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拾趣】電影《烈火中永生》這樣誕生_風聞
拿了桔子跑哇-2022-10-29 18:33
作者:左衡 發佈時間:2022-10-29 08:32:12 來源:光明日報
(節選)
1962年,水華開始着手把小説《紅巖》改編成電影的工作。歷史再一次彰顯了它的戲劇感:延安、上海,中國現代文藝最重要的兩支力量,將匯聚成新中國電影的主流,而於藍、趙丹將會擔任這部影片的主演。他們之前的人生,彷彿在為這部影片的誕生做着某種偶然而又必然的準備。
1958年,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發表,1961年,同題材小説《紅巖》出版,引起轟動,很快被改編成話劇、歌劇各種版本,紅巖故事開始為廣大羣眾所知曉。於藍在住院期間通過《中國青年報》連載讀到了小説,被深深吸引。她將其推薦給北京電影製片廠,又跑去報社要到了作者的聯繫方式。1963年,原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被請到北戴河,寫出第一稿劇本。作為小説讀者,水華也無比激動,充滿激情;而作為電影作者,他卻又顯示出了強大的理性力量。他在寫作第二稿時,不但與作家深入溝通,更帶領主創人員輾轉北京、重慶、貴陽各地,去尋訪在世的與這段歷史有關的人,不但有江姐的同學好友和兒子,車耀先(許雲峯原型)的女兒、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小蘿蔔頭的姐姐等,也包括正在人民監獄服刑的軍統頭目徐遠舉(徐鵬飛原型)、已在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職的沈醉(沈養齋原型)等,以瞭解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行動的邏輯。採訪歸來,於藍等人整理出十幾份人物小傳,先後共達三十萬字之多。無論史實憑據,還是情感儲備,都不可謂不充足。也正是因為萬事俱備,要從藝術的角度找到一股最有力的東風,在電影有限的時長裏凝縮、昇華紅巖精神,反倒顯得困難。
這個難題交到了左翼戲劇和電影的開拓者之一夏衍手裏。他給出的意見出人意料:把第二稿中只有兩場戲的江姐立為主線,貫穿全片。夏衍認定,江姐會是全國人民都會關心的那一個人。於藍記憶裏,夏衍隨後説了句“別打擾我,我來改”,然後,就在廣東新會縣的玉蘭花香中,用一週的時間寫出了第三稿,片名也從《紅巖》改為《烈火中永生》。水華讀罷,認為可以拍了。
新劇本給於藍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她原本計劃通過此次拍攝學當導演,並一直在做副導演的工作,現在不得不回到主演的崗位上去,並認真琢磨夏衍的叮囑:你演江姐,不要演成劉胡蘭,也不要演成趙一曼。
這時,水華又委託於藍另一件工作:邀請趙丹出演許雲峯一角。這個選角建議,是攝影師朱今明提出的,他是趙丹的總角之交,又是新疆蒙難的獄友,認定此角色非“阿丹”莫屬。在此之前,趙、於兩人曾因籌拍魯迅傳記片有過合作,這封信由於藍來寫可謂合宜。但於藍卻備感為難,覺得以趙丹的影壇地位,請人家來演二號,不好開口。然而,當趙丹收到那封措辭懇切、婉轉的信函後,對角色比重的事毫不在意,他立刻揮毫作復:我多麼嚮往水華同志和你們一起合作的集體呀!我來,我一定來!
那一刻,趙丹或許會想起,1933年,自己在上海導演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話劇《天外》時,水華初登舞台飾演弟弟的模樣。
那封信,是趙丹連夜用當時最快捷的航空信發出的。兩天後,他收到了北影廠的邀請電報。
1964年,趙丹乘船抵達重慶。1939年他離開重慶,不久被投入牢獄;這次重回,要再賦“囚歌”。朝天門碼頭迎接他的恰是朱今明,這讓飽經滄桑的趙丹一時難以釋懷。當於藍約請他前往中美合作所等處參觀時,趙丹竟拒絕了。在羅廣斌登門之後,他的心結才打開。趙丹旋即意識到,自己對舊日重慶的熟稔,侷限於日常場景;而渣滓洞白公館的環境,單憑想象絕不可能感同身受。
在進入創作狀態後,趙丹發現,三位原作者似乎也有心結。他們對現劇本的態度,尊敬客氣又不以為然。多次懇談之後,他們才吐露真實的想法:小説遵循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富有傳奇色彩;而劇本則恪守現實主義,含蓄內斂。兩種美學意趣相去甚遠。於是,水華、於藍、朱今明等也都加入了討論。從藝術哲學的角度來看,那場討論實際上深入了中國現代文藝如何完成理論建構的層面。當他們最終把《烈火中永生》的風格確定為“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基調的涵有浪漫主義的一首壯烈的頌歌”,他們其實無意間用中國哲學裏“度”的思維完成了一次創新實踐。
與此同時,實拍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着。重慶都郵大街在北影廠美工團隊手裏變回了20世紀40年代模樣,充當羣演的重慶文工團同志發動羣眾翻箱倒櫃找出舊時衣物,最終呈現的效果堪比紀錄影像。當時的中國電影工業,有種種迫不得已的因陋就簡,也有後世過度發達的技術迷思再也無法企及的質感和誠意。
多年後,於藍在回顧這次創作時,首先提及的卻是一份遺憾:片中,江姐先是目睹城門上高懸着丈夫的頭顱,後與雙槍老太婆相會,她表現得過於堅強和自制了;如果,她哭出聲來,那會更符合江姐的心情罷。相比之下,在表現對幼子、對小蘿蔔頭的感情時,於藍的母性流露就要自然豐沛得多,那源自她從江姐真實事蹟中得到的深深震撼。另一邊,水華對江姐被捕受審一場戲的處理,空間造型充滿張力。敵人威逼利誘無果後,拉開了刑訊室的門,燒烙鐵的火焰照亮了延伸開的新空間。江姐邁進人間煉獄,神色泰然。後來,對於藍表演“英氣不足”的那一種指摘,其實反倒表明,水華所追求的藝術形象——“堅強的戰士,温柔的母親”——成功了。於藍因此受到了幾代觀眾的擁戴,而這又使她生出一絲受之有愧的不安。
甘當二號的趙丹則充分享受着創作的過癮。他最得意的兩場戲都是即興發揮而來。一是出場時遇到軍警當街檢查行人,趙丹飾演的許雲峯機警地買下一份《中央日報》以作掩護。國民黨搞的這份報紙當年是如此不受重慶人待見,以至於軍警打開時都有點意外,表演的節奏出現了小小停頓,趙丹忽然劈手奪過報紙,揚長而去,留下兩位發懵的羣演。二是許雲峯咖啡館約見甫志高,意識到此人已將黨組織陷入危險,驚怒交集。趙丹下意識動作,小匙落進杯子,噹啷一聲,提醒了許(也是趙)要剋制。到拍許被捕一場時,趙丹已化身為革命先烈,全然忘我。他從從容容站立在茶樓木梯上端,吸引着特務和叛徒所有的注意力,也頂住了全部的劇情壓力。銀幕上,趙丹沿對角線緩步踱下,英氣逼人,以至於老友謝添看罷,連呼“最夠味”“最有味”,甚至表示自己下次也一定下個樓梯。

電影《烈火中永生》宣傳冊中江姐、許雲峯人物素描
一切都遵從了現實主義的藝術法則,一切也都包含着歷史和現實原本就有的浪漫與詩情。於藍等人記得,飾演小蘿蔔頭的方舒才6歲,對錶演懵懵懂懂。水華把她擁在懷裏,用手去託着她的兩隻小手,囑咐她千萬別碰傷了手中的小蝴蝶,還要讓它更高高地飛起來。1986年,學者陳犀禾道破了其中奧妙:水華在表達強烈的革命激情時,並不失其動人的生活情趣,從而使“革命”這樣一個在當時變得越來越僵硬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變得富於人性,感人至深;我們很難忘記,鐵窗之下小蘿蔔頭對自由和幸福的嚮往。
樣片出來後,郭沫若題寫了片名。先在電影圈內引起轟動,適逢其會的還有來訪的日本同行,他們不無激動地指出,這是日本絕不會有的一種電影。正如副導演趙元后來意識到的,中外電影反映監獄鬥爭的很多,但沒有一部像《烈火中永生》那樣,會出現這些場景:難友們戴着鐐銬扭秧歌,舉着旗幟輓聯在獄中開追悼會,幾名女囚秘密繡出她們想象裏的五星紅旗……
偶然的機緣,於藍得以向周恩來總理轉達了希望他來審看樣片的意願。周總理真的來了。在主創等人陪同下,他在新聞電影製片廠放映廳裏,通過藝術化影像,再次看到自己戰鬥過、留下足跡的山城。放映到龍光華烈士犧牲的場景時,周總理失聲輕呼,自語道:很感人嘛。
這次審看,不但為《烈火中永生》最終與羣眾見面鋪平了道路,還推進了創作的最終完成。周總理建議,應該補拍一場烈士英勇就義的壯烈場面,還特別囑咐,打電話把已經身在上海的趙丹召回來。這場戲,拍攝於北京西山,電影的海報也採用了許、江慷慨赴死時的造型設計。
1965年夏,《烈火中永生》正式問世,毫無懸念地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人民的讚譽,是對藝術家、藝術作品的最大肯定。

從右至左:於藍、趙丹、汪洋(原北影廠廠長)、導演水華、攝影師朱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