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與糾偏：愛因斯坦上海行史考丨一望百年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2-11-14 11:58
1922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訪問上海，距今已是百年。關於這段歷史，很多細節眾説紛紜，甚至撲朔迷離。真實情況到底如何？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通過考證大量一手史料作出了若干糾正和糾偏，我們以此紀念愛因斯坦和他所代表的科學精神。
採訪整理 | 曹年潤
受訪 | 方在慶
值得慶幸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8年以《愛因斯坦旅行日記：遠東、巴勒斯坦和西班牙》（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The Far East, 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為名出版的這篇日記（以下簡稱“愛因斯坦日記”），英文版在2018年已經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的日記中譯本早已完成，將於近日出版。
愛因斯坦不是為了出版才寫的日記，他當時只是想記錄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所感，好讓他的兩位繼女知道，這趟近半年的跨洲旅行都發生了什麼。事實上，愛因斯坦日記的內容並非近年才被外人所知。早在1930年，愛因斯坦的女婿魯道夫·凱澤爾（Rudolph Kaiser）在以安東·賴澤爾（Anton Reiser）為筆名寫《愛因斯坦傳》（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ical Portrait）時就大量參考日記中的內容。中國部分的內容，第一次完整出現於2012年出版的《愛因斯坦全集》第13卷（中譯本2020年出版）上。
在愛因斯坦第一次到訪上海前，日本改造社就派其職員、新近成立的國際聯盟日本協會的總幹事稻垣守克（1893-1986）提前12天來上海瞭解情況，做接待愛因斯坦的準備工作，並且陪同愛因斯坦從上海到神户。稻垣的日記《迎接愛因斯坦博士》（アインシュタイン博士を迎へて）在當年就發表了（日文雜誌《女性改造》1922 年第 12 期，第 40-61 頁）。
在即將出版的《愛因斯坦旅行日記》中文版中，我們以附錄的形式收錄了稻垣日記的譯文，作為《愛因斯坦旅行日記》的輔助和參考資料，希望可以澄清一些非議。稻垣作為接待組織者，近距離觀察了一切。稻垣懂德語，他的妻子託尼（Tony）是德國人，與愛因斯坦夫婦溝通起來沒有語言障礙，因此他的日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了解愛因斯坦在上海的歷史的可靠資料。
當時報刊上的有關報道也是比較重要的資料，但採用時要謹慎。比如，《申報》在1922年10月12日報道説愛因斯坦11月14日將到上海，但在11月5日又報道稱愛因斯坦將於11月12日抵滬。兩個日期都不對。《中華新報》記者曹谷冰的報道是比較可信的。他是同濟醫工專門學校（同濟大學的前身）畢業的，德語專業出身，並且參與了愛因斯坦第一次停留上海期間大部分的活動。《民國日報》、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大陸報》（The China Press）的有關報道也可以參考，但具體細節也需對照相關資料仔細辨認。
通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考證愛因斯坦上海行的歷史，糾正一些不恰當的傳聞。
想象出來的盛會
傳聞愛因斯坦到上海那天，歡迎者眾多，給他辦了一個慶典。“1922年11月13日上午，上海文化界名人、外國友人、新聞記者以及不少學生和市民聚集匯山碼頭（位於今楊樹浦路8號），隆重歡迎愛因斯坦。當愛因斯坦踏上碼頭，瑞典總領事上前與他熱烈握手，通知他榮獲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還宣讀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授獎詞，並在一片歡呼聲中頒發了獲獎證書。”
這段描述有許多地方與事實有較大出入。首先，上海文化界名人基本上沒有出現在碼頭，這跟愛因斯坦此行完全由日本方面安排有很大關係。其次，報道中所説的“瑞典總領事上前與他熱烈握手，通知他榮獲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還宣讀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授獎詞”，在愛因斯坦的日記和稻垣的日記中都沒有記載，親自到碼頭迎接的《中華新報》記者曹谷冰的報道也無記載。
當然，這不能完全排除瑞典總領事到場迎接的可能性。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料，比如瑞典駐總領館是否向瑞典外交部彙報過此事。
愛因斯坦日記的原文是：
“在上海，我們在船上受到了稻垣及其夫人（我們在上海和神户的可愛陪同者）、德國領事、斐斯特先生和他夫人的歡迎。首先是記者，一羣值得尊敬的日本和美國記者，提出他們慣常會提的問題。然後被稻垣夫婦和兩位中國人（一名記者和一位中華基督徒全國聯合會幹事）帶到一家中餐館。”
稻垣的日記可以作為佐證。船靠岸後，人們爭先恐後湧進了船內。德國駐滬總領事弗裏茨·蒂爾（Fritz Thiel，1863-1931）和愛因斯坦握了手，稻垣晚了他一步。蒂爾當即邀請愛因斯坦進午餐，但愛因斯坦回應説，需要先同改造社前來迎接的稻垣氏商量，否則無法接受邀請。蒂爾表示願意聽從稻垣的安排。稻垣對蒂爾有些過意不去，但還是按照計劃安排了沙龍，讓愛因斯坦同記者會面。“好啊，這到底也是一項義務嘛。”愛因斯坦爽快地答應，稻垣請愛因斯坦在沙龍上講了旅途中的印象和前往日本的感想。
在沙龍上，有記者提問：“昨天的通訊社電報説您得到了諾貝爾獎金，您收到正式通知了嗎？對此您是怎麼想的？”稻垣認為這個問題“口無遮攔”。他看到愛因斯坦博士温厚的面容上浮現出不知所措的神色，“通知的話剛剛船靠岸後從領事那裏收到了電報……”博士非常謙遜地回答，“其實我並不覺得這種事情有什麼意思……”
稻垣這裏的“從領事那裏收到了電報”中的領事是指瑞典駐滬總領事李利霍克（J. O. Lilliehook），還是德國領事蒂爾？德國領事蒂爾肯定在場，難道他受瑞典領事的委託，將電報轉交給愛因斯坦？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小，因為蒂爾1923年1月6日在給德國外交部的秘密報告中，曾詳細描寫了在船上的見面過程。綜合上述資料，匯山碼頭的頒獎慶典極有可能是虛構的。
諾貝爾獎沒意思？
相信很多人還有一個疑問：愛因斯坦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後為什麼會覺得“沒有意思”？
實際上，愛因斯坦在踏上日本之旅前就已經收到了即將獲得諾貝爾獎的暗示。9月17日至24日，瑞典諾貝爾物理學獎委員會執行主席斯萬特·阿倫尼烏斯（Svante Arrhenius，1859-1927）參加了在萊比錫召開的德國自然研究者與醫生協會的百年大會。會議期間，他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信中説：
“我昨天路過柏林，聽説您要離開德國去日本。外部環境惡劣到讓您做出這樣一個決定的程度，我對此深表遺憾。我非常期望您12月份能來斯德哥爾摩，如果您去日本的話，那就肯定無法實現了。不過前來斯德哥爾摩的邀請要等到11月中旬才能發出，您能在歐洲一直待到那個時候嗎？如果這樣的話，可能您不久之後就會訪問斯德哥爾摩……。”
阿倫尼烏斯是一位傑出的化學家，由於在物理化學方面的傑出貢獻，被授予1903年諾貝爾化學獎。早在9月6日的會議中，諾貝爾物理學獎委員會已決定向瑞典科學院提名愛因斯坦為獲獎人。愛因斯坦原本是要參加萊比錫會議的，但因德國外長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被暗殺，愛因斯坦也被列入極右分子的暗殺名單，他的處境變得十分危險，所以取消了行程。否則，阿倫尼烏斯會當面告訴他相關消息。
9月18日，愛因斯坦的同事和好朋友，也是最支持他的人——物理學家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給他寫信，説：“親愛的愛因斯坦，根據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消息，11月將有事情發生，你最好12月份能留在歐洲。請重新考慮一下，你是否還去日本旅行。”這也是一封非常明顯的暗示信。
對於愛因斯坦來説，獲獎應該是遲早的事。在1910年到1922年間，除了1911年和1915年外，愛因斯坦每年都獲得物理學獎的提名。1919年，英國科學家亞瑟·斯坦利·愛丁頓（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率領一支日食考察隊遠赴西非幾內亞海岸外的普林西比島（Principe Island），考察5月29日的日食，觀測結果表明，“光線完全按照愛因斯坦的引力定律偏折”。當年11月6日，英國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聯合召開會議，宣佈“證實了愛因斯坦的預言”。愛因斯坦在一夕之間聲名大噪，成為享譽全球的科學家。
諾貝爾獎委員會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壓力。比如，法國物理學家馬塞爾·布里淵（Marcel Brillouin）1922年在提名愛因斯坦獲獎的推薦信上寫道：“想象一下，如果愛因斯坦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榮獲諾貝爾桂冠的名單上，50年後的公眾輿論會是什麼樣的。”1922年，迫於壓力，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兩份報告中，選擇了肯定愛因斯坦在光電效應和黑體輻射的能量漲落方面工作的報告，忽略了嚴厲批評相對論的報告。11月9日，諾貝爾物理學獎委員會做出決定，將1921年度空缺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愛因斯坦，1922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
愛因斯坦“預知”自己會獲得諾獎，在他與米列娃·瑪麗琦（Mileva Marić）的離婚協議中也有體現。在1919年2月14日生效的離婚判決書中，竟有如下條款：“如果愛因斯坦教授離婚後獲得了諾貝爾獎，那麼諾貝爾獎金在扣除愛因斯坦已向米列娃·瑪麗琦付出的部分外，剩下的歸米列娃所有，這筆錢將被存入瑞士銀行。”
另一方面，愛因斯坦對諾貝爾獎看得並沒有那麼重，與他淡泊聲名的個性也有很大關係。他在那篇反映他人生觀的著名文章《我的世界觀》寫道：“一直以來，對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斷給我勇氣，讓我欣然面對人生。如果沒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專注於探索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研究領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話，生命對我而言就毫無意義。從兒時起，人們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標——財產、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顧。”他在某種程度上是反傳統的，並不敬仰世俗的權威。對他來説，更重要的是他的貢獻被歷史記住，而不是被某個機構記住。
被壓縮的行程
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中把訪問上海的過程基本寫清楚了。日本方面原來是按照在上海停留兩天的計劃來安排愛因斯坦的活動，因為船從香港出發時就比原計劃晚了一天，而從上海出發的時間又沒變，所以在德國領事蒂爾的建議下，最終把兩天的18項活動壓縮成了一天。蒂爾以前在日本任過職，懂日語，他的建議得到稻垣的認可。原計劃中包括參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商務印書館、李公祠（李鴻章之墓）、聖約翰書院、復旦大學、徐家彙觀象台等等，都取消了。儘管如此，在蒂爾看來，活動還是安排得太緊了，沒有給愛因斯坦留下“一分鐘的自由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當他邀請愛因斯坦共進午餐時，愛因斯坦非常為難，因為他不想違反與日方簽訂的合同，蒂爾只好識趣地撤回了邀請。
客船上的記者見面會結束後，他們去了一品香吃飯。飯後愛因斯坦提議要到中國人真正居住的地方看看，也就是上海城裏。稻垣在前一天去那裏考察過，認為太髒太亂了，臭氣熏天，因此不推薦愛因斯坦去。但愛因斯坦恰恰對中國人真實的情況感興趣，所以最終還是去了。
當天下午，他們一行人去了小世界。有人説他們在小世界看了崑曲，其實並沒有。根據《中華新報》記者曹谷冰的報道，他們“欲觀崑劇，適未開演，乃觀新劇片刻。”“新劇”指的便是喜劇。愛因斯坦在日記裏寫道：“我們參觀了一個劇院，每一層都有不同的滑稽演員演出。觀眾總是在叫好，很滿意，各種各樣的人都帶着小孩子。”稻垣在日記裏有更為詳細的記載，他們本打算“聽博士最喜歡的中國音樂，但今天沒有音樂。都是喜劇演出。”觀眾饒有興致地看他們一行人，博士於是笑道：“我們也是戲呀。”“小世界”裏的玩具店裏，有個人在彈大正琴。愛因斯坦站住，靜靜地閉眼聽了三四分鐘。
後來他們又去了在同濟任教的德國醫生斐斯特（Maximilian Pfister, 1874-?）的“寬敞的別墅”，並在那裏接待了一個由8位猶太顯要組成的代表團，進行了一場艱難的談話。隨後去了“富有的中國畫家”王一亭家，參加精緻的晚宴。晚上9點半，晚宴尚未真正結束，愛因斯坦就起程前往日本俱樂部，出席由日本學士會組織的歡迎會，“數百人在那裏（大部分是日本年輕人）以一種愉快輕鬆而又純樸活潑的方式歡迎我們”。最後他才筋疲力盡地回到船上，睡前還接待了一位英國工程師。
“消失”的11月14日
很多報道稱，愛因斯坦14日凌晨便乘船離開了上海。事實上，船下午3點才啓航。當天上午，愛因斯坦去參觀了最初計劃中就有的龍華寺，同時在周圍的農村轉了轉。這在愛因斯坦的日記裏也有詳細的記錄：
“今天早餐後，驅車前往一座有趣的佛寺，它有很多院子，一座宏偉的中式佛塔。這座佛寺現在被用作軍營。隔壁是一個極其有趣的小村莊，完全是中式的，有着十分狹窄的小巷和敞着門的小房子，到處都是小商店和作坊。這裏的互相凝視比在城裏還要好笑。孩子們又好奇又害怕。除了污穢和臭味，一路上幾乎自始至終是令人愉快的印象；我將會經常愉快地想起這裏。我們仔細參觀了佛寺。附近的人似乎對它的美無動於衷。建築結構和內部裝飾（比真人尺寸更大的佛像和其他塑像）共同創造了一種奇特的效果，形成了一個偉大藝術的總體印象。莊嚴的佛教思想藴藏在深奧的帶有迷信色彩（半象徵）的巴洛克式風格的雕塑中。下午3點起程。”
很多人把這一段中愛因斯坦對村莊的印象摘出來，認為愛因斯坦對中國人有偏見，但如果結合當時的情境，也許會有不同的理解。同一過程，在稻垣的視角下是這樣的：
“汽車穿過上海城區朝着在城外約兩英里處的龍華寺駛去。
從昨天到今天，博士觀察着中國人被外國人欺凌的情景，説：‘再有五十年的時間，中國人一定會把外國人趕出去的。’
龍華寺眼下成了兵營。門口有哨兵。我們走近門口的時候，哨兵舉起刺刀氣勢洶洶地説着什麼。大概是‘什麼人？這裏不許通行！’諸如此類的吧。世界級學者愛博士與一臉無知的督軍手下小兵形成有趣的對照。
總之，在另一個入口付了一圓錢得以進入。博士説：‘不要緊吧？’有點懼怕往部隊那個方向去。對最喜歡建築的博士來説，沒有比這更令他開心的了。他大概能體會到我等體會不到的感受吧。‘艾爾莎，到這裏來看看兩邊的建築。’博士站在寺的庭院正中研究着。沒想到建築這麼中博士的意。看到五百羅漢，他一個一個地研究着他們的面容。”
誰在工部局相對論討論會上提問“心靈”問題？
愛因斯坦在離開日本後又經過了上海。這一次，他在12月31日抵達，1月2日中午離開，停留的時間比第一次還要長。這次的行程是猶太團體安排的，愛因斯坦日記中也有較為詳盡的記載。
1月1日下午，愛因斯坦參加了在“暴發户”蓋頓（Gatton）家舉行的“歡迎會”，傍晚6點，參加了在福州路17號工部局禮堂由青年希伯來協會 (Young Men’s Hebrew Association) 和“探索社”（Quest Society）共同主辦的相對論討論會。“探索社”成員主要是滬上的外國“知識精英”和少數在國外受過教育的華人知識分子。愛因斯坦對這場討論會的感受並不好，認為那是一場“帶着愚蠢問題的喜劇”。
討論會以問答座談會的形式進行，不對外開放，僅限受邀者出席。與會者討論的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邁克爾遜—莫雷（Michelson-Morley）實驗、最近前往澳大利亞的日蝕科考以及木衞掩星的問題。出席這場會議的有三四百名西方人，只有四五個中國人，其中有一箇中國人提問愛因斯坦關於英國物理學家洛奇（Oliver Lodge，1851-1940）有關“心靈研究”的問題，愛因斯坦用法語簡短地回答道：ce n’est pas sérieux（這“不嚴肅”，也譯作“不足道”），就結束了答問。
有文章稱提問的是哲學家張君勱（1887-1969），這是不對的。張君勱這段時間主要在陪同德國哲學家杜裏舒（Hans Driesch，1867-1941），擔任後者在華講學的翻譯。他有一篇引起“科玄論戰”的著名演講，是在1923年2月陪同杜裏舒北上京津時，在清華大學做的。
真正的提問者是張乃燕（1894-1958），字君謀，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侄子。作為教育家、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他都成績斐然。但他似乎沒有張君勱有名，所以被後來的研究者弄混了。再加上他提的問題又與“心靈”有關，人們想當然就把他與挑起“科玄論戰”的張君勱等同起來。
張君謀19歲時就到歐洲留學，先在英國和瑞士學習，1919年獲日內瓦大學化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知識面很廣，因此提出一個和哲學相關的問題也不足為奇。
關於愛因斯坦上海行，還存在一個爭議：他是否入住過禮查（Astor）飯店？禮查飯店後來改名叫浦江飯店，現在叫中國證券博物館，在當時的遠東甚至世界範圍內都是相當豪華的飯店。人們理所當然地會想，愛因斯坦這麼有名的人，就應該住在那裏。但是根據愛因斯坦的日記，愛因斯坦在第一次來上海的那天晚上是回船上住的；第二次來上海時，12月31日晚上住在猶太富商蓋頓家裏，當時的中外報紙都有報道，愛因斯坦在日記中也有明確記載；1月1日晚上當然也是住在那裏，只是沒有明説。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他曾住在禮查飯店，也沒有這種可能性。德國領事明確表示不會參與第二次愛因斯坦抵滬的有關安排，愛因斯坦不會自己花錢去住，猶太團體更不會多此一舉。
遺憾“錯過”的訪華之旅
關於愛因斯坦上海行，有一段説來令人遺憾的歷史，那就是在愛因斯坦答應訪問日本之前，其實中國已經開始向愛因斯坦邀約訪華，但卻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
早在1920年9月11日，蔡元培就通過當時正在歐洲考察教育的教育部次長袁希濤 (1866-1930) 在柏林愛因斯坦家中當面向他發出訪華邀請，但愛因斯坦並未接受。1921年，蔡元培到歐美考察教育，正好在愛因斯坦生日那天——3月14日到達柏林，兩天後，他專程拜訪了愛因斯坦，再次表達了邀請愛因斯坦訪華的真誠願望。但愛因斯坦馬上要為在耶路撒冷籌建的希伯來大學籌款而赴美訪問，表示無法接受邀請。蔡元培不死心，希望愛因斯坦在訪美結束後直接訪華，這一建議沒有被愛因斯坦採納。不過，愛因斯坦允諾在其美國之行結束後，如果還有下一次遠洋航行，那就是去中國。
日本產生邀請愛因斯坦的想法比中國晚，但行動迅速果決。這與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的推薦有關。羅素在訪華九個月後，順訪了日本。當他被問到“世界上最偉大的三個人是誰”時，他告訴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 ( 1885-1952)：“第一位是愛因斯坦，然後是列寧，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人了。”日本人馬上開始行動，派改造社駐歐記者室伏高信 (1892-1970) 去柏林拜訪愛因斯坦，洽談訪問事宜，很快就説服了愛因斯坦。儘管中間經過了一些反覆，以至於愛因斯坦曾欲取消訪日計劃，但日本方面很快以更優厚的條件和誠意，讓愛因斯坦將訪問行程確定下來。
1922年3月，在得知愛因斯坦計劃訪問日本後，正在柏林訪學的年輕的北大教授朱家驊（1893-1963）致信愛因斯坦，重新商討訪問北京大學事宜。他告訴愛因斯坦，北京大學想邀請他像羅素和杜威那樣在中國待上一年。但是愛因斯坦通知中國駐德國公使館，因為已承諾要訪問日本，他只有兩個星期時間可以待在北京，舉行一個系列講座。愛因斯坦回覆説，他之前不能接受北京大學提出的財務條款與過長的停留時間。不過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方提出的講學報酬讓他覺得可以接受此前中國提出的訪問邀請，因此他同意為期兩週的對華訪問。
1922年4月初，中國駐德公使魏宸組（1885-1942）向愛因斯坦轉達了蔡元培提出的舉行系列講座並支付每月1000華幣 (約合120英鎊) 酬金的建議。愛因斯坦重申他願意前去講學，但是要求提高酬金。同年7月底，北京大學接受了他提出的條件，將酬金改為1000美元。
然而，在愛因斯坦從歐洲啓程之前，中國的政治動盪讓他對自己是否最終能完成訪華計劃產生了懷疑。儘管如此，他在給斐斯特的回信中，仍然表示希望在中國待上兩至三星期，在北京和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講。他要求斐斯特與東道主北京大學一起制定在上海和其他城市舉行講座的行程。第一次在上海停留時，他也曾表示會在回程時順訪中國。
可惜的是，在訪日期間，愛因斯坦計劃的中國講學之旅因嚴重的溝通問題而擱淺了。1922年12月8日，愛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已過大半，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致信愛因斯坦，詢問他預計到達中國的日期，熱情地表示“整個中國正準備張開雙臂歡迎您”。兩星期之後，愛因斯坦回覆道，“雖然我本人非常願意並且之前還有正式約定”，但是如今接受這份邀請已經太遲了。他稱自己等了五個星期，也沒有收到來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斷定北京方面不想履約了。愛因斯坦希望這一“令人遺憾的誤解”能在未來得到補償。
也是在12月22日，德國駐北京公使收到東京同僚的電報，內容如下：“愛因斯坦不打算來北京，詳情見信。”
對於順訪未成的原因，還有許多不明之處。愛因斯坦與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情感糾纏可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愛因斯坦之所以到遠東旅行，迴避德國國內日益上漲的反猶情緒是一個重要原因。儘管德國把愛因斯坦看成是“德國科學的傑出代表”，愛因斯坦並不認同這一點。要知道，愛因斯坦是持瑞士護照旅行的。在德國，他作為外國人，每年都要為留居簽證付一筆不小的費用，儘管他曾得到過一些關照和減免。他在旅行中最不想見到的就是德國駐當地的使領館官員和具有反猶趨向的德國人團體。而德國方面總希望愛因斯坦能代表德國科學界做些有利於德國形象的事。愛因斯坦每訪問一個地方，德國駐外領館就會向外交部反映相關的情況。這些公文至今保留在德國外交部的檔案裏。
為了能讓愛因斯坦為德國爭光，蒂爾可算煞費苦心。他得知愛因斯坦第二次經過上海還會待一段時間後，就動員在上海的德國人協會邀請愛因斯坦，蒂爾甚至還要求德國駐日大使威廉·索夫出面調停，並親自給愛因斯坦寫信，同時轉交同濟醫工學校工科校長伯恩哈特·培倫子（Bernhard Berrens，1880-1927，又譯貝倫子）的邀請。培倫子希望愛因斯坦到同濟講學，並願意付150-200美元的演講費。但蒂爾自作主張，在信中建議愛因斯坦為了向同濟大學表達德國科學界的支持，免費演講。他也給出了非常有力的理由：“一戰”後，按照《凡爾賽和約》134款，同濟在法租界的校舍被法國政府沒收，只能到吳淞另建新校，所有費用均由中國政府來出。當時政府的財力有限，同濟的職員常常被拖欠工資。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愛因斯坦能到同濟免費演講，一定會為德國科學爭得榮耀。但愛因斯坦並沒有給蒂爾回信。
德國駐北京公使、德國在華協會會長以及中國的一些學術團體（比如，中國基督教青年聯合會，東南大學）都盡力鼓勵愛因斯坦在中國停留更長時間。但這一切都沒有結果，愛因斯坦不回應來自德國官方發出的任何邀請。
直到愛因斯坦快回到上海的前幾天，德國人協會才收到愛因斯坦的一份相當非正式的通知，表示由於時間不夠，不能接受邀請。愛因斯坦的妻子愛爾莎（Elsa Einstein，1876-1936）又以一張明信片的方式，通知培倫子，愛因斯坦無暇應邀。與此同時，滬上盛傳愛因斯坦這次停留將由猶太團體接待，並住在富商蓋頓家裏。德國總領事認為愛因斯坦的情感偏向了猶太人，感到受到了怠慢，因而當愛因斯坦第二次到上海時，他就放棄了接待的打算。
“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悦任何人”
愛因斯坦日記英文版出版後，中國部分在網上引起了很多傳言，例如愛因斯是種族主義者。我認為這是典型的斷章取義，要把他的言論放到當時的社會情境中去理解。
在訪問遠東之前，愛因斯坦就接觸過中國學者，對他們評價非常之高。1919年3月22日，他給好朋友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的信中寫道：“或許在這世界只留下中國人時，情況才會變好。中國人用‘強盜’這個集體名詞來稱謂歐洲人”。同年12月24日，他在給另一位好朋友海因裏希·贊格爾（Heinrich Zangger，1874-1957）的信中説，“這是前天晚上我和幾個優秀的中國人在一起時突然想到的，他們並不像我們一樣痴迷目的性和實用性。”
在旅行中，愛因斯坦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三地都接觸到了中國人。最早經過新加坡時，他認為中國人“能通過勤奮、節儉和子孫眾多排擠其他所有民族。新加坡幾乎完全被他們掌握。他們作為商人頗受敬重，遠勝於被認為靠不住的日本人。”一星期後抵達香港，他的言論透露出對中國人所遭受苦難的同情：“那些每天為了5分錢，必須敲打搬運石頭的飽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國人就因為他們的生殖力被無情的經濟機器殘酷懲罰。我覺得他們在無力和遲鈍中難以意識到這一點，但是看到這些讓人難過。”但同時愛因斯坦也看到了當地中國人“應該在不久前成功進行了一次增加薪資的罷工，組織出奇地好”。在到達上海後，愛因斯坦做出了這樣的描述：“勤奮，骯髒，愚鈍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樣的陽台，所有東西都擠靠在一起，單調無趣。碼頭後面是一個接一個的小餐館。在餐館前面用餐的中國人並不是坐在長椅上，而是蹲着吃，像歐洲人在樹林中大小便一樣。”據此，愛因斯坦提出了他的擔憂：“如果這些中國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種族的人，那將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必須承認，愛因斯坦對中國的評價十分矛盾，他對世界文化的瞭解是有限的，也不能擺脱時代的侷限，帶有自己的偏見。但對於愛因斯坦其人的理解不能僅憑幾句話就下斷言。愛因斯坦天性中有詼諧、語帶諷刺的一面，這在他的日記中隨處可見。我們也不能忽略，無論在德國還是美國，他都敢於反抗暴政，公開為受到迫害的人説話。
有大量證據表明，在他訪問中國之後，愛因斯坦仍然非常關注發生在中國的持續的動盪事件。1930年10月18日，愛因斯坦要求在訪日期間認識的德國駐日大使威廉·索夫為計劃中的中國饑荒地區的慈善活動提供幫助。愛因斯坦積極地參與，表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籤署一份呼籲書。
在他訪問中國20年後，愛因斯坦撰寫了一份關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聲明，即使在今天，這份聲明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他在1942年給美國援助中國工業合作社（“工合”）委員會當時的主席亨利·亞尼爾（Harry E. Yarnell，1875-1959）上將寫了封信。在信中，他清楚地證明了他深深地牽掛着被日本佔領的中國，以及他後來對中國人民及其對人類的貢獻的高度尊重：“我總是熱切地希望中國在目前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即使她的利益和我們國家的利益沒有直接聯繫。希望中國的傳統和精神對國際生活的未來發展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這是在飽受壓迫和殘暴的黑暗日子裏最好的鼓勵之一。世界可以從中國人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此外，理解愛因斯坦不可忽視科學的角度。在返程經過上海時，愛因斯坦已經經過了文明發展程度不同的多個國家，產生了很多思考。1922年12月31日，他留下了在上海唯一的墨跡，寫在當時上海的猶太名媛特蕾莎·倫納的客人留言簿上：“人類高級智慧之花得以盛開的條件似乎非常苛刻。赤貧導致粗陋，富裕導致空虛；嚴寒的天氣使人沉鬱，而熱帶的氣候讓人放縱。因此，科學之花不會在某個地方和某個民族始終盛開，出現意大利文藝復興這樣的情形，就有如世界歷史海洋中出現孤島一樣。”
如何創造一個讓科學自由生長的環境？這對今天的我們而言仍然是應當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簡介
方在慶，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著有《愛因斯坦、德國科學與文化》、《愛因斯坦畫傳——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主持翻譯了《愛因斯坦全集》第9卷和第13卷、《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愛因斯坦傳》《我的世界觀》等十餘部與愛因斯坦相關的著作。其中編譯的《我的世界觀》獲得第十四屆文津獎。他主持翻譯的《愛因斯坦旅行日記》、《愛因斯坦百科》即將出版。目前，他特別關注愛因斯坦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交往。“愛因斯坦與上海的關係不僅僅只是停留在短暫的三天訪問上。愛因斯坦還參與到猶太工程師輸送到中國的計劃，還為拯救在上海猶太難民，而做出了許多努力。這部分的資料還需要繼續挖掘。”方在慶告訴澎湃科技。
本文來源：澎湃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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