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折騰百年的中西體用之爭, 像是關公戰秦瓊 | 文化縱橫_風聞

韓少功

【導讀】長久以來，關於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爭論經常在知識界乃至大眾媒體上上演。但在本文作者韓少功看來，這類爭論往往是由於不善於區分迭代和地緣兩個尺度而產生的。本文指出，文化的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個時間軸，隨着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可被視為一種進步；而地緣尺度則是指，一些文化現象與經濟和技術關係並不大，而是體現出地緣性特徵，受諸多地理的、氣候的、物產的、人種的隨機因素和條件制約。**地緣與迭代各有側重點，可作為觀察文化的兩個重要角度。前者是空間性的，後者是時間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後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低，後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個平面直角座標圖，那麼前者是水平座標，後者是垂直座標，可確定文化的分佈和定位。

韓少功認為，百年來不斷髮生各種中西文化體用之辯，不同的人的觀點和主張雖然不一樣，但**往往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即往往誇大了迭代和地緣兩個尺度之中的一個，卻忽略了另一個尺度。**他提醒，雖然幾個世紀以來，追求現代化大概是人類的共同方向，但一大潮流還是有諸多內部差異的，有各自傳統的脈絡；尤其對於眼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來説，這一點意味着我們必須在海外必須瞭解和尊重當地的文化特性。

本文為韓少功2020年11月28日於海南大學的演講，由程立源記錄、作者本人整理，原載《天涯**》2021年第3期，原題為《**文化：迭代與地緣兩個尺度》****，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文化：迭代與地緣兩個尺度

下面坐着很多老師，嚇得我有點不敢説話，特別是碰觸這麼一個不討好的題目。大家都知道，文化是個筐，什麼都能裝，所以很不好談。大至思潮和制度，小至吃喝拉撒睡，什麼都是“文化”。那麼，我們首先要約定一下，是在哪個層次意義上來談文化。

在我看來，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個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類包括物質生產在內的一切的活動，比方説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説的，因此種稻子、種麥子、打個洞、挖個坑，那都是文化。

往下走，有一個中文化，大概是指人們常説的“意識形態”，或者常説的“軟實力”，體現於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聞、文藝等。所謂“儒家文化”就是這樣的概念，其中“禮”為制度方面，“樂”大約是文藝方面。

再往下走，還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們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範圍，是精神領域事務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聞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幾年旅遊與文化聯姻，合併出一個文旅部，有人戲稱為“詩和遠方”部。

如果對上述大、中、小不作區別，不加約定，我們的討論就肯定是一鍋粥，打亂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們今天談的是大文化，涉及人類的一切活動，涉及到所有人，不僅僅是文化部管的那攤子事。

********************▍********************迭代的尺度

 

有兩個關鍵詞，一個叫“迭代”，一個叫“地緣”。

先講講迭代。**所謂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個時間軸，隨着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可被人們視為一種進步。**從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從農牧時代到工業時代，就是這樣一種迭代的關係，常常形成代序差異。

**以前很多人一談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塗，我説你崇洋媚外，你説我頑固守舊，大帽子飛來飛去。其實這裏隱藏着一種尺度的紊亂，表面上是談中西，實際上是談古今，是比較代序差異。因為很多人説的“洋”，並不是指中世紀的西方，不是指古羅馬的西方，而是指十八世紀以後工業化的西方，專掐西方最強盛的一個特定階段。説我們的油燈不好，歐洲的電燈好。説我們的牛車不行，歐洲的汽車很棒。那麼，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這是拿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比，把不同的發展階段擰在一起，差不多就是關公戰秦瓊。**當年錢穆建議，説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較，要等到雙方經濟發展水平接近了再説，就是這個意思。

日本一個學者叫作福澤諭吉，寫過一篇《脱亞論》。那時不僅很多日本人要脱亞入歐，俄國人、土耳其人也這樣説，形成整個亞洲一個廣泛的潮流。為什麼要脱亞？他們都知道國土搬不走，但脱亞就是急吼吼地要脱農、脱貧、離窮鄰居們遠點，要成為歐洲式的工業國。福澤諭吉是著名的啓蒙派，相當於中國的梁啓超、陳獨秀這樣的領袖級人物，其頭像直到去年（2019年）還一直印在一萬日元的鈔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意見領袖，一直鼓吹侵華戰爭。他的《文明論概略》大量抄自美國中學生的教材，知識產權其實是有點問題的，但它在中國也有廣泛影響。他認為“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認為“支那人”就是徹頭徹尾的野蠻民族，那麼最好的前途就是到處插滿大和民族的勝利旗幟。

由此可見，**文化迭代沒毛病，但迭代的進程並非各國同步。若把一時的差異靜止化、絕對化、永恆化，就很可能產生民族歧視和對外戰爭。這種“進步主義”就危險了，就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車，你還沒上車，那麼我打你就是活該。我是四年級，你還是一年級，那你一年級的給我交保護費就是天經地義，是吧？這種理解，多年來玷污了“進步”這個字眼。

我翻譯過一本書，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一本小説。我記得小説中間有一段描寫，印象特別深。他是寫廁所，説當時的捷克太落後了，當局的治理失敗，捷克的廁所就特別讓人難受，那個便池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廢水管道放大了的終端”——大概是這個意思吧。由此他對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馬桶，也用了比喻，説那種馬桶多好呵，“像一朵朵潔白的水百合”。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這樣寫，當然是要對比文明的先進和落後。這話沒説錯。誰不願意坐在“水百合”一樣的抽水馬桶上呢？誰不喜歡有一個舒適乾淨的環境呢？

問題是，西方的廁所一直是這樣嗎？或者説，西方的廁所什麼時候才變成這樣？據史料記載，作為西方一個標誌性的都市，巴黎很繁華，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髒亂差，還臭烘烘。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巴黎人口劇增，排污系統卻跟不上，居民們都習慣了隨處拉。因此當局頒佈法律，説盧浮宮裏畫了紅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這是一條。又説從臨街樓上窗口往下倒馬桶的，要大喊三聲在先，讓街頭行人避讓，否則就是違法。那麼有了這三聲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來，這又是一條。以至有人説，巴黎的香水產業為什麼那麼發達？就是因為當時巴黎人要用香水來壓住身上的臭味。可見，那時連巴黎也沒有什麼盛開的“水百合”。西方的廁所文化，只是到後來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

有了工業化，有了上下水系統，有了供電能力和通風設備，有了承水彎管、自控水箱等工業小發明，還加上相應的財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謂廁所的文化。**它最早出現在西方，但與西方並無一開始就綁定的關係，至少與工業化以前漫長的西方史沒有關係，與數千年的西方沒有關係。****同樣道理，如果在什麼時候，某些西方國家落後了，比如在高鐵、5G、移動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不必上綱上線，用來當作自我文化整體優越的依據。**你不就是會個微信掃碼嗎，哪有那麼牛？

********************▍********************地緣的尺度

 

**當然，並不是所有文化現象都是迭代演進的。**我們下面來談一談餐飲。**餐飲文化與經濟和技術有一定的關係，但沒有太大關係。**具體地説，能不能吃飽，大概是經濟和技術説了算；至於能不能吃好，如何才算吃好，經濟和技術卻做不了主。現在不少中國人有錢了，可以天天吃西餐，那不是什麼難事，但有些人即便腰纏萬貫，還是不愛吃西餐，吃來吃去，偏偏要吃“老乾媽”，你怎麼辦？他們不愛吃奶酪，就要吃豆腐，不愛喝咖啡，就愛喝茶，你怎麼辦？

這不是一個錢能解決的問題，與什麼發展階段沒關係。餐飲文化，特別是口味習慣，更多體現出一種地緣性的文化特徵，來自諸多地理的、氣候的、物產的、人種的隨機因素和條件制約。這種文化一旦形成，就各有領地和版圖，相對穩定和頑固，甚至能進入生理基因，形成一種遺傳複製——不管你有沒有工業化。很多人去了歐美，幾乎在那裏生活了大半輩子。他們思想上不一定愛國，但腸胃肯定愛國，哈喇子肯定愛國。一個個西裝革履飆英語，一不留神，還是會奔唐人街，奔中餐館。他們的廁所迭代了，但還是念念不忘“童年的口味”和“故鄉的口味”。

**相對而言，服飾文化沒那麼頑固，是比較容易變的。**不過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是農業國，靠的是雨熱同季等宜農條件，衣料都是農業國盛產的棉花和絲綢。因此傳統漢服非綢即棉，連官員的制服都像休閒裝，軟綿綿的一身。這不同於歐洲。作為以遊牧為主業的地區，歐洲盛產羊毛和皮革，所做成的衣服不一定最軟和舒服，但特別禦寒，也容易做得挺括有型，對吧？皮靴什麼的，比中國的棉鞋和布鞋也更多幾分光鮮。這種服飾美學後面，其實都有地緣條件的源頭。

**建築呢，與地理和氣候的關聯度最大。**我們今天身處海南，海南為什麼有這麼多騎樓？海南是熱帶地區，太陽很厲害，大家受不了。海南又多雨，大家出門不方便。那麼蓋成騎樓這種樣式，街兩邊都有固定走廊，既可遮陽，又可避雨，就很有道理了。據説這種騎樓風格其實是外來的，最早源自南歐——那是地中海地區，也是一個多雨地帶，是歐洲少有的農業區。可見只要地緣條件相近，有些文化就不分東西，東方里可以有西方，西方里也可以有東方。倒是瓊海那邊，前些年有些開發商腦子進水，蓋了很多北歐式的尖頂屋，覺得好看是吧？覺得騎樓應該升級換代？但海南從無冰雪積壓，尖頂房用不上。倒是有颱風，三五個颱風下來，尖頂房就死得很難看。

還可以説説文學。因為中國有深厚的農耕史，前人很早就發明了草木造紙，比歐洲早了近一千年。有了這種低廉和方便的書寫工具，比羊皮紙方便得多，中國漢代就文運昌盛，有了發達的文學和教育。我在這裏很慚愧，現在敲電腦，還敲不過司馬遷、班固、揚雄那一撥古人，動不動就數百萬字的著作量。**有專家説，中國古代不是沒有史詩，是因為歷史都寫進了《史記》《漢書》那樣的作品，因此不需要口耳相傳，就不需要史詩了。**其實，中國的西藏、內蒙古、新疆、苗族地區也是有史詩的，《格薩爾》《江格爾》等都是，其原因與歐洲一樣：**如果農業不發達，如果紙張和文字運用得晚，運用得不夠，口耳相傳便成了文化傳承的主要手段。這再次證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養一方文化。**一個族羣有沒有史詩，主要取決於書寫工具怎麼樣，取決於當地的物產等地緣條件。

********************▍********************兩種尺度的交互並用

 

當然，**“地緣”與“迭代”並不能決然兩分，在實際生活中經常相為影響。**在很多時候，在某些方面，地緣條件也會有變化，隨着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產生新舊之別。中國的食材和食譜就有古今差異，不會完全一成不變。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時候，在某些地方，迭代進程也會有不同面貌，受到各種地緣條件的制約。比方你這裏有煤，他那裏沒煤；你這裏靠海，方便交通，他那裏是山區，交通不便。那麼同是工業化，起步就先後不一，成敗或強弱也有別。

在這些方面都有不難找到的例子。

**但地緣與迭代各有側重點，可作為觀察文化的兩個重要角度。**這麼説吧，**前者是空間性的，後者是時間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後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低，後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個平面直角座標圖，那麼前者是水平座標，後者是垂直座標，可確定文化的分佈和定位。

你們在中學時都應該學過平面幾何，還記得一點點吧？在這裏，設一個座標圖，設定垂直的Y軸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在地緣的X軸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那麼在這個座標圖裏，某一種現象是（2，1），另一種現象是（1，4），還有一種現象是（3，3）……我們用兩個尺度，就不難測定它們各自的點位，便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至於打亂仗。我們既照顧了地緣傳統，又照顧了迭代進程，就多一些識別文化的方便。

拿前面的例子來説，餐飲文化更多體現了地緣性，不大依賴Y軸的值，因此無論經濟和技術發展到哪一步，各有所愛，各美其美，百花齊放，都是合理的常態。但廁所文化不一樣，更多體現了迭代性，與Y軸的值密切相關，那麼只要有了工業化，只要有足夠的錢，無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廁所革命”都無可阻擋，清潔、舒適、隱私保護都勢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衞生間都變得越來越一樣，沒什麼“多元化”。

這樣是不是清楚一點了？你們再想想，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把包羅萬象的文化都攪在一起，都打包處理，都組團參賽，然後搞國家排名，只用一個尺度來判勝負，如何説得清楚？

幾天前，我看到一則新聞，説中國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十九歲這個節點，男孩子平均175釐米，女孩子163釐米，已是亞洲第一。我當時還取笑老伴，説要是這個標準提早三十年，你我都不達標，豈不都是半殘廢，找不到對象？顯然，平均身高提升到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經濟和技術的因素，表現為Y軸的分值提升，表現為中國人吃好了，吃飽了，對吧？有了很多大水庫，有了雜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對吧？還有了幾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種體育設施，提供了健身條件。當然，吃飽了，但什麼才算吃得好？能鍛鍊了，但願不願意鍛鍊？……這裏面又有地緣傳統的作用，有X軸上不同文化板塊的情況。光説其一，不説其二，是遠遠不夠的。想一想吧，印度人窮人多，因此拿體育金牌少；但非洲人窮人更多呵，可田徑那什麼的可了不得，強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軸上的原始分高？歐美有錢，因此體育金牌拿得多，但諸多海灣石油國家也不差錢，但為什麼至今算不上大贏家？大概是因為他們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長袍，不方便運動，在X軸上的原始分偏低。

至於中國人，如果説平均身高還不夠，不是世界第一，那麼可能還有人種基因、傳統習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國人吃肉蛋奶不夠多，上海網紅醫生張文宏已經批評過了。中國人以前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優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壯，而是舊戲台上那些白面書生，過於文弱，甚至娘炮，是滿腹詩書進京趕考的那種，是花前月下談情説愛的那種。中國人的運動愛好，也不如西方那些遊牧民族的後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後到處都是跑步的或騎車的，但中國人一閒下來，就可能搓麻將、鬥地主、擺象棋——雖然眼下年輕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見，就像很多文化現象一樣，身高這碼事，顯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結合效應，得用兩個尺度交叉比量，話分兩頭説，才能説得大體到位。

▍****************************************“體用之辯”的百年混戰

 

**歷史上，由於不善於區分上述兩個尺度，最大的麻煩是知識界百年來反覆折騰的一場“體用之辯”。**這才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重點。

什麼叫“體”？什麼叫“用”？這兩個中文詞，給我們的聯想經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內外之分、本質和功能之分。**如果放在一個座標圖裏，橫座標和縱座標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換成“體”“用”這樣的描述，要爭一個誰是老大，誰坐頭把交椅，問題就嚴重了，就爭不清楚了，不打破頭大概不可能。**語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詞錯誤很可能為害深遠。一百多年來，知識界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無共識，哪怕在公開媒體上打不成，私下裏其實還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張之洞、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是提倡“中體西用”的。**他們所謂“師夷技之長”，不過是學西方的一些技術，學數理化，學堅船利炮，但骨子裏是堅守本土的思想道統、政治體制、倫理規範。這大概是最開始的階段。

**後來有了新情況。另一個著名啓蒙家叫嚴復，對“中體西用”產生了懷疑，説“體”和“用”分得開嗎？**馬能上戰場，就是因為有“馬體”；牛能耕田地，是因為有“牛體”，你怎麼可能用“牛體”來產生“馬用”？或者怎麼能用“馬體”來產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説體用一致，不可能分開，實際上是主張“西體西用”，翻譯成後來的話叫“全盤西化”，影響過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很多中國人。海南有個前輩學者陳序經，據説是公開提倡“全盤西化”第一人。新時期有一位批評家説得更出格，説中國要搞成現代化，“起碼還要被西方再殖民三百年”。

**再到後來，情況更復雜了。一個重要學者叫李澤厚，他大概既不滿意“中體西用”，又覺得“西體西用”不妥，太簡單了，於是換上另一種説法，叫“現代化為體，中學為用”。**他在上海解釋過這一點，説西方最早進入現代化，但現代化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因此他把“現代”這個時間概念，與“中”這個空間概念拼接，給中國特色留下一點保留餘地。**此外還有新儒家，一直是一個大拼盤。**從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來，並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國傳統。他們大多是在哲學層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還是“以中學為內學”的路線。當然，這個拼盤裏也有一些講究經世致用的，聚焦於國家發展道路的，如杜維明，從日、韓的經濟發展中看到亞洲文化的價值，又借鑑韋伯處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經驗，提出“儒家資本主義”。還有一個蔣慶，提出“政治儒學”，認為“王道”高於“民主”，主張精英主義的“虛君共和”。這些都可看作是“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的最新版本。

至於民間，大概看到西方後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民主也好，市場也好，都有失靈的時候，於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極端。他們一頭撲向老祖宗，要恢復國學、恢復漢服、恢復作揖、恢復黃帝紀年、恢復繁體字、恢復皇權或類似皇權的體制——我在山東遇到一位著名學者，他就説過，一個大國最怕亂，最需要維穩，那麼大國與小國不同，搞威權專制那就對了。據説，你們海南大學的學生前不久還去砸了一個場子，那個什麼“女德講堂”，宣揚女子的“三從四德”，確實很奇葩，算是徹頭徹尾的“中體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這樣“中體中用”，如果都一窩蜂“國學救國”“迴歸傳統”，那晚清王朝當年不是更“國學”更“傳統”嗎？為什麼混不下去了？

我們回過頭看，一百多年來，中國與西方既融合又衝突，形成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對話，“體”和“用”一直是中國人最大的心結。**從當年的張之洞，到現在民間的“女德講堂”，儘管解決方案五花八門，但他們心目中的中西比較，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盲區。**那就是看Y軸時，不看X軸；看橫座標時，不看縱座標，或者乾脆把兩個尺度擰成了一個尺度。換句話説，他們心目中常常只有靜止的中西，沒有動態的中西，即便談論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客觀、公允、理性了許多，但還是在一個文化版圖的平面上糾纏，缺少時間的向度。

**這種一根筋、一刀切、一條道走到黑的爭論混戰，經常形成無謂的耗費。**當事人對迭代因素不是誇大就是忽略，或者對地緣因素不是誇大就是忽略，經常把腦子搞亂，把路子走偏。

由此應該建議：“體”“用”這兩個詞最好列入禁用詞彙，列為高危概念，不再進入有關文化討論。有一位學者——我在《天涯》當編輯時，還編髮過她的文章。她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説，中國的文化傳統太糟糕，對婦女壓迫和殘害太深，居然讓花木蘭去打仗，豈不是殘忍？這當然有點扯，不像學者説的話。歐洲女人就不打仗嗎？那聖女貞德算怎麼回事？女人婚後都隨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權？美國國會大廈以前連女廁所都沒有，女性的地位在哪裏？……不難看出，婦女受壓迫，不是哪個民族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道德救星的問題，不過是文化迭代所決定的，是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事實證明，只要有了工業化，生產甚至戰爭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優勢就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來。工業化蔓延到哪裏，不論在亞洲還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裏的婦女就會有就業權、投票權、財務權、離婚權、避孕權等等——雖然這一演變還在路上，還遠遠沒有完結。在我們周圍，不是有些人喜歡取笑上海“小男人”嗎？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台上鞏漢林那種形象，説話聲音尖尖細細的，成天扎一個小圍裙，在廚房裏轉來轉去。其實，即便説話者以偏概全，鞏漢林也是暖男吧，是模範丈夫吧，至少沒有男性霸權吧？其原因無它，不過是因為上海最早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地方，男女平權的勢頭，你攔也攔不住。

文化在這裏不必“背鍋”，**但在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應缺席。幾個世紀以來，追求所謂現代化大概是人類共同的方向，但歐洲有歐洲的現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現代性，韓國有韓國的現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現代性……所謂“多重現代性”，這一大潮流還是有諸多內部差異的，有各自傳統的脈絡。**就拿法治來説，中國媒體經常表彰一些父債子還、兄債弟還的事例。其實在西方個人本位的社會里，父債只能父還，兄債只能兄還，法律只認這個。但中國的法治之外還有德治，老百姓心裏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債者就這樣做了，你還得表揚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説：“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在西方法官看來就是作偽證，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訴我，考慮到中國的親情傳統，法官們在實際辦案時，對親人之間的某些隱瞞行為，通常會有一些酌情從寬的處理。這就是拒絕西方式的“法條主義”，根據實際國情有所變通。

**由此想到，中國眼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人們到異國他鄉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繃緊文化這根弦。**科技專利固然重要，資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條文固然也重要……這都沒有錯。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傳統中的。因此，同老外們打交道，最忌的是想當然，需要注意各種細節，瞭解他們那裏各種文化密碼，包括瞭解各種“潛台詞”“潛規則”裏的當地文化特性。

在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領域的，應該多一些知識準備，多一些專業敏感，給這個世界幫上一些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