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深圳？_風聞

**導語：**中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中，深圳是個極具代表性的城市。從早期的小漁村成長為一座聚集各類創新企業的現代化都市。驚人轉變的背後，深圳究竟與其他城市有何不同？

王劍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1

春天的故事

1992年1月19日，88歲的鄧小平再次來到深圳視察。

到了賓館後，鄧小平謝絕休息，他説“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處去看看”。

深圳國貿中心大廈53層旋轉餐廳，鄧小平俯瞰城市新貌，久久沒有吭聲。

等他醒過神，動情地對身邊人説：

“深圳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

鄧小平離開南方後兩個月，3月26日，《深圳特區報》刊登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

隔天，全國報紙都開始轉發這篇文章，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深圳。

文章發表後，全國有上百萬人前來深圳考察。

當時的深圳市政府每天馬不停蹄接待各類考察隊伍，最忙時，曾同時接待六十個考察團。

考察者中有部長，有省長、市長，還有數不清的縣長、鄉長，以及各類廠長。

內地人還充滿好奇，境外商人已先行一步。

在深圳市政府的邀請下，郭台銘在深圳黃田的富士康工廠正式開工建設。

開工儀式上，郭台銘擺桌焚香，禱告自此財源滾滾。

1992年，富士康深圳黃田廠開工建設儀式

嫋嫋煙霧中，李嘉誠也在深圳創辦長和實業。嗅覺敏鋭的他曾説，中國發展前景非常廣闊，未來將拿出25%資產投資內地。

長和實業籌建初期，公司人事詢問他招聘意見，李嘉誠説，必須懂普通話。

深圳本地方言是粵語，可沒辦法，太多説普通話的人來到這裏“淘金”。

第一次來深圳的人，從火車站坐上公交車，首先聽見的就是那句清脆的普通話播報聲：同在一方熱土，共創美好明天。

車外，到處是喧鬧的打樁聲，城市裏瀰漫着工地飛揚起的塵土，創業者的夢想在那年夏天從深圳開始起航。

那年，位於深圳龍崗區的華為已成立四年，憑藉自己研發成功的用户交換機，悄悄“殺”入通信行業。

任正非在公司內部啓用工號制，他是1號。

華為最早只是是香港鴻年公司通信交換機的代理商，創業初期，任正非的目標就是“活下來”。

此時，從北京有色金屬研究院派駐深圳工作的王傳福已是正處級的領導。

與所有來深圳考察的體制內的官員一樣，他被這座朝氣蓬勃的城市所震撼，內心湧起一陣悸動。

當時，馬化騰還在深圳大學計算機系讀書，面對剛剛興起的BP機熱潮，他的理想還只是成為一名開發尋呼系統的工程師。

當他從深大坐公交車去市中心時，看到深南大道與紅嶺路交叉口，豎起了一幅巨大的鄧小平畫像。

畫像的一側書寫着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人們從天南海北趕往深圳，生怕再次錯過歷史機遇。

川流不息的人潮感染了廣東電視台音樂總監李海鷹，揮筆寫下一首《走四方》。

伴隨演唱者韓磊低沉的嗓音，深圳又迎來一位黑龍江的文人，57歲的蔣開儒。他從穆稜縣的文聯主席崗位離職，來深圳一家企業打工。

從北國來到南方，他沐浴着温暖的陽光，興致昂揚的他當即譜寫了一首歌。

那首歌的名字叫《春天的故事》，從南自北，響徹神州大地。

2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春風雖然吹遍整個南方，但深圳卻憂心忡忡，壓力巨大。

深圳從一個沿海漁村迅速煥發活力，靠的是早年通過改革開放政策和便利的地理條件，確定了“三來一補”的政策。

由於深圳早期吃到產業轉移的紅利，深圳的經濟結構逐步形成了外向型經濟結構，出口額年年攀升，從1987年出口總額位居全國城市第三，到1993年，出口貿易總額已開始連續位居全國第一位。

但與此同時，90年代中期的深圳GDP增速卻從初期的50%，逐漸滑落至20%，早已危機四伏。

從80年代末開始，珠三角地區為境外從事加工業務的工人達200多萬，深圳也承接了不少境外加工業務。

雖然“三來一補”的模式解決了不少就業問題，培養出大量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經濟也得到較快提升，但這種粗放型的生產模式也制約了高技術產業的生長與發展。

隨後十多年間，許多產業的簡單加工和模仿演變為了光明正大地抄襲，一度使得“深圳產”成為“山寨”的代名詞。

1990年，浦東對外開放後，各項優惠政策吸引了諸多外企紛紛落户上海。

隨後，距離上海咫尺的江蘇，以“蘇州新加坡工業園”、蘇南縣域經濟為代表的江蘇迅猛崛起，對最先踏出開放腳步的廣東虎視眈眈。

被稱為“特區不特”深圳也感受到了後來者的覬覦，同時還面臨着土地空間限制、能源和水資源短缺、人口膨脹壓力、環境承載力“四個難以為繼”的瓶頸性制約。

改革雖説是深圳的“標籤”，可由於經濟高速發展，改革最終也觸及了體制踐行者的利益，反而變得阻力重重。

很長一段時間，深圳始終難以擺脱桎梏，眼睜睜看着自己從昔日的“天之驕子”淪為平庸。這種背景下，深圳如果不擺脱昔日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必定會裹足不前，被後來者趕上。

甚至就連深圳一直比拼的香港，也只能望其項背。

1997年，香港迴歸那年，全港GDP為1774億美元（約合12761億元人民幣）；深圳GDP為1297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香港的十分之一，依然遙不可及。

深圳聚集了許多人才，他們為了夢想而來，渴望在這裏大顯身手。

當願景落空，焦慮便不可避免地放大。

2002年11月，一位自稱“我為伊狂”的網民，在人民網“強國論壇”發表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文章，轟動全網。

文章提到當時的深圳，因為超前的發展被寄予了太多的厚望。但隨着外來人口迅速增加、水電供應緊張、交通和通信跟不上等問題接踵而來。

文章經《南方都市報》報道後，得到時任深圳市長于幼軍的關注。在媒體牽線下，於市長與該網友對談兩個半小時。

於市長事後説，這是平等坦承的對話，網友愛之深，才責之切。

倆人對話時，變革和創新成為深圳正在悄悄謀劃的轉型之路，選擇突圍傳統的佔地型經濟，向質量型增長道路邁進。

困惑中的深圳開始思考，什麼是更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

此時，全球正掀起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要突破口的新一輪技術革命。身處時代潮流的深圳也下定決心：將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支柱。

3

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曾提出“企業創新理論”，他認為企業發展關鍵是在市場機制引導下，向最具有利潤空間的領域和地域流動。他同時指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將能在未來創造出令人難以想象的高利潤空間。

縱觀深圳後來一系列的發展，似乎驗證了熊彼特的理論。眾多品牌經過市場的廝殺，不斷淘汰、成長並壯大，最終成為市場經濟的一面旗幟。

撇開宏大的歷史視角，從一個城市最有代表性的企業的成長入手，或許更能清晰地窺見一個城市發展的真實軌跡。

華為成為民企中的“標杆”後，很多人來華為考察，都有個疑問：沒有中央和地方的投資，華為是怎麼搞起來的？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如實回答道：“我們是靠一份紅頭文件起家的。”

任正非所説的“紅頭文件”，是指198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的《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規定》。

因為這份文件，原本只是香港交換機代理商的任正非才敢揣着兩萬多元，白手起家。

1993年，華為憑藉研發的C&C08交換機從浙江義烏開局，隨後做到年銷售15億元。此後幾乎每年翻倍增長，成為全球歷史上銷量最大的交換機。

當時，整個華為的研發團隊平均年齡只有25歲，這些青年才俊都是華為從全國前十所理工院校高薪招聘而來。

華為放出豪言，“工科碩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一口氣從全國招了2000名畢業生。

2000年，全國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是780元；本科生在華為每月可拿到5000元，碩士生8800元，年終還有數萬到數十萬不等的分紅。

彼時，深圳的富士康，郭台銘開會時抱怨，“華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們很多同事都告退去華為，能拿到兩倍的薪水。”

郭台銘話音剛落，“告退”的員工更多了。

因為《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規定》這份文件的出台，深圳華強北隨即誕生了許多科技園，湧現出無數中小型科技企業。

1998年，馬化騰與好友張志東辭職創業，他倆在華強北賽格科技園一間不足30平的辦公室內，共同暢想未來：三年後，騰訊的員工達到18人。

千禧年的春天，隨着幾家中國互聯網公司登陸大洋彼岸的納斯達克，深圳的馬化騰成了受益者。

馬化騰那份改了六版，只有二十多頁的騰訊商業計劃書，遇到了IDG和盈科數碼，成功融資200萬美元，從此掀開了國內互聯網社交的浪潮。

2004年，馬化騰帶領騰訊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掛牌上市，員工超過千人，QQ在線人數已超過3億人。

這年，王傳福剛以全國最大的充電電池製造商身份闖入汽車行業，創立了比亞迪汽車。

選擇在深圳造車，是因為他在生產電池期間，早就感受到深圳成熟的製造業羣和完整的產業鏈供應體系帶來的種種便利。

從造電池到造汽車，王傳福靠的是“半自動化加人工”，把人力資源挖掘到了極致。

這種看似粗糙的技術特色，卻大幅降低了生產成本，將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工藝改進自始至終地融入到了製造業的各個環節。

同時，這種靈活機動的模式，不僅避免了批量加工出錯後的大規模召回難題，也培養了比亞迪在整個產業鏈的“垂直整合能力”。

因此，李澤湘鼓勵汪滔將大疆總部設在深圳，就是看中這裏地處珠三角，擁有全世界完整的製造業體系。無論是買零件還是開模具，都比歐美國家高效省力。

鼓勵科技創新與高效務實，是深圳確立以科技創新為發展目標的底色，也成為華為、騰訊以及比亞迪、大疆等科技創新企業紮根於此的重要因素。

吸引科技型企業落户深圳，或許來自周邊強大的產業鏈吸引。但是能把五湖四海的人留下，靠的是一種開放包容的態度。

4

來了就是深圳人

約翰·列儂曾解釋披頭士樂隊選擇美國發展的原因：

“古羅馬帝國時期，當時的哲學家和詩人都要去羅馬，因為那裏是世界的中心，我們今天來紐約，因為這裏是世界的中心。”

這句話，對深圳也同樣適用。

深圳是中國最早也是最典型的移民城市，千萬級的人口構成中，90%以上的人口都是“外地人”。

因此有人説，深圳是一個沒有外地人的地方，也是一個沒有本地人的地方。

四面八方的人懷着夢想來到深圳，讓這些年輕人選擇留在深圳，背後是城市對創新者的包容和尊重，海納百川的包容文化背景又是創新的土壤。

因為大家都是來自外地，沒有“排外”的困擾，更沒有互相瞧不起的城市氛圍。

來到深圳的有名校的“海歸”，有來自國內重點院校的精英，也有普通的技術工人。不管是誰，只要來到這裏，每一個夢想都是機會，每一個領域都是藍海。

“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話激勵了無數人選擇將深圳作為人生的落腳點。

深圳特區設立之初規定，外地人才到深圳就分房，高級工程師或處級幹部分三室一廳，工程師或科級幹部分兩室一廳。

數萬人才浩蕩南下，勢不可當。

深圳尊重成功者，也能包容失敗者，更能夠容納不同的文化和個性，任何創新都可以在這座城市找到實現的機會，沒人會在乎他到此操的是什麼口音。

包容文化是創新的土壤，孕育了無數生機和活力。

在這裏，夢想可以恣意縱橫，命運垂青着每一位努力奮鬥的普通人。

深圳的街頭，無論是華強北電子城的攤主，還是行色匆匆的白領，只要是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尊重，因為誰也不敢保證他們中間會不會冒出一個新的超級富豪。

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託在研究資源配置時，提出了一個“帕累托最優（效率）”論：成功的經濟機制離不開三個評價標準：信息的有效利用，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激勵相容。

深圳的快速發展，正好符合這三個標準。

作為特區，深圳有着先天的政策優勢，信息資源遠超內地城市；作為珠三角地區重要的出口加工型產業基地，深圳已逐漸形成從製造到支付全覆蓋的產業鏈閉環，各類資源配置在市場的調控下逐漸趨於完善。

不過，深圳最大的資本是背後雄厚的人才資源。

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深圳以兼容幷蓄之勢匯入了貿易、製造、電子、互聯網等多個領域的技術人才，而且通過各種激勵機制留住了人，成就了今天的深圳。

因此，在別的城市發展逐漸為老齡化所困擾時，深圳卻能享用着平均年齡僅有35歲的人口紅利。

2018年，深圳GDP按美元平均匯率計算超過香港，首次成為華南地區經濟總量最大的城市。

城市的包容性和無限潛力，讓創業者不迷信背景和權力，在市場之手的指揮下，依靠“不怎麼管”的營商環境，才最終營造出深圳的經濟奇蹟。

不過，深圳的“不怎麼管”並非“不管”，而是該出手時就出手。

疫情中，深圳除了宣佈緩徵、少徵企業部分税收，還發放超過750億元的補貼，同時還向居民發放了5億元的個人電子消費券。

這筆補貼數額遠超內地很多城市，讓無數企業和居民很是豔羨。

深圳如此“財大氣粗”，是因為後面站着一位“隱形富豪”，深圳國資委。

5

深圳國資委

2021年，深圳國資委市屬企業的淨利潤是861億元，日均利潤2.36億元。

即便近三年受疫情影響，經濟低迷，深圳國資委市屬企業也平均每年都為深圳市貢獻超過1000億元的税收，深圳比很多省會城市的全年税收總額還要高。

深圳國資委為何這麼有錢？

這是由於深圳國資委擁有全資、控股企業41家，其中上市公司13家，包括中國平安、鯤鵬資本、萬科、深圳地鐵、深糧控股等都是旗下資產。

這些企業不僅涉及深圳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地鐵、機場、港口、高速等國家基建項目。

這些企業的營收也因深圳的經濟發展，收益豐厚。從1979年到2019年，深圳的國有經濟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為28.7%，深圳國資委的總資產已增長了24600倍。

截至2021年，深圳國資委直接間接控制的經濟總量為4.41萬億元左右。

當深圳企業出現危機時，最先站出來的總是深圳國資委。

寶萬之爭時，深圳國資委動用663.72億元，成為萬科第一大股東。

華為深陷美國製裁令圍剿，無芯可用的困境時，深圳國資委果斷接盤，斥資2609億元買下榮耀手機，既給進退維谷的華為帶來寶貴的現金流，也讓榮耀得以用新的身份繼續發展。

當恒大出現債務危機，是深圳國資委馳援250億元救急；蘇寧易購發生動盪時，又是深圳國資委買下其23%的股份；上市公司兆馳股份遇到困境時，還是深圳國資委買下其19.73%的股份。

買下這些公司股份後，深圳國資委並非只當“甩手掌櫃”，而是積極對其股權和治理架構進行優化，盡最大可能讓這些企業擺脱困境，重新復甦。

雖然處處都離不開深圳國資委的身影，可它又儘量不“拋頭露面”。

一直以來，深圳市國資委入股的各類企業，深圳國資委並不直接介入，而是通過各類投資公司以“比例擔保”“擔保分紅”“擔保換股權”等擔保方式，參與其經營投資。

簡單説，深圳市國資委只管資本運作，但不行使政府職能，也不干預企業正常經營。

這種模式實際來源於深圳一直對標的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

“淡馬錫模式”是指國家不參與管理公司，而是通過董事會，再由董事會聘請經理人來打理。新加坡超過六成企業都是以此模式運作，且無一虧損。

當深圳國資委將這種模式引入到高新技術企業後，自身就變成了“以支持科技和產業創新為戰略目標的深圳市級科技金控平台”，成為企業發展的堅強後盾。

深圳國資委的眼睛也不只盯着企業，各種民生服務都在其職權範圍。

深圳市100%的城市管道燃氣供應、100%的生活垃圾焚燒、99%的供水、80%的果蔬交易、70%的公共交通服務、71.5%的儲備糧、100%的儲備油、90%的高速公路運營……幾乎都來自深圳國資委旗下公司。

深圳市的人才住房保障問題，是深圳國資委聯合市住建局，組建人才安居集團來解決；日常交通，是深圳國資委聯合市屬房地產企業，實施“軌道+物業”模式，加快城市一體化建設。

疫情中，深圳也曾實行過全城靜默，但人們並不慌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深圳最大的“菜籃子”海吉星將會保障到每户家庭，這個海吉星就是深圳國資委的下屬企業。

事實也證明，海吉星也確實沒讓大家失望。

深圳的故事隨着大灣區的設立還在描繪中，紅利仍埋藏在遙遠的未來。

“如果不是在深圳，騰訊還會不會是今天的騰訊？”

2016年春天，馬化騰撰文發問。

文章中，馬化騰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他的字裏行間表達了身處深圳的慶幸。

其實，無論成功還是失敗，每個發生在深圳的創業故事都值得銘記。

讓我們將時間指針撥回到40年前，當鄧小平視察完深圳準備乘車去珠海時，他忽然轉身對送行的深圳主要負責領導説：“你們要搞快一點。”

承載了光榮與夢想的深圳在此按下了加速鍵，風馳電掣的時代呼嘯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