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工業化的高級科技人才來自哪裏-從德國總理訪華想到的_風聞

這兩天德國總理訪華，達成了一些成果，這也是三年來首次有歐盟國家領導人訪問中國，隨他而來的有一大堆德國企業的領導，包括德意志銀行CEO，西門子CEO，大眾汽車CEO，巴斯夫集團CEO，默克集團CEO等12家德企，下圖來自俄羅斯衞星通訊社。

在美國在逐漸加大對中國的壓制的時候，我國和歐洲的合作也顯得重要。

我平時整理過新中國建國初的工業化人才來源，裏面就有一些來自德國的，覺得和中國-歐洲合作的邏輯還是多少有些關聯性，這裏剛好借這個新聞聊一聊。

工業化的核心是人，德國和日本在二戰時期都被炸爛了，但是並不妨礙二戰後迅速復興，並逐漸享有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之一。

而人裏面最為關鍵的其實是高級科技工業人才，他們在工業和科技發展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我覺得今天我們對於科技的發展，是自主與開放結合的方式，

一方面技術上必須自主化，另一方面又必須保持對外開放和學習，以我為主，兼收幷蓄，這兩點其實並不矛盾。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頂尖科技工業人才極為稀少，

總體來説就是三撥人：

一是新中國成立後，受到新中國成立的鼓舞，從歐美等國回國的科技人才，我之前查詢過數據，從1949-1955年大約回來了幾千人左右，這批人中出現了大批中國科技的領軍人物，

像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的錢學森（1955年回國），郭永懷（1956年），鄧稼先（1950年），朱光亞（1950年），吳自良(1950年)，程開甲（1950年），彭桓武（1949年5月），任新民（1949年8月），楊嘉墀（1956年），王希季(1950年)，姚桐斌（1957年），陳能寬（1955年）總共12人是1949-1957年回國的。

其他11人則在1949年之前就回國了，或者一直在國內，或者建國後再送到蘇聯留學。

其他建國初期的幾年回國的高科技人才還有華羅庚（1950年），梁思禮（1949年），“強五之父”陸孝彭（1949年）

黃昆（1951年回國），中國固體和半導體物理學奠基人之一，榮獲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徐光憲（1951年回國），世界級稀土專家，200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

師昌緒（1953年），201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吳良鏞（1950年），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

吳文俊（1951年），2000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

實際上以上只是一部分，因為幾千人裏面還有很多傑出人才，另外還有當時沒回來的頂級人才，比如得了諾貝爾獎的楊振寧和李政道。

二是建國前經過民族工業和科研機構的訓練，以及到歐美留學並在1949年10月建國之前就已經回國的人才。

裏面的傑出代表有李四光，雖然很多文章會把李四光算成是新中國回國人員，但其實他是1947年去英國開會，但因為國共內戰，當時英國回遠東的船票要提前一年預定，所以滯留到1949年才回國。

還有竺可楨，1918年就回國了，先後擔任中國氣象學會會長，創建了中國地理學會，擔任浙江大學校長等等。

沙眼衣原體發現人之一的湯飛凡，1929年就回國當副教授和教授了。

兩彈一星元勳中也有不少人在建國前就已經回國，

像王淦昌在1934年就回國了，先後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物理系任教授，培養出一批優秀的青年物理學家，其中包括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李政道。

還有趙九章，1938年回國在西南聯大當教授，後來在清華大學和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王淦昌和趙九章都是三十年代柏林大學的博士畢業後回國的，王淦昌畢業要早幾年，尤其是王淦昌，由於缺乏實驗的條件，他提出的理論後來被別人實驗驗證後獲得了諾貝爾獎，而他也因此不止一次和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甚是可惜。

航空專家方面，徐舜壽（中國首個飛機設計室主任，西飛首任總設計師），黃志千（沈飛總設計師，殲8首任總設計師）兩個航空專家，他們是四十年代國民政府送到美國和英國接受先進戰機設計訓練，黃志千先後在美國和英國的飛機公司接受飛機設計訓練，徐舜壽在美國麥克唐納飛機公司接受訓練，然後在1949年建國前就已經回國，

徐舜壽回國後參加了國民政府的中運系列運輸機的總體設計。

強五之父陸孝彭也是這個路徑，當時國民政府委託英國格洛斯特飛機公司設計一款噴氣式戰鬥機，並在此項目中培訓中國飛機設計師，一開始英方打算由英國專家設計，中國工程師打下手，而由於項目中的中國工程師堅持，決定中方也可以提交方案，誰的方案好用水的，最終陸孝彭設計的噴氣式戰機方案被選中，該項目被命名為CXP-1001，不過該戰機由於國民政府忙着打內戰未能量產，

陸孝彭1949年回國，後來在南昌飛機製造廠搞出了強5，成為強五之父。

汽車工業方面，我國一汽的第一任總工程師孟少農，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1941年取得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資格，194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碩士學位。先後在美國福特汽車、斯蒂貝克汽車廠實習，擔任工程師。1946年回國，在清華大學擔任教授。

1952年至1956年，擔任一汽副廠長、總工程師。

抗戰時期以重慶為中心的民族軍工工業也培養出了一大批的軍工技術專家，

其中重慶兵工署第50工廠成都分廠，是解放前國內唯一自研火箭炮（注意不是火箭筒）的單位，1946年時任廠長鍾林（美國麻省理工學習歸來）根據美國的4.5英寸火箭彈開始仿製國產火箭彈，並取得了初步成果，隨後在1947年他帶着研究成果投奔解放區在華北繼續研製工作，1948年10月，由鍾林主持在河北井陘縣成立“火箭技術室”，鍾林可以説是我國火箭炮技術研究的元勳，

後在1949年根據安排，火箭炮的研製轉移到瀋陽五二工廠（即後來的724廠），該廠由呂去病擔任研製小組組長，組員有徐蘭如，李乃暨，謝光選，房子華，李彬等，繼續火箭炮研製工作。

在1950年該小組研發出我國首款國產火箭炮A3 102mm火箭炮，數量不多總計製造了五十多門，1950年志願軍入朝第一戰“雲山之戰”，39軍使用的火箭炮就是國產的，而從蘇聯進口喀秋莎火箭炮則是後來的事情了，這個是多少讓人覺得有些意外的。

瀋陽五二廠這個研發小組可以説是“重慶兵工學校校友小組”，

組長呂去病是1938年畢業於重慶兵工學校，1945年留學美國歸來，在兵工署第50工廠成都分廠當過技術員和工程師，

而組員謝光選，李乃暨，徐蘭如分別在1946年，1938年和1941年畢業於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該校本來是漢陽兵工廠的學校，後來改為歸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抗戰全面爆發後先搬遷到湖南株洲，再在1938年搬遷到重慶，負責為抗戰時期的民族兵工廠培養高級人才，兩彈一星元勳任新民也是1940年畢業於這個學校，該校後來被併入北京理工大學。

這裏面謝光選後來成長為我國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中科院院士。

設計小組另一個組員徐蘭如，1941年畢業後先後在陝西的兵工署第31工廠和重慶的第21兵工廠負責技術工作，後來成為東風一號導彈的核心技術人員，負責在導彈出廠證書上簽字。而李乃暨1938年從重慶兵工學校畢業後，畢業後先後在國民政府兵工署等各個部門工作，後來成為我國著名的運載火箭推進劑專家。

抗戰時期的重慶兵工學校大學部培養出的高級人才還很多，

比如1946年畢業的趙瑞之，先是在重慶兵工署第50工廠當技術員，然後到東北瀋陽51廠工作，抗美援朝時期我國搞南廠北遷，該廠的槍廠搬遷到黑龍江北安，名為慶華廠，該廠仿製蘇聯波波莎衝鋒槍的50式衝鋒槍，抗美援朝期間先後生產了三十多萬支交付志願軍，極大的加強了志願軍的火力，後來雷鋒的標準像上面就是手持50式衝鋒槍，而50式衝鋒槍的仿製技術工作就是趙瑞之負責。

趙瑞之還是黑龍江慶華廠後來仿製蘇聯AK47的56式衝鋒槍（其實就是突擊步槍）的仿製小組組長，以及我國仿製蘇聯而成的經典54式手槍的技術負責人，這兩款槍型都是我國的一代名槍。

另外國民政府在1936年開啓的重工業計劃，從歐美各國引進技術建立本土工業，雖然因為抗戰全面爆發的原因沒有如期完成，但也培養了一批人才。下圖在中國鋼鐵發展史上比較有名，這張圖上有六個鋼鐵技術專家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學習時的合影。前排左一為李松堂，左四為邵象華，二排左四為王之璽，右一為靳樹樑，後排左二為楊樹棠，後排右二戴眼鏡者為毛鶴年。

六人中三人畢業於天津的北洋大學，其他三人畢業於浙江大學，北平大學和同濟大學。1936年國民政府為籌建中央鋼鐵廠，把他們先後送到德國克虜伯公司下屬的各個鋼鐵廠實習，其中靳樹樑到克虜伯旗下的萊茵村鋼鐵廠學習，該廠是世界級的鐵廠，當時單日產量高達7000噸，產量佔到德國鐵產量的十分之一，靳樹樑在期間寫出了詳細的考察報告。

隨着抗戰爆發，中央鋼鐵廠計劃擱淺，六人回國後在抗戰期間被賦予不同的任務，

在抗戰大後方的民族工業中經受了鍛鍊，其中靳樹樑先是在國民政府的鋼鐵廠遷建委員會，負責拆遷漢陽鋼鐵廠和六河溝鋼鐵廠至重慶大渡口，後來擔任威遠鐵廠廠長。王之璽到昆明參與籌建雲南鋼鐵廠；毛鶴年到重慶大學教書；邵象華先是到武漢大學任教，創建了冶金系。之後在重慶綦江創辦一個小型以現代科學理論為基礎的現代化鋼鐵廠，設計出中國第一台新型平爐，併為中國培養出一批鋼鐵實幹隊伍……像張春銘、張興鈐、章守華等這些人後來都是鋼鐵企業的骨幹，是國內比較有名望的專家。

楊樹棠回國後，來到生產軍用鋼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廠，成功地煉出中國第一爐75毫米炮筒鋼，隨後，楊樹棠又到資渝鋼鐵廠，帶人研製出一種新型鍊鋼法——“資渝鍊鋼法”。同樣來到資渝鋼鐵廠的李松堂，負責設計、製造、安裝了一套新型鋼軋機。1945年抗戰勝利後，六人被派到東北負責接收鞍鋼，擔任協理（副總經理，負責技術工作），其中靳樹樑為第一協理，

1948年12月鞍鋼解放後，六人被解放軍保護起來，鞍山市市長和公安局副局長親自招待吃飯，六人決定留下開始鞍鋼恢復工作。此時鞍鋼留用了一百多名日本技術人員，不僅日本工程師不相信中國工程師的技術水平，工人們也對中國工程師的技術能力有所疑慮，幸而我黨領導下鞍鋼決心技術實現自主化，在恢復生產過程中兩國工程師發生了各種爭執，都傾向於採用中方方案，而中國工程師也以實際結果證明了自己的能力，楊樹棠的回憶中説：“工人們看到中國工程師在技術上有見識，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都感到無比喜悦，越發和我親熱……”，由於中方工程師可以獨立運營鞍鋼，失去作用的日方技術人員則逐漸回國，到1952年底日本技術人員基本回國完畢。由於我國決定採用蘇聯技術發展鞍鋼，因此大批蘇聯專家和設備來到了鞍鋼，使得技術路線徹底轉向蘇聯技術路線，一五計劃中鞍鋼成為重點工程。這六個鋼鐵技術專家，有三人（靳樹樑、王之璽、邵象華）入選了1955年的中國第一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改稱院士），後來毛鶴年也在1980年入選，總共出了四個中國科學院院士。

和中央鋼鐵廠類似的還有1936年成立的中央電工器材廠。

1936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籌建中央電工器材廠，該廠用於研發和製造發電設備，力圖實現中國發電設備的自主化，廠址位於湖南湘潭，由於抗戰該廠不得不進行搬遷。

1945年，中央電工器材廠與美國西屋電氣公司、摩根史密斯公司簽訂技術引進、工廠設計及人員訓練的合同，開創了中國電工發展史上大規模出國培訓的先河，從國內選拔優秀人員到美國培訓。

在赴美學習培訓的96人中，有的是從國內派遣的，有的是在美國就地招聘的我國留學人員。他們分別在西屋公司所屬的發電機廠、電動機廠、變壓器廠、開關廠和摩根·史密斯公司等處，接受了一年左右的現場培訓。這些人員回國後，先是由資源委員會分配到有關電工企業工作，其中重點分配到湘潭電機廠計78人。

這批人員在國外實習期間總體表現優秀，如褚應璜在美實習期間曾參與中央電工器材廠與美國西屋電氣公司技術援助的談判並獲得成功，因此實習期滿後即被任命為資源委員會駐西屋電氣公司的技術代表。

在培訓過程中，實習人員抱着大力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的想法，通過各種方法，收集了產品設計圖紙、製造工藝技術資料、技術標準文件、科研報告和企業管理以及許多有關工廠設計方面的大量資料，為新中國電工行業的起步和發展起到了骨幹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這批技術人才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一大批人才從湘潭電機廠出發奔赴祖國各地電機工業重要崗位任職，包括第一機械工業部、電器工業管理局、東北電工局和上海電機廠、上海汽輪機廠、哈爾濱電機廠、哈爾濱汽輪機廠、西安開關整流器廠、西安電力電容器廠等重要骨幹企業，成為新中國電機工業的技術骨幹和重要管理人員。

2011年出版的《中國電機工業發展史》一書，原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作序中肯定了他們是中國電機工業戰線的技術骨幹，其中提到惲震、褚應璜、丁舜年、姚誦堯、沈從龍、馮勤為、藍毓鍾、劉隆士都是在湘潭廠工作過的。序中説，“我與他們都有交往，有的還一起工作過，相互比較熟悉。這些同志已先後作古，但他們的工作業績和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

這裏面提到名字的都是中國電力工業的開山元老，

像丁舜年後來任上海電機廠總工程師（今天屬於上海電氣集團），

褚應璜是中國第一批中科院院士之一，主持了哈爾濱電機廠一期工程的設計建造，同時1951年在東北電工局主持研製了中國第一套800千瓦混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而湘潭電機廠在大力支持全國人才的情況下，在1958年12月，製造出了中國第一台幹線電力機車在湘潭電機廠出廠，命名為韶山號，也就是後來知名的韶山型電力機車。

西屋電氣可以説在中國電力工業上佔有重要地位。

三是紅軍，抗戰根據地和解放區培養的高科技人才

這個我要單獨列出來，是因為這個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軍工技術專家吳運鐸是其中比較有名，但實際上並不只有吳運鐸，

吳雲鐸出生於1917年，後來在湖北一個煤礦當工人，1939年入黨，抗戰期間在新四軍的軍工廠為部隊生產子彈，成長為軍工技術專家，製造出新四軍第一支步槍，並且在1943年研發出槍榴彈。

他先後擔任淮南抗日根據地子彈廠廠長、軍工部副部長，華中軍工處炮彈廠廠長，大連建新公司引信廠廠長，株洲兵工廠廠長。

還是就是軍工專家劉鼎，

劉鼎是從德國和蘇聯留學回來的，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以及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學習。劉鼎在1940年擔任八路軍軍工部部長，下轄多個兵工廠，其中，由八路軍總部修械所擴建而成的軍工部一所，設在山西省黎城縣黃崖洞，也就是著名的黃崖洞兵工廠，是抗戰時期太行山區創建最早、規模最大的一座兵工廠。這個廠最多時有職工1500多人。

此外軍工部並且製造了各種子彈，手榴彈，值得一提的是八路軍軍工部的工廠還通過仿製日本擲彈筒自行製造出了擲彈筒，並且製造擲彈筒配套的炮彈，八一式步槍和擲彈筒，可以説是八路軍軍工製造的高光產品了，劉鼎還在1941年擔任太行工業學校（今天中北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另外抗戰期間八路軍軍工部下轄的一所（前八路軍總部修械所，後來搬到黃崖洞，也叫黃崖洞兵工廠）副所長劉貴福領導設計製造了八一式步槍，劉貴福原本是閻錫山的太原兵工廠的技術工人，後來帶領一些工友投奔根據地。建國後劉貴福擔任山西342廠廠長，也就是現在的淮海工業集團。

當然，要生產以上的軍工產品，

八路軍軍工部要攻克三項關鍵技術：硫酸，鍊銅鋅和白生鐵韌化，軍工部的工作最初是復裝子彈，後來開始自主研發子彈。

要造子彈，首先要生產發射火藥，也就是填裝子彈使用的無煙藥。製造無煙藥又必須從研製“化學之王”硫酸開始。

一羣來自北平和天津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創造了缸塔法，用農村常見的水缸缸體在河北大岸溝化學廠製造硫酸。

而“坩堝鍊銅鋅”解決了子彈彈殼強度的問題。

1942年，因為單純依靠舊彈殼翻修子彈，難以滿足作戰需要。為提高製作槍彈彈殼銅材的強度，晉察冀軍區工業部技術研究室的技術工人，提出了用純銅和鋅合成的鋅銅方案。為製作鋅原料，他們到鄉間收集含鋅量較高的舊制錢，給熔玻璃的坩堝加上一個帶彎脖子的蓋子進行改造後，把制錢放入坩堝加熱，製成了純鋅，這就是“坩堝鍊銅鋅”。

1944年春，陝甘寧邊區第一兵工廠幾乎用相同的方法練出鋅黃銅，這樣，子彈材料強度問題解決了。

全新槍彈的研製成功，大大提高了根據地兵器工業槍彈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有力支援了抗戰。

而白生鐵韌化技術，由柏林工業大學留學歸來的陸達在根據地攻克，

1940年百團大戰的關家堖戰鬥中，八路軍繳獲了一批日軍的擲彈筒。八路軍彭德懷等人看到日軍使用的擲彈筒武器頗具威力，要求“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必須有”，隨即命令八路軍兵工廠研製擲彈筒。

製造擲彈筒和彈必須解決兩大難題，一是筒身與彈體原料，二是加工方法。

沒有造擲彈筒的鋼，就組織八路軍和民兵拆日軍的鐵道鋼軌，然後將其在高温下鍛打成400毫米長的圓柱體，再加工成炮筒。

而彈體需要量大，鐵道鋼軌數量不夠，只能考慮用太行產的白口生鐵為原料製造炮彈彈體。其中冶金工程師陸達和技術工人孫兆熙發揮了主要作用，

不只是擲彈筒（其實就是輕型迫擊炮）的炮彈，八路軍制造迫擊炮炮彈的彈殼體也必須用灰口生鐵鑄造，經車削加工後才能製成炮彈。但當時根據地沒有灰口生鐵，唯一的途徑是設法利用當地用方爐坩堝冶煉的白口生鐵。

但白口生鐵脆且硬，不能車削加工做炮彈殼體，陸達考慮到敵後根據地敵人“掃蕩”頻繁，不能建造高爐的情況，為了儘快生產出炮彈，提出將白口生鐵進行韌化處理，即在950℃左右高温下長時間保温，使其組織中的碳化鐵分解，轉化為可鍛性鑄鐵的組織，將原先硬脆的白口生鐵炮彈殼進行韌性處理，解決了車削加工和製造炮彈的難題，這使得我軍掌握了炮彈的製造。

1941年4月，太行兵工的第一批擲彈筒與彈試製成功，射程最遠達到700米。

1943年春，技術人員對擲彈筒又進行了改進，使其結構更加合理。

至1945年8月，晉冀豫根據地兵工廠共生產了2500門50毫米擲彈筒及大量炮彈，運抵前線裝備了近30個團，主力部隊一個戰鬥班配備1門，大大增強了八路軍在戰場上的戰鬥力。

而在炮彈方面，從1941年末到1943年末，山西長治柳溝鐵廠和山西晉中市的青城鐵廠為前方提供了50毫米和80毫米口徑的擲彈筒和迫擊炮彈達11萬多發。之後，又進行工藝改進，把炮彈毛坯韌化處理的合格率由30%提高到95%，而且大大提高了機牀生產炮彈殼的效率，柳溝鐵廠的月產量由4000發提高到30000發。

白口生鐵韌化處理工藝在抗日根據地取得成功，為革命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同時在陸達的帶領下，在太行解放區創建了我軍第一座近代高爐鍊鐵廠——故縣鐵廠，大量生產灰口生鐵，用以製造炮彈，為支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晉冀魯豫軍區和軍工部首長特發電祝賀，並給全廠職工集體記一大功。

新中國建立後，陸達主持和指導了太原鋼廠、大冶鋼廠的擴建和改造以及武鋼轉爐鍊鋼的技術攻關，還擔任冶金部副部長。

中國航天科工2022年發佈了中國12位導彈設計總師，

其中我國第一代地空導彈總設計師錢文極(1916.6.10-2006.6.15)，1960年5月任“543”總設計師，1962年2月任紅旗一號總設計師，1964年4月任紅旗二號總設計師。他長期從事通信機研製技術領導工作和地空導彈武器系統研製的領導工作 ，對我國通信技術、電子技術、導彈技術、計算機應用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錢文極出生於1916年6月，他同濟大學畢業後，1938年初投奔陝甘寧邊區，從事軍用通信機的生產製造工作，設計了一批小型收發報機，並投入小批量生產，裝備了我軍領導指揮機關。他主持設計了我軍第一批100瓦主振強放式發報機，隨後又設計了新華通訊社最早使用的500瓦發報機，是該套設備的設計與裝配者之一。

從五金廠老闆到萬噸水壓機總設計師

在抗戰時沿海沿江工廠內遷中，不能不提從上海前往延安的利用五金廠老闆沈鴻先生，由於他對陝甘寧邊區工業發展所做的貢獻，三次被評為邊區特等勞動模範，毛澤東和林伯渠將沈鴻稱為"陝甘寧邊區工業之父"。

1931年冬，沈鴻在上海從布店同事和親友中集資5000元開辦了"利用五金廠"，製造彈子鎖。當時，這種"洋鎖"是少數洋行，尤其是美國耶勒公司壟斷的產品。耶勒公司曾想花錢收買該鎖廠，遭到沈鴻的拒絕。

1936年他設計製造了一套製造氣門的機器，得到成功。不久抗日戰爭爆發，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沈鴻不願淪為亡國奴，在9月帶領利用鎖廠的7名技工、10部機牀，分乘兩條小木船，隨以胡厥文為首的愛國工商界內遷委員會向大後方遷移。在歷經萬苦抵達武漢之後，沈鴻聞知八路軍平型關抗日大捷，他毅然決定帶全部工人和機器，投奔共產黨，經西安奔赴延安。

當時延安只有一個小兵工廠，它和沈鴻帶去的工人和設備合併起來，在延安城南柳樹店建起了“陝甘寧邊區機器廠”，設計生產了延安第一台造幣機。

沈鴻把滿腔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工廠規模擴大了，又考慮到柳樹店離延安只有15裏，可能受到日寇的轟炸，就轉移到了安塞縣名叫“茶坊”的山溝裏，這就是後來遠近馳名的“茶坊兵工廠”。

沈鴻被委任為陝甘寧邊區機械廠(兵工廠)總工程師。在這抗戰八年裏，沈鴻和他的工友接受和解決了一項接一項的技術與生產難題。據統計，在這八年中，沈鴻與延安兵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共設計製造了供子彈廠、迫擊炮廠、槍廠、火藥廠和前方遊動修械廠用的成套機器設備134種型號、數百台套。還為民用工業，包括製藥、醫療器械、造紙、印刷、造幣、化工、鍊鐵、煉焦、玻璃、石油等工廠設計製造了成套機器設備、單機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

1942年，沈鴻被選為陝甘寧邊區軍工局特等勞模。毛澤東親筆為他題寫了“無限忠誠”獎狀，並稱他為邊區“工業之父”。新中國成立後，沈鴻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是我國第一台12000噸水壓機的總設計師，還組織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機械工程手冊》、《電機工程手冊》大型工具書，為我國機械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今天回顧我國工業化的高級科技人才的來源，其實是想説幾點，

第一是工業化其實就是科技在人羣中的擴散，西方國家客觀上先完成了工業化，

所以其實觀察近代以來非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其實都無一例外獲得了來自西方的技術轉移。這一點也同樣適用於西方國家內部，不管是德國還是美國，也同樣從更先發展起來的英法等國獲得了科技的擴散，而反過來德國美國發展起來之後，英法也同樣從德美去引進技術和人才。

所以對我國來説，保持對外開放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樣可以更快的獲取科技和工業化的流動，今天美國在逐漸傾向於和我國脱鈎的情況下，我們繼續保持對全世界的開放，非常重要，像本文提到的建國初的人才，鋼鐵工業的冶金專家，根據地的軍工專家，兩彈一星元勳，就都有從德國學習工作回來的。

第二是有自己的平台非常重要

從今天的文章可以看出來，我國高級科技人才的培養，其實就是來自三個平台：

國外的高校和企業；

國統區的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

以及根據地的工業和高校，

而最終國外的人才也必須回到國內的平台才能更好的為本國工業化發揮作用。

如果我們在抗戰中戰敗了，那麼本土高級科技人才的培養和發展平台就沒有了，難以想象在日本統治下，會讓中國人主持設計水電站，鋼鐵廠，火箭炮和噴氣式戰鬥機，更不要説兩彈一星這種高科技了，在淪陷狀態下這些高級崗位理所當然會是日本人佔據，甚至連工人裏面高級技工的工作也被日本本土調來的工人佔有。

本文提到的這些建國初的頂尖科技人才，幾乎沒有在淪陷區成長起來的，因為那裏沒有屬於中國人的中高級科技崗位，最好的歸宿也只能在偽政府裏當漢奸維持秩序。

自己的平台是如此的重要，甚至於連華北和西北紅色根據地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都能鍛煉出日後擔任了地空導彈總設計師，萬噸水壓機總設計師，冶金部副部長這樣的高級科技人才。

今天我們發展本土企業，其實也是要有自己的平台，這樣本土的高級科技人才才有機會成長。

第三是國家工程對高級科技人才的培養至關重要。

像1936年國民政府的重工業計劃中，

中央鋼鐵廠，中央電工器材廠這些大型國家計劃中的工廠，雖然因為日本全面入侵與國民黨自身能力有限未能發展起規模，但卻客觀上培養了一大批種子科技人才，

類似的還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選拔一批航空人才到英美培訓，這批人裏面出了新中國首個飛機設計室主任，殲八首任總設計師，強五之父等一批航空設計種子人才。

而建國後的一系列五年計劃，從蘇聯引進的156個大項目，以及兩彈一星工程，都讓一大批人才得到了鍛鍊，頂尖科技知識得以通過這些工程的實施從少數人向更多人擴散，形成了人才深度。

總體來説，今天的世界和以往並不一樣，美國擁有的科技總量並不能佔到世界的大部分，我們並不會想和美國脱鈎，但即使美國在逐步壓制對中國的科技流動，只要我國繼續加強本土平台（高校，科研機構，國企，民企）的科技研發，

同時保持對外開放和合作，一方面可以讓我國的科技研發通過實際產品銷售從全球市場中回收資金和獲取利潤，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技術交流促進我國科技的發展。

畢竟從長期看，經濟的發展還是取決於科技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