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的團結與不團結_風聞

不管在什麼時候，歐美總是高唱盟國團結的調，誰都懂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問題是，只有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才需要發揮團結的力量；也只有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是否真團結才現原形。現在就是遇到困難的時候了。

歐美現在的困難很多，各有各的困難。

美國最大的長期困難是碰上中國崛起，而冷戰時代對付蘇聯的老辦法不好用了。中國崛起首先是經濟的，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帶來對歐美意識形態的挑戰，也在軍事上決定性地改變了力量對比。

美國突然發現，靠一己之力已經很難壓住中國崛起的勢頭了，中國製造業產值已經與美日德相提並論了。美國需要拉上歐洲（還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才有可能壓住中國。

美國還有短期困難，眼下就是通脹。通脹是供需失調的結果，解決辦法之一是提高有效供應，提高經濟活動的含金量，歐洲的能源危機正好是一個機會，美國出口的高溢價賺了不少錢，引起歐洲的巨大憤怒。德國不怎麼吭氣，知道憤怒也沒有，求人就不能挑剔。法國就按捺不住了，馬克龍公開指責美國以四倍溢價向歐洲出售液化氣。這樣的憤怒很難促進歐美團結。

美國意識形態源於歐洲，中國崛起對歐洲也是挑戰，必須説，與崛起的中國敵對在歐洲有民意基礎。這也是“務虛不務實”的歐盟領導層（包括歐洲議會）日益提高與中國對抗態勢的根源，美國影響只是一部分原因。

但歐洲最大的挑戰是經濟長期萎靡不振。歐洲在整體上生活水平較高，但在國家層面上反而上手停口停，經不起風波。不過歐洲的發展不均衡，德國、荷蘭等老歐洲國家經濟還算堅挺，但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就常年處在奉獻與救濟的邊緣，而葡萄牙、希臘等國家就是“吃救濟”的了。

另一批“吃救濟”但跳得很高的國家來自東歐，尤其是波羅的海地區。出於政治上的便利，這些前蘇聯或者華約國家將一切現狀中的困難歸結於歷史上的蘇聯佔領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皈依者狂熱”使得他們對中國高度敵對，儘管中國從未惹着他們。

歐盟是“歐洲團結”的產物，歐盟也試圖成為超國家架構，在整體上規範成員國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但歐盟在架構上就是鬆散的邦聯，歐盟領導層最多也就是“共主”，成員國具有政治、經濟、司法主權，而成員國政府對本國公民負責，不對歐盟其他成員國負責。歐洲的不團結正是來自這裏。

朔爾茨辦公室宣佈，將在11月率領龐大商務代表團訪問中國，這是重複默克爾的前規了。朔爾茨曾經是默克爾的財政部長，默克爾是冷戰後德國最成功的領導人，如果她不急流勇退，很有可能繼續出任德國總理，而朔爾茨繼續做她的財政部長。

德國在中國具有巨大的商業利益。有説法冷戰後德國經濟是被俄羅斯能源和中國市場拉火的，其實還應該加上東歐的勞動力和市場。疫情以來，不斷有人唱衰中國的發展勢頭。中國的發展速度確實受到疫情拖累，但歐美更受拖累。要是今天歐美有中國的發展速度，怕是都要笑傻了。

德國對華政治受到政治正確的綠黨的嚴重干擾，外交部長、經濟部長由綠黨的兩位並列主席出任，傳統上保守的基民盟和基社盟內部也不乏刺耳聲音，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就出自基民盟，命令德國軍艦到南海秀存在的卡倫鮑爾也是出自基民盟，都是默克爾的同黨，後者還擔任過基民盟主席。默克爾政府裏的副總理、經濟部長也是反華噪聲最大的，他來自朔爾茨的社民黨。但朔爾茨頂住綠黨和六部委（經濟部、國防部、外交部、內政部、財政部、司法部）的反對，指令“妥善處理”中遠海運入股漢堡港事宜，還將率團訪華。他將是新冠疫情爆發後第一個訪華的G7領導人，象徵意義和實質性意義不言而喻。

德國對華政治也在與歐盟對華政治分裂。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和歐盟外交負責人博雷爾一再稱中國為歐洲的挑戰，更是強調歐盟要用同一個聲音説話。朔爾茨訪華也是德國對華政治與歐盟分裂的表面化，已經引起波羅的海國家的強烈抨擊：我們為了原則退出了16+1，德國不能饒過歐盟與中國達成單獨經濟協議。

德國當然能！德國是主權國家，歐盟只是主權國傢俱樂部，在有利的時候加入協調行動，在不利的時候自行其是，這本來就是主權國家的權利。波羅的海國家想挾持歐盟，這是忘記了尾巴搖狗只有在狗願意被搖的時候才行。波羅的海國家也不應該忘了誰在歐盟內才是施主，誰才是受主。

不僅在對華政治上，在歐盟政治上，德國也表現出“走自己的路”的勢頭。烏克蘭戰爭以來，歐盟一直在推動限制乃至全面禁運俄羅斯油氣，德國一直是悄悄但堅定的反對者，因此而受到狂熱反俄的波羅的海和東歐國家的抨擊。德國還推出2000億歐元的能源救援計劃，幫助受到高價能源傷害的商户和居民。這一次，連法國都跳起來了，因為只有德國能負擔得起這樣的補貼，而補貼凸顯了歐盟內“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的差別，不僅使得其他國家居民因為差別產生怨恨和增加對政府的不滿，也使得補貼不起的國家的商業競爭力受到損害。

德國當然是從自身經濟利益出發的，這是民選的德國政府的天職。但德國政府的一系列行動也凸顯了歐洲團結只是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晴天俱樂部”。歐盟在風調雨順的時候“代表歐洲的聲音”，在狂風惡浪的時候就成為“不是選舉出來、自以為是的貴族俱樂部”了。

德國依然是歐洲的中央銀行，德國的金融政策決定了歐元。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陷入財經困境的PIGS國家強烈要求歐洲中央銀行大放水，連法國都加入了呼籲，但默克爾堅決頂住，堅持謹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尤其遭到希臘人的痛恨，甚至將她比作納粹。在德國的幫助下，希臘人經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最終走出了入不敷出的老路。如今談不上繁榮富強，但至少沒有再重蹈覆轍。

尤其是朔爾茨可能得到馬克龍的加盟。據説馬克龍提議與朔爾茨一同訪華，但被婉拒了，或許是不願意讓法國搭便車？但歐盟號稱是“全員平等”的邦聯，德國和法國比所有其他成員國都“更平等”，使得剛“晉升”到與老歐洲“平起平坐”的波羅的海國家心生不滿：德法能與中國單獨達成經濟協議，他們連上桌的資格都沒有，操作歐盟用力過度，現在連歐盟也幫不上忙了。柏林-巴黎軸心偏離布魯塞爾，對歐洲政治很難不發生重大影響。

法國談不上親華，但法國一直尋求在政治獨立的歐洲架構裏發揮支點作用，尤其是擺脱美國影響。獨立、理性的中間路線對華政治符合法國的政治理念。但從戴高樂時代開始，法國就徒有政治野心，缺乏經濟實力。德國則因為二戰包袱，經濟上埋頭髮展，政治上保持最低調。戴高樂-阿登納互助組應運而生。

冷戰結束後，歐洲政治維度的重要性降低，經濟維度的重要性提升，2008年經濟危機中德國的中流砥柱作用凸顯其實質性的領導地位，法國的作用淡出了。但在歐洲對華政治美國化的現在，德國或許需要法國頂缸，美國在歐洲能源危機中趁人之危，增加了馬克龍的深惡痛絕。朔爾茨-馬克龍互助組具有存在的理由，或許只是還不方便太公開化。

這也是歐盟的的困境。在政治上，歐盟是布魯塞爾的；但在經濟上，歐盟是柏林的。在歐盟對華政治上日益向華盛頓靠攏的時候，朔爾茨訪華是否意味着對布魯塞爾的釜底抽薪，還有待觀察。可以肯定的是，朔爾茨不是政治素人，不會不清楚走出這一步對德國國內政治、歐盟政治、歐美政治的影響。

確實，朔爾茨訪華還有歐美政治的維度。從特朗普時代開始，美國就鼓吹全面脱鈎，是因為脱不了全面的鈎才集中到半導體。但對於美國公司對華投資與合作，美國政府還是無所不用其極，竭力阻止，不惜動用法律和威脅。

德國作為歐洲經濟的領頭羊，不僅在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利益，還在積極擴大，德國公司甚至不顧德國政府（尤其是綠黨控制的經濟部和外交部）的阻止。德國大眾在新疆的工廠頂着壓力繼續運作，還在中國投資100億歐元合作組建汽車軟件公司。德國寶馬則把在英國牛津的電動迷你生產線轉移到中國，這是迷你有史以來首次在英國之外生產。蔡司也在中國投資建設新廠。

朔爾茨帶上龐大的商務代表團訪華，肯定不是來旅遊和吃北京烤鴨的。德國經濟正在面臨困難時光。歐美受到高通脹和經濟呆滯的困擾，德國面臨罕見的貿易逆差，加上罕見的赤字，急需含金量高的經貿來恢復戰後德國經濟最大的法寶：謹慎理財、量入為出。中國是今日世界上僅有的還有實質性經濟增長的最大經濟體，而且增長率大幅度穩定高於歐美。德國只有向東看，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能抱緊的地方統統抱緊”，與美國的“能脱鈎的地方儘量脱鈎”背道而馳。

當然，中國對“來自德國的愛”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德國國內的反華情節依然盛行，在中國科技和出口日益“侵入”德國舒適區的時候，德國的反華情節還增添了經濟維度。基民盟、社民黨相對代表務實，綠黨的白左則是傲慢與焦慮的混合體，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只能加深務實與傲慢-焦慮的分裂。

德國對華經貿早已過了靠中國“人傻錢多快來”而傾銷競爭力不強的產品的時代了，現在的經貿合作可謂精華盡出。但涉及到具有軍工潛力或者ICT前沿的方面，德國的經貿合作依然謹慎。比如説，德國始終不肯禁止華為，但也始終沒有準入。

德國的繼續務實和經貿合作取決於中國的繼續崛起。中國只有長期作為世界的經濟增長極，才能贏得德國的可靠合作，最終扭轉歐盟對華政治的敵對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只是理論上的，也是在實踐中屢試不爽的。剝離歐洲支持的美國就難作妖了。

中國已經是過去30年世界經濟的最大增長動力，但存量與增量同樣重要。只是在近些年，中國經濟才在存量上趨近美國和歐盟。中國“侵入”了歐美的舒適區，損害了歐美的優越感，現在傲慢與務實鬥爭的糾結期。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務實會壓倒傲慢；如果中國經濟停滯不前，傲慢會壓倒務實，甚至變本加厲地反撲，確保中國“回到應有的位置”。那時什麼牛鬼蛇神都出來了。

經濟常用GDP衡量，也常用製造業產值衡量。兩者都重要。前者決定了消費規模，後者則是經濟含金量的根本。雙循環需要消費規模才能拉動，更需要含金量的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説，經濟依然是中國的頭等大事，發展經濟才是鞏固國家安全的根本。中國製造業實力和產值超過G7+的時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里程碑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