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管制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特徵_風聞

全球金融危機提醒我們，政府能夠在預防市場失靈構成的危機中發揮重要作用。就業、安全與隱私、知識產權保護、經濟和市場的結合等方面，沒有政府的建制立規，產業轉型與創新發展將受到影響。如企業轉型與創新發展受到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引導以及知識產權、研發項目投入、園區佈局等方面的監管。以企業科技創新為例，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的條件，沒有政府的制度安排、系統政策、法律保障，就難以形成“產、學、研”的組織、協調，形成創新激勵機制。政府是促進“產、學、研、資、介”合作的重要保障，在科技創新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性職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科技創新的作用是通過科技創新戰略政策引導大型企業，以提高整個產業的科技創新水平；在政策和資金上扶持中小企業，增強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同時，積極推動科技創新機制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的重點，建立政策管理機制，以政策引導的方式促進企業增加科技創新的投入。

政府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更趨向制度安排、政策法規等方面。包括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研究開發政策、企業產品自主定價、科技獎勵政策、風險投資和融資政策、減免税政策、產業政策、社保政策、技術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政策、關税保護政策等。政府對企業科技創新具有明顯的政策影響依次為：科技創新政策、將技術開發經費打入成本政策、科技人員獎勵政策、減免税政策、產業政策、融資政策等。從企業對政府部門的需求來看，主要包括：資助科技創新，提供技術人才和市場信息，將科技創新列入政府計劃，支持高校、研究機構與企業合作，提供與國外合作機會，給予出口權和進口權許可證，減少行政干預等。

企業的技術、資金、人才等要素，主要受政策和制度、體制約束以及原始資本積累的微利因素影響，對政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制度安排、政策支持等方面。企業期待政府減少不當干預，以制度、政策的調控，間接、有效干預和優質服務，提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發展空間，為之解決風險融資、中介服務、產學研合作、信息支持等問題。這一現象，在轉型過程中表現的相當突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以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推動科技創新，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以制度化建設和優惠政策配置國內科技資源和科技力量，吸引國外技術、資金，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科技產業帶。

進入新科技革命時代，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對制度創新的影響更為深入，更為廣泛。政府公共權力的壁壘被逐漸打破，職能分工與組織結構更具有透明度及效率，政府的決策及管理形態不得不發生改變，行政監管者面臨着巨大的挑戰，要求通過構建靈活的治理結構，動態地適應快速變化的新環境、新變革。為實現政府與企業的和諧關係與規範化的互動方式，有效地吸引產學研資介積極參與，政府在優化創新體制、為企業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等方面，要不斷自我調整，適應創新網絡化、生態化的新環境，滿足科技企業對制度創新的要求。

 “制度性因素”的干預，既在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也在發達國家實行。縱觀歷史，美國的重大技術創新，大多源於政府主導的基礎研究，尤其是與軍事技術和軍事工業相關的研究領域。雷達、激光、夜視、衞星、通信、計算、超導、核能、航空、航天、數碼成像、納米技術等多種技術發明與突破背後的基礎研究，還有包括線性規劃、博弈論、社會網絡和學習型組織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以及影響科技產業轉型發展及人類社會等，都與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支持的研究項目密不可分。實際上，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等發達國家政府的職能不是削弱了，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明顯強於發展中國家。

經濟史學家Marc Law 和Sukkoo Kim（2011）就指出：“儘管美國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政府管制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特徵。”它們通過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突出科技的戰略地位，以巨資重點提高民用研究開發投入，加強對科技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直接干預的力度。美國哈佛大學丹尼·羅德瑞克教授以及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瑪麗安娜·馬祖卡託教授認為，政府對企業的支持政策不但要突破政府僅限於“競爭前階段”扶持的界線，而且要全面參與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階段。像當年做好社會保障建成“福利國家”那樣，從更深的層面上，調整政府支持創新理念的思路以及做法。政府要深度參與創新活動，不僅是通過經費投入支持科技研發，而且在科技創新產品走向市場的過程中，同創新的科學家、企業家一起承擔創新的風險，還要分享創新收益。然後再把創新的經濟成果分配給大眾，從而建成“創新型國家”。

以人工智能為例，美國從國家戰略層面出台相關規劃，制定人工智能相關政策和法律，還建立了政府為主導的聯合協同推進機制。2016年5月，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直屬的美國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NSTC）設立了機器學習與人工智能分委會（MLAI），該機構與其他相關機構一道組織編寫了《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準備》《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和《人工智能、自動化與經濟報告》。通過實施《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明確研發優先重點，以解決戰略研究目標，將聯邦投資重點放在行業不太可能投資的領域，並解決擴大和維持人工智能研發人才渠道的需求。

再以Apple iphone為例，它的幾乎每一項技術也都來源於美國聯邦政府的投資資助。實際上，喬布斯是在公共投資產生的科技成果上面設計產品。如果沒有靜態RAM緩存、點擊輪、鏗離子電池、信號壓縮、液晶顯示器、微硬盤、微型處理器、多觸摸屏、SIRI, HTTP/HTML、蜂窩技術、英特網，iphone就不可能如此智能。上述的每項技術，在其早期階段，無一不是由政府的公共資金進行鉅額投入，並由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公共組織實施研究（如表16—5所示）。類似的谷歌搜索的算法，作為其財富的源泉，也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贈款資助的。20世紀70年代生物科技的重要突破性進展表明，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署在計算機產業扮演的角色也絕不是孤例。Mazzucato（2016）把美國政府的這類角色定義為創造和塑形新的市場，這種市場具備點燃增長的潛在可能性，使增長更加引領創新、更加內生和更可持續。

表16—5   “智能”iphone依賴的技術背後的國家或政府機構

發展中國家處在科技產業化、市場化發展階段，企業科技創新面臨資金、信息、人才等許多困難，同樣亟待政府提供部門之間的制度創新、組織協調和政策支持。如​：利用知識資本和金融資本運作的創新機制和政策；穩定和留住人才的政策環境；運用風險投資政策解決科技創新資金短缺、無形資產、知識產權評估管理等問題。

摘自隋映輝：《科技產業經濟學》，當代中國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