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祺：回憶我的恩師鮑林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11-14 11:58
編者按：2022年11月8日，我國著名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唐有祺先生逝世，享年103歲。送別大師，謹以此篇收入《化學鍵的本質》一書中的文章紀念先生。
撰文 | 唐有祺（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
我與鮑林的師生關係是從1946年9月開始的。當時我是從上海搭乘“梅格斯將軍”號輪赴美國舊金山，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二艘由上海開往舊金山的客輪。到了舊金山我就到加州理工學院。
進校不久，就見到鮑林教授。一見面我就對他印象很好，他知道我剛到美國什麼都不熟悉，就幫我，建議我該上哪些課程聽哪些課，並一直很鼓勵我、關心我的學習、生活。我一生碰到的恩師有好幾位，小學、中學、大學都有。自我與鮑林教授認識並跟隨他學習有5年，可以説他是我恩重如山的老師，他不但把我帶到了當時化學的前沿領域——結構化學，而且在如何做人方面也使我終身受益。
鮑林是1925 年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的。我到校時，他已在那裏工作了二十多年。1937年，原來的化學系主任諾伊斯去世，鮑林接替他當系主任，那年鮑林只有36歲。36歲要在這樣一所大學裏擔任系主任也得益於當時的校長密立根教授的慧眼識才。當時的加州理工學院並不知名，許多人只知道 MIT (麻省理工學院) ，而很少知曉加州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與 MIT不同之處是它以理科教育方式為主來培養理工科學生，這所學校的另一個特點是研究生的人數超過本科生。
鮑林的一大特色是他看方向很準確，這與他專業的精深功底有密切關係。我去的時候他已經當了9年系主任。聽他的課與別人的課不一樣，必須自己先學書中的內容，課堂上則重在以他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來啓發學生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他撰寫的《化學鍵的本質》一書被歐洲各大學視為化學的聖經，歐洲及世界各地的學者至今對他推崇備至。
與鮑林有過交往的人無不對他留有深刻印象，這不僅僅是由於他的專業學識過人，而且也是由於他的人品、人格也堪稱典範。他愛護學生，對維護正義的事當仁不讓。我當時剛到加州理工學院，不論在學習、生活上都遇到一些困難，作為系主任的鮑林教授不等我這個中國學生提出，總是很主動地關心我。我記得那時每逢週六，一般美國學生、老師都回家了，而鮑林往往利用週六到系裏各個實驗室去看看。我週六都在實驗室裏，因此幾乎每個週六都有機會見到鮑林教授。幾句問候的話、對實驗的一番建議常使我温暖好一陣。
關於鮑林的人品我還可以舉幾個例子。我到這所學校前很多人都在傳鮑林要獲諾貝爾獎，事實上鮑林的名字已幾次出現在諾貝爾獎的候補名單上。我去的那年又有好多人在猜當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非鮑林莫屬。結果公佈時是瑞典的一位科學家。當時很多人，特別是丹麥的年輕學者都公開為鮑林打抱不平，而鮑林自己則心態平和。
1947-1948年，鮑林到英國去了一年。這一年裏他學術上又醖釀了一個新思想。在此之前他對一般的分子、無機物的結構都已構建了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些至今仍是化學的基礎內容。他當時因感冒躺在病牀上，反覆思考小的肽、氨基酸的結構，從中得到一些標準的鍵長、鍵角數據，從這些數據他想到一個歸納出穩定的蛋白質二級結構的方法。他特別重視氫鍵在生命中的作用。慢慢地根據自己的思路，他最終搭出了蛋白質二級結構模型，其中有α-螺旋和β-摺疊兩種二級結構，不久都在球蛋白晶體結構中找到了。為什麼1953年沃森、克里克能把 DNA 雙螺旋結構搞清楚呢？主要是當時他們覺得 DNA結構很重要，DNA 結構可以弄清楚遺傳的奧秘。而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當時鮑林有辦法為蛋白質把α-螺旋結構弄清楚，沃森、克里克認為開展 DNA 結構工作的時機成熟了。
鮑林本人也嘗試過解開 DNA 結構之謎，但他最終未能成功。失誤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當時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學術活動受到限制，未能及時看到DNA 的X 射線衍射圖，而在這個圖上 DNA 之具有雙螺旋結構已經昭然若揭了。鮑林當時連護照都被吊銷了，沒有辦法去英國並看到這些DNA 結構的X 射線衍射圖，導致認識上的失誤。鮑林對這一段歷史一直持十分嚴謹的態度。1979 年在檀香山的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出，當年 DNA雙螺旋結構應該可以由鮑林得出的，但鮑林説，科學上的發現是誰做出的就是誰的。沃森和克里克一直很尊敬鮑林，沃森稱鮑林是美國最偉大的化學家之一。的確如此，當代化學的幾乎所有重大進步，都與鮑林有關，如酶是怎樣起作用的，鮑林1948 年在《自然》 (Nature) 上對此的闡述至今仍是經典準則。
鮑林對中國學生很友好。1951年我提出要回國，他一開始有些不理解，説十分喜歡我，問我為什麼不留下來。我説我來時就準備學成後回國，到學校裏教書去。他建議我再留一段時間。事後他交給我一個題目是關於蛋白質的結構的。我搞了一年，這也是我後來轉向生命過程化學研究的契機。他給我這個題目一直到真正的蛋白質結構搞出來中間隔了近7年。不少美國學者對我説，鮑林給你引了這麼好的一個方向，可以讓你10年有事可做了。
到了1951 年初，我越來越感到必須提早回國了。那年上半年我趁去瑞典開第二屆國際晶體學會議之機，取道瑞典、英國、法國等地歷時三個月回到祖國。我離開加州理工學院前與鮑林道別，他對我説，如果我回國後不方便的話不要勉強給他寫信，因為恐怕這樣對我不利，當時燕京大學的一位威爾遜教授回美國告訴鮑林中國國內的一些政治運動情況。確實我回國後由於國內當時的狀況，我和鮑林的聯繫也基本中斷，但他一直在多方瞭解我的情況。
一直到了1973 年，他攜夫人到中國來訪問，一到北京就提出要看我們。那次鮑林來，我陪他們夫婦倆遊覽了長城。他知道我在北京大學教書，非常高興。
到了1978年，我帶團到華沙蔘加第11屆國際晶體學會議。在此次會議上我與另外一位當時同在加州理工學院做鮑林的博士後的同學見面，他是意大利米蘭大學的西蒙·內塔，我們間的友誼交往一直未間斷。我與另一位同學萊特·裏奇至今都有交往。我們這些同學都很重感情，這些也無疑受到我們的恩師鮑林的影響。西蒙·內塔在我回國後又經常到美國做合作研究，一遇到鮑林就很急切地詢問我的情況。1978 年我去華沙，西蒙·內塔知道我參加會議，高興地在門口等我開完會相見。我們同學間的友情真是令人難忘。
1981年鮑林帶着全家人再次來到中國遊覽，我也攜全家陪同，請他們吃烤鴨，大家很高興。
鮑林夫人當時已因患腸癌做過一次手術，但回去後第二次手術後就不行了，她於1981年年底去世。1981年秋我還到鮑林家去過，鮑林夫人帶着病還十分友好地陪我去院子中觀看她種的花草。我女兒1981年去美國後也一直得到鮑林與他女兒琳達一家的關心和照顧。
鮑林是1994年8月19日去世的。那一年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多蘿西·霍奇金也去世了，她是當時英國唯一獲得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在這兩位傑出科學家去世後，我的朋友、因研究血紅蛋白而獲諾貝爾獎的佩魯茨寫了兩篇悼念文章，一篇為鮑林，一篇為霍奇金，都發表在英國的重要刊物上。這兩篇文章佩魯茨都寄給我了，我答應抽空翻譯出來。我自己也一直想寫一點紀念鮑林的文章，對我的恩師鮑林教授的感激之情我是説不盡、道不完的。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科學元典”，本文大部分照片由北京大學化學學院閻雲教授提供，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