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上八里橋往事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貳拾伍》期原創文章，轉載請後台留言，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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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賦予了它們全新的使命，從而昇華為一種精神的火種和民族的象徵。

　　

　　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是中國留給世界的奇蹟。最北段通惠河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春由都水監郭守敬主持開鑿的一條人工運河。這條北京地區最重要的人工河道是“上自昌平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清水，至西水門入都城，南匯為大都城西北積水潭，東南出大都城東之文明門，延伸至京郊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元史· 卷六十四· 志第十六· 河渠一》）。河道開通後，南方的物資通過這條生命線不斷輸入北京，為元明清時代京師的發展提供最便捷的物資運輸渠道，也給都城百姓提供了生產、生活的保障。

　　元明兩代利用北京西北角燕山山脈的泉水，經過玉泉山、長河等導入北京城中，再經由通惠河連接大運河。

　　中國大運河遺產區界樁

　　在這條十分重要和著名的漕河上，**永通橋是大運河北京地區段唯一的一座大型石拱橋。**明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簡敍其歷史背景與所處的位置：

　　通惠河，在州城西，即大通河也。自京城東至州城南，會於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三百里，俱曰通惠河。元至元十七年，浚通州運河，即此。今城西六里有永通橋，跨通惠河之上，明正統十三年建。

　　顧祖禹稱永通橋距離城西六里，乃是因永通橋距離通州東門六里，又因永通橋距離通州中心最高點觀音塔八里，所以俗稱八里橋。開鑿後的通惠河，兩岸坡度較大、河水湍急，大大加快了漕船行進的速度，但跨越河上的永通橋，原是一座簡單的木橋，嚴重影響了被明人稱為“陸運京儲之通道”的暢通。

　　永通橋文保碑

　　明英宗正統初年（1436），內宮太監李德稟奏明英宗，建議改建高拱石橋，英宗准奏。正統十一年（1446）八月開建，到正統十三年（1448）十二月石橋竣工，英宗賜名“永通橋”。

　　通惠河上的一座木橋改為石橋的基建工程，竟然“驚動”當朝皇上，先是准奏，後又賜名，其間有非常深刻的歷史背景。靖難之變，燕王以叔父藩王身份起兵，奪去了侄兒建文帝的皇位，明朝皇位帝系由長子朱標一系轉為朱棣一系後，新皇帝朱棣以種種藉口常駐自己的大本營北平，燕王舊地事實上成為整個明廷中樞的駐地，北平因而被稱為“北平行在”。明成祖朱棣大力改建原北平城，陸續建設宮室與壇廟等皇家建築，為正式遷都做準備，直至永樂十九年（1421），他下令遷都北平，也只是政治中心的轉移，並不是定都的標誌，北平仍是大明帝國“行在”，南京才是國都。甚至，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相繼在北京昌平天壽山地區建設陵墓，意在大明天子永駐北平，但是也沒有從法理上宣佈正式建都北平，“北平行在”在法理意義上依舊是臨時國都的性質。

　　永通橋護欄神獸

　　正統六年（1441）十一月初一日，英宗御朝親政的當天，才正式頒旨易“北平行在”為北京（順天府），正式定都北京，並把朱元璋所定都城稱為南京（應天府），仍然留有六部等中央機構以及京城全套衙署，這是明代兩都體制的正式形成，明廷從法理上宣佈北京為大明朝的國都。通惠河上的永通橋，既方便了京師文武百官和百姓的出行，是京師地區地標性的建築，也是為配合明廷正式遷都北京的一項政治工程。

　　正統十三年（1448）永通橋完成後，英宗請大臣李時勉作《敕建永通橋記》：

　　朝廷遷都北京，建萬世不拔之丕基，而漕運實軍國所資重務也。故興役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緒。橋南北五千尺，為水道三券，券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錮以鐵券、水石，護以鐵柱，當其衝橋。東西二百尺，兩傍欄檻，皆以石為之。作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祀河神，而以玄帝鎮之經。

　　永通橋因佔據京師東面水陸路要衝，是為北京地區東面道路咽喉。因其位於距通州城中心最高點觀音塔八里處，俗稱“八里橋”。其長50米，寬16 米，中券高大，高8.5 米，寬6.7 米，漕船等船過券洞時不必低帆，可以順利直行；側孔低小，高3.5 米，闊3.5 米。永通橋遠望之若長虹卧川、月輪墮水。橋東西兩邊建成時有牌樓，附近有河神廟，橋上望柱有獅子雕刻，兩邊駁岸有鎮水獸等雕刻，惟妙惟肖，總體非常壯觀。

　　永通橋石橋的建成，不僅解決了京師東面的交通問題，順帶整修了兩岸景觀，為都城近郊通惠河增加了一個美麗壯觀的景點“長橋映月”，是為明清兩代的通州八景之一，與北京西南面盧溝橋之景觀“盧溝曉月”相稱。老北京因京東八里橋與京西盧溝橋、京北朝宗橋並立於京畿地區交通要道，有“京師三橋”之説。清代乾隆進士陳昌圖一次泛舟通惠河有詩曰：

　　春日泛舟通惠河

　　喚得沙棠穩趁流，綠波瀰瀰接皇州。船如天上坐原好，水似江南漲不收。香稻雲帆輸歷歷，長虹月影浸悠悠。（原注：長橋映月為通州八景之一，蓋指八里橋也）巨川舟楫憑康濟，蓄泄關心記舊遊。

　　陳昌圖是南方杭州人，但見通惠河“水似江南”，可見當時水量之大。運輸貢糧的糧船通過八里橋，倒映在河水中，隨着運河中波濤悠悠而動。

　　清代道光進士李煥文也在其《長橋映月》詩中寫道：

　　湖溯昆明引玉泉，虹橋八里卧晴川。石欄擁似天衢入，畫舫搖從月窟穿。萬斛舟停蘆蕩雪，百商車碾桂輪煙。漁燈蟹火鳴徵鐸，驚起蛟龍夜不眠。

　　此詩以白描的手法，把通惠河與八里橋作了簡述，河面千帆競發，運糧船隻川流不息，夜間燈火通明，十分震撼，表達了作者對“長橋映月”美景的讚譽之情。

　　永通橋石獅

　　作為通州八景之一的永通橋不僅吸引明清朝很多人慕名參觀。還得到周邊國家友人的高度稱讚。清乾隆時，朝鮮使節樸趾源第一次來到北京，見到永通橋後，極其震撼，留下這樣的記載：

　　行至永通橋，一名八里橋也，長數百丈，廣十餘丈，虹空高十餘丈。左右設欄，欄頭坐數百狻猊，雕刻之工類圓章細鈕。橋下舟楫直達朝陽門外，復以小船開閘理酒，以入太倉雲。自通州至皇城四十里間，鋪石為梁，鐵輪相搏，車聲益壯，令人心神震盪不率。

　　在朝鮮使節樸趾源關於永通橋的記錄中，永通橋有數百丈，不符合事實，但也足見永通橋強大的視覺衝擊力。

　　這座明代建成的永通橋，至清乾隆時期風采依舊。橋下千帆競渡，橋上車水馬龍。永通橋建成後，明廷一鼓作氣，把永通橋連接起來的京師朝陽門至通州的原夯土路，鋪設了石板，全面提升北京城到通州的陸路交通線路，卻因而忽視了對通惠河疏浚。在國事蜩螗的明末，通惠河還是擺脱不了逐漸淤塞的命運，運力逐年下降，明初設計時應有的漕運能力，再也沒有發揮出來。

　　永通橋岸邊鎮水獸

　　其實，早在明朝永樂年間，通惠河的運力即捉襟見肘，無法滿足北平行在上百萬人的物資供應。永樂二十一年（1423），平江伯陳瑄曾建言:“每歲饋運，若悉輸京倉，陸行往還八十餘里，不免延遲妨誤。計官軍一歲可三運，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貯通州倉為便。”多年以後的成化八年（1472），在確定漕運糧食定額後，又有“正兑入京倉，改兑入通倉”的説法，一部分漕糧安置在通州糧倉，大部分用陸路運輸到京，而永通橋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陸路通道。儘管當時通惠河淤塞還並不十分嚴重，明人已經認識到通惠河的運力的侷限。這也是正統年間明廷建設永通橋，從而改善京師至通州的陸路交通動力和決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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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建立後，順治帝建都北京，通州道路依然是國門咽喉，永通橋及京師與通州道路，仍舊是新朝門面。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令户部籌資修繕永通橋，並重修京師與通州道路。為記載彰揚此事，雍正皇帝親自撰文，在永通橋東立了“御製通州石道碑”。此碑高約5 米，寬1.63 米，碑砆（石座）高約2 米，總高近7 米，蔚為壯觀。正面雕鐫滿漢兩種文字。雍正御製石碑雖已歷經二百多年的風雨侵蝕，但至今螭形花飾、贔鳳雕形，依然完整無損，安靜佇立在永通橋附近，為過往行人訴説着歷歷往事。

　　御製通州石道碑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突破清軍大沽口防線，準備一舉向北京進發。當時清軍統帥僧格林沁大軍行營設在通州與張家灣之間的郭家墳，其率領的馬步隊1.7 萬人駐紮張家灣至八里橋一線，扼守通向通州及京師的大道，其中張家灣駐馬步隊1000 人，副督統格繃額統帶大隊3000 人駐張家灣東面和南面，準備正面迎擊來犯之敵。在張家灣西南的馬駒橋和馬駒橋東南的採育，分駐馬隊2000 人，以防聯軍從馬頭直接西進，繞道進京。直隸提督成保率4000 人防守通州，禮部尚書瑞麟率京營8000 人、副督統伊勒東阿帶馬步隊4000 人守八里橋，光祿寺卿勝保率京營5000 人駐守定福莊，以備增援。咸豐十年（1860）八月，八里橋這個詞頻頻出現在紫禁城與英法最高國防會議的文件上，成為當時世界新聞的焦點。據清進士唐鑑回憶，僧格林沁因為八里橋高大雄偉，又是京師——通州交通孔道，特意把部分炮台安置在八里橋上。清人唐鑑説，“通州之西，有八里橋。庚申之變，僧邸海口之防，為漢奸所誤，乃致敗衄。退至此橋，據橋為炮台。及戰又敗，遂不支。至今橋東面石欄缺折，乃為炮所傷者，存之亦折檻之意歟”。僧格林沁過度迷戀蒙古、滿洲八旗騎兵的力量。他以設在八里橋簡易炮台為後盾，指揮兩萬多騎兵在廣袤的平原上，向着英法聯軍陣地衝鋒。卻不知英法聯軍的各種火器在開闊的視野下，更能夠發揮現代化武器的威力，而且八里橋上安放的清軍火炮也不是英法聯軍先進滑膛炮的對手，如唐鑑所説，八里橋東面欄杆皆被聯軍精準炮火所損毀。此戰中，在英法聯軍最先進的滑膛炮和線膛步槍的攻擊下，清軍馬隊衝鋒被打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但這些英勇無畏、不屈不撓的騎兵勇士，他們依舊在前仆後繼地衝鋒着，甚至逼近了敵軍陣地50 餘米的距離。可惜的是，這50 米的距離，成了清軍無法逾越的鴻溝，也成了八里橋抵禦外侮的絕響。英法聯軍在八里橋擊退僧格林沁統率的清軍後，輕而易舉就來到了北京城外，嚇得咸豐皇帝倉皇逃往承德避暑山莊，北京無人防守，隨後英法聯軍以種種藉口，劫掠焚燬圓明園，成為中華民族傷心之最痛處。

　　光緒六年（1880），名士張佩綸（張愛玲的祖父）路過八里橋，感嘆如此高峨威嚴的八里橋，為何抵擋不住聯軍的攻擊。

　　初四日（10 月7 日）與蔡輔臣吉士、容舫侄出都，輔臣同載。至八里橋，顧輔臣曰：“此可守也。僧邸何以致敗？”輿者曰：“君不見某公墓樹乎？僧邸將戰，先期命農家皆割新禾，守冢户皆刊林木。於是，十里之內一無障蔽，意欲便騎兵馳逐，反為英人所乘，遂致敗績。”今他冢均植新樹，惟某公墓樹皆截頂，望之慘然。

　　1860 年12 月22 日《倫敦新聞畫報》刊登的八里橋之戰版畫

　　同行蔡輔臣告訴他，僧格林沁為了馬隊的衝鋒，把八里橋附近的莊稼、墳樹等遮蔽物都砍掉了，雖然方便了清軍馬隊的衝鋒，但是為英法聯軍提供了廣闊的視野，使之瞄準射擊更有準確性，可見僧格林沁對於現代化戰爭的一知半解。張佩綸與同行的朋友雖然批判僧格林沁統軍的失誤，但是他們在談話中還是沒有涉及戰爭勝負之深層次原因，那就是東西方政治、文化、科技制度已經有了根本性的不同，英法聯軍背後科技、軍事人才培養、後勤等都非常現代化，甚至這次英法聯軍設置了專門前線醫療救護隊，是為現代戰地醫院的先驅，這是用長矛大刀衝鋒的清軍不能比的。八里橋的清軍，無法抵禦英法聯軍進軍北京的步伐，終至慘敗於橋下。但是，八里橋阻擊戰不失為清軍騎兵最後的倔強，是面對外國侵略最後的堅強。

　　結語

　　明朝定都北京，永通橋（八里橋）應運而生。它高大、雄偉、壯麗，坐落於明清兩代都城北京“東門孔道”之上，是兩個王朝的門面，震撼了明清兩代文士與朝鮮等國使節，也成為兩代文士重要的遊玩和吟詠的取景地。

　　永通橋側影

　　也正是因為其扼住交通要道，處於咽喉地位，近代以來，來自海上的侵略者無一不通過此橋進入北京，因而永通橋（八里橋）一次又一次成為抵禦外侮的前線。戰爭炮火給它留下深深的傷痕的同時，也輝映着中國人民不屈不撓抗擊外敵入侵的精神。一直以來，這座橋與盧溝橋一樣，佇立在北京的周圍，拱衞着京師的安全，它們的命運與古老的北京城休慼相關。不經意之間，卻在近代的大變局中，歷史賦予了它們全新的使命，從而昇華為一種精神的火種和民族的象徵。從它們滄桑的容顏中，我們讀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味着中華民族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