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從文化角度分析為何印度裔能在歐美國家混得風生水起_風聞

最近有許多人來問我關於印度裔當選英國首相的事情，順帶就提到了那個經典問題——為什麼那些頂尖跨國公司裏面有那麼多印度裔高管？在與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後，我把這個問題的底層邏輯終於想明白了，所以決定來談一談。

許多中國人一説到印度裔在歐美職場的春風得意，心裏多多少少會有些酸——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們龍的傳人？內心深處我們肯定不願承認自己還不如印度人，但現實又擺在那裏難以辯駁——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觀上確實混得比華裔要更好。按照美國的數據顯示，平均每百萬南亞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東亞裔只有0.59位。於是就有人辯稱説：這是因為中國最頂級的精英都回國內發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窩蜂跑去了美國，咱們是在用下等馬跟人家的上等馬比……我只能説，精神勝利法嘛，只要您自己開心就好！

網上有過不少文章從各個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夠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説得都沒錯——**諸如印度人的抱團、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説出了現象，未能解釋這些現象的成因。**我這個人吧，喜歡追根究底——一切現象在根本上都源於社會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現象背後的本質。

推特的CEO最近剛被伊隆·馬斯克炒了魷魚

雖然我之前寫印度的時候經常吐槽，但客觀來講，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則的話也不會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營裏關了三個月，我依然對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牽夢縈——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戀。大家看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兩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種現象，假如能夠長期存在，顯然不可能全部由負面組成，必然有其積極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產生的年代甚至要早於中國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亞歷史上無數次遭遇外族入侵，當地的文化和宗教卻能夠長盛不衰活躍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國人民總是喜聞樂見於印度奇葩荒誕的那一面，卻很少思考其文化優勢性的方面。所以這次我準備當一回“印吹”，會主要從正面的角度來分析印度傳統文化所是如何讓海外印度裔具備了在商界乃至政壇脱穎而出的根本優勢。

印度裔的優勢大致可以從兩方面説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關於精神控制

先來説精神控制力，這種精神控制力源於種姓制度。

好多人都覺得印度教的種姓制度既罪惡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覺得這玩意兒對古代統治者而言簡直是一種天才的設計，一舉解決了“秩序”與“合法性”問題。首先，我要就種姓制度進行幾點説明：

1.  種姓打一開始就是雅利安人為了對被征服的印度土著進行精神控制而設計出來的——基於吠陀宗教的輪迴世界觀，根據神制定的秩序，我們是高等的，你們是低等的，我們永世為主，你們永世為奴。

2.  種姓的內在邏輯基於一個比喻：婆羅門是神的頭腦口舌，剎帝利是神的雙手，吠舍是神的雙腿，首陀羅是神的雙腳——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與人之間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腳怎麼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職才能保證社會和諧。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於種姓的歧視行為，但種姓觀念本身是不可動搖的，將在印度社會長期存在，因為這是印度教世界觀的基礎，跟輪迴觀相綁定——要是印度沒有了種姓，那麼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將隨之崩塌。種姓不再成對世俗生活中每個人身份進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並沒有變；低種姓可以當上總統總理億萬富翁，卻永遠不可能當上祭司。

4.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種姓早就不再是按膚色種族（Varna）劃分的了，而是按照職業（Jati）；整個社會數千種職業種姓對應知識分子階級（婆羅門）、管理階級（剎帝利）、農工商階級（吠舍）、無產階級（首陀羅）、奴隸階級（賤民）。

這最後一點正是種姓的牛逼之處，它在過去事無鉅細地規定好了全社會每個人乃至每個族羣的終身職業，不存在績效考核、競爭內卷、升遷謫貶，每個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職範圍內的工作，就能讓整個社會運作起來。站在現代人角度，我們會批評這樣的制度導致階級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統治者的角度來看，這樣固化的階級不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和諧社會狀態嗎？在莫卧兒王朝時期，來自波斯的統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蘭教，可他們非但沒有去打破種姓這種不平等的制度，甚至還把這種“具有優越性的制度”吸納進了南亞的伊斯蘭教，在伊斯蘭教內部也搞出了種姓制度來——架不住這玩意兒太實用啊！（參見《開局一個神，故事全靠編——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種姓制度讓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觀點

在種姓制度下，“小偷的兒子永遠是小偷，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社會秩序堅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羅門種姓的血統，能追溯到神話傳説裏的“仙人”，幾千年來過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賤民也一樣，做了幾千年實質上的奴隸階級。期間不少種姓也有過起起落落，但總體而言相當穩定——最關鍵一點在於，**種姓制度的秩序穩定性並不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暴力機器維繫，而是基於宗教世界觀，具有自我維持的內驅力。**農民起義這種事兒在印度歷史上聞所未聞，有記載的暴動幾乎都是因為宗教方面的衝突。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古代印度人難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嗎？在過去的幾千年裏，他們讓一羣奴隸心甘情願地做牛做馬、毫無怨言地接受極不公正的待遇，這在人類文明史上可説是一個奇蹟。要是當年羅馬人搞的是種姓而不是議會元老院制度，説不定其文明能延續至今——斯巴達克斯們會覺得自己是上輩子做了壞事兒才會這輩子淪為奴隸，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戰死在競技場裏，下輩子才能投個好胎成為羅馬公民。

種姓制度的穩定並不意味着低種姓的印度教徒順從，他們雖然不明着反抗，也不會有覬覦上層人地位的野心，但他們有自己陽奉陰違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説“生存哲學”。儘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職業生來就已註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種姓這種缺乏激勵的制度下，低種姓勞動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觀的洗腦下心甘情願認命，另一方面也會出於動物本能想方設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們絕不會去做超出自己職責範圍以外的事，這就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印度有錢人請傭人通常都得要請一堆，分別管不同的事情——帶孩子的不管做飯，做飯的不管掃地，掃地的不管洗衣服……種姓制度下的社會盡管穩定性很高，效率卻也很低。

相對應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種姓統治階級也面臨着十分嚴峻的考驗——如何對下面那些低種姓刁民進行恩威並施的精神控制，讓他們在有限的激勵條件下最大程度發揮主觀能動性。

宗教這玩意兒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説白了都是基於精神控制。我們一説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師、伊斯蘭教的阿訇在宗教場所的宣講，通過各種各樣的集體活動讓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內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卻是一種“哲學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觀的綜合體”，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個很大的區別——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開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為一體；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動大都只在宗教場所開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內的吠陀宗教，都有一個終極目標——解脱（Moksha）。從理論上來講，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為，都應該指向這一終極目標；在實際的生活中，則被分解成了四個方面——法（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質收入與種種利益）、欲樂（Kama，對世間物質的愛好）、解脱（Moksha，獲得心靈的自由），這四方面都有具體的道德準則、義務和責任。

舉例來講，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時候吃、什麼能碰、什麼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該怎麼辦……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線相對模糊，理論上講屬於前三種姓（再生族）的每個男性印度教徒在25歲之前都要經歷清淨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對應佛教的沙門）；對於虔誠修行的印度教徒來説，平日裏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沒有相關的宗教規定，宗教對其的精神控制可謂無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於是乎，種姓制度下的職業，也從來都不僅僅是世俗的謀生方式，被賦予了大量宗教義務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種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項精神控制任務。

這樣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嗎？——不但有！而且還寫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寶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這個名頭大家多多少少應該都聽過，它是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話説《摩訶摩羅多》裏頭有個絕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歷來被印度人視為戰神，印度自己研發的那個阿瓊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個王子之一，被稱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為了爭奪王位爆發了“俱盧之戰”。不料阿周那在臨陣之際陷入了道德危機——身為武士階級的剎帝利，在戰場上殺敵是他的種姓職責；可這次在戰場上面對的卻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師，他感覺下不去這手，決定要退出戰鬥。

這時印度教大神奎師那（Krishna）化身為他的車伕，開始給阿周那PUA洗腦，這部分洗腦內容後來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師那跟他講了一堆宗教行為準則的重要性，鼓勵他認清自己的種姓職責——在戰場上殺人沒毛病，關鍵是你要本着對宗教的虔誠之心和奉獻精神去殺人，不要執泥於自己殺了人這個結果；只要你殺人的時候有着維護宗教秩序的虔誠發心，就是對眾生有利的，反而能夠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後又説了一堆如何通過虔誠之心獲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後阿周那被奎師那説服，將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師那與阿周那在戰場上的對話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曉的經典，地位就跟咱們的《論語》一樣，直接指導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種內容的經典對印度人民的三觀塑造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與《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將不同種姓的職責定義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能夠通過生產食物和財富維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種理論剛好站在現代經濟學對立面上。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名言給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我們不能藉着向肉販、啤酒商、或麪包師傅訴諸兄弟之情而獲得免費的晚餐，相反的我們必須訴諸於他們自身的利益。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我們不會向他們訴諸我們的處境為何，相反的我們會訴諸於他們的獲利。”

我想説的是，由於種姓制度與宗教義務相綁定，缺乏市場經濟機制的調節作用，需要用道德驅動替代利益驅動，印度自古以來為了讓人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都需要連哄帶騙加洗腦。精神控制在印度屬於一種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讓你家裏傭人好好替你幹活，就得懂精神控制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業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當作一門藝術來踐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精神控制絕不是簡單地要求別人服從——僅僅要求服從的話通過威逼利誘也能做到——而是要讓對方自發地遵從社會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實現自我的終極解脱……

我們許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終極的精神控制其實會讓人產生幸福感。一個人幸福與否，跟“擁有多少”沒關係，只跟“想要多少”有關；長期被宗教洗腦的印度人，更能夠心甘情願地接納命運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過中國最貧困的大涼山地區，也去過印度的許多貧民窟——雖然他們都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但精神面貌卻完全不同。大涼山無論男女老少，大都死氣沉沉鬱鬱寡歡；而印度貧民窟裏卻多是歡聲笑語，見到外人熱情而自信，對自己的境況十分坦然。他們雖然身處社會底層，卻並不會覺得這是他們自身的問題，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從安排，下輩子自然能夠苦盡甘來——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難理解這種心態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時也發現，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開朗自信，個個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會是如此不公，也很少會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層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當高、口才相當好，擅長討價還價和處理人際關係，能夠審時度勢進行變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麼軸。下層的印度人特別能夠忍辱負重，對各種不公平的現象忍受閾值極高，懂得察言觀色，在表面上十分順從，但事實上會抓住一切機會為自己撈好處；與此同時，上層的印度人大都思維敏捷言語健談，特別會扯犢子、畫大餅，由於他們展示出來的充分自信，即便他們是在誇誇其談，也會讓你覺得可以充分信賴他們的“真誠”，堪稱天生的PUA大師……我認為這種現象是不同社會等級的印度人在長期相處過程中不斷磨練出來的——被管理的人越來越刁，管理的人越來越精——此乃精神控制與反精神控制的“軍備競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間鬥智鬥勇的必然結果。

印度人的刁鑽精明絕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過生意都必然有類似的體會，這種刁鑽甚至曾經讓英國殖民者都犯難。大家別看英國殖民了印度那麼久，他們雖然能夠征服印度，卻並沒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國人當時如此評價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動、愚昧、奇葩，表面上對你恭恭敬敬，背地裏詭計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們很快就放棄了對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們找非典型印度族羣進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業上合作，跟錫克人、廓爾喀人在軍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們通過代理人制度對殖民地進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時期的印度由數量眾多的土邦構成，土邦制度在本質上是對原來莫卧兒帝國封建制的繼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國，他們就能高枕無憂地繼續當自己的土皇帝。英國對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異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獨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則名存實亡，土邦主的權利被削減架空，或者索性因為絕嗣、違約等原因被英國收編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國人也只會派遣接受過英國教育、懂英語的印度人進行直接管理，英國官員所要做的則是管理這些受過英國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體會而言，別説是從前那個土邦林立的英屬印度了，哪怕是現在這個聯邦制的印度共和國，管理起來都是一個噩夢——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麼管理印度人，這是經由幾千年的種姓制度培養出來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會的運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間發現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間的“貓鼠遊戲”層出不窮，那些管理人員、執法人員，往往能夠準確地對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為做出各種預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於印度人民深諳各種變通之道來應對政策，時常令連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無策。一路從社會底層摸爬滾打上來、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雞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時候也不得不敗下陣來。比如説2016年莫迪為了整治黑錢頒佈了“廢鈔令”，他費盡心機想要暗渡陳倉給黑錢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最後還是有多達99%的現金得以兑換洗白，“廢鈔令”事實上以失敗告終。

政府被逼得沒辦法了，有時候甚至不惜用違法的方式來執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會現象，印度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的栽贓嫁禍可謂司空見慣。有時候這勉強算是法外執法的“正義之舉”，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幫殺手身背數條人命，卻沒有證據將其繩之以法，於是通過在街頭“偶遇”將其直接擊斃，然後偽造現場統一口徑指控其主動襲警，反正也是死無對證；有時候這種做法卻會造成不負責任地栽贓構陷，警察僅憑自己的主觀臆斷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會通過偽造證據逼迫其認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營裏的墨西哥籍獄友馬丁，根據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後，他被警方視為第一嫌疑人，警方為了結案偽造了他到過拋屍現場的證據，令他身陷囹圄，至今還在不斷上訴……（參見《集中營六記（四）逸聞記奇》）

由於官僚體系臃腫、變通之道繁多，長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個奇葩現象——高標準立法、選擇性執法、普遍性違法——一些法律禁令由於矯枉過正的不合理性變得形同虛設，老百姓違法行為普遍存在。執法人員和管理人員自己本身其實也是老百姓，對老百姓的欺瞞做法心知肚明，根據你是否“進貢”來決定是否“糾正”你；碰到貪心一點的官員，就算你沒問題也會編造點問題出來，以作為索賄的藉口……不誇張地講，印度社會的各種“潛規則”比我們中國還複雜，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會如此低下。

説這些的目的是想告訴大家，在這個世界上，最難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為這是一個遊戲規則高度複雜的人情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有着精神控制傳統的宗教社會。在印度文化下成長起來的管理者都是極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於人情世故，精於精神控制，個個都是讓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師……當他們走上世界舞台，會發現自己早已見識過了最黑的黑暗，從地獄難度來到了新手村……

關於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説，這有啥？我們中國對管理者的選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嗎？我們中國不也是關係複雜的人情社會嗎？我們的管理精英怎麼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須知，印度人在管理的過程中並不會用權力來壓制你，不會要求你絕對服從，更不會不許你發表觀點；無論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麼不喜歡印度的人，都無法否認印度社會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豐富；我們中國無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強，但寶萊塢電影絕對可以甩我們中國電影幾十條馬路，這就是思想開放所帶來的文化繁榮。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這麼豐富，首先是因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種“哲學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觀的綜合體”，不需要通過嚴密的組織或者對政治的參與就能夠通過社會運作自發地維持，對於思想抱有開放的態度與宗教本身的存續並不衝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國雖然有三綱五常等社會倫理，也有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傳統民間信仰，但沒有類似印度教種姓制度那樣絕對不可觸碰的最高秩序，也沒有印度教那樣世俗與宗教相統一的、全民實踐的世界觀體系。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説，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沒人能説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間的最高權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間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夠“替天行道”顛覆皇權，並不會絕對盲目地服從——**這個問題從本質上來講，可以説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過思想管理來維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類的宗教社會雖然有“唯一真神”這個最高秩序，卻也特別害怕“蠱惑人心”的“異端邪説”。因為****一來“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這個設定存在許多邏輯上的漏洞，二來這個“唯一真神”需要競爭上崗，上帝跟真主究竟誰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説……所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軟，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説燒死了主張泛神論和日心説的布魯諾（Giordano Bruno）。

説白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進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實技術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機器維繫自己的絕對權威，把“異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兒了，十分簡單低級粗暴；跟印度教那種高技術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師完全沒得比。

肯定有人要問“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區別——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語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許多的選擇，卻偏偏對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則好比你不許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許有你一個男人。兩者孰高孰低可見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發展出強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點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為從未能夠實現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點都鉚足了勁兒點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樹上。思想自由開放的環境會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斷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沒本事把這些追求者都趕走，於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騙女朋友的本領。大家可以試想一下，有兩種宗教思想，一種不允許你有任何質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種思想在大家的討論、質疑中不斷補充發展自己的學説理論，顯然後者的生命力更強，更能夠蠱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這種吠陀宗教，都是在眾多思想流派中脱穎而出才發展起來的，非常注重“因明學”（Hetuvidyā）——也就是邏輯學和認識論，“能言善辯”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長批判性思維。當年玄奘法師印度求法期間，在曲女城無遮大會上憑着天下無敵的論辯術名震天竺，所運用的正是因明學。

**由於南亞地區的邦國林立高度散裝，自古以來都沒有機會對思想進行統一，**這就使得印度成為了各種思想流派的搖籃，正可謂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印度教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差別其實比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之間的差別還大，卻彼此相安無事。雖然在某些歷史時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間也有過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競爭，但都屬於局部地區的小打小鬧，遠遠沒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當時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體系下的兩個不同思想流派，參見《被重新發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這跟南亞思想的自由開放分不開——只進行精神控制，卻沒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歷史上似乎只有南亞獨此一家。

越是散裝的地方，對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對印度歷史稍加了解就會發現，古代印度次大陸統一程度最高的兩個時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時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時期，由於阿育王獨尊佛教，讓佛教得到了極大發展，阿育王統治前期相當專制，對“外道”進行過屠殺，後期才容許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奧朗則布統治下的莫卧兒王朝，強制推行伊斯蘭教，對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轉直下。歸根結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幾乎是“大一統”的必然特徵，所幸這些“大一統”都有如曇花一現，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來。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內的南亞地區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長期以來都在相互競爭中持續發展，其理論體系也在質疑的過程中不斷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會在15世紀的時候還能夠創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蘭教蘇菲派思想的錫克教，並發展為當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歸根結底是一種解釋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於解釋世界的核心觀點立足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虛幻的”，這個觀點不但無法證實或證偽，可能產生的邏輯漏洞也要遠少於一神教所主張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來維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過自我的調整和重組來保持競爭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麼發展，吠陀宗教都能進行邏輯自洽的調整和適應，諸如輪迴轉世、因緣果報這些古老的世界觀，即便在當今社會依然能夠煥發活力。

在秦朝開啓大一統之前，中國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戰國時代為啥能百家爭鳴？不就是因為散裝嘛！你的學説在這個國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別處碰運氣，很多春秋戰國的思想家都是這樣到處遊説到處碰壁百折不撓才最終得到認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齊國受到排擠，齊國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虧得他有魯國這條退路，否則咱們歷史上可能就沒孔子這號人了。大一統之後，這退路就沒了——**説錯一句話輕則仕途不保、重則腦袋不保……**因此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達自己想法的時候都非常謹慎，整個社會環境也不鼓勵你太有想法。

南亞地區思想開放的傳統，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長批判性思維，在表達觀點時毫無顧慮；在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文化自信。

我們經常會覺得印度人有種“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這正是源於他們對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開放必然伴隨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願意接納不同的觀點，才敢於面對各自各方的質疑。印度人雖然在物質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確實不鳥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堅守——至少明面上不鳥（潛移默化受影響則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結果）。你會發現印度裔婦女即便移居別國，還是會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飾。有了自信能夠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別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説的——哪怕我明知一個印度人在滿口跑火車，可他那副言之鑿鑿的模樣，就是讓你覺得可以相信他。

説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維韋卡南達，1863-1902年）。對內，他借鑑了基督教的社區服務概念，賦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對外，他在19世紀末將經過改良、用西方價值觀重新包裝過的“新吠檀多”靈性文化輸出到了歐美，在歐美國家獲得了強烈的反響，現在許多歐美人民痴迷於靈脩、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當時辨喜種下的因。

辨喜成功對外輸出印度文化的壯舉，對於彼時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彷彿一盞指路明燈；他讓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完全有能力影響和改變世界。這使得印度人民對自己的文化突然間自信爆棚，間接促進了他們對獨立的追求。（參見《是什麼讓莫迪成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簡史》）

辨喜帶來的這種文化自信影響了後來的每一個印度人，幾乎就跟孔子對中國後世的影響一樣，並極大推動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發展。由於長期受宗教洗腦，印度人本來就夠自信開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疊加，對整個印度國族產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過一個“世界導師”（Vishwa Guru）的口號——而“世界導師”指的正是辨喜。現在這個口號被莫迪當做了長期戰略，其野心是要讓印度立於世界之巔，將印度文化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輸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為“世界導師”

印度自古以來在思想上的自由開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續。西方社會所主張的民主自由，從某種意義上跟古代南亞的吠陀宗教是一樣的——雖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卻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會也給人洗腦，但無論如何對不同的觀點有極大的包容性。

客觀來講，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質又低效，並且隨着莫迪政府對集權的日益收緊，印度式民主的槽點也越來越多。但我們無法否認民主制度依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使得當代印度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這點我被關在印度集中營裏的時候深有感觸——雖然集中營裏面發生着各種荒唐的事情，但我們仍然擁有基本人權，給我們留了一扇可以將這些事情曝光出來的窗。集中營裏的人們能通過示威抗議讓外界知道他們處境，同時新聞媒體也會跟進報道，利用輿論來對政府部門施壓，迫使政府做出相應的改變……印度確實存在許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則讓這種黑暗不至於令人絕望——寶萊塢電影至少敢把這些黑暗拍出來並展現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這亦是一種文化自信的表現，因為“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他們不怕揚自己家醜、揭自己短，把問題暴露出來才能加以糾正。

我承認，民主制度下的決策者有時候會被民意綁架，使得一些在長遠上對國家有利的政策無法實行，比如説莫迪政府最終失敗的農業改革就是一個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時候也非常低下，由於缺乏一錘定音的決策者，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不斷拉鋸扯皮……但對於有能力的個體發展而言，在思想開放的民主社會環境中，選擇和機會一定會更多。就好像戰國時代那些思想家一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只要你的能力實實在在，有其他陣營會接納你。如果你想要從政，執政黨不喜歡你，可以投奔在野黨、反對黨；如果你有獨到的想法，這個公司老闆不賞識你，可以去另外一個公司，總有你發光發熱的機會……在這種機制下，儘管未必能保證社會和企業內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證個體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達出來也很重要。表達雖然是人的天性，卻並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達。首先要有組織語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於吐露的勇氣——這兩點印度人都不缺，他們不僅會説，而且敢説。這從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風格就能看出來，他們看到漂亮妹子就會去搭訕，貌似從來不擔心表白被拒尷尬丟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這個問題——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夠多，總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連開口都不敢，那就什麼機會都沒了。另外或許是由於印度社會浮誇成風，對於“信口開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輕諾必寡信”的問題——承諾的時候一口一個“No Problem”拍着胸脯讓你放心，等到兑現的時候卻兩手一攤撓撓頭。

作為我們中國人無疑會覺得他們不靠譜，因為在我們中國的社會文化裏，非但話不能説得太滿，甚至很多話都不能説得太直接。“直言不諱”等同於“口無遮攔”，常被視為愣頭青的特徵，會覺得這樣的人缺乏社會經驗、沒有被社會毒打過；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穩重的表現。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正是因為“禍從口出”在中國實在是太普遍，説錯話、説大話的成本很高。

但歐美社會的文化其實更加接近於印度文化，雖然不至於像印度人這麼不靠譜，但他們也是允許説話有水分的。這可能是因為在這種老百姓投票選領導人的民主國家，政客得要敢於自我營銷自我吹捧，才能獲得選民的青睞；你要是一開始不敢把話撂出來，別人甚至都不會多看你一眼。在歐美跨國公司裏頭升遷的邏輯，也跟政客搞競選有點像——工作成績自然是必須的，但在成績之外，光會埋頭幹實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膽、敢於創新、敢於表達自己、敢於做決策、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個體更加容易得到賞識和器重——不怕你説錯話，就怕你什麼話都不敢説。中國傳統文化中“謙遜”的美德、“謹言慎行”的風格，在西方社會是個純粹的劣勢，人家根本看不懂這一套。按照他們的思維，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別人才會覺得你牛；你要是謙虛地説自己不行，別人就真以為你不行了……因此慣於循規蹈矩、悶頭苦幹的中國人，即便專業能力再怎麼優秀也很難得到升遷。中國人缺乏競爭力的同時，一些歐美國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點——他們有時在個性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太缺乏等級社會、人情社會的意識——具體表現就是 “不會做人”，很多時候腦子軸不會變通。在這種環境下，精於各種潛規則、人情世故，擅長精神控制，同時又思維活躍能説敢説的印度裔，自然當仁不讓地脱穎而出。

中國幾千年來思想上的大一統，間接影響到了中國企業管理者的思維方式以及企業文化。相當一部分企業就好像傳統官場的縮影，不鼓勵個體太有個性和思想，直言不諱者在職場上很難生存，識時務者方為俊傑，管理者的絕對權威和員工的絕對順從被視為效率的保障，整體而言容錯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調而順從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國社會想要鼓勵創新就很難——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創新又要不犯錯。假如想要在大廠通過按部就班的晉升，最後能夠倖存下來的通常都變成了老油條。打個比方來講吧，中國人在不斷往上爬的過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稜角都會被磨掉；但印度社會只會磨掉性格的稜角，思想的稜角不但得以保留，還能茁壯成長。

包括日韓在內的東亞地區其他國家，由於長期受中國影響，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國一樣的問題，在文化上偏於內斂保守。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為什麼美國企業裏東亞裔的管理者偏少——説白了還是因為文化意識形態不匹配。三顧茅廬的故事在中國文化中被傳為佳話，然而諸葛亮這樣的人要是生在美國文化的環境中，那估計一輩子都只能“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印度文化不僅和美國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更有自己人情社會的獨到優勢，印度裔能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關於抱團

關於海外印度裔，還有一個很多人提到的特點是抱團，這一點也能通過社會文化來解釋。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鄉會的，跟咱們中國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個人在外頭闖出名堂了，會帶着村裏的父老鄉親一起出來求富貴。而且不同地區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區別，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一窩蜂往美國跑，比方説喀拉拉邦的馬拉雅利人愛去中東，泰米爾人愛去東南亞（泰米爾語是新加坡的四種官方語言之一）。印度在傳統上是那種對人際關係高度依賴的農業社會，社區關係非常密切；種姓社會內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內卷內鬥的消耗。中國俗話説“教會徒弟，餓死師傅”——中國內部的惡性競爭幾乎是一種傳統，“老鄉見老鄉，背後是一槍”，熟人之間常會因為利益反目成仇。這可説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一個副作用——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連一個孫猴子都覺得自己有資格坐玉帝的位子，沒什麼不可逾越的底線。但在印度傳統種姓觀念裏，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卻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來，自帶種姓社會的等級烙印，族羣內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個體的職責界線明晰，避免了相互傾軋。在沒有外敵的時候，印度人內部也撕，不同族羣、不同地域之間很分裂；可他們在面對外部競爭的時候立馬能夠相互合作，抱團起來一致對外。族羣內部固有秩序使得他們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選出一個讓所有人信服的領導來，就好像在狗的社會里，互相聞一下尿裏頭化學物質的氣味，就知道誰是老大，避免了無謂的內部廝殺。

其次，這種能夠抱團的傳統，並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國人教出來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時候，那些小邦國並不知道要抱團起來抵抗，很容易被各個擊破。英國人殖民印度次大陸之後，試圖對不同族羣“分而治之”以實現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國、民族之外，他們還畫蛇添足地對不同宗教羣體也進行了分化，通過宗教識別分割了孟加拉省（參見《南亞地緣政治和身份認同漫談》）……沒想到這一做法導致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覺醒，整個印度抱團起來把英國人趕走了；更沒想到的是，當英國人這個外力消失之後，驅動印度人抱團的宗教民族主義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雖然平時看起來鬆鬆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現就會抱團。比方説假設有幾個南印度人，平時他們可能是婆羅門、剎帝利、吠舍，但在面對北印度人的時候，就團結成了泰米爾人；又假設有幾個印度人，平時他們可能分別是比哈爾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對穆斯林的時候，他們就團結成了印度教徒。

最後，中國人在職場上多少還有點習慣上要避嫌的心理。無論是中國的官場還是職場文化，拉幫結派、發展自己的小團體都是上頭特別忌諱的事；還有些人則會有“內舉避親”的心態，覺得把職場上的機會和資源明目張膽地留給自己人，會顯得自己不夠公正無私。但印度人完全沒有這個心理負擔或者道德負擔，他們覺得大家一起出來混，利用自己的優勢資源幫自己人一把無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離鄉的印度老鄉，上下級和同事之間互相包庇根本不算個事兒。伊隆·馬斯克買下推特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團隊給炒了，因為這種拉幫結派的做法影響到了公司內部的公平和效率。當然，你永遠不要嘗試去跟印度人談公平問題，因為印度的社會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經地義。我們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來那是神的旨意、業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談到的印度社會文化對印度裔優勢的塑造外，還有幾項“利好”也推動了印度裔在國際舞台上的嶄露頭角。

第一，是印度人對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種姓制度的價值觀中，管理者屬於剎帝利階層，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方面會對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讚賞有加，另一方面由於官場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權力的同時，人們對權力的反噬心存顧忌；在歐美發達國家，很多人對於進入管理層的渴望也並不特別強烈，因為社會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對不同工種的勞動者都能給予同樣的收入、尊重和社會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樣了，“勞心”與“勞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別的兩個社會階層，只有前者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和社會地位（參見《印度人民三觀之下的“八榮八恥”》）。這不僅造成了印度服務業的畸形發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強烈的慾望要躋身管理層，極為熱衷報考MBA工商管理學。印度大學生考MBA的熱情就跟有段時間咱們中國大學生考雅思考託福差不多——考雅思考託福的人不一定就真會出國，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當管理層，但有道是“技多不壓身”，當機會真的降臨時，擁有MBA文憑的印度裔就是那個“有準備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歐美社會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於長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國家對俄羅斯、中國在商業上的防範早已不是什麼新聞，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華裔恐怕很難在歐美大企業獲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為英國曾經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體系都與英國一脈相承，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儘管印度跟俄羅斯關係密切，卻依然能夠獲得美國的信任。首先，英語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語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種分類上屬於白種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聯邦國家——因此從文化、血緣、政治各方面，歐美社會都會覺得印度裔比華裔、日裔、韓裔要更為親近。尤其是在美國這種移民國家，印度裔就跟愛爾蘭裔、西班牙裔一樣，區別只不過在於先來後到。印度裔無論是當選美國副總統還是英國首相，其違和感都並不會顯得特別強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惡劣生存發展環境所迫。

印度人會成羣結隊去海外發展，最重要原因還是國內發展條件不好，那些能夠在海外獲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國內則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個很大問題在於被傳統財閥所壟斷，印度最知名的企業家、管理者幾乎都來自於財閥集團，很少有像張一鳴、劉強東那樣白手起家的互聯網新貴。財閥集團同時擁有資本和政府關係，可以在一夜之間建立起像Jio公司這樣的通訊巨頭，將印度國內的那些老牌電信企業打得左支右絀。不妨這樣説吧，印度這樣的國家，無論創業還是個人發展都缺乏一個公平開放的環境，自然導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對有才華有抱負卻又無權無勢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間；並且一旦出國就會千方百計紮根留下來，免得回到印度地獄般的環境。

結語

在過去的三十年裏，有一千萬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這些人大部分都屬於印度最優秀最富裕的階層。可説印度培養出來的大量頂尖人才，都給西方發達國家送人頭去了，這種人才流失是印度難以言説的痛。儘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給印度掙了不少外匯，印度裔當上不少跨國公司的CEO，官居美國副總統、英國首相更是“為國爭光”掙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卻依然還有許多人連最基本的温飽都無法滿足。

因此不少中國人聽聞印度裔擔任英國首相的新聞後，頗有些不以為然，有的人認為正因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為了“避嫌”可能反而會對印度不利；也有人覺得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並不能幫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覺得吧，只要這些新聞能夠增強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國家榮譽感，那麼對印度整個國家就有極大的助益。正如同我們中國人不會去糾結楊振寧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是否中國籍、這個諾貝爾對中國有沒有實際的好處，或者奧運健兒摘金奪銀是否會讓我們的收入增加；印度人顯然也不會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聯繫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義在於光宗耀祖，由此產生的民族自豪感、國家榮譽感，能夠實實在在地讓印度人民構建起更為牢固的國族認同和更為強烈的文化自信——從長遠來講，這些東西對國家產生的效益遠大於單純的經濟利益。

同時，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來印度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2022年以來的國際形勢對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幾年應該將會迎來一段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國創業的歷史機遇，他們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對印度社會潛規則的熟悉將會是個極大的優勢。我個人認為今後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由於印度社會內部各種積重難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會繼續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勵政策下，在海外積累了一定資本和經驗的印度裔會紛紛回國開發印度這個大市場，為印度的經濟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鮮血液，實現對印度的反哺。從最近兩年印度獨角獸企業的爆發式增長來看（目前印度已經有超過100家獨角獸企業），這種洄游式的循環似乎已經開始了。印度對資本市場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環境能夠保持穩定，其前途相當可觀。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的國際形勢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變量，一切還未可定論；本文從文化和制度上所進行的分析，只是對整體的大趨勢做出的可能性判斷。

客觀來講，文化和制度並不存在絕對的優劣，而是需要有其適應的時代和土壤。某種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優勢，未必能在大環境大形勢發生變化之後繼續保持下去。與此同時，也沒有哪一種文化和制度是完美無缺的——在需要創新精神、批判性思維的領域，中國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論進行社會改革、集中力量辦大事，印度卻也是困難重重前路茫茫……過去的三十年裏，中國的文化和制度，讓中國成為了世界製造業的輸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養管理人才上的獨特優勢，則很可能會使得印度成為世界管理人才的輸出中心……“世界導師”的口號，或許並不那麼荒誕。

這一切只能説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優勢與劣勢——優勢要保持，劣勢要正視；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遠流長，我們中華文明又何嘗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