這一點正方也沒有回應。

    南大想利用本方只要證“可能性”這一點，向對方推論證責任，要求對方證“和平相處無論如何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但也做得不夠好。

    一是反方早已指出正方不能只論證邏輯上的可能。邏輯上一切皆有可能，但這沒有意義，而要論證你説的可能性的現實根據；

    二是當正方説“人類確實實現過局部的、較長時期的和平”因此和平相處有現實根據時，反方認為正方這只是告訴我們“人類有時打仗，有時不打；有些地方正在打，有些地方沒在打”，但這證不出“人類可能和平相處”，正如“人有時吃飯，有時不吃飯；有人正在吃飯，有人不在吃飯”證不出“人有可能不吃飯”一樣。

    三是正方以當時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的一句“和平，或毀滅”為依據説：“反方認為人類和平相處不可能實現，那就必須論證人類必定在核戰爭、核冬天中毀滅”，這是想把一個巨大的不可承擔的論證責任推給反方。

    但僅靠德氏的一句話而沒有其它論據的鋪墊，很難讓人相信反方必須論證如此極端的立場。正方這樣推論證責任，就顯得有些強詞奪理了。

    當時評判團沒有像以上這樣詳細覆盤，但他們對場上態勢的整體感知，我是贊同的。

     我認為從根本上説，南大不是輸在辯論技巧（南大二辯姜紅衞是全程最佳辯論員），而是輸在未能充分回應大家在這一辯題上的核心關切：

    在這個問題上，大家最想聽到的不是“美好理想一定實現”之類的善良情感的抒發，而是想知道人類和平相處作為一種理想（而不是兩次戰爭之間的間隔），其實現究竟有什麼現實力量能夠加以保證？

    南京大學作為來自中國大陸的隊伍，本來是最有理論資源回答這一問題的。

     他們學習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告訴人們：

     戰爭的根源是私有制和剝削制度；

     現代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

     而這兩點都是可以根除的。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它所激盪出的世界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是消滅戰爭陰謀、保衞世界和平的最強大可靠的力量。

    對岸的台大同學不也很熟悉“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句話嗎？孫中山先生正是看到了人民革命的強大力量，才相信人類大同一定可以實現。

    這場辯論賽四十年前，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的戰歌唱道：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祖國，衞和平，就是保家鄉！”

     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以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戰爭，最終消滅一切戰爭——這是馬克思主義對戰爭問題的基本看法，也是社會主義中國以實踐證明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的真理。

    遺憾的是，正方南京大學的立論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到這些。他們實現和平共處，不是靠人民的力量，不是靠敢於反抗和消滅侵略者、敢於推翻剝削制度的大智大勇，而是靠“南北對話”、“東西緩和”——一句話，靠帝國主義者，靠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戰爭販子們發善心。

     這當然是極為蒼白無力的，完全經不起反方的拆解：

     超級大國的裁軍是障眼法，他們手裏的武器、軍備都是越來越強，哪兒有什麼真正的緩和？弱者“和平共處”的一廂情願，換來的不是和平共處，而不過是在超強武力脅迫下的屈服而已。

    令人驚訝的是，反倒是台灣大學隊在説明戰爭根源時引用了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戰爭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並且引證大量事實和數據揭露美國大搞“假和平，真擴軍”，並且不斷侵略和欺凌巴拿馬等小國、弱國。

   結果形成了南京大學被自家理論批判乃至審判的奇特而尷尬的局面。

    這不能怪南大的這幾位同學。

    這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30多年前的那個時代，因為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因素，我們有不少人的理論自信幾乎完全喪失，在國內都不敢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講馬克思主義，更遑論到國際舞台上去申論和傳播呢？

   我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大陸辯手們身上，能感受到兩種很矛盾的東西：

   一方面，我感受到他們身上體現着那時整個國家的一種不自信，一種不太敢説自己的話語，覺得那些話語過時了、落後了，説出來會讓別人笑話的小心翼翼的自卑感；

    一方面，我又能感受到他們的真誠、嚴肅的理想主義：他們相信，自己的懷疑乃至捨棄都是為了一個更好的、更符合他們原來理想的目標：“我們學習別人，是為了我們的國家儘快地好起來”，只是當時的煎熬在於他們也不知道這種學習的底線在哪裏，只能儘可能多地去改變自己，接受那些新的或看起來新的東西——這中間又有着他們的勇氣，他們的堅持，他們那一腔赤誠和那一份永遠不能放棄的自尊。

    這種矛盾屬於那個時代。

    可能也是因為這種矛盾，那個時代的辯手總是更加深沉一些、成熟一些，給我的感覺也更加豐滿、真實和完整一些。    他們的言行舉止、遣詞造句，都有一種用心雕琢過的古典美——也許只有這種美，才能很好地覆蓋或者説平衡住他們內心的那些矛盾吧。

    這些矛盾其實今天還在發生影響，但今天的辯手們可能並不是太在乎它們了。

   今天的辯手也會説“我們要打出價值，打出人文關懷”，但其實他們要打的還是“技術”，因為他們其實並沒有那些矛盾或焦慮，他們所謂“價值”、“人文關懷”，也是因為他們的技術要領中有一種叫“人設”或“情景構建”的東西。

   兩種辯手都很優秀，我都能欣賞。

   但作為一種糾偏，我會不時推薦我的學生去看一些“古典型”辯手的比賽，因為在那個辯論技術還不成型的時代，這些辯手更多地要靠自己的領悟、積澱、直覺乃至個性、人格去支持比賽，而這也許這更能讓今天的年輕人學到一些當下所不易學到的氣質，從而讓他們也變得更為豐富和深沉一些。

    盡力理解更多的人，我們才能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