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a的問題，但答案在b_風聞

a沒問題，但b出了問題，需求b無法被滿足，影響得需求a也無法被滿足，及出現在b的問題導致a也出現了問題。這時解決問題，可以在a增加滿足需求a的供給，也可以在b增加滿足需求b的供給，解決b的問題，然後a的問題自然也不在了。

停車需求影響行車需求

由於居民將車子停在社區周邊車行道上，車行道可使用的車道減少，車行道的的行車功能亦被減弱。

但這並不是在説，車行道的設計在滿足行車的需求上是供給不足的，而是從上一層的管理來説，從行車、停車的綜合角度看，停車供給上出了問題，無法滿足居民停車的需求，於是本來只是用於滿足行車需求的車行道也被用於停車，進而車行道的行車供給受到影響，無法滿足行車需求。

即，**停車需求的未被滿足影響了行車供給能力，導致最後呈現出的車行道無法滿足居民的行車需求。**至於停車需求的未被滿足，或許是沒有便捷的足夠的停車場所導致的。

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是在車行道上進行改動，使得車行道既滿足停車需求，有滿足行車需求；也可以是通過類似建設停車場等直接滿足周邊地區停車需求的做法，進而消除居民在車行道上停車的行為，最終恢復車行道提供行車供給的能力，解決車行道行車混亂的問題。

通勤需求影響生活需求

街道該多少拿來用做機動車的通勤，多少拿來作為市民生活展開的場所，這是一個問題。

或許在過去，擁有機動車的是所謂的“少數的有權階級”，而在街道展開活動的是“大多數的普通市民”，在此情況下，街道機動車通勤與人行功能比例的分配，都可算的是政治權利的分配，故而會有將街道“還給市民”這樣的講法，有種向有車族爭奪街道、“爭奪生活”的味道。

但就現在的情況看來，隨着人民消費能力的不斷上升與機動車生產成本的不斷下降，城市中私家車在各家庭中的普及率不斷上升，擁有機動車、需要街道滿足自己的自動車通勤需求的人成為絕大多數，過去那種兩羣人關於街道功能的“權利鬥爭”的局面，哪怕確有其事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復存在。

於是，街道在通勤與生活兩種功能上的分配問題的背後，實質是**同一羣人的通勤需求與生活需求之間的矛盾。**可能開車的時候，覺得車道太窄了、車速太慢了，走在街道上時，又覺得缺少活動的空間，但説到底是同一羣人不同時間段進行不同活動時，通勤需求與生活活動需求之間的矛盾。

故而如果希望較好的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是**在通勤上找到升級城市通勤效率的方法，在滿足通勤需求的同時，不斷縮小機動車道所需要的面積，進而不斷擴大街道用於滿足生活活動需求的佔比，**而不是隻是簡單地喊着，“機動車道太寬了啊”。

從這個視角看，權利爭奪意味的“還給市民”大概不再適用，不如使用兩種需求視角的“還給生活”，或者是更加積極的、更少抱怨意味的“迴歸生活”。

欠發達地區居民需求影響較發達地區居民需求

香港同學説，居住點好多周邊面向當地人的店鋪都變成了面向大陸游客的商店，買個東西也變得麻煩。

香港同學的抱怨，讓我想起那些北京、上海的居民，抱怨外“自己的城市”裏外敵人越來越多。但應該遭到抱怨的顯然不是大陸游客及那些擠進北京、上海的“外地人”。其實，大陸游客又哪裏喜歡有些東西只能到香港買的局面，北京、上海的“外地人”也不見得那麼想去、那麼喜歡留在北京、上海。

在我看來，類似的抱怨背後，顯現的都是我國不同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狀。而大陸游客在香港的購物行為、各地居民努力北京、上海的行為，顯現的則是欠發達地區人民對較發達地區美好生活的嚮往/需求。所以，本質上講，類似抱怨地滿足，要求的都是通過共同富裕、平衡發展，儘可能的消弭不同地區間的發展水平。

當然，就像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地區之間發展水平的相對差距總會存在。但原先那些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大陸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在絕對水平上達到一個較高水平之後，特地到香港購物將會顯得不再必要，擁有更多選擇的人們也不會再執着於飄向北京上海。

也就是説，香港同學及北京、上海的居民煩惱的解決，根本上的解決，不是針對香港與北京、上海出台政策，而謀好那些欠發展地區的發展。當然，這是一件需要久久為功才能做到的事，但重要的是已經在做了。短期要見效，做法只能是針對香港與北京、上海出台政策。

總之，廣泛的需求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強行抑制滿足需求的行為大概率將引起不滿。但解決問題的答案可能不是在問題表面呈現出來的點上，而是在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