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傳人：教員不為人知的另一面_風聞

作者：温伯陵

伯陵説：    

換個角度看教員和中國革命。

1

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諸子百家並起。

墨子是宋國貴族的後裔，年輕時拜在儒家門下學習禮樂之術，但是越學越覺得不對勁——

孔門儒學的終極目標是復古，用周禮治天下，而周禮的核心邏輯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用可違反的道德來教化貴族，達到“親親相隱維護貴族利益”的目的，用不可違反的刑法來實控人民，造成恐怖的階級專政。

墨子認為，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那些沒日沒夜奔走四方的人民羣眾，也是和貴族一樣的人，他們應該有自己的權利。

於是墨子開始覺得“孔學名高實秕糠。”

墨子一怒之下離開儒家，根據儒家的主張，提出截然相反的一套理論。

儒家要求仁愛從自身發起，逐漸向外擴散到親人、宗族、朋友、世人，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必然造成一個又一個小團體，為了自己的仁愛而攻擊兼併其他團體。

墨子便號召兼愛，“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無有私也”，全天下的人不分血統、國籍、職業、社會地位，都要互相愛護彼此，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人間。

墨子用兼愛的理論，強行抹平了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在底層提倡“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整體上提倡“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儒家要求弟子行仁義，但這種道德層面的仁義是脱離現實的，對弟子的素質要求非常高，沒有聖人資質是做不到的。

於是墨子號召“義利並舉”，兼愛即兼利，我愛你就要給你利益，你得到我的利益便要愛我，同時給我利益，最終達到“天下皆得其利”的目的。

這就給兼愛的上層建築，構建了現實利益的經濟基礎，讓兼愛有了可操作性，這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有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墨子便順理成章的提出“尚賢”的概念，即“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要求全天下的人選擇賢良聖明的人立為天子，次一等的人立為三公，再次一等的人立為諸侯，共同治理天下。

通過“尚賢”的概念，墨子便打破天子世襲、官僚享受子宮福利的世卿世祿制，把選舉權交給人民羣眾。

他相信人民羣眾裏會出人才，六億神州盡舜堯。

做為尚賢的補充，墨子還提倡尚同。

一旦選舉結束，那麼自天子以下的人都要服從天子的命令，“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要求一切行動聽指揮，思想上和天子保持一致，槍桿子也要聽指揮。

而在內部，“尚同”的具體表現是同吃同住同勞動，人人不分貴賤，天子和庶民領一樣的工資，防止階級固化，子宮福利捲土重來。

這是墨子的絕對公平主義。

有了以上的理論基礎，墨子親手打造的墨家，便成為戰鬥力極強的組織，《淮南子》裏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而為了反駁儒家“畏天命”的説法，墨子主張“非命”——

人的命運並不是天生的，生在什麼樣的家庭、生在什麼樣的國家，都不是你自暴自棄的藉口，只要你願意努力奮鬥，貧富貴賤都是可以改變的。

這是激發墨家弟子的主觀能動性，鼓勵他們人定勝天。

有思想信仰，有利益分配，有階級流通，有公平正義，墨家毫無疑問是同時代最有活力的組織，也戰鬥力最強大的。

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墨子開創的墨家吸引了數不清的底層貧苦人民，迅速發展壯大，《韓非子》裏説“世之顯學儒墨也”，《呂氏春秋》記載“墨子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

因為在春秋戰國的亂世，底層貧苦人民在墨家看到生存的希望，看到改變世界的希望。

2

相對而言，原教旨的儒家理論，偏向提供穩定的等級秩序，有利於上層統治階級，墨家傾向於團結下層，更質樸簡潔，有利於下層被統治階級。

正因為這樣的特點，墨家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信徒遍佈天下，一旦歷史的進程走到秦漢帝國，墨家逐漸消散於世間。

首先是統治階級不喜歡墨家。

墨家要求人民羣眾選舉天子，但自從夏商周以來，天子都是標榜受命於天的，一旦接受了墨家的理論，那就打破了天子的神性和合法性。

而且天子的祖先披荊斬棘才打下這份家業，憑什麼要讓給其他不相干的人？對於天子家族來説，這完全不符合血酬定律。

無邊的享樂，數百年的富貴，誰又能割捨的下呢？

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天子必須將墨家徹底抹殺。

墨家要求按個人的才能選拔官員，那麼官員的命運和天子一樣，不能傳承，不能世襲，榮祿止於己身。畢竟第一代官員是有才能的，但誰能保證他們的後代也有才能，還能被選拔出來？

尚賢確實是好事，但對於官員來説，哪有“蔭庇”對自己有利？

一旦可以蔭庇，只要自己做了官，便可以讓後代免試做官，這就成了變相的世卿世祿制，多麼美妙的事？

統治階級最痛恨的是尚同。

天子和官員之所以能對人民羣眾生殺予奪，根本原因不是他們的能力配得上那份權力，而是明確的等級制度維護了他們的權力。就像資本家最大的財富不是存款，而是數量龐大的窮人一樣。

有了涇渭分明的階級，下層才需要討好上層，窮人才需要巴結資本家，於是統治階級和資本家便有了權力。

而墨家的尚同要求不分階級，同吃同住同勞動，不管付出多少都領一樣的工資，這就剝奪了統治階級奴役被統治階級的基礎。

沒有階級了，他們的權力如何體現？沒有下層人民羣眾了，官老爺的地位如何彰顯？

再進一步來看，墨家的一整套理論，都在否定等級剝削、兼併戰爭的所謂合理性，如果人民羣眾信了墨家，那剝削和兼併還怎麼繼續？

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天子和官員便要排擠墨家，甚至在史書裏隱去墨家改寫歷史，異口同聲的選擇了維護等級制度的儒家。

於是君權神授萬世不易的天子出現了。

於是親親相隱成為官員的美德。

於是窮人活該窮、富人天生富的天命觀冒頭了。

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上，儒家雖然締造了中國超穩定的社會，讓中國在內憂外患之際都不會分崩離析，但反過來看，這種以等級製為核心的超穩定社會，其實和印度的種姓制有異曲同工的地方。

唯一的區別是，印度種姓制是絕對靜態的，中國儒家的等級制是緩慢流動的。

其次是人民羣眾拋棄了墨家。

墨家是偏向下層的學術組織，但對弟子的要求非常高，一旦加入墨家，便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勤儉節約不能享受生活，總而言之，以聖人的標準要求自己過苦行僧的生活。

如果不是國破家亡的危難時刻，做一名合格的墨家弟子確實有難度。

所以墨家在春秋戰國的亂世“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到了秦漢帝國的治世，便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共同選擇下，迅速沒落直至一蹶不振。

隨着墨家消亡，墨家的幾何學、光學、力學等知識，也一起消散，讓中國失去另一種可能。

3

墨家消亡於正史，但墨家從未離開中國。

隨着墨家被秦漢統治階級打壓排擠，戰國流傳下來的俠客風氣卻越來越濃烈，到了東漢末年，甚至有讚美殺人復仇的潛規則。比如曹魏大將夏侯惇，讀書時有人羞辱他的老師，夏侯惇一怒之下殺人，結果“以烈氣聞”，人們當作是一種美德。

戰鬥力極強的墨家被打壓排擠，民間俠客風氣便盛行起來，世上有這麼巧合的事嗎？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歸根到底，墨家在統治階級那裏沒有存在的價值，便繼續向民間下沉，墨家的思想化入人民羣眾的精神世界，墨家的實體進入綠林。

於是在治世的時候，那些被等級制度壓迫的人們呼嘯山林，擁立一個當家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銀。

一旦遇到亂世，綠林好漢們便衝向城鎮，説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準備推翻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

這些口號背後就是兼愛、尚同、尚賢等墨家價值觀。

治世倡儒，亂世行墨。

中國兩千多年來，儒家是上層統治階級的精神世界，墨家始終是底層人民羣眾的生存指南。

4

時間進入晚清，中國遭受歐美列強的侵略，面臨比以往任何亂世都複雜的局面，於是浙江經學大師孫詒讓校注《墨子》，寫成《墨子間詁》一書，不僅把墨子從故紙堆裏翻出來，還將墨子研究推上新高度。

此後數十年，歷代謀求救國的豪傑，都從墨子的思想中尋找智慧。

湖南譚嗣同是晚清名士，非常推崇墨家“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風格，認為取法於墨家，人人有犧牲精神才能救中國。後來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本可以逃生，但他自願走向菜市口。

因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犧牲開始，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這是對墨家犧牲己身利天下的實踐。

譚嗣同的學生楊昌濟也深受墨家的薰陶，百分百認可墨家的兼愛、勤奮、節用等價值觀，並且身體力行的實踐。

楊昌濟在湖南一師教書，遇到弱冠年紀的教員，不止一次的告誡他要“看墨子。”

可以説，墨家在近代湖南的基礎非常深厚。

有這樣的師承，教員在青年時期便向墨家靠近，有了濃重的墨家弟子風格。

他在筆記本上寫道：

“懶惰為萬惡之淵藪。人而懶惰，業既廢矣，無以為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步，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可畏哉。”

“唯安貧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這是教員“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起點。

到北京參加工作，他又遇到認為“墨家之價值固不減於孔孟”的李大釗，以及提出“墨家國粹優於儒家孔子”的陳獨秀。

從讀書到工作，各路名師前輩都在向他推薦墨子，更加強化了墨子對他的影響。

我覺得，教員是先接受了墨子的一系列理論，然後順理成章的接受了馬列主義，因為這兩個分別出現在古代中國、近代歐洲的理論，雖然敍述風格不一樣，但宣揚的價值觀是差不多的。

於是在參加革命以後，馬列主義和墨家理論合二為一，教員中西合璧，集兩家之所長——

打造出“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黨員隊伍和革命戰士，從井岡山犧牲到抗美援朝，從江西蘇區犧牲到新疆西藏。

打造出“尚同”的組織，中央發出的決議，軍隊和地方都能不折不扣的執行。

打造出“義利並舉”的經濟模式，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標，給救中國的革命宏大敍事，搭建起經濟基礎的底座。

建國後號召大公無私，希望每個人都能與其他人和睦共處，這是兼愛。大力辦教育，然後在人民羣眾中選拔人才，這是尚賢。鼓勵全國人民戰天鬥地，人的努力一定能勝過天意，這是非命。

墨家的日常勞動一度被儒家貶斥為“賤人之所為”，但教員也將勞動提到相當的高度，鼓勵全國人民積極參與勞動，和墨家弟子一樣以苦行僧的方式錘鍊自己。

而那些舊社會留下來的儒家知識分子，也被他下放到農村，希望他們和墨家弟子一樣“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最終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新中國是馬列主義的外衣、墨家的骨血，近代革命可以看做時隔兩千多年，墨家向儒家的復仇。

而在這個宏大的歷史進程中，教員也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新的墨家鉅子。

自甘艱苦以身作則，一個近似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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