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課獵手”看科技向善與成長“雙刃劍”_風聞

核心：該文主要從當前社會備受關注的一起事件引出，在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們需要去關心藉助新技術新工具滋生出來的灰暗。技術本身沒有價值觀優劣之分，可使用技術的人有價值觀優劣之分。前面一部分主要講解技術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哪些方面的問題。後一部分講解決方案，尤其是數字技術轉型階段與工業革命轉型明顯不同，需要企業承擔更多責任。技術在發展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路子，舉例數字化產品，比如雲服務，在災備方案上的努。再比如電子簽名發展，會不斷在加密安全性上進行努力。同時，現在電子簽名發展迅速，頭部玩家本身在安全性上做得好，自然會被更多天生謹慎的企業級客户所接受。

背景

最近看到這樣一則熱搜：#新鄭三中老師網課去世#。

一條人命背後，暴露出的是“網課獵手”這一黑色羣體。而這一羣體所造成的影響之大，受害人羣之廣泛，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

然而，憤慨謾罵聲討是一方面，或許我們也應該反思一下技術進步過程中滋生的那些不好的東西。去思考如何讓伴隨技術發展滋生的“惡”更早地被發現、被解決，也讓我們少一些惋惜與痛心。

雙面技術革新：向善原始初衷與使用者價值偏差

讓技術造福人類是技術發展的原始初衷。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每一次技術工具的發展一定是人類進步的標誌，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或許難免會有陣痛、難過，甚至是憤慨。

此前國際關係學院組織編撰的《國際安全藍皮書：中國國際安全研究報告（2018）》，針對科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總結成了三方面因素，一是科技濫用風險，二是科技倫理風險，三是科技失控風險。

首先是科技濫用風險，軍事上的應用我們不做過多討論，就説與商業社會和人們生活相關的。譬如在信息安全領域，科技手段被濫用的風險比較突出，而與此同時很多新興經濟體的基礎信息產業薄弱，這就帶來了信息安全隱患。還比如此前“3·15”晚會曝出的人臉識別被濫用的問題。一些門店安裝了可以人臉識別的攝像頭，大肆收集到店顧客的人臉信息。

二是科技倫理討論，也就是科技創新活動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人與人關係的思想與行為準則，最典型的無疑就是克隆技術。就像國際關係學院藍皮書講述的，克隆技術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技術體系，對人類的克隆只剩最後一步，但這卻考驗道德倫理底線。

最後是科技失控，譬如白色污染的出現，石化燃料發展帶來的大氣污染等問題，這都是技術創新逐漸演化出現的失控局面。

而在老章看來，對於大眾而言，可能感受更直接的是科技使用者的價值觀偏移。

談到初創企業從發展到崛起，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説法叫做“英雄變惡龍”。而在技術基礎設施發展過程中，同樣需要注意類似的場景。不過準確的説法不應該是技術本身英雄變惡龍，而是一些不懷好意的使用者挖掘出“惡”的場景，脱離了技術向善的原始初衷。

某些關鍵性技術一旦成為生產生活中的支撐技術，會成為全社會人們共識性的一種使用習慣。久而久之，隨着越來越多人使用，使用方法開始變得有些脱軌。譬如今天的遠程會議，誰會想到出現“網課獵手”這樣的羣體。

其實類似這樣的場景我們已經感受過多次了；電商發展解決信息不對稱，但是後來的假貨橫行讓不少人叫苦連連；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初衷是好的，卻因為使用者價值觀因素導致技術一度被妖魔化；再比如P2P前幾年的摸索與試錯，高舉科技向善的普惠價值，帶來的教訓同樣慘痛。

任何一項技術本身其實都可利可弊，社會對其會有一種天然的自我選擇自我過濾能力，因為社會總體價值觀是向善。而人卻不會，不是每個人都有正確的價值觀。

“當利潤達到100%的時候，他們敢於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於冒絞刑的危險”。

數年前的稜鏡事件鬧得全世界人人自危，而2017年初，全球眾多廠商的Mongo DB、ES等未做登錄驗證的數據庫遭到黑客入侵。Yahoo也曾對外聲明，超過10億的用户信息遭到泄露。“臉書”兩次信息泄露事件讓扎克伯格也被衝到全世界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因此，迴歸技術發展史，如果與“惡龍”的纏鬥無可避免，那麼如何在其尚未壯大時屠掉或許是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問題。

科技公司向善：治理與發展並舉的風險預防機制

今天我們正處在又一波技術變革的浪潮下。

一面是高速發展的技術，我們總能想象到它們的美好藍圖；另一面則是未知的，技術的發展永無止境，技術的未來圖景具有多樣性和長期的不可預測性。或許也因此，才會有許多人感到恐懼，會有技術威脅論的聲音出現。

但在老章看來。從烽火信鴿驛站傳遞到衞星互聯網，從刀耕火種牛耕驢磨到農業現代化，從男耕女織到機械化製造，新技術發展是不可逆的。所以，要做的只是思考如何解決。

站在大眾角度，從預防治理的角度來總結，技術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社會對新技術或者服務不熟悉；第二則是產品快速發展，“善”大家已經感受到，而在看不見的角落，可能滋生出“惡”；第三是在“惡”出現甚至爆發之後，平台是否採取科學、合理的解決方案。

關於監管，過去最有力的無疑是政府監管。針對近兩年的雲服務安全問題，2017年6月正式實施了《網絡安全法》，2021年6月10日，歷時三年的《數據安全法》才被表決通過，於9月1日正式實施；8月20日，《個人信息保護法》出台，於11月1日起實施。這三部法律也被稱作數據保護的“三駕馬車”，形成網絡空間治理與數據保護。

然而與此同時，技術還在不斷地發展進步，許多基礎性、前沿性的技術在發展初期，其監管一定是處於空白階段。**因為對於新事物，過於監管不利於成長，而放任不管又容易野蠻生長。而且，既然是新技術肯定是無法預先設想到的新問題，即便想監管也無從下手。**就比如好好的遠程會議，誰知道會有這種“網課獵手”。

另一方面，也是數字經濟時代突出的，那就是企業端的預防與研判機制。

中央網信辦近日印發《關於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指出要切實加大網暴治理力度，進一步壓實網站平台主體責任，並要求網站平台建立健全網暴預警預防機制。

這其實是強調企業在科技向善的引導和責任。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邱澤奇就曾針對科技向善這個話題談道：過去，政府承擔規制責任，企業承擔產品責任。如今，政府依然承擔着規制責任，但是企業除了承擔產品責任，也需要承擔起規制責任。

為此，邱教授提出科技產品“説明書”這個概念，而這裏的“説明書”，**在老章看來就像藥物生產者需要知道它是治療什麼的，但更要知道藥品的副作用，尤其是什麼人羣不能服用。技術也是，初衷、善意我們都可以理解，企業一定也要去研究技術可能產生哪些“副作用”，這種副作用説明書可以不對外公佈，但企業自己要事先清楚，在技術研發時去做相應的預判。**在“惡”行發生時，及時採取治理方案，去解決問題或者減少損失。

因此，老章認為，數字技術轉型階段與工業革命轉型明顯不同，這個時代需要企業承擔更多價值觀層面的責任。另外，承擔責任與市場拓展本身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處於數字化轉型十字路口的企業是焦慮的。

一方面期盼轉型，給自己降本提效，提高生產力。另一方面也有未知的恐懼。在某種程度上，安全性、信任感已然成為一項新技術擴張速度的有力影響因素。

以雲服務為例，更完善的災備方案是企業首選，一方面要避免數據丟失，另一方面還要評估是否有利於公司未來經營發展。而最根本的，其實還是安全可靠性，譬如計算、網絡、管控的多級隔離。而在災備方案安全性上表現不足的企業，客户恐怕也不敢與其合作。雲服務在今天能“飛入尋常百姓家”，與不斷完善和進步的安全性成正相關。

還比如近兩年炙手可熱的電子簽名市場，有人説受益於疫情，可如果沒有安全可靠的保障，即便無法簽約影響企業發展企業也不會冒險採用電子簽名。如今行業快速發展，恰恰從側面反映電子簽名在安全技術層面的成熟。從立法到企業發力，行業擁有較為完善的科技產品使用“説明書”。只有企業能夠真正提供完善的解決方案，政策才會更大力度的支持其推進。

使用技術的人無法決定，因此科技向善其實只是我們大家的美好願景。而公司的價值觀可以向善，科技公司向善是我們可以輕鬆做到的事情。

數字化時代，更需要的是科技公司向善，把自己價值觀樹立好，然後再去打擊科技向惡，引導科技向善，讓技術迴歸造福於人類的原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