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麟閣趙登禹_風聞

按：原文發表於《炎黃春秋》2017年第7期。為了保證可讀性及調整所用版面大小，刊登時編輯刪除了註釋、引文出處並有相應改動。以下為投稿時原貌（含個別病句）。

80年前，日本侵略軍發動七七事變，燃起戰火。在強敵面前，經受過血與火淬鍊的英雄兒女和正義之師挺身而出，捐軀殉國，譜寫了一曲曲鐵血悲歌。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和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就是在這場大戰中為國犧牲的兩位高級將領。

戎馬報家國：從西北軍到二十九軍

佟麟閣、趙登禹早年都曾追隨馮玉祥西北軍征戰南北。一位是投筆從戎的儒將，一位是以懲惡彰善聞名的猛將。

佟麟閣於1892年的10月29日生於直隸高陽縣（今屬河北省保定市）邊家塢村，7歲起讀經學史，因成績優秀深得賞識。16歲之時，經人介紹到縣衙做“繕寫”，即一份寫作、潤色文章的工作。生逢其時，他目睹家鄉飽受八國聯軍蹂躪後的滿目瘡痍，縣衙的差事更使看到諸多不平事，開始對百姓寄予無限同情。相比於平靜的生活，他更願尋找時機抵禦外侮、救民於水火。1912年春，適逢西北軍將領馮玉祥派鹿鍾麟等人在直隸景縣一帶招兵買馬。佟麟閣聞訊，棄職投軍，個子高大、體格健壯的他遂被招入軍營。

趙登禹參加西北軍的經歷則更富有戲劇性。1898年5月16日，他生於在山東省菏澤縣趙樓村的一個農民家庭。7歲進入私塾，因家貧第二年便停止學習。菏澤是個武術之鄉，趙登禹13歲時開始拜武術名家朱鳳軍為師。他苦練3年，身材愈發魁梧，武藝更加精湛。為尋找出路，趙登禹決定當兵，投靠遠在陝西的馮玉祥。1914年初秋，他與兄長長途奔徙20餘日到達陝西潼關，但已錯過報名時間。趙登禹並不甘心，歷數習武經歷及從軍的決心，終於打動負責招兵的長官，作為副兵被分到第一團第一營佟麟閣連。

入伍2年多，佟麟閣已經從新兵升至連長，後隨馮玉祥轉戰川、湘、鄂、陝等地，至1922年已任陸軍檢閲使署高級教導團團長。他文武並重，編練新軍有獨特的方法，深得馮玉祥賞識，説他“平素敬愛長官，愛護部下，除了愛讀書，沒有任何嗜好。他在高級教導團學過一年高級戰術，對於學術肯費苦功夫來研究。”[1]

作為軍人，佟麟閣將軍事理論提升到和軍事技術同等重要的位置。每日練兵，必親臨現場，示範標準動作。此外，他還努力提高士兵的文化素養。當時，馮玉祥聘請了一批知識分子，編寫《識字課本》、《精神書》、《軍人寶鑑》等，供官兵學習使用。佟麟閣辦起識字班，要求不識字的士兵在二三年內能夠寫信、讀書和看報，並掌握一些生產技能，退役之後好在社會上謀生活。他尤其關心士兵的生活，要他們改變“吃糧當兵”的觀念，堅信只有同士兵建立深厚的感情，才能得心應手地指揮並打勝仗。為此，他經常與士兵接近，幫助他們解決疾苦或家庭困難。西北軍中，犯錯誤的下級官兵常常被上級軍官體罰。然而，佟麟閣並不這樣做。他對於觸犯軍紀的士兵，通常是批評教育；若認識到自己所犯錯誤並予以改正，就不再追究；對於犯小錯的官兵，他私下教育，絕不公開。“愛民不擾民”是他的一貫方針，常常強調“我們脱離了老百姓，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如若士兵擅動民眾物品，佟麟閣必定嚴厲懲罰。[2]

作為一員“儒將”，佟麟閣深得馮玉祥的讚譽和士兵的擁戴。趙登禹則以英武神勇和“除人害”而聞名。初入部隊，身為副兵的趙登禹，勤學苦練加上武術功底，軍事素質得到很大提高。在他和馮玉祥的摔跤比試中，趙登禹毫不客氣地把將軍連續三次摔倒在地。馮玉祥大喜過望，命令佟麟閣將趙登禹調到身邊做隨從衞兵，予以很多呵護和照料。看到趙登禹有武無文，馮玉祥千方百計地教他研習兵書，學習兵法，使他逐步養成了讀書學習的好習慣；安排他進入西北軍教導團學習，並對書法、繪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馮玉祥手下，趙登禹也是屢立奇功，深得賞識。1918年，趙登禹隨馮玉祥鎮守湖南常德。此地有一隻猛虎，經常傷人害畜。部隊野戰演習巧遇猛虎，趙登禹挺身而出，連開數槍擊中猛虎。猛虎中彈後，跳入江中。為防止後患，趙登禹跳到江中將老虎拖上岸，揮拳將猛虎打死。此舉得到百姓稱道，馮玉祥聞訊後，專門請攝影師，拍下了下面這幅“打虎將軍”。從此，“打虎將軍趙登禹”的威名不脛而走。

趙登禹不僅除“虎害”，也除“人害”。趙登禹曾跟士兵們説：“當兵就是要保護老百姓，為民除害，讓老百姓能安安生生吃飯。”[3]在常德，趙登禹和日本浪人有過一次正面交鋒。當他看到日本浪人在街上毆打無辜的中國商販時，衝上前去，狠揍一頓，讓他們當眾道歉，後扭送十六混成旅旅部，交給馮玉祥處理。

1921年，趙登禹隨部隊來到陝西，清剿鳳翔、岐山一帶的郭堅及其匪徒。按照計劃，馮玉祥在西安講武堂裏擺下“鴻門宴”，不料宴飲之時，屏風被伏兵擠倒。郭堅急忙拔槍，趙登禹眼疾手快，迅速將其擊倒。伏兵一擁而上，將土匪全部繳械，清除匪患。趙登禹的各種傳奇故事，在軍中成為美談。

1930年中原大戰後，馮玉祥兵敗，其西北軍殘部在山西由張學良改編成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為軍長，趙登禹出任第三十七師第一〇九旅旅長。佟麟閣由陝入晉，和馮玉祥一起於峪道河隱居，共同總結軍事經驗與教訓，聆聽進步人士授課。

在抗日最前線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炮轟瀋陽北大營，燃起大規模侵略中國的炮火。1932年，佟麟閣應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邀請，結束隱居生活，重新出山。此時日本侵略軍正向南進逼，企圖越過山海關，進犯華北。時任國民黨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將第二十九軍火速調往北平以東，在三河、薊縣、玉田一帶設防。從1933年元月開始，日軍先後向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等地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在長城沿線等地奮起反抗。佟麟閣擔任張家口警備司令，穩定後方。

3月9日，當日軍鈴木師團向長城喜峯口進軍時，趙登禹旅從遵化經三屯營向喜峯口急進防堵。他們日行80公里，日落前趕到喜峯口，旋即與日軍交火。第二十九軍裝備極差，只有野炮、山炮10餘門，重機槍不過百挺，輕機槍每連只有兩挺，步槍多為漢陽造和山西仿製的三八式。面對裝備精良的敵人，宋哲元、趙登禹等人及時改變戰術，決定發揮二十九軍的優勢——幾乎人人一把的大刀，採取夜戰、近戰的方法，出奇制勝。

《克敵之大刀隊》，《先導》1933年第1卷第8期，第9頁。

由於第二十九軍將士繼承和發揚了西北軍習武的傳統，特別注重士兵的刀法訓練。他們甚至請了民間武術家李堯臣結合二十九軍所使用的大刀之特點，創制了一套名為“無極刀”的刀法，作為日常訓練的科目，在長城抗戰中發揮了效力。

3月11日晚11時，趙登禹集合起第二七一團、第二二六團、第二二四團敢死隊員，進行戰前動員。他説：“抗日救國，是我軍人天職，養兵千日，報國時至，只有英勇殺敵不怕犧牲，才能挽救祖國危亡！”[4]趙登禹隨即率領部下從潘家口出發，越過灤河，經臨旗地繞到日軍的炮兵陣地和宿營地。凌晨3時後，敢死隊員衝進敵營，奮力劈殺。日本士兵幾乎毫無招架之力，在睡夢中死去。

因為趙登禹在喜峯口率領大刀隊奇襲成功，所以被提為第一三二師師長。這一戰，一掃抗戰爆發以來我軍大多失利的陰霾，極大地振奮了中國社會各界人士。有不少女士親赴戰場參觀，爭相與大刀合影。何香凝創作了一首《大刀贊》，稱讚大刀隊的英勇：“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舊國術高。伏如猛虎進如猱，一步以內敵休逃。利用所長棄所短，步人後塵豈俊髦。警爾扶桑木屐兒，再來刀下情小饒。”一時間，大刀成為中國軍民抵抗外侮、團結一致的象徵。

然而，大刀隊立下的奇功，雖然提振了士氣，連日本《朝日新聞》都稱喜峯口一戰使“‘皇軍’名譽盡喪於喜峯口外，而遭六十年未有之侮辱”，但終究無法改變長城抗戰的局勢。1933年5月31日，國民政府與日本侵略軍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中國軍隊退守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非武裝區。這就等於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佔領，為日軍進一步侵佔華北敞開了大門。

佟麟閣深知，單靠軍隊是難以抵擋日軍進犯華北的，必須爭取察哈爾省民眾的力量，組織同盟軍。這個想法與馮玉祥不謀而合，並讓馮玉祥來到張家口與佟麟閣共籌抗日大計。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通電全國，“保衞察省，進而收復失地，結合民眾，爭取中國自由”[5]，發出抗日號召。佟麟閣出任第一軍軍長、察哈爾省代主席兼民政廳廳長。佟麟閣偕同吉鴻昌等10餘名將領發表通電，表示今後願在馮總司令領導之下，團結民眾，武裝民眾，誓以滿腔熱血，灑遍疆場，保我河山，收復失地。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後，積極行動，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佟麟閣領導的第一軍是同盟軍的主力，不僅負責保衞張家口，而且還協助吉鴻昌、方振武等部出兵張北，進攻日偽軍，收復察北四縣，肅清察哈爾省境內日偽軍，一改“九·一八事變”以來只見國土淪喪不見國土收復的局面。

從民眾抗日同盟軍名稱中帶有“民眾”二字，就可以看出馮玉祥、佟麟閣等人決心發動民眾、依靠民眾共同抗日的想法。佟麟閣奉馮玉祥之命，實行新政，所採取三項措施，也體現這一訴求：1.察省民窮財盡，所有一切苛捐雜税，一律取消，由省府通令各縣府具報辦理；2.省縣黨部之費用，自即日開始不得動用人民之公帑，由省府令各地縣府照辦；3.政治人犯一律釋放，以申民氣，而資增厚力量。[6]

馮玉祥、佟麟閣等人的舉措，深受擁護和歡迎。馬相伯、章太炎讚賞並強調了民眾的、人心的力量，大聲疾呼抗日：“民眾弗忍，訴予執事，執事以堅卓之性，應迫切之求，起雖晚而合時會，地雖小而系人心。夫抗兵相加，哀者制勝，熱事與察省民眾，可謂哀者矣。守察既固，必令華北設備安全，方得恃以無恐。然則東未定瀋陽，北未復熱河，尚無時不在哀中也。”[7]

然而，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除了奮力抵抗日本侵略者，還要承受當局的壓力。因其成為日寇推行“華北特殊化”和國民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的障礙，所以面臨生存危機，只存在了77天，就被迫於1933年8月上旬解散。馮玉祥被迫於8月5日發表通電：“自即日起完全收縮軍事，政權歸之政府，復土交諸國人”，遺憾地離開了張家口，再次退隱。佟麟閣也抗日之志未酬，退居北平香山寓所，與妻子、幼子團聚，奉養年邁的雙親。

三、喋血南苑

1935年，喪權辱國的《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簽訂後，中國駐守河北、察哈爾兩省並有一定戰鬥力的軍隊僅剩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目睹華北每日上演的一幕幕喪權辱國場景，痛心疾首，遂再三敦促佟麟閣回到軍中演武修備。第二十九軍諸師長如馮治安、趙登禹、張自忠、劉汝明等亦聯袂相邀。

隱居香山的佟麟閣，也密切關注着華北局勢。1936年春，佟麟閣前往北平，回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一職，兼抗日軍事訓練團團長，住南苑第二十九軍軍部，主持全軍事務，訓練士兵，鞏固後方。

1936年冬天，軍訓團從北平、天津、保定、滄州等地，招收地方學生（以中學生為主）、東北流亡學生和少數由東南亞回國抗日的華僑子弟，成立了軍訓團。軍訓團下設3個大隊，每個大隊下轄4箇中隊，共有12箇中隊，隊幹部大多為原抗日同盟軍軍官以及西北軍在山西汾陽的軍校畢業生，其中還有些是中共地下黨員。軍訓團成立後，隨即開展緊張的軍事訓練和愛國思想教育。

佟麟閣為激勵學員的愛國熱情和抗日鬥志，曾向部下承諾：“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閣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8]教育長張壽齡親自譜寫了《軍訓團團歌》，以激發青年官生的愛國熱情。歌詞為：

風雲惡，陸將沉，狂瀾負轉在軍人；扶正氣，勵精神，誠真正平樹本根。鍛鍊體魄，涵養學問。胸中熱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報國雪恨。復興民族，振國魂！

1937年春夏之交的北平，已處於日本侵略軍及親日勢力的重重包圍之中，主要交通線都被堵死了。北平到山海關鐵路沿線均有日軍駐紮；北平東面有漢奸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把守，漢奸武裝在北平朝陽門、東直門和東郊、北郊一帶不斷騷擾；長城沿線，大批日軍、偽軍麇集；西北有已被日軍收買的李守信和王英的土匪部隊。日軍在北平城外進行着所謂的軍事演習，其炮火猛烈程度絲毫不亞於實戰。

北平的局勢已空前危急，一場惡戰不可避免。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我軍雖與日軍在宛平猛烈交火，但第二十九軍似乎並沒有做好戰鬥準備：軍長宋哲元尚在山東省親，羣龍無首；指揮官意見不一，有人堅決主張抗擊，有人卻要撤退；更為嚴重的是，全軍4個師約10萬兵力分別駐守冀察各地，無法在短時間增援宛平。

作為副軍長的佟麟閣意識到，自己必須拿出一個方案，這是事關全國抗戰形勢的大事。他的決定是立即還擊，因為宛平是北平的門户，如若不保，北平就危在旦夕，華北也將難保！於是，他由北平急奔南苑軍部，召開由各師師長參加的軍事會議。會上，佟麟閣分析了北平面臨的嚴峻局勢，擲地有聲地説道：“釁將不免，吾輩首當其衝。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繫於一人者輕，而繫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當以馬革裹屍，以死報國。”大部分將領在佟麟閣的激勵下，紛紛表示要抗戰到底。

南苑是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是遏制日軍攻佔北平南郊的戰略要地。宋哲元27日決定，第二十九軍軍部由南苑移駐北平，委派趙登禹為南苑方面指揮官。當天下午北平和南苑之間的二十九軍指揮官和各機構、士兵馬上進行了轉移。當天傍晚，佟麟閣和趙登禹等人商量各部隊向南苑調集事宜。

平津作戰要圖 武星月：《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頁。

然而，這一切都為時太晚。宋哲元的調兵遣將還沒就位。7月28日拂曉，日軍在數十架飛機的掩護下，從北平的南、西、北方向向中國軍隊發起總攻。“副軍長駐守南苑”的情報被漢奸泄露出去，南苑於是就成了日本侵略軍重兵進攻的目標。

戰爭之慘烈，已難以用語言來形容。地面上二十九軍指揮部被日軍重重包圍，空中還有40餘架飛機輪番轟炸。南苑戰鬥打響後，首當其衝的正是位於南面的軍事訓練團的陣地。軍訓團的官兵們奮力抵抗從團河方向殺來的日軍，擊退敵人數次進攻。

軍訓團官生雖然年紀小，但愛國熱情極為高漲。七七事變爆發時，官生才剛剛完成基本軍事訓練，槍還未發。但在7月8日聽到副軍長佟麟閣、教育長張壽齡等人令部隊整裝備戰後，各隊代表向佟麟閣遞交請纓殺敵書，堅決請戰，上前線，殺敵。經張壽齡反覆勸説，官生們才穩定下來進入戰備狀態。三天以後，軍訓團各隊開始發槍，五名磨刀師傅把學生們的大刀全部開口。營房之中一片備戰景象，磨刀之聲霍霍，戰鬥訓練也日夜加緊進行，還在南苑以南構築工事，做好參戰準備。[9]

正是因為士氣高漲，殺敵決心堅定。南苑半天戰鬥，軍訓團雖有嚴重傷亡，但陣地沒有丟失一寸。午後，日軍以鐵甲車作掩護，向南苑西北角猛攻。至此，軍訓團以及未撤退的南苑守軍已是腹背受敵。這時，軍訓團接到由鄰部遞次傳出的撤退命令，便分成幾路向不同方向突圍。

日本軍機狂轟濫炸之後，集結於團河（北平以南約15公里）附近的日軍第20師團主力與位於馬駒橋（北平東南約15公里）的華北駐屯軍一部，便從東、南兩面向南苑陣地進攻；另有一路日軍切斷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交通。南苑騰起一陣陣硝煙，大火向四處蔓延。敵強我弱，局勢險惡。

佟麟閣、趙登禹臨危不懼，在各自的陣地上指揮作戰。日軍的狂轟濫炸使各部隊間的聯繫完全中斷，無法實現統一指揮。正在此時，佟麟閣等人遇到了軍部傳令兵，瞭解到軍部已經下令南苑各部隊立即撤回城內。由於事先沒有統一安排，各部隊在撤往北平時，無人指揮，無人掩護，極度混亂。佟麟閣當即站了出來，指揮自己的衞隊阻止部隊毫無秩序地後撤，並命令軍官都要站出來，指揮部隊。

按照佟麟閣的命令，將士們很快就組成一支臨時部隊，掩護大部隊在大紅門至紅廟之間的一條便道上撤退。佟麟閣親自到掩護陣地指揮收容，還在大紅門東邊的小土山上設置嘹望哨，觀察撤退情況。當確信後面沒有自己的部隊之後，才和幾個隨從衞兵一起向北平城撤去。

這時，日軍離他們已經很近了。佟麟閣一行撤退途中和一股日軍遭遇。雙方在相互射擊中，佟麟閣腿部不幸中彈，頭部隨即又被日寇飛機投下的炸彈擊中，壯烈殉國，時年45歲。趙登禹率部循南苑至北平唯一大路撤退，乘汽車行至大紅門玉河橋時，不幸遭到日軍伏擊。他多處中彈，並傷及要害，最終戰死沙場，年僅37歲。

四、永遠的懷念

南苑戰事進行中，第38師駐南苑餘部沒有接到撤退命令，一直堅持戰鬥。直到28日傍晚8時左右，日軍的包圍圈越來越小，他們退守一圍牆角下，奮力抵抗，最終全部壯烈犧牲。日本侵略者佔領了南苑。

日軍的侵略行徑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反抗決心，甚至連已經投靠日軍的偽軍也不例外。1937年7月28日夜12時，東北軍舊部張慶餘等策動並率領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隊3，000餘人起義，將通縣城門封閉，切斷交通、佔領電台，包圍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逮捕漢奸殷汝耕，並佔領日軍駐通縣特務機關．擊斃日本特務頭目細木繁等。起義部隊與通縣日軍、特務、特警交戰至29日上午9時許，將日軍大部殲滅。[10]此即為“通州事件”。反正之後，張慶餘、張硯秋等人發表通電，宣示了抗日的決心：

長城抗戰以後，歸殷逆汝耕指揮，不意殷逆甘做傀儡，神人共棄，當時格於時事，不得已含垢待機至今，爰於二十九日拂曉誓師，一鼓粉碎偽組織各機關暨暴日駐通守備隊及警署，巨憨漢奸，一體俘獲，當日與敵血肉相拼中，此後一切行動，均惟蔣委員長及宋軍長命令是從。[11]

至於軍訓團的官生們，南苑一戰付出很大犧牲。戰事結束後，軍訓團僅存官生700餘人，1000多名官生光榮犧牲。這些年輕人奮勇拼殺、抵禦外侮，表現了中國青年一代在民族危亡時刻，勇於擔當和犧牲的氣概。1937年8月，軍訓團在河北省河間縣詩經村集中整編，繼承先烈的遺志，高舉抗日的旗幟，繼續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而英勇奮戰。

就在佟麟閣將軍壯烈殉國的前一天，他的愛子佟榮芳還收到了父親託人從前線捎回來的批改好的作業。此刻，佟家老小焦急地等待着，盼望着，他們知道此時南苑正在激戰，佟麟閣生死未卜。可他們望眼欲穿盼來的卻不是親人的凱旋，而是佟麟閣的衞士高鴻錫送回來的沾滿血的懷錶和一架相機。佟麟閣的夫人彭靜智馬上明白了，當即昏厥過去。趙登禹犧牲不久，北平就淪陷。像他這樣的抗日將領的家屬，敵人是不會放過的。他的妻子倪玉書和孩子也不能在北平繼續生活。同年10月，倪玉書正在西交民巷等待臨盆，日偽軍、憲兵四處盤查，追殺趙登禹一家。倪玉書生下孩子後，外祖母和趙登禹的堂弟馬上帶領一家人逃出了北平城，最終在商丘落腳。

佟麟閣為國殉難的第二天，冀察外交委員會派秘書歐陽夫率警衞兵10餘人，開着紅十字會的車趕赴大紅門，尋回將軍的遺骸。柏林寺的方丈冒死將其收集起來，化名王思源保存。同樣，因為情勢緊急，趙登禹的部下來不及安葬這位抗戰將領，將其大體掩埋在青紗帳中。當天夜裏，龍泉寺的方丈帶領4名僧人，來到青紗帳中，把趙登禹的大體裝殮在一口黑油漆棺材裏，抬到寺裏停放，沒有標明真實姓名。[12]

7月31日，國民政府發佈褒獎令，追贈佟麟閣和趙登禹為陸軍上將，其生平事蹟，宣付史館。褒獎令曰：“以捍衞國家、保守疆土為職志，迭次衝鋒，奮厲無前。論其忠勇，洵足發揚士氣，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圍，死於戰陣。追懷壯烈，痛悼良深!”[13]

佟麟閣、趙登禹都是馮玉祥的愛將。二人在北平犧牲時，馮玉祥正在南京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得知佟、趙二人殉國的消息，馮玉祥悲痛不已，寫下這段文字，寄託哀思：

……

佟極儉樸，而信教甚誠；

趙極孝義，而尤能篤行。

二人是一樣的忠，二人是一樣的勇。

如今同為抗敵陣亡，使我何等悲傷！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覺得慶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國家培養，

必須這樣死，方是最好下場，

後死者奮力抗戰，都奉你們為榜樣。

我們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敵焰如何猖狂。

最後勝利必在我方，最後勝利必在我方！

……

[1]馮玉祥：《抗日的模範軍人》，三户圖書社，1938年，第6頁。

[2]王成斌等主編：《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2集》，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頁。

[3]趙學芬口述、周海濱撰文：《趙學芬：我的父親趙登禹》，《名人傳記》，2014年第10期，第6頁。

[4]《趙登禹：寧作戰死鬼，不做亡國奴》，載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實文章選》，學習出版社，2015年，第163頁。

[5]《馮玉祥通電 依各地民眾之責望 出任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5月29日，第3版。電文本已於27日由電報局送出，但遭新聞檢查所扣留，至29日始得見報。

[6]《張家口成標語世界》，《大公報（天津版）》，1933年6月11日，第4版。

[7]《馬相伯章太炎電勉馮玉祥》，《申報》，1933年6月2日第10版。

[8]佟兵：《牢記教誨實現遺志》，載政協北京市豐台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豐台文史資料選編·第7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專輯》，1995年版，第160頁。

[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保定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保定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7年3月，第56頁。

[10]參見章紹麗等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武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頁。

[11]《通縣保安隊通電反正，現分頭與敵交綏中》，《中央日報》，1937年7月31日，第3版。

[12]趙學芬：《愛國 愛民 愛家——憶父親趙登禹將軍》，載北京市豐台區政協編：《豐台區政協文史資料精選》，2000年版，第165頁。

[13]秦孝儀主編：《革命人物誌》第20集，“中央文物供應社”，1979年6月，第237頁。

作者 侯 傑 馬曉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