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的流亡生活：2 皇帝與納粹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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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的流亡生活：1 皇帝的黃昏戀

德國電視劇《巴比倫柏林》（BabylonBerlin）是一部以魏瑪共和國為時代背景的犯罪劇。其中有一個情節是，政府、軍隊和警察當中的右翼分子試圖發動政變，推翻魏瑪民主制度。這沒什麼稀奇，魏瑪共和國風雨飄搖，不斷遭到來自政治光譜左右兩邊的攻擊，發生過許多政變，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希特勒剛出道時發動的啤酒館政變。但稀奇的是，電視劇中的密謀分子的宏圖大略居然是迎回威廉二世、復辟帝制。

電視劇《巴比倫柏林》中的保皇黨人

這是不符合史實的，因為歷史上反對魏瑪共和國的右派政變當中，幾乎完全沒有保皇黨人的身影。右派發動政變的目的一般是建立軍事獨裁和保守派專政，但沒有人想到要重建帝國。德國的君主主義者並沒有為了迎回流亡荷蘭的老皇帝而動一根指頭。

果然，我讀了《巴比倫柏林》的原著小説《濕魚》（Der nasse Fisch）之後發現，保皇黨人政變的這個橋段，是電視劇的編劇虛構的，原著小説對這一段的處理要合理得多：政變分子不是保皇黨人，而是與納粹勾結的極右翼分子。

君主主義的衰敗

在荷蘭流亡期間，威廉二世一直在夢想復辟，但始終沒能實現。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保皇黨人（或者叫君主主義者）的勢力已經極度衰敗了。而殘餘的保皇黨人願意保的“皇”也不再是威廉二世本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皇帝在廣大德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公信力已經跌到了谷底。右派當中很多人希望他領兵鎮壓革命、死扛到底，或者退位，或者，他還可以去死呀！在很多右派人士看來，在洪水滔天的危急時刻，皇帝應當親自上戰場，向協約國軍隊發起最後的攻擊，轟轟烈烈地戰死。這樣才能捍衞君主制的威望，讓君主制有希望在德國生存下去，併為後世留下光輝燦爛的象徵符號。

然而，皇帝做了最壞的選擇。他不肯及時退位，沒有勇敢地鎮壓革命，也沒有以死挽回榮譽，而是不加抵抗地溜之大吉。一些年紀較大的貴族相信，皇帝本人有堅強的戰鬥意志，但他身邊簇擁着軟弱無能的謀臣，這些人慫恿和背叛他，誘騙他走上了逃亡的不光彩道路。而更多貴族相信，皇帝這麼做是臨陣脱逃，是當了可恥的逃兵。原本在第二帝國後半期，貴族圈子（尤其是下級貴族）裏就對威廉二世有諸多批評和不滿（比如批評他拉攏和勾結資產階級，尤其是猶太資本家，忽視了貴族的利益），而當逃兵的皇帝的威望更是一落千丈。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聞名遐邇（或者説臭名遠揚）的右翼人士和準軍事組織領導人赫爾曼·埃爾哈特（HermannEhrhardt，1881—1971）能夠代表相當右派的立場。他説，皇帝和皇儲在1918年11月有兩個選擇，要麼“率領幾個近衞團向柏林進軍，徹底粉碎赤匪”，要麼“手執利劍，戰死在通往自己寶座的台階上”。1919年，有傳聞説協約國打算要求德國交出皇帝，將其作為戰犯審判。埃爾哈特和其他一些舊軍官安排了計劃，打算突襲皇帝在荷蘭的流亡地，將他救走。這時他對皇帝還有一份忠心。而到了1926年，他就公開譴責皇帝在危急關頭背棄了德國，背叛了貴族和人民。還有一羣年輕貴族軍官也公開表態：“從此我們應當將君主制和具體的某位君主作嚴格區分，因為這位君主背叛了君主制。”

多倫宮門口的威廉二世雕像， Max Bezner作於1928年

所以即便對保皇黨人來説，威廉二世也沒有很強的吸引力。他的兒子，即皇儲（也叫威廉）更是有名的不靠譜的人。在帝國危亡的最後幾天，他沒幹什麼正事，而是和幾個法國娼妓玩樂。

皇帝和皇儲在1918年的糟糕表現，違背了德國貴族的傳統價值觀，粉碎了貴族習以為常的世界觀。所以在貴族乃至廣大民眾當中，君主主義變得邊緣化和不流行。

而即便在出於懷舊、守舊和敵視民主制等原因仍然信奉君主主義的少數人當中，也沒有多少人支持威廉二世復辟。這些君主主義者在原則上主張德國應當有君主制，然而內心裏沒有人願意看到威廉二世及其兒子捲土重來，因為覺得他們不配。所以霍亨索倫君主主義只能是一種有氣無力的思想，很難有實際的支撐、切實的目標和可行的事業。君主主義組織“保守派主要協會”（Hauptvereins der Konservativen）的主席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施門岑（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在1927年的一次聚會上祝酒，向“戴皇冠的人”致敬，卻不肯説威廉二世或者皇儲的名字。這就很能説明問題了。

在納粹的幫助下復辟？

納粹崛起之後，威廉二世和他身邊的一些人產生了新的幻想。有的貴族幼稚地、一廂情願地相信納粹主義也是一種君主主義運動。弗里德里希·馮·德·舒倫堡伯爵（Friedrich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65—1939）在1929年説：“我覺得目前民族社會主義運動是通往君主制的唯一道路。”1933年，已經入了納粹黨的舒倫堡居然還説：“希特勒是君主制的關鍵所在，這毋庸置疑。”1933年秋季，退役陸軍中將奧古斯特·馮·克拉蒙（August von Cramon，1861—1940）等人向興登堡總統請願，説1934年1月27日是威廉二世的七十五歲生日，給皇帝最好的生日禮物莫過於幫助他在那一天重新登基。克拉蒙説，納粹思想和君主主義是相符合的，“元首思想”必然引向不死的元首，也就是世襲君主制，“希特勒自己就是君主主義者”。興登堡和他身邊的人顯然比克拉蒙更懂得政治現實，告誡克拉蒙，復辟的時機尚不成熟。

也有的貴族心裏敵視或厭惡納粹，但幻想利用納粹的力量復辟君主制。換句話説，這些貴族和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很多保守派一樣，高估了自己的能耐，相信可以讓納粹為己所用，自己可以把納粹操控於股掌之間。更有不少貴族可以做到人格分裂，寫信給流亡的老皇帝時落款“陛下最恭順最忠誠的僕人”，給納粹黨領導和黨衞軍同志寫信時落款“希特勒萬歲！”

那麼霍亨索倫家族自己對納粹的態度是什麼呢？對於這個話題，敍述最詳細專著的作者居然就是霍亨索倫家族的成員。普魯士王子弗里德里希·威廉（1939—2015）是威廉二世的曾孫。他於1984年發錶的歷史學博士論文題為《霍亨索倫家族與民族社會主義》。大家可以想象，對於這個話題，他擁有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畢竟大量的文獻資料就在他自己家裏。不過歷史學家斯蒂芬·馬林諾夫斯基（Stephan Malinowski）批評這篇論文，認為它對霍亨索倫家族與納粹的關係作了粉飾，刻意對霍亨索倫家族的幾位重要成員（皇儲威廉、威廉二世流亡期間娶的第二任妻子赫米內、皇四子奧古斯特•威廉）積極支持納粹的醜行避而不談或者輕描淡寫，而着重寫霍亨索倫家族反納粹的一面。馬林諾夫斯基説，這是貴族“選擇性記憶”的表現。

在赫米內“皇后”等人的牽線搭橋之下，流亡荷蘭的威廉二世與納粹有過一些接觸。赫爾曼·戈林曾兩次到多倫宮拜訪皇帝。威廉二世嘲笑戈林的衣品和粗魯的餐桌禮儀，但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這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對資產階級的輕蔑，不能説明皇帝是反納粹的。威廉二世通過全權代表馬格努斯·馮·萊韋措（Magnusvon Levetzow，1871—1939，海軍將領和警官）和“宮廷事務總管”利奧波德·馮·克萊斯特（Leopold von Kleist，1872—1946）與納粹政權保持緊密的溝通。萊韋措還在皇帝的許可下成為納粹黨員和國會議員。在1932年之前，以皇帝為首的霍亨索倫家族實際上一直明確地把尋求與納粹合作當作自己的主要戰略。皇室對納粹抱有幻想，希望藉助納粹的幫助復辟，一直到這種希望破滅之後，霍亨索倫家族才與納粹拉開了距離。1932年12月，皇帝與萊韋措絕交。

希特勒上台之後，皇帝通過官方代表多次向希特勒詢問復辟的可能性。起初希特勒含糊其辭，説恢復君主制是可能的，不過只能恢復霍亨索倫皇朝，不能恢復其他諸侯國君主的地位；復辟的時間還不能確定，必須等未來的戰爭打贏之後再説。再往後，希特勒的口氣越來越強硬，對君主主義也越來越敵視。他説，德國的任務是消滅共產主義和猶太人，而無論是作為機構的君主制還是作為個人的皇儲都不夠堅強，沒有能力完成這樣的偉大任務。在1934年2月的最後一次會談中，納粹高官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和達雷乾脆怒斥皇帝是懦夫。希特勒説自己的使命是懲罰“十一月罪人”（極右派用這個詞辱罵1918年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和後來的魏瑪共和國左派領導人）和重建國防軍，這工作需要十二到十五年時間，請德國君主們不要再來煩他。

威廉二世曾居住的荷蘭阿默龍恩城堡

霍亨索倫家族與納粹的勾結

雖然復辟夢在希特勒那裏碰了一鼻子灰，但威廉二世並不怪他，反而對希特勒的“成就”頗為欣賞。除了皇帝之外，其實皇室的很多人都是親納粹的，這裏對赫米內和皇四子奧古斯特•威廉與納粹勾結的情況多説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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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米內雖然和丈夫一起在荷蘭過流亡生活，但與德國境內的君主主義與右翼圈子有密切聯繫。她贊助這些組織，並寄希望於赫爾曼·戈林，希望他能幫助帝制復辟。1931年11月，在蒂勒-温科勒（Tiele-Winckler）男爵夫人的沙龍，“皇后”赫米內和其他一些貴族聆聽了希特勒長達數小時滔滔不絕的演講。他手舞足蹈地宣稱自己要把“十一月罪人”全都公開絞死。皇帝的妻子聽得心潮澎湃，對希特勒“十分認可，尤其是他那優雅而剛正的面部表情、英俊的眼睛和真誠的表情” 。1931年和1932年，赫米內安排戈林到荷蘭拜訪皇帝。她對希特勒的上台也十分歡迎。

皇四子奧古斯特•威廉（1887—1949，August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暱稱“奧威”（Auwi），在1929年秋（也就是納粹黨在當年9月取得大選勝利之前）加入方興未艾的納粹黨，黨號24。入黨不算很早，黨號數字卻這麼小，是黨給他的莫大榮耀。1931年11月，他又加入衝鋒隊。皇子成為多為街頭打手、一派盲流作風、並且滿嘴平均主義口號的衝鋒隊的成員，蔚為奇觀。他對納粹黨的搖尾乞憐和對希特勒的頂禮膜拜，招致了左翼媒體與政客的冷嘲熱諷。他被戲稱為“褐衫奧威”。

希特勒很歡迎皇子加入自己的陣線。道理很簡單，早期納粹黨，比如恩斯特·羅姆（衝鋒隊領導人）那一派，大多是退伍軍人、社會邊緣分子，屬於草根，他們的思想也比較“左傾”，敵視貴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團。但希特勒要的不是一場雅各賓黨式的徹底掀翻舊制度的血腥大革命。他敏鋭地感到，自己需要與貴族地主、軍人集團和大企業家合作。（當然也是互相利用。）也就是説，納粹黨需要改變自己的草根鬧革命的形象，尋求登堂入室。

所以希特勒需要高規格、上檔次的上流社會夥伴。還有比宗親皇子更好的選擇嗎？奧古斯特就成了納粹黨的吹鼓手。比方説，1932年4月的普魯士地方議會選舉中，他就是納粹黨主推的候選人。納粹黨刻意利用奧古斯特皇子在選舉中拉票，還讓他陪同希特勒在全國飛來飛去搞活動、演講鼓吹。希特勒喜歡吃甜食，奧古斯特就投其所好，在陪同希特勒旅行的過程中隨時準備好巧克力。奧古斯特被納粹黨授予“帝國演講家”（Reichsredner）的稱號，還創造了一句奴顏婢膝的名言：“希特勒領導，霍亨索倫跟隨。”他顯然有所企圖，也許是希望納粹黨會把他扶到皇座上去：“我要儘可能和希特勒搞好關係……畢竟我是霍亨索倫的馬廄裏最好的駿馬。”[1]

皇子在公共場合的露面，讓一些原本對納粹黨持不温不火態度的社會階層逐漸被吸引過去。當時一位政客説：“奧古斯特·威廉皇子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政治運動，不可能是不可靠的。”而出身上流社會、後來一度成為希特勒親信的恩斯特·漢夫施滕格爾（ErnstHanfstaengl，1887—1975）這樣回憶奧古斯特·威廉皇子對他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他，我接受了[納粹]運動。我想，如果一位前皇室成員都願意加入它，那麼我們就有更多希望把它約束住。”

威廉二世在阿默龍恩，第一張蓄了大鬍子的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威廉二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威廉二世對希特勒的“偉大成就”更是讚不絕口。他認為是英國的“可恥的、犯罪的”政策導致了戰爭，並表示：“願我們勇敢的陸海軍挫敗敵人的計劃。波蘭戰役精彩極了。老普魯士的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指揮官們都是‘我的學派’的人！”赫米內在給一位皇孫的信中寫道：“你爺爺精神百倍地跟蹤着戰局，對你們這些軍人、元首的英明指揮與計劃無比信任。”“我們絲毫不懷疑，元首會迫使奸詐的英國屈服，併為德國征服它需要的和應得的土地……皇帝對年輕的德國國防軍非常自豪，看到英國遭到痛擊，十分喜悦。”1940年4月德軍輕鬆地佔領丹麥和挪威，皇帝認為那是“天賜的奇蹟”。

5月10日，德軍佔領荷蘭，威廉明娜女王逃往倫敦。四天後，德軍部隊來到多倫宮門口，帶來了希特勒的信，説要在宮門外部署衞兵以保護皇帝。赫米內寫道：“第一批德軍士兵來到我們門口，讓我如釋重負。我永遠不會忘記皇帝和一名團長一起站在門口時的表情，他看上去彷彿一下子年輕了三十歲。”

此時，英國政府根據喬治六世國王的要求，邀請威廉二世到英國居住，遭到斷然拒絕。希特勒邀請皇帝到德國的任何地方居住，皇帝謝絕了。赫米內告訴皇帝的妹妹瑪格麗特：“我必須説，自1918年以來還沒有一屆德國政府像如今的元首一樣對威廉表現出這樣的尊重。”

不久之後，英軍在敦刻爾克的慘敗以及法國的陷落讓威廉二世更是欣喜若狂。德軍進入巴黎之後，他給希特勒發了賀電：“法國投降的喜訊傳來，我要用1870年威廉一世皇帝的話來熱烈祝賀您和德國軍隊在上帝佑助下取得的如此輝煌的勝利：上帝賜給我們多麼美妙的轉機！”

英國並沒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屈膝投降，而是單槍匹馬地堅持抵抗。威廉二世起初不肯相信英國人竟如此大膽：“英國人全都是瞎子和瘋子，全都瘋了！”他認為這是共濟會和猶太人搗鬼的緣故。

那麼，威廉二世對希特勒的猶太人政策是怎麼看的呢？在當皇帝的時候，威廉二世對猶太人的態度是很矛盾的。和當時的很多右派人士一樣，他滿嘴都是反猶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言辭，滿腦子都是關於猶太人的陰謀論。但另一方面，他和許多猶太實業家、金融家的關係相當融洽，明白這些人對於德國經濟的重要性。

納粹統治的初期，威廉二世不肯相信報紙上報道的納粹暴徒對猶太人的種種暴力迫害，甚至説這些都是猶太人自己編造的謠言，是為了騙取賠償和同情。但是1938年的11月9日的“帝國水晶之夜”（納粹對猶太人的打砸搶燒）讓他十分震驚。他的兒子奧威表示完全支持這些攻擊猶太人的暴行，皇帝訓斥了兒子，説，“每一個體麪人”都肯定會譴責這些暴行是“土匪行為”。11月13日，在給英國王后瑪麗的信中，皇帝表示：“我對德國近期的事件無比震驚和厭惡！”

但是，他並沒有公開批評納粹的反猶暴行。而隨着戰爭初期德軍的旗開得勝，威廉二世的反猶言論變得更為激烈和喋喋不休：“我們必須把猶太人逐出英國，就像已經把猶太人逐出歐洲大陸一樣。”老皇帝或許沒有親身參與反猶暴行，但他的思想和言論，和當時的千百萬德國人是一樣的。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下，納粹對猶太人實施了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

威廉二世於1941年6月4日在多倫宮去世，享年八十二歲。他在晚年患有多種疾病，所以走得並不讓人意外。一位忠誠的親信記錄了他的最後時刻：“皇帝陛下對德國的無比熱愛在他臨終前一再表現出來。在最後的痛苦開始一小時之前，他還在告誡我們要為了祖國戰鬥到底……他最後的祈禱是獻給德國的。”

威廉二世的葬禮賓客，戴羽飾的老人為馬肯森元帥，他身後的海軍將領為丹施

皇帝的葬禮於6月9日在多倫宮舉行，有五十九位皇親貴胄參加，包括皇帝的妹妹瑪格麗特、皇儲夫婦、另外四位皇子，皇帝的女兒女婿等。德國國防軍派了一支儀仗隊和一支軍樂隊，演奏了皇帝生前自己挑選的巴赫的曲子《當我必須離去》（Wenn ich einmal soll scheiden）和馬丁·路德創作的讚美詩《上主是我堅固保障》（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

儘管此時德國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但柏林方面還是派遣了高規格的代表團去參加老皇帝的葬禮：保羅·馮·哈澤（Paul von Hase，1885—1944）將軍代表陸軍，赫爾曼·丹施（Hermann Densch，1887—1963）將軍代表海軍，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1879—1972）將軍代表空軍，海軍上將威廉·卡納里斯（Wilhelm Canaris，1887—1945，軍事情報局局長）代表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帝國駐荷蘭專員阿圖爾·賽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1892—1946）代表希特勒本人。賽斯-英夸特在德意志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和普魯士最後一位國王的棺材上敬獻了希特勒送來的巨大花圈。第二帝國時期的老元帥奧古斯特·馮·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1849—1945）是貴賓。

出席葬禮的這些人當中，有幾位在幾年之後因為反對希特勒而被處決（哈澤和卡納里斯），也有的成為紐倫堡審判的戰犯（賽斯-英夸特）。

威廉二世在荷蘭的二十多年流亡生活，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光彩的。他雖然在希特勒那裏碰壁，但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和種族政策是讚許的，這體現了第二帝國與第三帝國之間在思想上的很多延續性。而他沒有親身犯下戰爭和種族滅絕的罪行，主要是因為他沒有權力，希特勒對扶植他復辟完全沒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