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決定説出真相_風聞
最人物-最人物官方账号-记录最真实的人物，品味最温暖的人间2022-11-07 09:12
作者 | 鱷魚ZOE
來源 | 最人物
她隨手翻了下我的簡歷，問：“這是什麼學校？”
我説“綏化學院”。
“綏化學院在哪兒？”
我説：“黑龍江。”
“你當初怎麼沒上個正經點的學校呀？”
遲疑之後，我胡亂答道：“因為高考分數不高，上不了別的的學校。”
走出總監辦公室後，我特別惱火，我為什麼不直接反駁她？管她什麼總監不總監……母校是我的出身，也是我的根，我不能再讓別人隨便褻瀆。
——引自《我教過的苦孩子·心裏有根》
綏化學院教授艾苓，總是不厭其煩地介紹這所地處黑龍江省農業地區的高校，從教17年，她對這所院校有着自己的觀察。
它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生源大多來自省內或是中西部地區的縣城和農村；30%左右的學生是貧困生，50%的學生需要靠助學貸款和打工完成學業……
2016年3月，艾苓通過社交平台發佈了一項關於貧困生的微型調查，原本只是為新書收集數據，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反饋。
有學生主動找到艾苓希望聊聊自己的故事；也有學生告訴她，自己寧願做兼職，也不願參加貧困生的評定，在同學面前表演痛哭流涕；甚至有校外的學生説，此前“沒人關心我們的內心生活，我們的痛苦和快樂，沒有誰知道”。
他們大多是二本院校的貧困生，在信奉985、211等重點高校學歷光環的環境下，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們。但他們的數量，又是如此龐大。
無論是在媒體鏡頭裏還是社交輿論場中，他們都是一羣沒有麥克風的人，即使有麥克風，長期的壓抑也會讓他們本能地躲開。
“我們能夠聽到的聲音是寒門貴子的聲音，他們考上名校，開始發聲。但大多數寒門出不了貴子，出來的是學子，考上了二本、三本院校”。艾苓説。
這羣來自貧困家庭的學子，被艾苓稱作“沒傘的孩子”，而她也曾是沒傘的孩子。正是相似的成長經歷，讓艾苓意識到，“只有讓他們一起發聲，大家才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才能夠被聽到、被看到”。
以下是艾苓的講述——
我的本名叫張愛玲，這個名字是我爸爸在路上撿來的。
1967年，我出生在黑龍江省安達市，我是家裏的第一個女孩，上面有三個哥哥。我出生後，我父親在上户口的路上，在他認識的有限的漢字裏面選出了這兩個字，湊成了我的名字。
直到大學，我才知道，原來有個作家也叫張愛玲，寫過那麼好的作品。
我父親是磚廠的工人，母親是臨時工，我家兄妹六人，我排行老四。因為磚廠一般都在郊區，所以我們家一直住在城鄉結合部，周圍除了公路就是一望無際的莊稼地。
我們家有三間小土房，東北住家的格局是門從中間打開，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大房間，中間是廚房。我大哥娶了大嫂後，家裏沒有多餘的房子，就把廚房隔出來一半。最多的時候，我們家住了12口人。
艾苓和母親
我小學讀的是家附近省建築公司辦的子弟小學，中學時才到市裏上學。初二那年，我那屆突然要成立一個重點班，按成績選拔，名額有五十幾個人，我排名在四十幾，擦邊進了重點班。
到初三時，重點班沒有繼續辦下去，全都打亂重新分班。面臨中考，有兩個選擇，要麼考重點高中，要麼考小中專。
初中生考中專叫小中專，它的去向非常明確，讀四年書後就有一份工作等着你，回家鄉當小學老師。
那個時候大家都不富裕，每家都很相似，父親一個人工作，母親做臨時工，家裏都是六個孩子左右。
小中專正是家庭困難的人的選擇，你可以想象到，有多少人擠到這個賽道上來，把這個分數線抬得比重點高中分數線還高。
我當時的想法是我要早點掙錢。即使我考上了重點高中，還要考大學，萬一考不上還不如直接工作。
小中專和高中是同一張試卷，但是分別錄取。我沒有考上小中專，分數線又超過了重點高中。因為小中專和重點高中只能二選一，我落選小中專後，只能進普通高中。
升高中後，學校離家比較遠，我父母就給我準備了一輛自行車。雖然只有三四公里的距離，但安達五中地勢低窪，遇到下雨天，全是泥路，我就需要扛着自行車走過將近一公里的泥濘的路。
那個時候，我們學校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只要是下雨天就只上半天課。
到了冬天，教育局在分配煤的時候會更傾斜於重點高中，我們是普通高中，分給學校的煤只夠上半天課，所以冬天也只上半天課。班主任每天都盯着教室裏的煤堆，囑咐男生：省着點燒。
艾苓拍攝的冰花
我高考那年，雨天上半天課，冬天也只上半天課，我當時想這可不行。那個時候我能看到的只有高考，只有考試才能改變我的命運，達成我想有份工作的願望。
但我們家一直有很多人，親戚朋友常來常往，東北人説話聲又很大，想在家裏靜下心來看書很難。
所以，高二暑假時，等沒有課大家都走的時候，我會從家裏帶一點乾糧，藏在教室裏看書。為了不被發現我很少去上廁所，冷得坐不住的時候，我就在教室裏或跑或跳，冬天沒有煤的時候我的手腫得像饅頭一樣。
我上學時正好趕上80年代的文學思潮，但在家鄉那個浪潮我是感受不到的。當時安達市只有一個新華書店，經典文學作品很少能買到，選擇性很少。我記得有一個假期我在讀《朱自清散文賞析》，讀完後我就不知道我該讀什麼了。
高中時，我是文藝青年。因為看到的聽到的都是小説，所以我就開始模仿着寫小説和劇本。到大學後，我才開始接觸散文。
讀大學時，綏化除了新華書店，還有幾個民營書店，書籍種類豐富了許多，我的零花錢基本都花在了那種民營的小書店了。
艾苓在綏化學院讀書時的教室，她曾在這裏參與創辦文學社
大學畢業後，我曾在安達市委辦公室工作了九年。遇到下雨天，我的同事都有傘只有我沒有。做了老師之後，我感受到，正是因為我跟那些沒傘的孩子有相似的經歷，所以我才會特別關注這羣孩子。
我的學生，大多是下崗職工、農民和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來自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城市、農村、林場、農場，家裏多子女、單親或者有病人。
有個女生，父母靠收破爛為生，父親的右手、右腿不聽使喚，肌肉萎縮，母親患有白癜風。班級評定貧困生，大家投票，給了她一等助學金。
有的同學拿到助學金，請宿舍的人吃飯，她沒有。宿舍同學看到她穿着李寧的運動服，會小聲嘀咕：“貧困生還穿名牌。”但她告訴我，她從來不扔衣服，有的衣服破出小洞也照穿不誤。
畢業時，她感覺特別輕鬆，“我再也不是貧困生，不用在乎誰説什麼了。”
艾苓在一席的演講，主題是《沒傘的孩子》
現在來綏化學院報到的學生，很少有喜氣洋洋的。
有個男生來自高考大省山東，家裏兄弟三個，父親是鐵路職工，因為肝病病退，母親是家裏的頂樑柱。後來母親也病倒了，半個身子不好使。
他復讀第三年，才考上綏化學院。他跟我説，“知道那裏冷，冷也得去，我不能再復讀了。”
我和他們的心態不同，1985年，我考上綏化學院（當時叫綏化師範專科學校）時，是高高興興來報到的。
我們當時只有一個文科班，高考時，班裏56個同學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大學。我當時很努力，但和數學較勁一整年，最終還是考砸了。而我最喜歡的語文，因為一直頻繁地換代課老師，只考了73分，沒有及格。所以我只能進專科學校。
報考時，我的第一志願是哈爾濱某院校的財會專業。因為感覺老師這個職業非常神聖，所以第二志願我選擇了綏化學院。
最終我被錄取到綏化學院，當時畢業統一分配，考上大學意味着兩年後就會有一份工作等着我。
1980年代的學校東門，當時還叫綏化師範專科學校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是沒有貧困生這個概念的，貧富差距不大，來自城市的孩子，也就是零花錢稍微多一點。
而且當時的師範教育是免費的，每個月還有27塊5的助學金，百分百覆蓋。我母親一個學期給我100塊的生活費，偶爾還會給我寄件羽絨服買條裙子。
八十年代，專科和本科的錄取率加起來才3%，不管是什麼樣的大學畢業生都很受歡迎，是人才。每到畢業季，學生的檔案會分到當地的教育局人事科，各學校會到教育局搶人。
除了少數優秀或是有背景的學生，有機會去哈爾濱、大慶或是齊齊哈爾這樣的大中型城市，大多數師範生都是從哪兒來回哪兒去。
1980年代的綏化學院
1987年，我畢業的時候就被分配到老家安達的第三中學，第二年我就和我愛人結婚了。
結婚時，我們沒有房子住，就住在我父母家，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剛好我愛人學校後面有個廢棄的地基，學校請示教育局，説地基不要了，誰家想壘牆，可以自己刨磚頭去。
別人刨舊磚頭都想蓋倉房或是壘牆，只有我們是帶着蓋房子的心態去的。
我們家和鄰居之間原來是有道圍牆的，後來圍牆倒了，正好有一個4米的寬度，我們就在這裏把房子壘起來了。
當時考慮到取暖，就把卧室放在中間，由火牆圍着，整個冬天就靠這個火牆取暖。到第二年春天，客廳的牆上掛了厚厚的一層霜，我們先是用桶，後來用東北洗衣服的大鐵盆，把霜刮下來往外送。
在這裏住了三年，我兒子也出生了，我們就把這個房子賣掉了，當時賣了5000塊錢。賣掉房子後，我們在安達市區買了一間老舊的土平房。
艾苓、兒子和丈夫
之前我們以為只能住自己蓋的房子，再也買不起其他的房子，後來發現城區也會有一些價格窪地。
但年頭太久的老平房會出現各種問題，下雨的時候，雨水沖刷下來的泥土，會讓院子越來越高，房子就變得很低。我們的房子下窯（東北人家家户户都挖窯，故稱“下窯”）了三個台階，從家裏往外看能看到地面，非常近。但這樣的房子冬暖夏涼。
我愛人和我是大學同學，他出生在農村，家裏條件比較差。高一時，他在村裏的學校讀書，因為沒有供暖設備，冬天在學校睡一晚上被子凍在了牆上。
到綏化學院讀書時，他只帶了50塊錢，之後再也沒跟家裏要過錢。
我們換了房子後，他就把父母和沒有結婚的妹妹從農村接來了。我們倆的工資在很長一段時間徘徊在兩三百塊錢，生活總是很拮据。
我和我愛人，從綏化下面的縣級市安達走到綏化用了10多年的時間，那還是上世紀80年代，教育競爭不那麼激烈的時候。
綏化冬季街景
而到了2000年前後，高校畢業生分配製度全面停止，大學開始擴招，大學學費也一路攀升。這對綏化學院的貧困生影響巨大。
我的一位80後學生，2001年考入綏化學院。家在縣裏最窮的村，也是村裏最窮的户，家裏姐弟四人，他是唯一讀到初中的孩子。
當年，綏化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一年的學費4560元，彼時還沒有助學貸款。家裏東挪西借，湊了3600元。
第一天報到，他交不起學費，在別人宿舍暫住了一夜。等到第二天交了住宿費，才有了自己的宿舍。
畢業後，我的學生有幾種選擇。一是就近就業，黑龍江的農場吸納了我們的一些畢業生，特別是貧困家庭出來的孩子。
男生會選擇進機關，女生會去學校當老師，這是很多人覺得挺好的選擇。農場雖然沒有城鎮熱鬧，但它最大的好處是穩定。
還有一些學生會選擇考公考編或是考特崗教師（我把他們稱為“考碗族”）。我採訪的2000年到2010年入學的學生裏，考碗是大多數人的選擇，這是貧困畢業生能夠看到的最低成本的路徑。
除了穩定之外，更現實的原因是他們往往沒有太多的財力和物力支撐他們去大城市闖蕩，只能選擇離家比較近的地方。
綏化學院畢業季的學生
有個男生，畢業一年後到深圳打拼。在城中村握手樓裏，租了一間30多平的房子，月租600元，押一付二，交完房租後，卡里只剩兩千多元。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期貨公司，幹了不到一個月就離職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房地產公司，本科學歷底薪4000元，第一個月學習培訓，沒有工資，第二個月實習，開始跑業務。
每天早上他五點半起牀，七點半到公司，晚上十點下班，凌晨十二點到家。因為忙也為了省錢，每天只吃一頓午飯，持續三個月後，他中暑暈倒在出租屋裏。
從那以後，他開始擠時間吃早飯。他發現公司對面有家餐館，每天早晨免費為上班族提供一碗粥。不到一年，他離開了深圳。來深圳帶了5000塊錢，走的時候有6000元的積蓄。
2019年，他再次回到了黑龍江西部工作。
學生打拼路徑
2016年，我根據平常對學生的觀察和記錄，寫了一本書叫《咱們學生》，在即將出版的時候，我愛人提醒我，“寫綏化學院的學生，一定要將貧困生羣體納入進來，否則是不完整的。”
我愛人總是説自己很幸運，如果當時學校收費，他肯定讀不起。所以作為一個從貧困羣體走出的學生，他深知這個羣體的不易。
因為我愛人的這句話，我開始做微型調查。此前，在貧困申報的時候我和貧困生有所接觸，也知道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但如果要單獨做一章，一定要有數據。
艾苓教授文案寫作課的黑板
我看到他們的反饋，我覺得其實我並不瞭解他們，他們所傳達的事情遠遠超過我的預期，打破了我的預想。
我想要數據，但我沒有拿到，我聽到的是故事，是紛繁複雜的聲音。
此前，我對他們的瞭解侷限在偶爾的接觸、課堂上的交流或是作文中的講述，但他們來學校之前經歷了什麼？特別是這個羣體畢業之後又會發生什麼？這是我特別想知道的。
同時複雜的聲音意味着內容的豐富性，我當時就想我要另寫一本書，而這本書一定是用腳走出來的，這樣我才能夠打撈到我想要的東西。
艾苓的新書《我教過的苦孩子》
2017年暑假，我選擇了西部、中部、東部等多條省內路線，採訪了幾十位當年的貧困生。個別採訪是線上完成的，接受訪談的師生超過兩百人。
我沒有用錄音筆，也沒有用其他設備，就是坐下來聊天，用一個本子記錄關鍵詞，剩下的全憑記憶。我用最原始的方式提問、傾聽，回到賓館再回顧、梳理，寫完發給他們看，有需要糾正的地方我再修改。
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我採訪的是一個脆弱的羣體，他們很少跟別人聊自己的傷痛，而錄音會影響交流。
採訪到第二個人我就明確的知道，書稿要以受訪者自述的方式呈現。
我發現這是默默無聲的一羣人，他們很少發聲，更別説在公開場合發聲了。只有讓他們一起發聲，大家才能聽到他們的聲音。我願意隱身在文字背後，做這些聲音的記錄者、傳達者。
綏化學院的操場
我的一個學生，2000年高中畢業。因為家裏困難，他沒有參加高考，而是選擇去北京闖蕩。三年間，他做過塑鋼廠學徒、汽車美容店的洗車工，也做過廣告公司的業務員。
但因為學歷，處處受限，後來他選擇重新參加高考。2003年春節，他進母校插班就讀，三個月備考期間，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得知被綏化學院錄取時，他激動得一夜未眠。
另外一個和他同年入學的學生告訴我，當時班裏的學生只有兩個家庭條件稍好點的，剩下的都困難，課餘時間都做兼職。
他的生父患有肺結核，在他小學四年級時去世了；大學時，繼父突發腦出血，治病又花了很多錢。輔導員瞭解他家裏的情況後，系裏評選助學金，他拿到了1500元。從大三開始，他經常去快餐店打工。
比他們倆入學更早的“75後”學長楊傳術，家中有三兄三姐，是家裏的老小。小時候，他做夢都想有支笛子，但是父母都是農民，年歲又大，他只能從吃飯的錢裏攢。
到了大學，他最羨慕在食堂幫忙打飯的貧困生，他們可以在食堂吃兩頓飯，但食堂不再招人，吃飯便成了問題。
他將自己每頓飯的伙食控制在2元錢，早餐2元可以吃一碗粥，三個包子，但因為個子大，三個包子吃不飽，他就吃四個包子，喝很多開水。即便這樣，每個月的伙食費也要180元。
綏化學院教學樓一角
隨着採訪的深入，我越來越發現，貧困生最大的問題往往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心理問題。它會導致貧困再生產，這也是寒門難出貴子的一個核心原因。
我的一個“90後”學生，在他2歲時父母借了兩萬元外債自立門户，承包過山林、做過門窗、養過羊，父親累出了腰間盤突出，母親累出了肺結核。直到16歲的冬天，家裏的債務才還清。
上大學時，他曾和一位“富二代”同學一起逛超市。他覺得同學一定會買很多東西，所以他就買了近百元的零食。等到結賬時才發現，“富二代”同學只花了五十多元，其中三十多元買的是洗髮露和沐浴露。
還有一個學生，他沒有拿到畢業證，但打拼多年後，他紮根在了北京，有房有車。在同學眼裏，他是成功者的形象。
但是他告訴我，他只是在知名企業裏的普通人。每次崗位競爭的時候，他總是告訴自己，“我不行”，因此錯失了很多機會。
綏化學院如今的西校門
自卑是貧困生比較普遍的心理，而且會影響他們很長時間，即便等他不貧困的時候依舊存在。
我愛人曾跟我説，自己一直到30多歲才解決了貧困帶來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是很隱秘的，我們當時在一起已經十多年了，他如果不説，我真的沒有感覺到。
在接觸這麼多貧困生後，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最大的閃光點是有韌勁。你會覺得這些人非常了不起，每一個都像不倒翁一樣，你感覺他就要被打壓下去了，但是他又站起來了。
艾苓在綏化植物園
最讓我吃驚是一位陷入網貸的學生。他從小和爺爺、爸爸相依為命，大學開始接觸網貸，在網貸的漩渦裏越陷越深。
2018年畢業後，他在一線城市做平面設計，因為工資過低轉而去房地產公司賣房，欠款最高達到了18萬，直到2020年停止倒貸操作，2022年還清網貸。
我在分析他的故事時在想，他為什麼會網貸？因為童年缺失的太多了，想要的東西總是得不到滿足，在遠遠沒有達到財務自由的時候，他看到了網貸的便利，最後陷進去了。
有的人被網貸拖垮，自己承受不了，就走上了絕路。但是他可以每天吃大米飯拌醬，為了省菜吃包子，最後把網貸還清。然後離開房地產公司，重新做平面設計工作。
我覺得他非常了不起。
到目前為止，綏化學院沒有出過所謂的“傑出校友”，既鮮有高官，也少有富豪，他們絕大多數默默無聞地工作在基層，做普通人的工作，過普通人的日子。他們的故事伸向社會底層的各個角落。
以後我還會寫作，還會關注綏化這片地域，關注這個地域裏的人，這個地方自有它的可愛之處。
綏化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