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在“既要又要”的矛盾中迷失_風聞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最近幾天，防疫新規二十條出台後，相信很多讀者都在互聯網上看到了不少地方和不少階層羣體中的人在網絡中出現了一些有趣的輿論變化。確實，國內互聯網的各種討論中，關於疫情也好，關於其他問題也好，很多時候同一羣人面對同一個問題的各種觀點，放在長時間和多維度上來看其實往往是自相矛盾的。

這種矛盾的根源一方面在於互聯網輿論有極強的極化效應和繭房效應，另一方面則是涉及自身利益相關問題時，很多人往往會以“既要又要”或“精緻利己“的思維模式發聲，這使得互聯網輿論的發展一方面極大增強了民眾對政府訴求和呼聲的渠道，一方面又導致互聯網上經常出現打着”民意“標籤的聲音，經常是一部分羣體通過抱團極化放大聲音，通過“聲音大”掩蓋仍然不善於在互聯網上表達聲音的大多數人意見的產物。

筆者之前幾篇文章談及“一刀切”和“官僚制”的文章，最後曾提到要談談現代化的基層治理。要談這個問題，首先又要談談當代以國內互聯網輿論為主體的輿論-回應機制，而這其中對於“中產社區訴求”的輿論和政策回應又是首先要談的。毫無疑問，當下不論中外，以互聯網輿論為主體中的各種社會議題，輿論訴求，羣體聲量，實際上普遍是以“中產階層”這一羣體為主。今天我們先對此做一些分析。

現代化與現代人首先，不管這樣那樣的訴求，必須建立在與現代化社會相容的情況才有普遍合理性。沉思錄前幾天文章中提到的我國邊疆省分存在一些“前現代羣體”拒斥防疫管理導致地方疫情工作大受衝擊，這種“前現代羣體”現象顯然是一種長期遺留問題。那麼今天要聊的作為輿論聲音主流的“中產階層”是否是一種完全的現代性社會體呢？其實也要具體分析，首先要概述下“現代化"概念的由來。

筆者早前就現代化和現代性做過專門闡述，可惜被刪了，不過在這裏在回顧一下。從現代西方哲學來説，現代化意味着：1.高度發達的生產力；2.所有的社會關係、體系、機制和連結全部都是順從於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的，而非是落後的、低下的生產力時期的遺留物。

在今年的大會報告中，提出的新口號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是新中國建立以後追尋現代化建設的又一里程碑。從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到趕英超美，再到提出四個現代化口號，以及十八大後提出第五個現代化即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到今天，終於彙集成為了“中國式現代化”。

一些翼贊西方的朋友圈鍵政人士，抨擊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是“旁敲側擊而不直截了當”，“給出的定義都是排他性的，不是什麼、也不是什麼”事實上他們的西方爹同樣沒有明晰準確的定義。上一段中的定義已經是筆者閲讀後剪輯加工的結果了

在這裏，筆者想引用李懷印老師説過的一段話：

““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概念人人皆知。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概念，實際上西方人很少用它來描述本國的歷史，很少用它來建構本國的歷史敍事。嚴格地説，五十年代以後流行起來的現代化概念，是西方人用來忽悠非西方國家的。****”

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主義者勢力範圍不斷收縮，而以文化和經濟（嗣後升級到金融）控制為特徵的新殖民主義填補了老牌殖民者離開後產生的權力空白。廣大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迫切需要能夠指導他們的科學理論，而現代化理論就是這個時期發明出來的，目的是為依附性經濟產業鏈和國際社會關係背書，為與蘇東陣營爭奪話語權和勢力範圍。

而在世界性的社會思潮和學術範式的競爭中，現代化理論最終站在了最高點，包括諸如進口替代、出口替代、發展型國家等相關理論全部被整合進了現代化理論相關裏。

李懷印認為，隨着今後幾十年間中國經濟持續的轉型升級和城鄉社會在都市化過程中不斷整合，現代中國的國家轉型應該在21世紀的中葉大體完成，一部以國家轉型為中心內容的中國近現代史也將可以畫上句號。

説這些，筆者是想説明一下，破除理論的迷思和外國學術崇拜，特別是破除對西方當代社會科學理論的崇拜，是構建以我為主的理論體系的必由之路，我國精英階層和社會輿論中之所以“崇洋”和“殖殤”思維久久徘徊不去，一個根源性原因也是因為後發國家長期沒有能力掌握現代化定義權。

這裏筆者非常認可的是林毅夫老師所主張的**“本體和常無”**的思維。所謂“本體”，就是堅持從“理性”出發，用統一的框架來解釋各種問題，簡而言之，推己及人、設身處地，不要假設別人是超人或者庸人、惡人；所謂“常無”，是要拋棄已有成見，不用模型看世界，用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和思考真實世界。

社會輿論的主體——中產階層當代的人類社會，作為一種反饋調節的自適應系統（指當代社會治理系統中是“行為——反饋——調節”這樣的）非常有趣。一方面，構成這一反饋系統——“現代輿論”——的主體是中產階級，而其鼓吹的主題是人人平等，並在很大程度上在輿論的覆蓋範圍內進行了深入而徹底的宣講。

但事實上，在這一輿論系統中，底層的屬性是被漠視、標籤是“多少有點能力/道德低下”，頂層則帶有“為富不仁”“心懷鬼胎”的特徵，而中產階級則沒有這些天生的原罪。當然，這也就讓一些社會中產產生了“我天生就是道德的代表”這種幻覺。

作為介於切實掌握了社會權力的官、商、學高級羣體和尚無恆產的底層之間的人，中國的中產階級有其自身特點。這需要從中產階級本身、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建構來説起。

一方面，按照過往的社會學研究認知，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起到對高度風險化的現代社會“壓艙石”的作用，而另一方面，這些壓艙石本身又是現代社會在一個穩定時期內演化而衍生的，其特點和規模受到社會總體情況的深刻影響。

而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美國或西歐國家，其產生是迅速的、而不穩定性也同樣突出。中國的中產階級主要羣體除了專業技術人才外，也同樣包括相對下層的政、學、商羣體，與一般國家不同，由於中國的國家建構和體制，這些羣體和掌握了社會權力的人羣之間沒有絕對而明確的區隔。同樣，下中產與底層之間也同樣沒有明確的界限。這塑造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內在不穩定性。

如果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新時代的所謂社會穩定器—中產階級，實則類同於封建社會時期的自耕農，當自耕農消亡殆盡後，王朝將迎來動盪，而同樣、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日趨萎縮，也正是西方國家的社會穩定日益消亡的一個註腳。

在這國際性變革的歷史關頭，中國中產階級的固有特徵是不清晰的，心態多少帶有慕強。這可以從互聯網輿論折射一斑。一般認為，信息技術加持下移動互聯網世界，其輿論的產生和麪向的對象都是以中產階級為主，然而，中國的互聯網輿論其面目是極其模糊的。不同於西方國家互聯網輿論的激化、極化是折射了社會階級矛盾和地域、地緣乃至民族矛盾，中國的互聯網世界，其輿論是莫名而弔詭的。這也意味着，它多變而模糊的態度，體現出了其心態和認知的矛盾。

譬如説，在疫情控制的過程中，“核酸檢測不要進入我家院子”是一個典型的、不斷出現的情況。隨着疫情延燒範圍越來越大，核酸篩查的範圍也越來越大，而與此同時某些省市卻出現了小區業主拒絕非小區成員進小區做核酸的情況，以至於暫住人口、臨時流動人口的核酸篩查面臨諸多不便。

有評論指出，這種業主行動，可以在近年來多發的“鄰避衝突”中找到解釋。這種衝突起源於鄰避設施的興建，例如設立在小區門口或小區內的核酸亭，核酸篩查服務面向社會，但業主們擔心感染風險，進而轉化成一種不滿：“為什麼要在我們院子？”

有些國內研究者用“後院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後院”一詞帶有鮮明的西方社會色彩，相對於“公民”而言，更像是以個人取向為主導的“私域”維護“產權”的主張。在中國的語境下，“後院”是商品房小區的業主們共同購買的集體空間。在這個集體“後院”裏，中產業主奉行着私有產權至上的信條，有着一定的領地意識。

**由於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篩選作用，分散的中產階層成員在居住空間上被聚集起來，產生了集體行動的必要條件。**一部分採取行動的業主們，雖然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但其行為的外部性已經產生了政治信號。

從一方面來説，中產羣體產生了“自家院落”的認知，在小區範圍內建構認同和團結，通過“維權”“自治”確立其正當性，實際上在一個時期內這些舉措可以推動基層民主的發展；但另一個方面，則是實現社會區隔與排斥，通過建立某種居住“特權”。這導致城市公共政策的意見分化，也增加了社會資源整合的難度。

就如同疫情延燒至今所表現出的心態，鄰居出現疫情堅決要求集中隔離，自己患上疾病堅決要求居家隔離，以及“既要又要還要”的社會治理目標體系，其背後的心理思潮是高度同質的。

**輿論干預下的社會治理和基層治理****當然，必須要提及的是，中國中產階級的面目模糊，本身也有階級分析方法被拋棄，階級關係退潮的因素。**中產階級本身是一個“介穩態”“中間體”，是一種事實存在，而非邏輯秩序。

正如筆者上文所述，中國的中產階級其實質的社會結構是複雜的，他們有的可能進化為權力上層，有可能進化為技術/專業知識上層，有可能進化為資本秩序上層，也有可能沉淪到底層；他們有的來源於城市居民譜系，有的來源於鄉村農民譜系，還有的來源於郊區的居民譜系。

複雜的來源，嬗變的結果，構造了中產階級話語的多樣性，而產生的結果是事實上我國社會輿論總體外部效應較弱，唯一有效的是觸及利益後的能動性反射——即“觸碰屁股後的反應”。而這種“神經性反射”已經日益內卷，變成預判，也即現在所流行的“焦慮”。

其實，中產階層的焦慮植根於社會整體對於社會流速減慢後自身向上流動機會變少，同時階層墜落的不安情緒也投射其中，隨後不安全感就伴生了城市中產階層的“領地”意識增強和“後院”範圍擴大。城市中產階層採取了集體行動努力維繫其並不穩固的階層地位。

曼瑟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提出，得利範圍越大、行動需要的羣體越多，集體行動的阻力就越大，這是符合我們日常觀察的，符合常識的。然而，一方面互聯網的出現極大的降低了“集體行動”的操作成本；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性焦慮思潮對部分中產的折磨，讓其產生了強大的行動動力。

**當然，必須承認城市中產階層的 “鄰避”運動擴大了公眾參與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透明度。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狹隘性的一面。**在西方他們對於某些針對特殊羣體的社會服務類機構（比如服務於精神病、吸毒者治療康復機構）和社會保障性住房（因為影響街區房價）等的接納程度也都比較低。在中國當下的鄰避運動中，由於中產階層的抵制，原本有利於城市整體利益的公共建設項目有時會難以實施而擱淺。

相比之下，村民的抗議和訴求由於話語和動員能力都較弱則容易被社會所忽視。因而這類設施最終將會轉移到更為弱勢的社會羣體居住地附近，從而深化了空間不平等性。同樣如防控過程，近期一些城中村、縣域的防控工作，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對立，但由於缺乏關注，相對乏人問津，而治理體系的“測試——操作——反饋——調節”是沿着其內部體系的邏輯進行的；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當觸及能夠干預輿論的人時，邏輯往往就不同了。如某些中產羣體，在躺平和防控之間來回橫跳，自己或者自家孩子遇到問題後馬上寫小作文，這不僅僅是刻意利用輿論，甚至是左右輿論牟利。

教育資源的分配是城市中產階層的另一項熱門話題，諸如從小讓孩子在外國上學，無論是邏輯上還是實際操作上對中產階級都是極為愚蠢的操作，但這樣的説法仍然大行其道。其背後的邏輯值得深思。2016年高考之前，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公佈《部分地區跨省生源計劃調控方案》，計劃讓一些東部省份的大學擴大在欠發達地區的招生名額，旨在減輕長期形成的教育在地區間嚴重不平等的歷史問題。多個城市的中產家長們擔心自身權益受到損失而表達強烈不滿，並以教育主管部門的妥協而告一段落。此次“反對減招”事件引發了社會對教育公平問題的激烈討論。

筆者這裏從每年冬季11.15開始供暖，一般提前一兩天供暖以供加温，今年是11.13開始加温，然而11.14下午由於熱力管網爆裂從氣象學標準來説，筆者這裏還沒有入冬，氣候還沒有到供暖迫不及待的情況，筆者有位朋友，身體較弱，所在小區也沒有集中供暖，而她這兩天也沒有開暖氣。在這樣供暖並非迫不及待的情況下，也仍有羣體以“拉橫幅”的方式進行示威性“抗爭”。

在這裏，筆者想説的是，無論是“別在我的院子做核酸”，還是“不能減少我們XX的孩子們的招生指標”，亦或者“我就要暖氣”等現象，一方面既彰顯了中產階層為維護其權益是具有能動性的，並非“完全無害的社會穩定器”，同時也表明其缺乏統一的價值理性，也不認同損害自身權益的工具理性，在處理社會矛盾上難度較大。

譬如石家莊市內的核酸檢測點撤銷（現已恢復），這一政策的出台就帶有“策略性”。由於無論何種放鬆管控，都不可能採取“不檢測就沒有”這樣的邏輯，因此撤銷核酸點還同時全面放開的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實施。這樣的政策在出台後反而激起了社會輿論對當前防控政策的普遍支持，因而讓筆者更加確認其具有“策略性”。

歸根結底，中產階層由於其自身特徵，即便表現出“對抗性”，實際上也容易妥協，基層治理中不應該再出現為輿論所動搖的情況。當然，簡單地完全無視輿論很容易走向反面，即粗暴治理乃至“魚肉式治理”，這需要在治理體系裏進一步關注基層，關注而不隨便干預。

而對於沒有或缺少輿論關注的羣體，如何更好的做好基層治理，如之前我們所提到的“前現代羣體”搞出大新聞，或者一些城中村打工人、不會上微博/小紅書/豆瓣的羣體，**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調整本身的基層治理體系，才能匹配了。**我們下篇再來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