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的源泉——讀二十大報告的一點感想_風聞

    幾天前在讀這次重要會議（大家都知道是指什麼）報告的時候，想起了一件往事。

    大概三十年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確定為改革方向。隨着所有制結構和利益格局的複雜化，許多人的觀念也經受着前所未有的衝擊。

     那時我還在上初中。

     有一天，父親的一位同事來我們家做客，兩人邊喝酒邊聊起了時事。

     喝着喝着，那位叔叔帶着一點醉意，語氣低沉地對父親説：

     “老兄，你説我們現在搞的這叫什麼？什麼都搞私有，讓私人老闆發財！窮的窮，富的富，這不就是兩極分化嗎？你説，這叫社會主義嗎？要是説我們國家當時社會主義搞早了，現在要補資本主義的課，那上面就發個文件跟我們説清楚嘛，説現在就是要搞一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條件成熟再説嘛。幹嘛明明搞的是另一套，還要跟大家説還是在搞什麼社會主義呢？”

    父親其實並不喜歡議論黨中央如何如何，也並不同意他的話，就回應説：

    “老弟，對黨你可要信任啊。”

    那位叔叔説：

    “我不是不相信黨。我這是真的看不懂啊！”

     父親説：

     “我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但是要實現可不容易。毛主席那時想法很好，但人的思想覺悟不到，你就是沒辦法。我們過去都是在農村搞生產的，包產到户之前，出集體工，那確實有些人鋤頭把子頂着下巴頦兒，就是不好好幹活。你怎麼辦？不改革行嗎？沒有哪個願意退回去搞資本主義，我們已經搞了社會主義，都知道社會主義好嘛！但總要有一個合乎實際的搞法……”

    當時我在旁邊聽着，感到那位叔叔説得很誠懇，也有他的道理，但我當然還是更相信自己的父親。

   父親的話當然不能完全打消那位叔叔的疑慮——我一直記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説過“對於那些懷疑我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我們不能拿空話答覆他們，而要用成百上千的事實回答他們”。

   三十年過去了，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應該説我們是看到了大量有説服力的事實的。

   贊比亞社會黨主席弗雷德•曼貝這樣談到了他對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理解：

   “要在一個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裏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向資本主義做出一定妥協，才能取得進展。社會主義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複雜的，你一隻腳站在過去，一隻腳邁向未來，身體則處於現在，這並不是一個舒適的姿勢。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需要大量的智慧來做出必要的妥協。這就好比，你頭痛時吃2片撲熱息痛或止痛片可以緩解疼痛，但如果你服用10片、20片或3400片，你就會死。判斷應在何種程度上妥協、在何種程度上堅持是很困難的，只有出色的領導人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中國的領導人做到了。

    並且，中國的改革開放建立在這樣一個堅固的基礎上：你們已經“打掃乾淨了屋子”。你們不是改造了國家，而是改造了經濟；不是開放了政治，而是開放了經濟往來，所以，帝國主義無法破壞你們的革命。

    看看那些帝國主義國家，他們聲稱全世界都應進入開放市場，如今自己卻日益封閉、四處制裁。中國在毛澤東時期就可以推行改革開放，但當時中國沒有這樣做，這不是因為中國人不願意，而是因為中國被封鎖了、因為資本主義世界拒絕向中國開放。列寧遇到的也是類似的情況，列寧不想封閉蘇聯，但蘇聯被資本主義世界封鎖了，中國現在所做的正是列寧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

    在遭到制裁之後，中國開始加速研發芯片等產品，因為中國被封鎖了、不再能從其他國家那裏獲得這些曾經很容易買到的物品，所以必須自主研發。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如此恐懼中國？資本主義國家希望摧毀中國革命，但這是不可能的；那麼，它們希望至少能阻礙和減緩中國革命。

   來到中國的幾天裏，我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許多年輕人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並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表示支持，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覺悟正在提高。這使我們更加相信，中國革命不會被摧垮。”

   他又説：

   “資本主義的手段就像藥物一樣具有副作用。你首先要集中精力治癒主要疾病，然後再處理副作用，不是嗎？在你為治癒重要疾病而服藥之前，副作用是不會出現的；副作用只會在治療過程中出現。

    改革開放以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廣泛合作帶來了一些好處，但也帶來了一些不好的副作用，比如腐敗和不平等。中國共產黨正在應對這些副作用。比如，中國推行了反腐行動。只要我們生活在一個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中，反腐就永遠不會結束，我們必須像防範病毒、防範新冠一樣不斷和腐敗鬥爭。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的另一個副作用是不平等，對於這一問題，中國也正在應對解決。中國正在治療資本主義帶來的每一種副作用。”

     這位非洲政治家的看法是頗有見地的。

     但有兩點，我和他的見解並不完全一致：

     其一，我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僅僅看成“向資本主義妥協”。它當然有這種妥協的一面，但另一面也是社會主義自身完善的需要。我們的市場經濟一開始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的，這就會帶有妥協的性質。但現在已經能看出中國做的不僅是妥協，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比指令性計劃經濟能更好地促進生產的社會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從總體上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社會主義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調控能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從國際對比上也能看出，中國的市場是一個更為開放、有序的市場；西方的市場反而是一個更為封閉、割裂和混亂的市場。中國不但會重新定義“現代化”，也會重新定義“市場經濟”。

   其二，我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領導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但從根本上説，還是因為中國有着真心實意要走而且要走好社會主義道路的十幾億人民和與他們站在一起的黨——領導人的力量就來自這民心和黨心。比如父親的那位同事，你可以説他三十年前受某些“左”的觀念影響，對改革開放不大理解，但他堅信社會主義不應該兩極分化，而應該共同富裕，而且他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警惕和反感那些他認為偏離了這些目標的現象。他和我的父親這樣的人，都是普通的共產黨員，而千百萬這樣的黨員對理想信念的忠誠以及他們的觀察、思考和實踐，是一種巨大的力量。沒有這樣的力量，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是很難健康順利地進行的。     再説説我父親這個人。

     他思想上總是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但他並不是沒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他文革期間在部隊當兵。後來他向我講過這樣一件事情：

     當時部隊裏開展“毛主席著作天天讀”活動，每天都要以班為單位學習毛主席著作。

     父親當時是班長，有一次排長對他們説：

     “以後星期天也要組織讀毛主席著作。”

      父親問為什麼。

      排長説：

      “毛主席著作天天讀，星期天不是一天？星期天不讀，叫什麼天天讀？”

      父親認為排長這是曲解了“天天讀”，於是反駁説：

     “這個天天讀怎麼會是星期天也要讀呢？我們説天天都要上班，難道是説星期天也要上班？我們説時刻保持革命警惕，難道是説不睡覺？天天讀，顯然是説正常工作時間天天讀，不是説節假日也要讀。星期天是休息時間，列寧同志也説不會休息的人就不會工作嘛！”

     在那個年代，父親説出這些話是需要勇氣的。

     但後來連隊一研究，也認為父親講得有道理，星期天不讓大家好好休息，還要來搞“天天讀”，這並不是積極學習毛澤東思想，而是形式主義。

    這件事發生在文革期間，它説明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們仍然有着許許多多忠誠於黨但並不是對上級機械盲從的共產黨員——你從這件小事中甚至可以發現我們後來能夠勇於探索闖出新路的某種思想基礎。

    父親一直佩服那些有技術有本事的人。他曾對我説不希望我當空頭政治家，希望我去學理科，當個科學家。

    我也曾問他為什麼，因為在我看來，父親就很喜歡讀歷史和政治方面的書，而且很會寫文章。

    父親回答得很簡明——這可能也是他總結自己生活經驗以及讀那些歷史書得出的結論：

    “一個國家，能説的多，能幹的少，就一定搞不好。”

    但我還是學了文科，而且還真的教起了思想政治。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三十多年前我所經歷的某些困惑雖然可以説已經有了答案，但它們可能還會以新的形式出現。

    而這偉大的革命傳統要能發揚光大，還是需要有一大批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將歷史的經驗與現實的探索聯結起來。

    這或許就是我們這一行該做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