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舉國體制怎麼搞？看看錢學森身邊的好參謀長耿青的腦回路_風聞

週末受邀去參加一個兵棋推演活動，中間休息以及午餐晚餐閒聊時，聽到了關於上個世紀一個上海中產階級小夥子的人生故事。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專門花時間寫了這篇小文章，把他的故事扼要地記下來，分享給大家。

話説，本故事的主人公姓楊，名朝漢，1921年出生在一個上海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有個筆名叫羊棗，曾經在清華就讀，因1919年五四運動而被開除，後畢業於交通大學上海學校，在1920-30年代成為知名科普專欄作家和時事評論人，又經營電影院等事業，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飛路置辦了洋房一棟，那棟洋房如果留到現在，市值好幾個億。羊棗先生21歲喜得愛子，取乳名“靈佑”，以免夭折的厄運。咱們故事的主角楊朝漢同學就在這樣一個“上中產”知識分子家庭中成長，父母給他的教育是非常西式的：從小讀英文版的政治經濟學大部頭著作，瞭解當時非常前沿的科技知識；高度重視體育訓練，短跑全校第一名；每天洗冷水澡，過冬從來都是下身只穿西式短褲。

到了楊潮漢十六歲的時候，抗戰爆發，他的父親也已經開始擔任一個新職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接替此前不幸去世的上一任部長魯迅先生。從此，他就發現自己的父親把很多精力用來接待江浙滬地區的知識分子和年輕人，許多進步青年聽了他父親的鼓動之後，就去了延安參加革命和抗日。他在旁邊聽得多了，也想去延安。他父親説延安物資匱乏，你現在還小，跑去做不了啥貢獻而只能給那邊添負擔，還是先安心上大學，掌握了紮實的科學知識才能為抗日戰爭做更大的貢獻。但是這位叛逆的高中生小楊同學聽不進去，跑去參加了張勁夫主持的抗戰民眾訓練班，又參加了於伶主辦的抗日救亡演劇隊，當年底便投筆從戎，沿江而上跑到了湖北黃安七里坪參加新四軍，次年正式加入中共。

在當時的新四軍裏，小學畢業能識字識數那就是文化人，而他這樣的從國際大都市來的高中生，那已經是妥妥的知識分子了，所以就給安排了個宣教股長的崗位。也許是因為他父親在社會上的名氣和黨內的地位，也許是因為新四軍里人才實在稀缺，他從宣教股長起步，一路幹到了新四軍二師四旅十一團三營政治教導員。滿臉稚氣的他成了營級幹部，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們多少有點瞧不起他。但是在一場硬仗中，他用實力和戰績證明了自己。一營二營先後攻打敵軍的某個陣地，敵軍深溝高壘加上機槍火力組合，新四軍的前兩次進攻都鎩羽而歸。輪到三營上的時候，他初生牛犢不怕虎，身先士卒往前衝，帶着戰士直接跳進敵人的防步兵壕裏。等到日軍發現時，雙方已經離得太近，敵人就扔了一排手榴彈到壕溝裏面；小楊教導員帶頭撿起冒煙的手榴彈反扔回去，戰士們如法炮製，結果己方一個人都沒有死，反而用敵人的手榴彈把敵人炸了個人仰馬翻。活着的敵人捨棄陣地逃竄，他發現之後帶頭追敵。這時候，大冬天只穿短褲的短跑冠軍的體能優勢就充分發揮出來了，對方的機槍手負重跑得慢，被他在田埂上生擒活捉，並繳獲稀缺裝備輕機槍一挺。

上海來的白面書生一戰成名，此後繼續屢立奇功，有勇有謀武力值爆表，很快就成了新四軍裏的傳奇英雄，並引來了本故事女主龔唯懿同志的關注。龔家本是安徽著名的大地主，家裏除了有良田萬頃，還有武裝城堡一座，養着百十條槍的家族武裝力量以自保。但家裏早已加入了中共的四叔，竟做出了一個嚴重違背自身階級利益的決定，不但把新四軍總部搬到了自己家的堡壘中，還帶動家族裏的晚輩年輕人紛紛投入共產黨這邊參戰抗日。有文化有容貌有身材更有藝術天賦的龔唯懿因此就成了新四軍文藝宣傳隊的“四大名旦”之一，被許多中高級幹部追求，她卻鄙視攀高枝的選擇，自己心儀着戰鬥英雄。一次慰問演出中，她得知台下前排的那個帥哥就是傳説中威名赫赫的戰鬥英雄楊朝漢，不禁芳心暗許。而小帥哥也一眼就看上了她，演出後主動給她送了一本從上海家裏帶出來的蘇聯小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中夾了一張紙條，上書“我要與你展開革命立功的競賽”。從此雙方鴻雁往來不斷，浪漫而樸素的革命愛情不斷升温，女孩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楊潮漢乳名“靈佑”的諧音“林佑”。

然而，好事多磨。隨着大量城市女青年加入中共隊伍，當時便出現了一種風氣，四十多歲的中年老革命紛紛迎娶青春靚麗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新四軍裏有中高層幹部看中了女主，於是就想動用權力先把這對革命鴛鴦拆散，再徐圖橫刀奪愛之謀。楊朝漢同志不久就被任命為新四軍二師北上幹部預備團政治處副主任，趕往東北爭奪日軍投降後的戰略真空地區。女主意識到其中玄機之後，跟直接領導大吵了一架，自己跑到山東蒙陰見新四軍軍長陳毅同志，自稱“羊棗烈士（於1945年被捕，1946年1月於杭州英勇就義）未過門的兒媳婦”，陳毅同志得知來意之後，安排她跟另一位中共領導人的夫人一起喬裝打扮前往東北，與各自的夫君匯合。林佑扮成了一個富家小姐，而領導人夫人反而扮成她的僕婦，乘坐中共地下黨經營的小輪渡，從煙台渡海輾轉來到共產黨遼吉軍區總部。當時的情況是國民黨對共產黨大舉進攻。林佑到達的時候，首長正在忙着連夜燒文件，楊朝漢正在前線激戰掩護總部撤退。當時兵荒馬亂，戰線一日三變，把電話搖通是很靠運氣的。那一晚，林佑幫首長燒文件，首長則幫林佑搖電話，到了凌晨才搖通。首長電話裏命令楊朝漢回來見未婚妻，並批准二人結婚。而當楊朝漢趕來的時候，居然還帶了兩輛剛剛繳獲的裝甲車，用裝甲車載着首長撤離到了安全區域。

伴隨新婚燕爾的是一項艱鉅任務：收編改造東蒙草原上的民族騎兵武裝。本故事的男主楊朝漢擔任內蒙古人民自治軍騎兵第二師十一團政委，女主林佑擔任哲里木盟政府秘書科長兼清算反霸工作組長，另配工作助手和警衞員各1人。軍區首長預料這項任務的兇險：“如果你們犧牲了，我給你們立4塊碑! ”當時共產黨收編的蒙古族騎兵一共有12個團。國共內戰的初期，由於國民黨軍隊的瘋狂進攻和共產黨軍隊的戰略撤退，蒙族騎兵高層密謀了大規模的叛變，把共產黨所派的團政委和他們的警衞員們都殺害，裹挾着蒙族騎兵投向國民黨。

唯獨到了十一團這邊，蒙族的團長卻發現自己招呼不動同為蒙族的騎兵部隊了。為什麼呢？25歲的老革命楊朝漢政委，因為家學淵源而從小熟讀馬恩列斯毛的原著，深知發動階級鬥爭和把支部建到連隊的重要性。他一到任，就秘密發展基層黨員，並撤掉了各個連的連長指導員，替換為政治上可靠的秘密黨員。團裏有一位牧主出身的排長，得知共產黨將自家牧場分給了窮苦牧民，趕回家鞭打窮苦牧民。女主立即派民兵把他捆起來押解到團裏，男主馬上組織了全團的公審大會，將那位排長當眾撤職，並向全團上下強化了共產黨的人民立場、經濟政策和組織紀律。這一下就贏得了出身底層的絕大部分蒙古族戰士們的愛戴和支持，階級認同迅速取代了民族認同，十一團的政治底色得以改造。夫妻二人的這一系列動作，不但在騎兵部隊上層策劃的叛變中救了他們自己的命，而且也為即將誕生的共和國保留下了一支骨幹騎兵部隊，以至於後來新中國內蒙各軍分區將領許多都是男主的老部下。解放後，女主創建中國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任黨總支書記、系副主任，在饑荒時期她經常把學生們帶到家裏來改善伙食，因為他們家經常有草原上送來的牛羊肉。

1948年，國共內戰進入下半場，共產黨軍隊轉入戰略大反攻。27歲的楊朝漢任東北野戰軍七縱隊十九師五十五團政委，率部參加保康、通遼、四平、錦州、天津、廣州等戰役，一路南征，恰逢他的大兒子出生，取名為楊南征。解放戰爭中，楊朝漢先後創造“運動戰的政治工作”、 “三看三評”、“改造連隊軍人委員會”、“合同立功運動”等政治工作經驗，並被東北軍區推廣，榮立大功一次。其中尤其值得一説的是他創立的合同立功運動。

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共軍隊規模迅速擴大，新入伍的士兵除了農民之外，還有很多國民黨那邊俘虜改造過來的“解放戰士”。剛加入共產黨軍隊的青年農民和“解放戰士”們，絕大多數並沒有那麼高的革命理想，他們首先關心的是要活下去，其次關心的是讓自己家裏人吃飽飯。所以，要想釋放出他們的戰鬥力，後方就搞土改和政治宣傳工作，在軍隊裏則推出了非常系統的軍功榮譽和物質激勵體系，比如烈士撫卹金可以一次獲得5000斤高粱米，地方政府會替你把孩子培養成人，給老人養老送終，土地代耕代種代收。這些非常具體的兑付承諾之所以不用錢而用糧食計價，是為了讓人在亂世中不用擔心通脹的稀釋作用。但是，楊朝漢政委在工作中仔細觀察一線官兵的作戰行為，發現這些激勵措施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實戰效果。通過與基層官兵的深入坦誠交流，他意識到這些激勵體系並沒有成為閉環，沒有真正對戰場上的戰士的心理和行為產生實質性的激勵作用。戰士們都知道立大功可以受大獎，但是在混亂而殘酷的戰場上，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整的情況，戰士們覺得自己即便冒了巨大的生命風險殺敵立功，評功的時候主要還是看排長、連長所掌握的情況以及人際關係。而且，每一次攻堅的勝利，都是由五個“工種”先後協調配合的結果：先是機槍手用火力把敵人的火力壓制住，掩護爆破手前進到敵方的鐵絲網或者碉堡那裏去引爆，再然後是突擊隊從爆破口向裏推進……五個環節缺一不可。打進對方指揮部活捉對方最高指揮官的，通常是大功一件。但是之所以有人能取得這樣的大功，首先是因為外圍被打開缺口，防禦圈被層層突破，而所有的因果鏈條可以追溯到第一個機槍手願意冒着被狙殺的風險站出來壓制住敵方防禦火力。這就好比一個人吃到第十個燒餅才感到飽，他不應覺得前邊九個燒餅都白吃了一樣。功勞的分配，激勵的落實，必須環環相扣地細化到最初的機槍手火力壓制環節。

針對這種情況，楊朝漢政委在他的團裏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創新：首先，每個班裏都搞了基層民主，戰士們用向不同碗裏扔豆子的方式，選出自己最信任的班長，然後團裏給這位被選出來的新班長髮一面“帥”旗。這種方式選出來的班長，往往不是老革命，反而有可能是在國共兩軍中幾進幾齣的“解放戰士”。（因為共產黨寬待俘虜，願意解甲歸田的人領了路費就可以回家，結果還沒到家就又被國民黨抓壯丁，然後可能再次被俘虜。）這種人在政治上顯然不太可靠，在共產黨軍隊內部屬於邊緣人，但是他們在兩邊都待過，熟知雙方的作戰體制與裝備，戰術技術好，因此，在事關生死的問題上，班裏戰士們反而可能願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拜託給這類出身兵遊子的新“大帥”。

其次，所謂的“立功合同”，不是戰士與領導籤合同，而是不同分工的戰士之間分別籤合同。機槍手跟爆破手之間籤合同，爆破手跟突擊手之間籤合同，以此類推。最危險的工種其實是機槍手，因為要壓制住對方的火力點，自己就必須冒頭，否則就是低頭盲掃，打中打不中純看運氣；而一旦機槍手冒頭掃射以精準壓制對方主要火力，那麼對方的狙擊手就有機可乘。那種把AK47高舉過頭頂向對方陣地亂突突的作戰場景在現代非洲戰爭中屢見不鮮，可能就是因為缺少類似於立功合同這樣的體制機制來改變和塑造戰士的行為。機槍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於更頻繁地站出來壓制住對方主要火力，因為他知道一旦自己犧牲，會有爆破手站出來給他報功；爆破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於衝出去捨身炸碉堡，因為他知道後道工序的突擊手會給他報功；以此類推，層層簽訂合同，大家的利益和風險充分地掛鈎，獎勵機制的落實有了充分的保障。如同現代風險資本的私募股權基金的遊戲規則一樣，責任、風險和收益之間真正匹配起來，產生了立竿見影的動員效果。楊朝漢的制度創新把這些剛剛從農村裏靠宣傳和土改動員出來的青年農民變成了鬥志十足、樂於冒險、敢於勝利、不怕犧牲的革命戰士。

1952年初，31歲的楊朝漢赴朝參戰，任志願軍五十四軍一三零師副政委，與師長共同運用“合同立功運動”的經驗，在金城反擊戰役中，突破美、李軍防線，保證了友鄰部隊順利反擊。1955年他升任師政委，領導部隊整頓“四大作風”，使該師各項工作一直處於領先地位。1959年春，38歲的他奉命率部赴西藏平叛。至此，他二十多年南征北戰的戎馬生涯才正式宣告結束。

講到這裏，你是不是以為咱們的英雄男主的故事就到此結束了？接下去的反右和文革中，作為黨內知識分子的他是不是該倒黴了？如果命運這樣安排，雖然也很正常，但是那樣的故事就不值得專門著書立傳了，畢竟在革命年代，英雄人物實在太多了，一個英勇善戰的師政委只不過黃浦江裏一個稍大一點的浪花而已。命運給楊朝漢同志編排的“離大譜”的人生軌跡，之所以令我覺得比今天的網絡爽文更精彩，是因為此前的故事都不過是鋪墊而已，咱們男主人生的最高光時刻從1959年才開始到來，此後的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做出了事關國運的貢獻。

二戰之後，導彈與核武器是大國手中的王炸。依靠中蘇之間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我們從老大哥那裏弄來了導彈樣品；錢學森同志回國之後，給我們帶來關於導彈的最先進的科學知識，但是從有樣品和科學知識，到自己把它逆向工程仿造出來，再到最終另闢蹊徑自立門户之間，還有一個巨大的鴻溝，那就是大規模的科研組織和複雜工程實施的問題。留美派，留蘇派和本土派科研人員之間的研發意見大不相同，誰都想表達自己的主張，但誰也説服不了誰。錢老帶着一大幫科學家在阜成路的大院裏弄了三年，亂哄哄難有實質性進展。

錢老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就向中央提出了新需求，要求派一位得力干將來協助工作，擔起研發隊伍的大管家之責，做好導彈研發體系的參謀長工作。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同志，作為當年男主的啓蒙老師和直接首長，向中央推薦了剛從西藏平叛因高原反應送京搶救過來的楊朝漢，認為此人既有組織管理的才能，又有科學知識的基礎，並且肯動腦愛學習辦法多。於是，楊朝漢同志便成為了國防部五院的大管家和錢學森的親密助手。他大刀闊斧地組建了相關科研管理隊伍，分為作戰、情報、計劃、科研等八個部門。把誰主張誰簽字，錯了受罰、成功受獎寫入管理條例中，自下而上層層責任落實到技術指揮員身上，從此無人再敢亂主張，讓人想起“合同立功”的戰場效用。錢老後來總結説：我們的系統工程技術源自解放軍打仗的辦法，説的就是這種責任制思維。

從此人們經常看到大院裏晚飯後他陪錢老散步聊天的身影。每週日，最頂級的導彈科學家們在錢學森家的客廳裏開神仙會，大家搞頭腦風暴討論各種思路和方案，楊朝漢自己拿個本子坐在角落裏記錄；然後每週一早上他把週末的討論分解為各種具體任務，佈置給八個部門的負責人；週六傍晚大家向他彙報工作進展和試驗結果，然後他在週日早上把這些信息反饋給聚在錢學森客廳裏的科學家們。如此一來，整個研發隊伍變得井然有序，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從1959年到1965年，是中國導彈與航天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東風一，東風二，東風三，東風四，東風五，中國的導彈家族芝麻開花節節高。楊朝漢在工作中創設的導彈和航天器研發的大量工作原則和方法，比如“型號設計師制度”，“技術、行政兩條指揮線制度”，“歸零分析”，等等，至今仍然是中國航天研發部門的基本準則。考慮到他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戰略敏感性，我在這裏就不再詳述了，相信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員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奧妙與價值。

 

文革開始後，他和其他位高權重的老革命一樣都受到了衝擊，因為別人的造謠和誣告而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由於他的工作太重要，周總理點名要他儘快回覆工作，因此在1971年他就回到了工作崗位，儘管到了1979年他才被正式平反。在此期間，他參與了宇航學會的籌建工作，並擔任第一任秘書長。1981年夏，調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諮詢工作部部長。在罹患癌症的最後兩年裏，他除了完成科協的大量文字工作之外，還整理了父親羊棗的遺作，出版了《羊棗政治軍事評論選集》，撰寫了革命回憶錄6萬餘字，1983年4月3日逝世於北京。而她的夫人林佑同志為他生育了四個孩子，老太太繼續在阜成路的航天大院裏獨自生活了35年，一直到2018年逝世。

共產黨人出來鬧革命，需要考慮家鄉親戚朋友的安全，所以都會取一個假名，而許多人的假名用慣了反而成為後來的日常用名。正如其他革命者一樣，楊朝漢是他的本名，當年參加新四軍的時候，他給自己取了一個耿青的名字，結果航天系統都知道有耿青這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是楊朝漢。人們更難以想象的是，1930年代上海那個筆名羊棗真名楊潮的科普作家，寫了那麼多關於前沿科技和世界政治與經濟的評論文章，卻真的培養出一個如此優秀的孩子，最終成為了中國導彈和航天事業的實際操盤手之一。

耿青

週日的那場兵棋推演，是基於美國的蘭德公司的最新版《霸權》兵棋展開的，組織者便是中國兵棋推演事業的先行者楊南征先生，地點就在他父母親留下的老屋的客廳中。因為我對美國比較熟悉，所以擔任了美國決策者角色。在推演中，我集中了美軍的絕大部分力量，在中國南海發動與中國軍隊的對決。兵棋推演中判定誰輸誰贏及各自的得分失分，有兩個環節：一是看其中一方的最優勢項目，一是搖一種十面的骰子。這在美軍的“淨評估”體系中，前者體現不對稱性，後者體現戰爭中運氣和偶然性的成分。神奇的是，我所操縱的美國在跟中國對決的勝負關鍵點，恰恰是中國的中遠程火力投射能力，也就是錢學森和耿青等人為新中國奠基的導彈能力如今反超了美軍，這個局部優勢壓到了其它所有的美軍優勢因素，成為戰爭的決定性因素。而更神奇的是，搖那個十面骰子的時候，竟然連續開了三把0，美國的運氣可謂極其的背。須知，開一次0是十分之一的機會，連續開三次0是千分之一的機會。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時候，我扭頭看了一下背後牆上的照片，牆上那位老帥哥正微笑着盯着斜下方的桌面，我瞬間明白了其中的玄機：在他的客廳裏，美國休想贏中國，哪怕是兵棋都不行。

後記：在這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時代，習總書記號召我們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在我們仍有若干關鍵領域被人卡脖子的今天，時代在呼喚楊朝漢（耿青）這樣的又紅又專、有勇有謀、善於動腦的猛將福將。本文基於楊南征先生口述，並經其修改認可。主角夫婦在歷史大潮流中豐富精彩的人生，乃至前後三代人為中國革命事業奉獻的真實經歷，都非常值得寫成小説，拍成影視作品，以教育和鼓舞今天的年輕人在新時代幹出新的豐功偉績。歡迎有才的朋友們以本文為基礎，擴寫或改編為其他形式的文學影視作品，必要的話，可以採訪楊南征先生以獲得更多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