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折騰百年的中西體用之爭, 像是關公戰秦瓊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2-11-08 21:56
韓少功
【導讀】長久以來,關於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爭論經常在知識界乃至大眾媒體上上演。但在本文作者韓少功看來,這類爭論往往是由於不善於區分迭代和地緣兩個尺度而產生的。本文指出,文化的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個時間軸,隨着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可被視為一種進步;而地緣尺度則是指,一些文化現象與經濟和技術關係並不大,而是體現出地緣性特徵,受諸多地理的、氣候的、物產的、人種的隨機因素和條件制約。**地緣與迭代各有側重點,可作為觀察文化的兩個重要角度。前者是空間性的,後者是時間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後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低,後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個平面直角座標圖,那麼前者是水平座標,後者是垂直座標,可確定文化的分佈和定位。
韓少功認為,百年來不斷髮生各種中西文化體用之辯,不同的人的觀點和主張雖然不一樣,但**往往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即往往誇大了迭代和地緣兩個尺度之中的一個,卻忽略了另一個尺度。**他提醒,雖然幾個世紀以來,追求現代化大概是人類的共同方向,但一大潮流還是有諸多內部差異的,有各自傳統的脈絡;尤其對於眼下正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來説,這一點意味着我們必須在海外必須瞭解和尊重當地的文化特性。
本文為韓少功2020年11月28日於海南大學的演講,由程立源記錄、作者本人整理,原載《天涯**》2021年第3期,原題為《**文化:迭代與地緣兩個尺度》****,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參考。
文化:迭代與地緣兩個尺度
下面坐着很多老師,嚇得我有點不敢説話,特別是碰觸這麼一個不討好的題目。大家都知道,文化是個筐,什麼都能裝,所以很不好談。大至思潮和制度,小至吃喝拉撒睡,什麼都是“文化”。那麼,我們首先要約定一下,是在哪個層次意義上來談文化。
在我看來,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個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類包括物質生產在內的一切的活動,比方説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説的,因此種稻子、種麥子、打個洞、挖個坑,那都是文化。
往下走,有一個中文化,大概是指人們常説的“意識形態”,或者常説的“軟實力”,體現於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聞、文藝等。所謂“儒家文化”就是這樣的概念,其中“禮”為制度方面,“樂”大約是文藝方面。
再往下走,還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們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範圍,是精神領域事務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聞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幾年旅遊與文化聯姻,合併出一個文旅部,有人戲稱為“詩和遠方”部。
如果對上述大、中、小不作區別,不加約定,我們的討論就肯定是一鍋粥,打亂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們今天談的是大文化,涉及人類的一切活動,涉及到所有人,不僅僅是文化部管的那攤子事。
********************▍********************迭代的尺度
有兩個關鍵詞,一個叫“迭代”,一個叫“地緣”。
先講講迭代。**所謂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個時間軸,隨着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演進,可被人們視為一種進步。**從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從農牧時代到工業時代,就是這樣一種迭代的關係,常常形成代序差異。
**以前很多人一談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塗,我説你崇洋媚外,你説我頑固守舊,大帽子飛來飛去。其實這裏隱藏着一種尺度的紊亂,表面上是談中西,實際上是談古今,是比較代序差異。因為很多人説的“洋”,並不是指中世紀的西方,不是指古羅馬的西方,而是指十八世紀以後工業化的西方,專掐西方最強盛的一個特定階段。説我們的油燈不好,歐洲的電燈好。説我們的牛車不行,歐洲的汽車很棒。那麼,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這是拿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比,把不同的發展階段擰在一起,差不多就是關公戰秦瓊。**當年錢穆建議,説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較,要等到雙方經濟發展水平接近了再説,就是這個意思。
日本一個學者叫作福澤諭吉,寫過一篇《脱亞論》。那時不僅很多日本人要脱亞入歐,俄國人、土耳其人也這樣説,形成整個亞洲一個廣泛的潮流。為什麼要脱亞?他們都知道國土搬不走,但脱亞就是急吼吼地要脱農、脱貧、離窮鄰居們遠點,要成為歐洲式的工業國。福澤諭吉是著名的啓蒙派,相當於中國的梁啓超、陳獨秀這樣的領袖級人物,其頭像直到去年(2019年)還一直印在一萬日元的鈔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意見領袖,一直鼓吹侵華戰爭。他的《文明論概略》大量抄自美國中學生的教材,知識產權其實是有點問題的,但它在中國也有廣泛影響。他認為“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認為“支那人”就是徹頭徹尾的野蠻民族,那麼最好的前途就是到處插滿大和民族的勝利旗幟。
由此可見,**文化迭代沒毛病,但迭代的進程並非各國同步。若把一時的差異靜止化、絕對化、永恆化,就很可能產生民族歧視和對外戰爭。這種“進步主義”就危險了,就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車,你還沒上車,那麼我打你就是活該。我是四年級,你還是一年級,那你一年級的給我交保護費就是天經地義,是吧?這種理解,多年來玷污了“進步”這個字眼。
我翻譯過一本書,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一本小説。我記得小説中間有一段描寫,印象特別深。他是寫廁所,説當時的捷克太落後了,當局的治理失敗,捷克的廁所就特別讓人難受,那個便池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廢水管道放大了的終端”——大概是這個意思吧。由此他對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馬桶,也用了比喻,説那種馬桶多好呵,“像一朵朵潔白的水百合”。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這樣寫,當然是要對比文明的先進和落後。這話沒説錯。誰不願意坐在“水百合”一樣的抽水馬桶上呢?誰不喜歡有一個舒適乾淨的環境呢?
問題是,西方的廁所一直是這樣嗎?或者説,西方的廁所什麼時候才變成這樣?據史料記載,作為西方一個標誌性的都市,巴黎很繁華,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髒亂差,還臭烘烘。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巴黎人口劇增,排污系統卻跟不上,居民們都習慣了隨處拉。因此當局頒佈法律,説盧浮宮裏畫了紅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這是一條。又説從臨街樓上窗口往下倒馬桶的,要大喊三聲在先,讓街頭行人避讓,否則就是違法。那麼有了這三聲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來,這又是一條。以至有人説,巴黎的香水產業為什麼那麼發達?就是因為當時巴黎人要用香水來壓住身上的臭味。可見,那時連巴黎也沒有什麼盛開的“水百合”。西方的廁所文化,只是到後來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
有了工業化,有了上下水系統,有了供電能力和通風設備,有了承水彎管、自控水箱等工業小發明,還加上相應的財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謂廁所的文化。**它最早出現在西方,但與西方並無一開始就綁定的關係,至少與工業化以前漫長的西方史沒有關係,與數千年的西方沒有關係。****同樣道理,如果在什麼時候,某些西方國家落後了,比如在高鐵、5G、移動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不必上綱上線,用來當作自我文化整體優越的依據。**你不就是會個微信掃碼嗎,哪有那麼牛?
********************▍********************地緣的尺度
**當然,並不是所有文化現象都是迭代演進的。**我們下面來談一談餐飲。**餐飲文化與經濟和技術有一定的關係,但沒有太大關係。**具體地説,能不能吃飽,大概是經濟和技術説了算;至於能不能吃好,如何才算吃好,經濟和技術卻做不了主。現在不少中國人有錢了,可以天天吃西餐,那不是什麼難事,但有些人即便腰纏萬貫,還是不愛吃西餐,吃來吃去,偏偏要吃“老乾媽”,你怎麼辦?他們不愛吃奶酪,就要吃豆腐,不愛喝咖啡,就愛喝茶,你怎麼辦?
這不是一個錢能解決的問題,與什麼發展階段沒關係。餐飲文化,特別是口味習慣,更多體現出一種地緣性的文化特徵,來自諸多地理的、氣候的、物產的、人種的隨機因素和條件制約。這種文化一旦形成,就各有領地和版圖,相對穩定和頑固,甚至能進入生理基因,形成一種遺傳複製——不管你有沒有工業化。很多人去了歐美,幾乎在那裏生活了大半輩子。他們思想上不一定愛國,但腸胃肯定愛國,哈喇子肯定愛國。一個個西裝革履飆英語,一不留神,還是會奔唐人街,奔中餐館。他們的廁所迭代了,但還是念念不忘“童年的口味”和“故鄉的口味”。
**相對而言,服飾文化沒那麼頑固,是比較容易變的。**不過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是農業國,靠的是雨熱同季等宜農條件,衣料都是農業國盛產的棉花和絲綢。因此傳統漢服非綢即棉,連官員的制服都像休閒裝,軟綿綿的一身。這不同於歐洲。作為以遊牧為主業的地區,歐洲盛產羊毛和皮革,所做成的衣服不一定最軟和舒服,但特別禦寒,也容易做得挺括有型,對吧?皮靴什麼的,比中國的棉鞋和布鞋也更多幾分光鮮。這種服飾美學後面,其實都有地緣條件的源頭。
**建築呢,與地理和氣候的關聯度最大。**我們今天身處海南,海南為什麼有這麼多騎樓?海南是熱帶地區,太陽很厲害,大家受不了。海南又多雨,大家出門不方便。那麼蓋成騎樓這種樣式,街兩邊都有固定走廊,既可遮陽,又可避雨,就很有道理了。據説這種騎樓風格其實是外來的,最早源自南歐——那是地中海地區,也是一個多雨地帶,是歐洲少有的農業區。可見只要地緣條件相近,有些文化就不分東西,東方里可以有西方,西方里也可以有東方。倒是瓊海那邊,前些年有些開發商腦子進水,蓋了很多北歐式的尖頂屋,覺得好看是吧?覺得騎樓應該升級換代?但海南從無冰雪積壓,尖頂房用不上。倒是有颱風,三五個颱風下來,尖頂房就死得很難看。
還可以説説文學。因為中國有深厚的農耕史,前人很早就發明了草木造紙,比歐洲早了近一千年。有了這種低廉和方便的書寫工具,比羊皮紙方便得多,中國漢代就文運昌盛,有了發達的文學和教育。我在這裏很慚愧,現在敲電腦,還敲不過司馬遷、班固、揚雄那一撥古人,動不動就數百萬字的著作量。**有專家説,中國古代不是沒有史詩,是因為歷史都寫進了《史記》《漢書》那樣的作品,因此不需要口耳相傳,就不需要史詩了。**其實,中國的西藏、內蒙古、新疆、苗族地區也是有史詩的,《格薩爾》《江格爾》等都是,其原因與歐洲一樣:**如果農業不發達,如果紙張和文字運用得晚,運用得不夠,口耳相傳便成了文化傳承的主要手段。這再次證明,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養一方文化。**一個族羣有沒有史詩,主要取決於書寫工具怎麼樣,取決於當地的物產等地緣條件。
********************▍********************兩種尺度的交互並用
當然,**“地緣”與“迭代”並不能決然兩分,在實際生活中經常相為影響。**在很多時候,在某些方面,地緣條件也會有變化,隨着經濟和技術的發展而產生新舊之別。中國的食材和食譜就有古今差異,不會完全一成不變。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時候,在某些地方,迭代進程也會有不同面貌,受到各種地緣條件的制約。比方你這裏有煤,他那裏沒煤;你這裏靠海,方便交通,他那裏是山區,交通不便。那麼同是工業化,起步就先後不一,成敗或強弱也有別。
在這些方面都有不難找到的例子。
**但地緣與迭代各有側重點,可作為觀察文化的兩個重要角度。**這麼説吧,**前者是空間性的,後者是時間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後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低,後者對經濟和技術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個平面直角座標圖,那麼前者是水平座標,後者是垂直座標,可確定文化的分佈和定位。
你們在中學時都應該學過平面幾何,還記得一點點吧?在這裏,設一個座標圖,設定垂直的Y軸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在地緣的X軸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個度,那麼在這個座標圖裏,某一種現象是(2,1),另一種現象是(1,4),還有一種現象是(3,3)……我們用兩個尺度,就不難測定它們各自的點位,便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至於打亂仗。我們既照顧了地緣傳統,又照顧了迭代進程,就多一些識別文化的方便。
拿前面的例子來説,餐飲文化更多體現了地緣性,不大依賴Y軸的值,因此無論經濟和技術發展到哪一步,各有所愛,各美其美,百花齊放,都是合理的常態。但廁所文化不一樣,更多體現了迭代性,與Y軸的值密切相關,那麼只要有了工業化,只要有足夠的錢,無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廁所革命”都無可阻擋,清潔、舒適、隱私保護都勢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衞生間都變得越來越一樣,沒什麼“多元化”。
這樣是不是清楚一點了?你們再想想,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把包羅萬象的文化都攪在一起,都打包處理,都組團參賽,然後搞國家排名,只用一個尺度來判勝負,如何説得清楚?
幾天前,我看到一則新聞,説中國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十九歲這個節點,男孩子平均175釐米,女孩子163釐米,已是亞洲第一。我當時還取笑老伴,説要是這個標準提早三十年,你我都不達標,豈不都是半殘廢,找不到對象?顯然,平均身高提升到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經濟和技術的因素,表現為Y軸的分值提升,表現為中國人吃好了,吃飽了,對吧?有了很多大水庫,有了雜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對吧?還有了幾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種體育設施,提供了健身條件。當然,吃飽了,但什麼才算吃得好?能鍛鍊了,但願不願意鍛鍊?……這裏面又有地緣傳統的作用,有X軸上不同文化板塊的情況。光説其一,不説其二,是遠遠不夠的。想一想吧,印度人窮人多,因此拿體育金牌少;但非洲人窮人更多呵,可田徑那什麼的可了不得,強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軸上的原始分高?歐美有錢,因此體育金牌拿得多,但諸多海灣石油國家也不差錢,但為什麼至今算不上大贏家?大概是因為他們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長袍,不方便運動,在X軸上的原始分偏低。
至於中國人,如果説平均身高還不夠,不是世界第一,那麼可能還有人種基因、傳統習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國人吃肉蛋奶不夠多,上海網紅醫生張文宏已經批評過了。中國人以前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優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壯,而是舊戲台上那些白面書生,過於文弱,甚至娘炮,是滿腹詩書進京趕考的那種,是花前月下談情説愛的那種。中國人的運動愛好,也不如西方那些遊牧民族的後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後到處都是跑步的或騎車的,但中國人一閒下來,就可能搓麻將、鬥地主、擺象棋——雖然眼下年輕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見,就像很多文化現象一樣,身高這碼事,顯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結合效應,得用兩個尺度交叉比量,話分兩頭説,才能説得大體到位。
▍****************************************“體用之辯”的百年混戰
**歷史上,由於不善於區分上述兩個尺度,最大的麻煩是知識界百年來反覆折騰的一場“體用之辯”。**這才是我們今天需要討論的重點。
什麼叫“體”?什麼叫“用”?這兩個中文詞,給我們的聯想經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內外之分、本質和功能之分。**如果放在一個座標圖裏,橫座標和縱座標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換成“體”“用”這樣的描述,要爭一個誰是老大,誰坐頭把交椅,問題就嚴重了,就爭不清楚了,不打破頭大概不可能。**語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詞錯誤很可能為害深遠。一百多年來,知識界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無共識,哪怕在公開媒體上打不成,私下裏其實還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張之洞、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是提倡“中體西用”的。**他們所謂“師夷技之長”,不過是學西方的一些技術,學數理化,學堅船利炮,但骨子裏是堅守本土的思想道統、政治體制、倫理規範。這大概是最開始的階段。
**後來有了新情況。另一個著名啓蒙家叫嚴復,對“中體西用”產生了懷疑,説“體”和“用”分得開嗎?**馬能上戰場,就是因為有“馬體”;牛能耕田地,是因為有“牛體”,你怎麼可能用“牛體”來產生“馬用”?或者怎麼能用“馬體”來產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説體用一致,不可能分開,實際上是主張“西體西用”,翻譯成後來的話叫“全盤西化”,影響過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很多中國人。海南有個前輩學者陳序經,據説是公開提倡“全盤西化”第一人。新時期有一位批評家説得更出格,説中國要搞成現代化,“起碼還要被西方再殖民三百年”。
**再到後來,情況更復雜了。一個重要學者叫李澤厚,他大概既不滿意“中體西用”,又覺得“西體西用”不妥,太簡單了,於是換上另一種説法,叫“現代化為體,中學為用”。**他在上海解釋過這一點,説西方最早進入現代化,但現代化並不完全等同於西方,因此他把“現代”這個時間概念,與“中”這個空間概念拼接,給中國特色留下一點保留餘地。**此外還有新儒家,一直是一個大拼盤。**從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來,並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國傳統。他們大多是在哲學層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還是“以中學為內學”的路線。當然,這個拼盤裏也有一些講究經世致用的,聚焦於國家發展道路的,如杜維明,從日、韓的經濟發展中看到亞洲文化的價值,又借鑑韋伯處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經驗,提出“儒家資本主義”。還有一個蔣慶,提出“政治儒學”,認為“王道”高於“民主”,主張精英主義的“虛君共和”。這些都可看作是“西體中用”或“中體西用”的最新版本。
至於民間,大概看到西方後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民主也好,市場也好,都有失靈的時候,於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極端。他們一頭撲向老祖宗,要恢復國學、恢復漢服、恢復作揖、恢復黃帝紀年、恢復繁體字、恢復皇權或類似皇權的體制——我在山東遇到一位著名學者,他就説過,一個大國最怕亂,最需要維穩,那麼大國與小國不同,搞威權專制那就對了。據説,你們海南大學的學生前不久還去砸了一個場子,那個什麼“女德講堂”,宣揚女子的“三從四德”,確實很奇葩,算是徹頭徹尾的“中體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這樣“中體中用”,如果都一窩蜂“國學救國”“迴歸傳統”,那晚清王朝當年不是更“國學”更“傳統”嗎?為什麼混不下去了?
我們回過頭看,一百多年來,中國與西方既融合又衝突,形成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紀對話,“體”和“用”一直是中國人最大的心結。**從當年的張之洞,到現在民間的“女德講堂”,儘管解決方案五花八門,但他們心目中的中西比較,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盲區。**那就是看Y軸時,不看X軸;看橫座標時,不看縱座標,或者乾脆把兩個尺度擰成了一個尺度。換句話説,他們心目中常常只有靜止的中西,沒有動態的中西,即便談論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客觀、公允、理性了許多,但還是在一個文化版圖的平面上糾纏,缺少時間的向度。
**這種一根筋、一刀切、一條道走到黑的爭論混戰,經常形成無謂的耗費。**當事人對迭代因素不是誇大就是忽略,或者對地緣因素不是誇大就是忽略,經常把腦子搞亂,把路子走偏。
由此應該建議:“體”“用”這兩個詞最好列入禁用詞彙,列為高危概念,不再進入有關文化討論。有一位學者——我在《天涯》當編輯時,還編髮過她的文章。她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説,中國的文化傳統太糟糕,對婦女壓迫和殘害太深,居然讓花木蘭去打仗,豈不是殘忍?這當然有點扯,不像學者説的話。歐洲女人就不打仗嗎?那聖女貞德算怎麼回事?女人婚後都隨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權?美國國會大廈以前連女廁所都沒有,女性的地位在哪裏?……不難看出,婦女受壓迫,不是哪個民族的問題,不是有沒有道德救星的問題,不過是文化迭代所決定的,是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事實證明,只要有了工業化,生產甚至戰爭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優勢就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來。工業化蔓延到哪裏,不論在亞洲還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裏的婦女就會有就業權、投票權、財務權、離婚權、避孕權等等——雖然這一演變還在路上,還遠遠沒有完結。在我們周圍,不是有些人喜歡取笑上海“小男人”嗎?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台上鞏漢林那種形象,説話聲音尖尖細細的,成天扎一個小圍裙,在廚房裏轉來轉去。其實,即便説話者以偏概全,鞏漢林也是暖男吧,是模範丈夫吧,至少沒有男性霸權吧?其原因無它,不過是因為上海最早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地方,男女平權的勢頭,你攔也攔不住。
文化在這裏不必“背鍋”,**但在另一方面,文化也不應缺席。幾個世紀以來,追求所謂現代化大概是人類共同的方向,但歐洲有歐洲的現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現代性,韓國有韓國的現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現代性……所謂“多重現代性”,這一大潮流還是有諸多內部差異的,有各自傳統的脈絡。**就拿法治來説,中國媒體經常表彰一些父債子還、兄債弟還的事例。其實在西方個人本位的社會里,父債只能父還,兄債只能兄還,法律只認這個。但中國的法治之外還有德治,老百姓心裏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債者就這樣做了,你還得表揚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説:“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在西方法官看來就是作偽證,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訴我,考慮到中國的親情傳統,法官們在實際辦案時,對親人之間的某些隱瞞行為,通常會有一些酌情從寬的處理。這就是拒絕西方式的“法條主義”,根據實際國情有所變通。
**由此想到,中國眼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人們到異國他鄉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繃緊文化這根弦。**科技專利固然重要,資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條文固然也重要……這都沒有錯。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傳統中的。因此,同老外們打交道,最忌的是想當然,需要注意各種細節,瞭解他們那裏各種文化密碼,包括瞭解各種“潛台詞”“潛規則”裏的當地文化特性。
在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領域的,應該多一些知識準備,多一些專業敏感,給這個世界幫上一些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