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拾趣】電影《烈火中永生》這樣誕生_風聞

作者：左衡 發佈時間：2022-10-29 08:32:12 來源：光明日報

（節選）

1962年，水華開始着手把小説《紅巖》改編成電影的工作。歷史再一次彰顯了它的戲劇感：延安、上海，中國現代文藝最重要的兩支力量，將匯聚成新中國電影的主流，而於藍、趙丹將會擔任這部影片的主演。他們之前的人生，彷彿在為這部影片的誕生做着某種偶然而又必然的準備。

1958年，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發表，1961年，同題材小説《紅巖》出版，引起轟動，很快被改編成話劇、歌劇各種版本，紅巖故事開始為廣大羣眾所知曉。於藍在住院期間通過《中國青年報》連載讀到了小説，被深深吸引。她將其推薦給北京電影製片廠，又跑去報社要到了作者的聯繫方式。1963年，原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被請到北戴河，寫出第一稿劇本。作為小説讀者，水華也無比激動，充滿激情；而作為電影作者，他卻又顯示出了強大的理性力量。他在寫作第二稿時，不但與作家深入溝通，更帶領主創人員輾轉北京、重慶、貴陽各地，去尋訪在世的與這段歷史有關的人，不但有江姐的同學好友和兒子，車耀先（許雲峯原型）的女兒、華子良的原型韓子棟、小蘿蔔頭的姐姐等，也包括正在人民監獄服刑的軍統頭目徐遠舉（徐鵬飛原型）、已在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任職的沈醉（沈養齋原型）等，以瞭解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行動的邏輯。採訪歸來，於藍等人整理出十幾份人物小傳，先後共達三十萬字之多。無論史實憑據，還是情感儲備，都不可謂不充足。也正是因為萬事俱備，要從藝術的角度找到一股最有力的東風，在電影有限的時長裏凝縮、昇華紅巖精神，反倒顯得困難。

這個難題交到了左翼戲劇和電影的開拓者之一夏衍手裏。他給出的意見出人意料：把第二稿中只有兩場戲的江姐立為主線，貫穿全片。夏衍認定，江姐會是全國人民都會關心的那一個人。於藍記憶裏，夏衍隨後説了句“別打擾我，我來改”，然後，就在廣東新會縣的玉蘭花香中，用一週的時間寫出了第三稿，片名也從《紅巖》改為《烈火中永生》。水華讀罷，認為可以拍了。

新劇本給於藍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她原本計劃通過此次拍攝學當導演，並一直在做副導演的工作，現在不得不回到主演的崗位上去，並認真琢磨夏衍的叮囑：你演江姐，不要演成劉胡蘭，也不要演成趙一曼。

這時，水華又委託於藍另一件工作：邀請趙丹出演許雲峯一角。這個選角建議，是攝影師朱今明提出的，他是趙丹的總角之交，又是新疆蒙難的獄友，認定此角色非“阿丹”莫屬。在此之前，趙、於兩人曾因籌拍魯迅傳記片有過合作，這封信由於藍來寫可謂合宜。但於藍卻備感為難，覺得以趙丹的影壇地位，請人家來演二號，不好開口。然而，當趙丹收到那封措辭懇切、婉轉的信函後，對角色比重的事毫不在意，他立刻揮毫作復：我多麼嚮往水華同志和你們一起合作的集體呀！我來，我一定來！

那一刻，趙丹或許會想起，1933年，自己在上海導演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話劇《天外》時，水華初登舞台飾演弟弟的模樣。

那封信，是趙丹連夜用當時最快捷的航空信發出的。兩天後，他收到了北影廠的邀請電報。

1964年，趙丹乘船抵達重慶。1939年他離開重慶，不久被投入牢獄；這次重回，要再賦“囚歌”。朝天門碼頭迎接他的恰是朱今明，這讓飽經滄桑的趙丹一時難以釋懷。當於藍約請他前往中美合作所等處參觀時，趙丹竟拒絕了。在羅廣斌登門之後，他的心結才打開。趙丹旋即意識到，自己對舊日重慶的熟稔，侷限於日常場景；而渣滓洞白公館的環境，單憑想象絕不可能感同身受。

在進入創作狀態後，趙丹發現，三位原作者似乎也有心結。他們對現劇本的態度，尊敬客氣又不以為然。多次懇談之後，他們才吐露真實的想法：小説遵循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富有傳奇色彩；而劇本則恪守現實主義，含蓄內斂。兩種美學意趣相去甚遠。於是，水華、於藍、朱今明等也都加入了討論。從藝術哲學的角度來看，那場討論實際上深入了中國現代文藝如何完成理論建構的層面。當他們最終把《烈火中永生》的風格確定為“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基調的涵有浪漫主義的一首壯烈的頌歌”，他們其實無意間用中國哲學裏“度”的思維完成了一次創新實踐。

與此同時，實拍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着。重慶都郵大街在北影廠美工團隊手裏變回了20世紀40年代模樣，充當羣演的重慶文工團同志發動羣眾翻箱倒櫃找出舊時衣物，最終呈現的效果堪比紀錄影像。當時的中國電影工業，有種種迫不得已的因陋就簡，也有後世過度發達的技術迷思再也無法企及的質感和誠意。

多年後，於藍在回顧這次創作時，首先提及的卻是一份遺憾：片中，江姐先是目睹城門上高懸着丈夫的頭顱，後與雙槍老太婆相會，她表現得過於堅強和自制了；如果，她哭出聲來，那會更符合江姐的心情罷。相比之下，在表現對幼子、對小蘿蔔頭的感情時，於藍的母性流露就要自然豐沛得多，那源自她從江姐真實事蹟中得到的深深震撼。另一邊，水華對江姐被捕受審一場戲的處理，空間造型充滿張力。敵人威逼利誘無果後，拉開了刑訊室的門，燒烙鐵的火焰照亮了延伸開的新空間。江姐邁進人間煉獄，神色泰然。後來，對於藍表演“英氣不足”的那一種指摘，其實反倒表明，水華所追求的藝術形象——“堅強的戰士，温柔的母親”——成功了。於藍因此受到了幾代觀眾的擁戴，而這又使她生出一絲受之有愧的不安。

甘當二號的趙丹則充分享受着創作的過癮。他最得意的兩場戲都是即興發揮而來。一是出場時遇到軍警當街檢查行人，趙丹飾演的許雲峯機警地買下一份《中央日報》以作掩護。國民黨搞的這份報紙當年是如此不受重慶人待見，以至於軍警打開時都有點意外，表演的節奏出現了小小停頓，趙丹忽然劈手奪過報紙，揚長而去，留下兩位發懵的羣演。二是許雲峯咖啡館約見甫志高，意識到此人已將黨組織陷入危險，驚怒交集。趙丹下意識動作，小匙落進杯子，噹啷一聲，提醒了許（也是趙）要剋制。到拍許被捕一場時，趙丹已化身為革命先烈，全然忘我。他從從容容站立在茶樓木梯上端，吸引着特務和叛徒所有的注意力，也頂住了全部的劇情壓力。銀幕上，趙丹沿對角線緩步踱下，英氣逼人，以至於老友謝添看罷，連呼“最夠味”“最有味”，甚至表示自己下次也一定下個樓梯。

                                  電影《烈火中永生》宣傳冊中江姐、許雲峯人物素描

一切都遵從了現實主義的藝術法則，一切也都包含着歷史和現實原本就有的浪漫與詩情。於藍等人記得，飾演小蘿蔔頭的方舒才6歲，對錶演懵懵懂懂。水華把她擁在懷裏，用手去託着她的兩隻小手，囑咐她千萬別碰傷了手中的小蝴蝶，還要讓它更高高地飛起來。1986年，學者陳犀禾道破了其中奧妙：水華在表達強烈的革命激情時，並不失其動人的生活情趣，從而使“革命”這樣一個在當時變得越來越僵硬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變得富於人性，感人至深；我們很難忘記，鐵窗之下小蘿蔔頭對自由和幸福的嚮往。

樣片出來後，郭沫若題寫了片名。先在電影圈內引起轟動，適逢其會的還有來訪的日本同行，他們不無激動地指出，這是日本絕不會有的一種電影。正如副導演趙元后來意識到的，中外電影反映監獄鬥爭的很多，但沒有一部像《烈火中永生》那樣，會出現這些場景：難友們戴着鐐銬扭秧歌，舉着旗幟輓聯在獄中開追悼會，幾名女囚秘密繡出她們想象裏的五星紅旗……

偶然的機緣，於藍得以向周恩來總理轉達了希望他來審看樣片的意願。周總理真的來了。在主創等人陪同下，他在新聞電影製片廠放映廳裏，通過藝術化影像，再次看到自己戰鬥過、留下足跡的山城。放映到龍光華烈士犧牲的場景時，周總理失聲輕呼，自語道：很感人嘛。

這次審看，不但為《烈火中永生》最終與羣眾見面鋪平了道路，還推進了創作的最終完成。周總理建議，應該補拍一場烈士英勇就義的壯烈場面，還特別囑咐，打電話把已經身在上海的趙丹召回來。這場戲，拍攝於北京西山，電影的海報也採用了許、江慷慨赴死時的造型設計。

1965年夏，《烈火中永生》正式問世，毫無懸念地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人民的讚譽，是對藝術家、藝術作品的最大肯定。

                                 從右至左：於藍、趙丹、汪洋（原北影廠廠長）、導演水華、攝影師朱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