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收江湖“罪與罰”_風聞

“催收就像金融體系的蚯蚓，幹着髒活累活，名聲和觀感也不好，但對維持土壤肥力至關重要。”

鋭公司（ID：shangjiezz）報道

作者/ 梁   坤

編輯/ 周春林

今年9月，李空（化名）退出了參與創立的諮詢公司。

這家企業主營催收業務，即為各大銀行信用卡中心、互聯網金融平台等機構“討債”，用“電呼”等方式處理逾期貸款，並收取佣金。讓他決定退出的，一方面是催收難度肉眼可見地增長。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零售、餐飲、旅遊等行業受到巨大沖擊，不少企業或個人資金套牢，還款能力下降。李空説，“有時借貸人也想還，可沒錢也沒辦法。”

另一方面，則是花樣百出的“反催收”手段，讓他感知到：“這行風險越來越大了。”

上個月，李空剛剛處理了一筆催收投訴案。該團隊一位催收員在例行電呼中因“話趕話”着急，一句髒話脱口而出。借款人完整記錄了通話過程，並向銀保監會所屬機構發起投訴。隨後，監管將此案轉給借貸銀行自查自糾，銀行又將壓力施加給合作的催收機構，要求他們務必儘快妥善處理。

李空稱，這位信用卡逾期6000餘元的借貸人，在接到催收員打來的電話後，並未如其他人那般緊張，而是帶着情緒，反覆刺激催收員説出那句髒話，便“大功告成”。他投訴後，等待催收公司主動來電尋求和解——他要求催收方賠償3萬元“精神損失費”。

為了達到銀行“妥善處理”的要求，作為“乙方”的李空同借貸方反覆協商，終於達成和解：借貸方撤回投訴，並自行歸還2000元債務；催收公司自掏腰包，幫債務人承擔餘下4000餘元債務，還清這筆逾期半年的信用卡欠款。

一分錢沒賺到，倒貼4000多元。李空對“反催收”產業鏈式發展心有餘悸，也讓他對“寒氣”的感知又加深一分。

01

拉鋸戰

央行發佈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21）》指出，當前不良貸款小幅增長，資產質量下遷壓力加大。

截至2019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3.19萬億元，同比增加3498億元，不良貸款率1.98%。逾期90天以上貸款餘額2.59萬億元，同比增加1084億元。這些不良貸款中的個人借貸部分，給催收業務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與其他宣傳調門過高的賽道相比，這是成色十足的千億級市場。

有數據統計，中國有30多萬人的催收大軍，是金融借貸關係中的重要一節。金融機構產生逾期債務後，出於成本、分工和監管考量，通常會將這些逾期3個月以上的債務委託給專業的催收公司處理。催收者，是銀行業金融機構消解不良資產的重要手段，也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環節。

規範的催收，與崇尚暴力的傳統民間催收截然不同，應該是專業催收機構、專業催收人員，在尊重債務人合法權益的基礎上，通過法律談判、協商和解、心理溝通等方式，依法合規向債務人催收合法債務。而在現實中，生存在監管和業績高壓之下的催收，常演變為催收公司與借貸人、金融機構之間的“拉鋸戰”，騷擾催收、威脅催收、變相催收等亂象頻發。

對於催收行業的地位和意義，李空打了一個不太中聽的比喻：“就像金融體系的蚯蚓，乾的都是髒活累活，名聲和觀感也不好，但它卻對保持土壤肥力，維持生態系統平衡有重要作用。”

從金融機構分發出來的催收名單，是這些“髒活累活”開展的關鍵。

逾期時間長短是衡量業務質量的關鍵指標，也是借貸人等級劃分的標準。逾期30天記為M1、60天是M2、90天是M3，以此類推。M值越大的帳目，催收難度越大，回款後獲得的佣金也越多。

據介紹，信用卡逾期催收佣金在26%左右，而各種網貸平台佣金可達30%~40%。銀行的委案期均為一季度，期滿後不管做沒做完，都必須從這家催收機構轉出。銀行再根據業績達成情況結算佣金，次月或下下月結算。

在現實操作中，這些名單常存在層層轉包現象。有資質的持牌金融公司和實力雄厚的催收公司，從金融機構直接承接業務。金融機構對催收公司的回款率指標一般為2.5%左右。限於人力，後者需要將部分名單轉包出去，“個人信息也就發生了泄露”，李空説。

在社會大眾的認知中，債務催收常被視作灰色產業，甚至等同於暴力和黑社會，飽受歧視，致使這個行業吸引不到優質人才，這極大地限縮了發展空間。李空表示，“做這一行的大都是大專及以下的，沒有哪個本科畢業的願意幹這行。”這也是催收從業者良莠不齊、流動性大的原因。

他們通常經過3-7天不等的培訓就可以上崗。李空稱，在疫情期間，這些原本面對面的培訓多以騰訊會議形式開展，內容多以“心理防線突破”“風險規避”等方面為主，還會有幾十頁的操作規範等材料供催收員學習。

催收的世界，存在一種“精神對沖”。

一方面，催收工作社會認同度低，時常遭受客户莫名的辱罵。為了業務，一些過激的不合規催收動作，也會遭到投訴和罰款，乃至承擔法律責任。催收員巨大的精神壓力和業績要求需要疏導與激勵。

另一方面，這裏的職場又表現得很熱烈。“氛圍很雞血，每次有回款，大家都會在羣裏點贊、刷禮花，誰有回款誰買奶茶成了一種慣例。”在李空向記者展示的一個銀行信用卡催收工作羣中，大部分催款成功的回款額度都在數千元。

大一點的催收職場，每到月底還會舉行頒獎禮，在提成等業務獎勵外，賦予員工在一個羣體中的榮譽和價值感，也為他人樹立目標。

催收員有3000元左右底薪，提成按催款額度階梯式累進。按某中部省區一家催收公司算法，回款5萬元以下的提成在3%～4%之間，回款8萬元以上部分提成10%。“能回款3萬元，算上底薪就有5000多元薪水，這在一個縣城已經算不錯的收入水平了。”

據李空介紹，其公司上個月業績冠軍，回款16萬元，薪資1.9萬元。

但在催收界龍頭公司湖南永雄的貼吧裏，也有自稱員工的人反饋，“兩年時間賺了十幾萬，但一半錢都在資源費裏。”

所謂資源費，是指每個催收員拿到的資料都是一個有着姓名、聯繫方式、逾期時間與項目等內容的基礎名單，如果想擁有借貸者更多的信息，就需要花“資源費”自購。此外，為了提高電話接通率，催收員也常辦理當地號碼，這些成本都需要催收員個人承擔。

02

“走鋼絲”

今年6月2日，銀保監會北京監管局連發兩張罰單，光大與民生信用卡中心均被責令改正，並處以80萬元罰款，違法事由都是“信用卡催收嚴重不審慎”。

銀行面臨的處罰，通常由催收機構的違規動作引發，也通常會由他們“買單”。在日趨嚴格的監管下，催收機構的風險和壓力與日俱增。

據介紹，針對催收的主要投訴渠道有新浪旗下“黑貓投訴”網站、銀保監會投訴和報警。被催收者一旦以遭受暴力（包括軟暴力）催收或信息泄露為由投訴，對催收機構的影響是巨大的。例如催收機構被報警，面對的將是5萬~10萬元罰款，並有在下個季度拿不到銀行合作資產包的風險。

催收從業者吳楠（化名）介紹：“理論上講，催收方式有很多，但常用的有兩種，效率最高。”一是通過第三方親友施壓。在中國傳統的關係文化、恥感文化及親情文化的壓力下，向親友反映借款人的債務問題，讓其“社死”，是很多債務人無法承受的。以往，催收者常通過向借貸人親友打電話、發短信“轟炸”的方式，將壓力間接傳導給他們。

而今，這些手段也逐漸進化，變成在親友的抖音、快手等社交媒體下留言催收，既用半公開的“大字報”形成壓力，且規避了電話溝通容易被投訴的風險。

第二個則是由數名催收員配合，冒充公職人員施壓。這時，催收員會以當地“綜合辦公室”工作人員、企業委託律師、借貸平台代表的名義輪番上陣，用去借款人家中調查、取證等藉口，一步步擊穿借貸人的心理防線，敦促其還款。

“但兩種方式都涉嫌違法。”吳楠表示，第一種方式看似是溝通，但涉嫌泄露公民個人信息。這些催收者不可能是銀行的工作人員，卻掌握了銀行有義務保護的個人隱私，有被投訴風險；第二種冒充國家公職人員更是觸及“紅線”。

在越來越嚴格的監管下，當前暴力催收、涉黑催收等行為已不多見，上門催收也有嚴格的規定。通常，信用卡逾期類案件會有上門授權。催收機構上門，只能以“瞭解情況”為由，且通常只有2人前往。“超過3個工作人員上門性質就變了”，吳楠笑道。

在金融業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債務催收行業立法很成熟，行業職業化發展擁有法律保障。早在1977年，美國就出台了《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日本在1998年制定了《債權管理回收業特別措施法》，英國也發佈了專門的《債務催收行為指南》。

但在李空看來，中國催收行業這麼多年，還是在灰色地帶遊走。“社會名聲差、人員結構不合理，法律和監管有待進一步完善”。

03

魔法對抗魔法

“這兩年催收不好乾了，有很多催收從業者又跑出去成立所謂的‘反催收聯盟’，兩頭賺錢”，吳楠無奈道。

這些“反催收聯盟”中，除了“老賴”和貸款中介，更多的是曾經的催收員。他們深諳銀行政策要領，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幫助債務人惡意逃避債務，妨礙金融行業正常的催收業務，使得不良率居高不下。

更重要的是，他們掌握了“流量密碼”，不斷在自媒體平台輸出所謂的債務籌劃知識，把“反催收、協商停息”“代理退保、代客維權”等信息，包裝在幫人“上岸”的大義之下，讓陷入債務泥潭的人聯繫他們，協助“維權”。

“好像一種魔法想打敗另一種魔法”，吳楠表示。

自疫情暴發以來，“反催收”黑產野蠻生長。吳楠稱，“反催收的佣金可以根據（欠款）額度大小協商，高的在總金額10%左右。”反催收試圖達到3個目的：

1.停催，即停止對欠款人及親友的催款；

2.停息掛賬，即與銀行、金融平台協商停止計息，欠款人只償還本金部分；

3.協商分期，經過協商，重新達成對還款日的商定，給債務人騰挪的空間，最長期限可達5年。

為此，“反催收聯盟”採用偽造申請減息免息材料、惡意投訴、誘導催收員違規、製造負面輿情向銀行施壓等方式，在債務協商中獲得更大的酬碼。

因為監管部門設有投訴解決率的考核指標，銀行很擔心被投訴。“反催收聯盟”正是利用這一點，有套路地刺激催收人員，誘導催收人員違規，並在錄音後向監管機構投訴，藉機索要賠償，影響惡劣。

交通銀行信用卡中心房倩倩和劉元曾撰文表示：疫情初期，“反催收聯盟”迅速在互聯網集結，發展勢頭迅猛，讓銀行措手不及，一度陷入被動局面。

“反催收聯盟”披着“維權”外衣，通過對“合理規則”的濫用，剝奪侵佔了本應屬於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也是對徵信體系的挑釁與破壞。當前，警方、監管紛紛出台多項舉措，合力打擊“反催收聯盟”。抖音、騰訊等互聯網平台也被要求加強對“反催收”廣告的治理。

催收與反催收的激烈交鋒，即是普惠金融體系尚不夠暢達的例證，也是監管對催收行業勒緊“繮繩”的反映。

“如今，這個行業也和大部分行業一樣，感受到寒意”，李空表示，催收明顯越來越難做，回款率無法保證，失聯信息修復成本陡然升高，2019-2020年那一陣能輕鬆賺錢的時期已經過去。

他的感受，是以“電催”為主營業務的催收公司困境的真實寫照。統計顯示，巔峯時期，國內各類催收公司數量在6000家左右，目前已經縮減到不足2000家，行業進入收縮階段，告別野蠻生長態勢。據報道，催收行業龍頭湖南永雄也在註冊新公司，佈局家裝和農業賽道。

然而，疫情衝擊之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處置的壓力增大，催收的需求依然旺盛存在，整個催收行業面臨一場深刻的轉型。如今，更多企業考慮與律師事務所合作，或自主申請律所資質，承接司法催收業務。

以往，“電催”也會發律師函，但多為批量生成，甚至格式都不合標準。在與律所合作後，催收機構發函、調解、仲裁、公證直至訴訟，能對惡意欠債者形成更大威懾力。催收行業從“電催”向“法催”發展，背後是從業者結構的優化，司法路徑的暢通和合規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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