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官宣參選，他能夠捲土重來嗎？ | 熱點_風聞

編者按

美國當地時間11月15日，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私人俱樂部海湖莊園，正式宣佈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特朗普已經向聯邦選舉委員會提交文件，宣佈自己成為總統候選人，併成立了競選委員會。特朗普在演講中提到，“我參選是因為我相信世界還沒有看到這個世界的真正榮耀”“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和光榮，我今晚宣佈參選美國總統”。而在中期選舉中，由於共和黨未能帶來預想的“紅色浪潮”，令特朗普的選舉之路並不順暢，其中德桑蒂斯已成為特朗普在共和黨內最強大的競爭對手。本文指出，特朗普作為非典型保守派，雖然其離開白宮，但特朗普主義將在美國久久地徘徊，只要其生存的土壤還在，特朗普主義就不會在短時間從美國政治生活中消失。本文刊發於2021年，部分情況已經有所變化，但文中的部分觀點仍有現實價值。本公眾號特此推出，供讀者思考。

特朗普官宣參選，他能夠捲土重來嗎？

謝韜 |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教授

本文節選自《當保守主義遇上特朗普——論特朗普非典型性保守主義及其未來》

刊載於《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2期

文中圖片未經説明，均來自網絡

美國的保守主義傳統

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在學界可以説無人不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已故著名歷史學家路易斯·哈慈的經典之作《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不過，哈慈以及他之前的托克維爾和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所説的自由主義，與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主流政治話語中的自由主義幾乎截然相反：前者的核心是個人自由、有限政府、私有財產、市場經濟，而後者的核心是通過政府積極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以實現最大程度的平等和公正。換言之，哈慈筆下的自由主義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也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此外，美國與生俱來的保守主義傳統不僅體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也體現在社會生活中，如對印第安人的大屠殺、黑人奴隸制、種族主義、對女性權利的限制、本土主義（nativism）和仇外主義（xenophobia）等等。毫不誇張地説，從第一批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陸開始，美國就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保守主義國家。

現代美國保守主義則源於20世紀50年代，當時其核心主張是國際層面的冷戰和國內層面的反羅斯福新政所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後來發展為反對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以反共著稱的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獲得共和黨1964年總統提名，以及強烈反對種族平等的喬治·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1968年總統選舉並贏得13%的普選票，標誌着保守主義在美國選舉政治中的迅速崛起。保守主義的精神領袖包括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eedman）、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比爾·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父子。以反社會福利、反工會著稱的里根在1980年當選並執政8年，則標誌着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美國的主流，而共和黨也由此成為保守主義在美國選舉政治中的堅強堡壘。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現代美國保守主義已構建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尤其在經濟、社會和道德、司法、外交這四個方面形成了鮮明的政策主張。第一，經濟上，主張市場經濟、減税、削減社會福利、去監管、自由貿易、財政收支平衡。第二，在社會和道德問題上，反對種族平等、非法移民、同性戀權利、墮胎、槍支管控等。第三，在司法上，推崇“原旨主義”（originalism），即聯邦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應該儘量按照字面意思和建國先驅的初衷闡釋聯邦憲法，而不是讓自己的價值觀（尤其是自由主義）影響司法判斷。第四，外交上反對共產主義、支持鷹派外交政策、強調軍事實力、奉行單邊主義。

從另一個角度看，現代美國保守主義與著名歷史學家沃爾特·盧賽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描述的美國內政和外交中的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有着高度吻合。之所以被稱為傑克遜主義，是因為這一傳統的代表人物是美國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米德認為，傑克遜主義盛行於美國南方各州（內戰中的南方），其主要特徵包括：崇尚個人自由、反對槍支管控、強調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主張市場經濟、政府應該為自己的人民謀福利（尤其是保護中產階級的利益）、通過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嚴格界定國民身份、支持軍事開支、鼓吹鷹派外交政策等。

保守主義的靈魂是個人自由，而不是人人平等。即使平等，也只是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在經濟生活中，個人自由意味着有些人很富，有些人很窮，但這種貧富差距體現了個體在天賦、能力、和努力上的差距，政府不應該干涉。同理，政治自由意味着有些人對公共政策影響很大，有些人影響很小，但政府不應該限制個人或羣體影響公共政策的權利。總之，保守主義用自由的外衣掩飾人類社會的不平等：經濟自由為貧富懸殊提供了合法性，而政治自由則為富人統治窮人提供了合法性。

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傑克遜主義，抑或是以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為代表的歐洲保守主義，他們都崇尚市場經濟和軍事實力。事實上，商人和軍人都是保守主義者的偶像：前者的人生價值通過市場體現，而後者的人生價值通過戰場體現。更重要的是，在保守主義者眼中，雖然形式不一樣，但商場上的成功和戰場上的英勇都是個體優越性的佐證，而這個優越性為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只有成功的企業家或戰場上的勇士才能成為高高在上的統治者,而其他人只能是被統治者。然而，戰爭不是每天都有，因此和平時期的成功商人就成為英勇軍人的昇華（sublimation）。這也是為什麼在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福特和洛克菲勒這樣的億萬富翁被成為“產業界的軍官”（captain of industry）。那麼，應該怎樣定和理解特朗普的保守派身份呢？

特朗普的非典型保守主義

按照上述標準，特朗普絕對是非典型保守派。

經濟上，一方面他延續了保守主義的諸多政策，如就任第一年就簽署了30年來美國最大規模的減税法案、廢除了80項環保規定、大幅削減社會福利，但另一方面他又強烈反對自由貿易，並在任期內發起了對中國的貿易戰。此外，他一直支持提高社會保障和聯邦醫療保險，這點又與保守主義分道揚鑣。社會和道德方面，特朗普在同性戀權利和墮胎這兩個熱點問題上並不屬於保守派（儘管其內閣成員中有多名保守派如副總統彭斯），但高調反對非法移民並與白人至上主義者保持“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又讓他成為一個十足的保守派。司法上，特朗普則屬於典型的保守派：他任命了220多位聯邦法官（包括3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並且他們全部都屬於“根正苗紅”的保守派。外交上，特朗普一方面持續增加軍費，另一方面威脅要解散北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保持“曖昧”關係、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多次“親密”接觸、繼續減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軍等。

事實上，以共和黨身份參加2016年選舉的特朗普，尤其是當他在黨內初選中出人意料地接連獲勝之後，受到了幾乎所有共和黨建制派（包括在任國會議員和前任政府高級官員）的嚴厲攻擊和強烈反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被認為在意識形態上反覆無常，不是一個正統保守派。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他以華盛頓政壇局外人（outsider）的身份，高舉反建制的大旗，對諸多共和黨人（如羅姆尼和已過世的資深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嗤之以鼻。借用描寫國會議員選舉行為的一句經典之言，特朗普是通過反對共和黨來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特朗普的非典型性保守主義讓諸多正統保守派忍無可忍，以至於一位前中情局官員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蔘選並把自己的競選主題定為“替代特朗普的另一個保守選擇”（a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to Trump）。

那麼，特朗普的非典型性保守主義到底是什麼？無論是學者、記者還是評論人士，他們的一個共識就是，特朗普首先是一個民粹主義者，然後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因此有人稱之為民粹保守主義（populist conservatism），也有人稱之為保守民粹主義（conservative populism）。由此可見，民粹主義是理解特朗普保守主義的關鍵，或者説前者是後者的本質，其主要政策主張包括以下幾點。第一，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主張通過貿易戰等方式讓製造業迴流到美國以重振美國的製造業併為工薪階層創造就業機會。第二，反對文化多元主義、非法移民、平權運動、種族平等，帶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第三，在國際事務中提倡“美國優先”，即減少美國的國際義務（包括在盟國的駐軍），具有明顯的孤立主義色彩。

從另一個角度看，特朗普的保守主義就是極端主義。保守和極端往往被認為是反義詞，然而從伯克開始，保守主義和極端主義就形影不離。伯克自己曾經説過：“智者的瘋狂勝過蠢者的理性”。獲得共和黨1964年總統提名的極端保守派巴里•歌德華特有句名言：“為捍衞自由而採取極端主義不是罪惡，為追求正義而採取温和立場並非美德”。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眼中，當今美國已經腐敗和墮落透頂，完全不值得保守（conserve）。相反，要拯救美國就必須首先摧毀美國。一位右翼保守派就為什麼保守主義必須激進做出瞭如下經典闡述，可以説完美地適用於特朗普：

“就常理而言，保守主義者以保留傳統為己任，總是試圖堅守當下社會的價值觀。然而，假使當下社會的價值觀與保守主義的信念水火不容呢？倘若如此，則保守主義者試圖保留此種文化的嘗試就不免愚蠢了。反之，他必須與這種文化為敵，並竭盡所能削弱之、打壓之，甚至從根本上摧毀之。換言之，保守主義者可以在哲學上保守，但是必須在意氣上激進。”

不管怎樣，作為民粹主義者的特朗普要獲得黨內提名並贏得大選，還必須有大批選民的支持。那麼特朗普所代表的人民到底是誰？他們為什麼願意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的選民基礎

2016年大選民調顯示，特朗普在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男性中的支持率高達72%，而希拉里卻只有23%。這兩個數字瞬間被媒體和分析人士廣為引用，並被認為是特朗普獲勝的最重要原因。這個羣體為什麼對特朗普如此偏愛？

大量研究表明，從羅斯福新政以來，兩黨政治精英在意識形態上的最重要分歧體現在經濟維度（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預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並且經濟維度與1960年代起凸顯度（salience）迅速提高的身份政治維度（包括社會、種族、宗教等議題）有着高度一致性（constraint）。然而，現有研究發現，在普通選民層面，這兩個維度並沒有合二為一，而是相對獨立，其結果就是有少數選民面臨“交叉壓力”（cross-pressured），即經濟維度保守但身份政治維度自由，亦或經濟維度自由但身份政治維度保守。這個現象本身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早在20世紀50年代，密歇根大學的研究團隊就已經發現，與政治精英相比，普通選民在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要弱得多，並且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再次印證了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選民面臨交叉壓力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包括羅斯福新政聯盟核心之一的南方保守派民主黨、以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為代表的自由派共和黨、以及所謂的“里根民主黨”。然而現有研究要麼聚焦經濟維度，要麼聚焦身份政治維度，而忽略了面臨交叉壓力的選民。

基於2008年的一項選舉民調，有學者把所有白人選民分為五類：保守派、自由派、温和派、自由意志派、民粹主義者（經濟維度自由但身份政治維度保守）。研究結果表明，民粹主義者對三個問題（認為移民搶走工作、反對外包製造業、支持刑訊逼供）的認同度明顯高於其他四類選民，並且認為黑人政治影響力太大的比例僅次於保守派。此外，55%的民粹主義者支持民主黨，只有27%支持共和黨。一項針對2016年共和黨黨內初選中的選民行為的研究發現，民粹主義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的概率最高（超過0.4）。

有關2016年大選（而不是共和黨黨內初選）的一項研究顯示，根據受訪者在經濟和身份政治這兩個維度上的政策偏好，選民可以分為四類：自由派、民粹主義者、保守派、自由意志派，他們各自的佔比為44.6%、28.9%、22.7%、3.8%。在民粹主義者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是希拉里的3倍。此外，約佔選民總數8%的民粹主義者在2012年投票支持奧巴馬，但2016年希拉里只贏得了他們中59%的選票，而在2012年投票給羅姆尼的民粹主義者中（約佔選民總數的16%），特朗普獲得了93%的選票。由此可見，民粹主義選民是特朗普2016年獲勝的關鍵。

上述研究還表明，希拉里和特朗普支持者在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的重要性上具有高度共識，但在國家認同、種族和道德這三個議題上存在顯著差異。具體來説，後者更傾向於對黑人和穆斯林持負面態度，反對移民，反對墮胎、同性戀結婚、變性人權利。在共和黨內，特朗普最熱情的支持者最反移民和反穆斯林，對黑人的種族憎恨最明顯，但又最看重社會保障和聯邦醫療保險。

總之，現有大量研究表明，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者中很大一部分曾經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他們在身份政治議題上保守，但在經濟議題上自由。是他們背叛了民主黨，還是民主黨背叛了他們？

民主黨的“背叛”

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為了贏得南方白人的支持，民主黨不得不在種族問題上採取保守。然而隨着民權運動的爆發，北方自由派民主黨人開始公開支持種族平等，從而疏遠了南方白人。不僅如此，在民權運動階段性勝利的激勵下，民主黨黨內極端自由派開始弱化傳統的經濟議題，轉而強調性別平等、同性戀權利、政治正確等身份政治議題。民主黨在身份政治上的“左傾冒進”疏遠了其傳統支持者（尤其是南方白人），從而給了共和黨可乘之機，讓南方各州從民主黨的大本營迅速變為共和黨的堅強堡壘。

就在身份政治興起的同時，戰後美國的經濟繁榮也結束了。由於石油危機、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歐洲和亞洲的製造業興起，曾經是美國製造業大本營的中西部開始走向衰落，變成了所謂的“鐵鏽地帶”，給美國的產業工人帶來巨大沖擊。產業工人原來是羅斯福新政的基本盤之一，然而被身份政治衝昏了頭腦的民主黨卻無暇顧及他們的生計。不僅如此，從1993年克林頓就任開始，民主黨強推的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對產業工人來説更是雪上加霜，包括1994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2000年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奧巴馬任期內提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

總之，民主黨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經歷了一次“涅槃”：經濟上疏遠了工薪階層，身份政治上疏遠了南方白人，而這兩個羣體曾經是羅斯福新政聯盟的兩大支柱。對民主黨的失望、抱怨、甚至憤怒，讓他們成為民粹主義者，並在2016年大選中轉而支持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並且強烈反對身份政治的特朗普。雖然對2020年選民投票行為的深入研究正在進行，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義選民仍然是特朗普的鐵桿粉絲。

然而，作為民粹主義者的特朗普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共和黨建制派的強烈反對，不過後者試圖圍剿前者的各種努力最終都成為徒勞。特朗普不僅輕鬆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並且在大選中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更重要的是，從他獲得黨內提名開始，尤其是他就任之後，來自共和黨建制派（尤其是選舉產生的官員）的反對聲逐漸減弱，而支持聲則日漸壯大。在2018年國會選舉的初選中，共和黨內更是出現了“順特朗普者昌，逆特朗普者亡”的局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特朗普成功地脱胎換骨，從一個被共和黨建制派鄙視的賤民（pariah）搖身變成了黨內政客爭相討好的王子(prince)，從而實現了共和黨的“特朗普化”。在2020年的黨內初選中，幾乎沒有任何共和黨人反對其再次獲得提名，並且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表示2020年將繼續沿用2016年的黨綱，理由是“共和黨不僅從上次選舉以來而且在今後將繼續熱情地支持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議程”。儘管拜登在2020年勝出，但特朗普仍然獲得了7200多萬張選票，可以説“雖敗猶榮”。即使他被民主黨控制的新一屆眾議院指控煽動1月6日的暴亂並受到任期內第二次彈劾（美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參眾兩院也只有極少數共和黨人棄他而去。一個名義上的共和黨人（Republican-in-name-only）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共和黨上下如此信服，這絕對是前不見古人的政治成就。

特朗普還會捲土重來嗎

在美國的兩黨制下，政黨的首要任務是贏得選舉，否則就不可能執政，這就意味着誰贏得的選票最多併入主白宮、誰能幫自己的政黨贏得參眾兩院多數席位，誰就是黨的領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兩黨在國會層面的選舉競爭日趨激烈，它們之間的席位差別非常小，導致參眾兩院的多數黨地位在過去10多年經常發生變化——有學者稱之為“不安全的多數”（insecure majority）。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的不同尋常的選舉能力讓他成為共和黨無可爭議的領袖。也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共和黨人（尤其是國會共和黨議員，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都不得不對他的各種政治不正確的言行視而不見並對其表示絕對忠誠。不過正統保守派並非為了贏得總統或者國會選舉而完全拋棄自己的底線，否則諸多共和黨州長就會拒絕認證大選結果，也不會有1月6日“叛亂”之後諸多共和黨大佬與特朗普劃清界限（甚至公開支持民主黨人發起的第二次彈劾）。

不管怎樣，1月20日的就職典禮過後，美國將進入後特朗普時代。特朗普留下來了什麼政治遺產？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的特朗普主義將何去何從？毫無疑問，特朗普執政四年給美國的民主體制和美國政府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首先，他破壞了美國政治文化中的一系列不成文的規範（norm），而這些規範對維繫美國民主體制的正常運作以及培養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具有重要意義。他破壞的規範包括總統的道德領導力（如廉潔奉公）、公佈納税紀錄（表明沒有偷税漏税）、承認敗選（以保證權力的和平有序交接）等。據媒體報道，特朗普將不會出席拜登的就職典禮，由此成為150年來第一位不參加新任總統就職的離任總統，從而違背了又一個規範。對很多觀察人士來説，特朗普對主流媒體的攻擊——稱其為“假新聞”——是最大的規範破壞，因為媒體在西方被廣泛認為是“政府的第四個部門”，發揮着不可或缺的監督政府的作用。雖然規範不是規則，然而一旦形成的規範被打破——並且規範破壞者不但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反而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就會成為他人效仿的先例並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規範。換言之，破壞美國選舉民主規範的行為在短期內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有可能顯著增加，這也可以稱為“特朗普效應”。

其次，1月6日發生的暴亂可以説讓美國政府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試想，如果類似的試圖通過暴力改變選舉結果的事件發生在其他國家，美國肯定會加以譴責（甚至用武力威脅）。世界著名的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席彼得·哈斯（Peter Haas）事後發的一條推特，應該説反映了絕大多數美國精英的想法。“我們此時此刻看到的畫面，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在美國出現——可能會在其他國家的首都發生，但不會是美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民再也不會像以往那樣看待、尊敬、畏懼或依賴美國。如果後美國時代有一個起始日期的話，幾乎可以肯定就是今天”。

不少觀察人士早已撰文指出，雖然特朗普離開白宮，但特朗普主義將在美國久久地徘徊。換言之，只要其生存的土壤還在，特朗普主義就不會在短時間從美國政治生活中消失。前文已經提到，民粹主義者有兩個核心訴求，一是保障中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如社會保障和聯邦醫療保險），二是抵制民主黨推崇的身份政治。只要美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困境沒有明顯好轉，只要非法移民繼續源源不斷湧入美國，只要文化多元主義、同性戀權利、墮胎權利等議題仍然主導民主黨精英的話語，那麼民粹主義者就會繼續認為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並在2024年選舉中繼續支持特朗普或者其他民粹主義候選人。

此外，儘管特朗普因為煽動1月6日的暴亂被各大社交媒體封殺——“社會性死亡”——但他可以通過傳統媒體和其他途徑繼續對共和黨各級各類選舉（尤其是黨內初選）產生重大影響。最重要的是，美國特色的兩黨製為特朗普的崛起以及離開白宮後繼續扮演“太上皇”提供了最好的制度資源。在兩黨制這個“緊箍咒”的約束下，類似特朗普這樣的非典型性候選人要想競選總統，只能投靠民主黨或共和黨，否則就是死路一條。反過來説，一旦離開白宮，擁有巨大選民基礎的特朗普可以通過威脅要成立第三黨而讓共和黨建制派如履薄冰。儘管特朗普的一些鐵桿粉絲對其在1月6日之後的“認慫”深感失望，並且各種民調數據也顯示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中的支持率已經顯著下滑，但其在共和黨內的影響力絕對不可低估。

對共和黨建制派來説，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成立一個以現有的正統保守派為核心的第三黨，從而與被特朗普“嚴重污染”的共和黨完全切割，要麼繼續留在共和黨，但首先要徹底清除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的“遺毒”（也就是去特朗普化）。鑑於美國兩黨極其鬆散的組織結構以及兩黨制對第三黨的致命性限制，這兩個選擇都不太現實。因此，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特朗普將是共和黨揮之不去的陰影。對民主黨來説，其首要任務是深刻反思為什麼曾經的支持者大規模倒戈以及如何讓他們重新回到民主黨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