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在《出師表》裏的歷史規律_風聞

作者：温伯陵

1

公元227年，蜀漢丞相諸葛亮準備北伐曹魏，克定中原，恢復大漢江山。出師前，諸葛亮給劉禪上了一篇奏表——《出師表》。

諸葛亮在《出師表》裏開篇就寫了三個重點：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解構歸納一下，諸葛亮的意思很明白，魏蜀吳三國爭雄，而蜀漢的經濟下行民生凋敝，處於生死存亡的時候。在這種關鍵時刻，皇宮和相府必須擰成一股繩，力出於一，避免內耗，才能保護蜀漢政權，進而圖謀復興漢室。

諸葛亮説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教訓，君權和相權之爭，會造成無謂的內耗，削弱國力。

現在要北伐了，君權和相權不要再爭了，不利於團結的話不要講，不利於團結的事不要做，君相一體共創大業。

自古以來，皇宮有最高領導權和軍權，相府有行政權，相當於一個國家出現兩個權力中心，各種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君相一體形成合力，要麼是開國之君以軍功威望壓相府，搞強君賢相的模式，如秦始皇和李斯、劉邦和蕭何，要麼是強勢丞相遇到弱勢君主，搞弱君強相的模式。

諸葛亮很幸運。

公元221年劉備稱帝，便任命諸葛亮為開府領政的丞相，劉備死前又將蜀漢託付給諸葛亮，而繼位的劉禪不管事，尊諸葛亮為相父，於是諸葛亮用“弱君強相”的模式，整合蜀漢的君權和相權，這才有了“疲敝益州”發動的數次北伐。

但諸葛亮又是特例。

歷史上，劉家父子和諸葛亮這種路線一致的貼心人，實在太少了，而大權在握的諸葛亮沒有侵奪君權，更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特例。

至於劉邦和蕭何這種長期合作的開國君相，也太少了，少到一隻手都能數的過來。

於是呢，諸葛亮以“弱君強相”整合君相權，便成為絕唱，歷史上更多的是君權不斷削弱相權，最終達到整合君相權力、凝聚國力的目的。

2

劉邦和蕭何去世後，漢朝的“強君賢相”走到盡頭，繼任君相的劉盈和曹參，很快起了鬥爭。

曹參在相府不理政務，每天飲酒度日，劉盈召曹參入宮問話：“丞相為什麼不管事啊，難道是欺負朕年輕？”

曹參劈里啪啦説了一大推，總的意思是，你的能力不如高帝，我的能力不如蕭何，既然他們定下了規矩，我們就別管了，照辦就是。

這次君相的問對，表面上看留下“蕭規曹隨”的美談，但實際上是劉盈的君權約束不了曹參的相權，只能對相府的做為聽之任之。

但問題是，西漢的皇帝不是劉禪，西漢的丞相不是諸葛亮，這兩個權力中心怎麼可能不鬥爭呢？

鬥爭，就這樣延續到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要對外討伐匈奴、對內整頓諸侯王和豪強，事情多任務重，必須搬開所有的絆腳石，實現絕對的令行禁止，所以漢武帝受夠了無效率的君相扯皮，決定兼併相權，畢其功於一役。

於是漢武帝開內朝，選拔親信的人，授予侍中、常侍、散騎之類的官職，讓他們和朝廷的三公九卿博弈，由於有漢武帝的支持，朝堂博弈往往是內朝官獲勝。

長此以往，漢武帝和內朝官便得到行政權，相府淪為橡皮圖章式的執行部門，真正實現了“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結果我們都知道，漢武帝的功業，讓漢朝的國號成為一個民族的名字。

隋唐吸取以往丞相大權獨攬的教訓，用的是“羣相制”，把曾經獨屬於丞相的行政權，分散到中書、門下、尚書這三個省，每個省的長官都是相，而且還獨出心裁的創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得到這個頭銜的人，也可以進入政事堂參與政務。

羣相制確實分散了丞相的行政權，但到了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羣相制又會造成羣相之間的扯皮，不利於君相一致形成合力。

於是唐玄宗李隆基，走了和漢武帝相反的路，19年間獨寵李林甫，無論大小事務都交給李林甫處理。

雖然其他人也能做羣相之一，但也只是簽字蓋章，沒有絲毫的行政權。

所以在唐朝中期，唐玄宗為了應付突厥、吐蕃、契丹崛起的軍事外患，均田制、租庸調製崩潰造成的財政內憂，幾乎廢除了立國以來的羣相制，採取了專寵李林甫的獨相制。

唐玄宗和李林甫，也達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目的。

到了明朝初年，八百年前創立的三省羣相制早已異化，門下省和尚書省被廢除，只留下中書省一家獨大，由左右丞相一起掌握行政權。

隋唐的羣相制，又回到漢初的獨相制。

白手起家的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又怎能忍受相權對君權的制約，於是借“胡惟庸案”廢除中書省，朱元璋親自處理六部和一十三省的政務。

朱元璋在法律意義上，把相府搬到宮裏，終結了千餘年的君相之爭，明朝初年的君權，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峯。

其實不論是諸葛亮的“弱君強相”也好，漢武帝、唐玄宗、明太祖削弱相權也罷，本質上都是為了“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打通治理國家的權力壁壘。

只是諸葛亮和劉禪的組合絕無僅有，才讓削弱相權成為主流。

不過抓住“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這個主要矛盾，就抓住了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3

雖然君權削弱相權是歷史主線，但真正能做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時期，其實也只有秦皇、漢武、蜀漢、唐宗、明祖這幾個特殊時期。

原因就是我們之前説過的。

其一是開國之君軍功極大、威望極高，可以壓制相府，搞強君賢相的模式，甚至直接廢除相府，親自處理行政事務。

其二就是諸葛亮在《出師表》裏説的，“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內憂外患的危機下，朝野軍民形成共識，倒逼君相一體團結一致。

從本質上來説，“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是一種特殊狀態，要麼是成功處理危機造成的結果，要麼是為應對危機做的準備。

等到開國之君故去，或者國家的危機解除，“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共識便會破滅，君權和相權博弈的戲碼會再次上演。

於是漢武帝身後，有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和漢昭帝、漢宣帝的鬥爭。

晚唐有士庶的牛李黨政和宰相（南衙）、宦官（北司）、藩鎮的制衡。

中晚明的君權分散在內閣和司禮監，不僅有大學士和宦官的鬥爭，更有嚴黨、清流、閹黨、東林黨、楚黨、浙黨的鬥爭。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從歷史經驗上來看，“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合，能處理危機並做成很多事情，一旦分了，其實也未必是什麼好事。

不過合與分，都是客觀歷史規律，不是人力能改變的。我們用唯物主義辯證法看事情，就能得出比較客觀的答案。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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