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在《出師表》裏的歷史規律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022-10-25 09:08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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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7年,蜀漢丞相諸葛亮準備北伐曹魏,克定中原,恢復大漢江山。出師前,諸葛亮給劉禪上了一篇奏表——《出師表》。
諸葛亮在《出師表》裏開篇就寫了三個重點: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解構歸納一下,諸葛亮的意思很明白,魏蜀吳三國爭雄,而蜀漢的經濟下行民生凋敝,處於生死存亡的時候。在這種關鍵時刻,皇宮和相府必須擰成一股繩,力出於一,避免內耗,才能保護蜀漢政權,進而圖謀復興漢室。
諸葛亮説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教訓,君權和相權之爭,會造成無謂的內耗,削弱國力。
現在要北伐了,君權和相權不要再爭了,不利於團結的話不要講,不利於團結的事不要做,君相一體共創大業。
自古以來,皇宮有最高領導權和軍權,相府有行政權,相當於一個國家出現兩個權力中心,各種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君相一體形成合力,要麼是開國之君以軍功威望壓相府,搞強君賢相的模式,如秦始皇和李斯、劉邦和蕭何,要麼是強勢丞相遇到弱勢君主,搞弱君強相的模式。
諸葛亮很幸運。
公元221年劉備稱帝,便任命諸葛亮為開府領政的丞相,劉備死前又將蜀漢託付給諸葛亮,而繼位的劉禪不管事,尊諸葛亮為相父,於是諸葛亮用“弱君強相”的模式,整合蜀漢的君權和相權,這才有了“疲敝益州”發動的數次北伐。
但諸葛亮又是特例。
歷史上,劉家父子和諸葛亮這種路線一致的貼心人,實在太少了,而大權在握的諸葛亮沒有侵奪君權,更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特例。
至於劉邦和蕭何這種長期合作的開國君相,也太少了,少到一隻手都能數的過來。
於是呢,諸葛亮以“弱君強相”整合君相權,便成為絕唱,歷史上更多的是君權不斷削弱相權,最終達到整合君相權力、凝聚國力的目的。
2
劉邦和蕭何去世後,漢朝的“強君賢相”走到盡頭,繼任君相的劉盈和曹參,很快起了鬥爭。
曹參在相府不理政務,每天飲酒度日,劉盈召曹參入宮問話:“丞相為什麼不管事啊,難道是欺負朕年輕?”
曹參劈里啪啦説了一大推,總的意思是,你的能力不如高帝,我的能力不如蕭何,既然他們定下了規矩,我們就別管了,照辦就是。
這次君相的問對,表面上看留下“蕭規曹隨”的美談,但實際上是劉盈的君權約束不了曹參的相權,只能對相府的做為聽之任之。
但問題是,西漢的皇帝不是劉禪,西漢的丞相不是諸葛亮,這兩個權力中心怎麼可能不鬥爭呢?
鬥爭,就這樣延續到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要對外討伐匈奴、對內整頓諸侯王和豪強,事情多任務重,必須搬開所有的絆腳石,實現絕對的令行禁止,所以漢武帝受夠了無效率的君相扯皮,決定兼併相權,畢其功於一役。
於是漢武帝開內朝,選拔親信的人,授予侍中、常侍、散騎之類的官職,讓他們和朝廷的三公九卿博弈,由於有漢武帝的支持,朝堂博弈往往是內朝官獲勝。
長此以往,漢武帝和內朝官便得到行政權,相府淪為橡皮圖章式的執行部門,真正實現了“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結果我們都知道,漢武帝的功業,讓漢朝的國號成為一個民族的名字。
隋唐吸取以往丞相大權獨攬的教訓,用的是“羣相制”,把曾經獨屬於丞相的行政權,分散到中書、門下、尚書這三個省,每個省的長官都是相,而且還獨出心裁的創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得到這個頭銜的人,也可以進入政事堂參與政務。
羣相制確實分散了丞相的行政權,但到了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羣相制又會造成羣相之間的扯皮,不利於君相一致形成合力。
於是唐玄宗李隆基,走了和漢武帝相反的路,19年間獨寵李林甫,無論大小事務都交給李林甫處理。
雖然其他人也能做羣相之一,但也只是簽字蓋章,沒有絲毫的行政權。
所以在唐朝中期,唐玄宗為了應付突厥、吐蕃、契丹崛起的軍事外患,均田制、租庸調製崩潰造成的財政內憂,幾乎廢除了立國以來的羣相制,採取了專寵李林甫的獨相制。
唐玄宗和李林甫,也達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目的。
到了明朝初年,八百年前創立的三省羣相制早已異化,門下省和尚書省被廢除,只留下中書省一家獨大,由左右丞相一起掌握行政權。
隋唐的羣相制,又回到漢初的獨相制。
白手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又怎能忍受相權對君權的制約,於是借“胡惟庸案”廢除中書省,朱元璋親自處理六部和一十三省的政務。
朱元璋在法律意義上,把相府搬到宮裏,終結了千餘年的君相之爭,明朝初年的君權,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峯。
其實不論是諸葛亮的“弱君強相”也好,漢武帝、唐玄宗、明太祖削弱相權也罷,本質上都是為了“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打通治理國家的權力壁壘。
只是諸葛亮和劉禪的組合絕無僅有,才讓削弱相權成為主流。
不過抓住“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這個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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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君權削弱相權是歷史主線,但真正能做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時期,其實也只有秦皇、漢武、蜀漢、唐宗、明祖這幾個特殊時期。
原因就是我們之前説過的。
其一是開國之君軍功極大、威望極高,可以壓制相府,搞強君賢相的模式,甚至直接廢除相府,親自處理行政事務。
其二就是諸葛亮在《出師表》裏説的,“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內憂外患的危機下,朝野軍民形成共識,倒逼君相一體團結一致。
從本質上來説,“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是一種特殊狀態,要麼是成功處理危機造成的結果,要麼是為應對危機做的準備。
等到開國之君故去,或者國家的危機解除,“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共識便會破滅,君權和相權博弈的戲碼會再次上演。
於是漢武帝身後,有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和漢昭帝、漢宣帝的鬥爭。
晚唐有士庶的牛李黨政和宰相(南衙)、宦官(北司)、藩鎮的制衡。
中晚明的君權分散在內閣和司禮監,不僅有大學士和宦官的鬥爭,更有嚴黨、清流、閹黨、東林黨、楚黨、浙黨的鬥爭。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從歷史經驗上來看,“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合,能處理危機並做成很多事情,一旦分了,其實也未必是什麼好事。
不過合與分,都是客觀歷史規律,不是人力能改變的。我們用唯物主義辯證法看事情,就能得出比較客觀的答案。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