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有錯嗎？_風聞

最近聽到孩子網課，講到了洋務運動，老師解釋的，好像總有點和我們90年代課堂上的講的不太一樣。

問問大家，如果”中體西用“有錯，那它錯在哪裏？難道就是一定要”中體中用“或者要”西體西用“？

要罵中體西用是很容易的，因為站在今天的視角上看，“中體西用”的問題的確一大堆，怎麼罵都有道理。但是，在你罵“中體西用”的時候，也必須要考慮到兩個基本的前提：

首先，今天對於“中體西用”的批判，是基於20世紀以來社會學、政治學等領域內形成的完整的現代化理論而進行的，不能拿這種今天已經形成的理論去指責古人的無知；

其次，在社會層面對“中體西用”的廣泛批判出現在甲午戰爭之後，這個原因很好理解，但從洋務運動開始到甲午戰爭中間有大概30年的時間，為什麼這段時間對“中體西用”的批判很少呢——因為當時的人並不認為“中體西用”有那麼大的問題。

其實，“中體西用”理論的變化和其背後的問題，遠比歷史教材上講得要深入的多。所謂“中體西用”之所以會引發爭論，本質上是源於後發現代國家在面對現代化時必須做出一個選擇。正如亨廷頓所總結的：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

在這裏，亨廷頓區分了兩個概念——現代化與西方化。站在今天，我們非常容易理解，現代化並不是西方化，或者説現代化並不只有西方化這一種模式。只不過，我們默認“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是對的，是因為我們知道在過去這100多年裏，有很多非西方國家實現了“現代化”甚至成為了發達國家。但問題在於，在19世紀，世界上只有“西方”這一個地方是現代化的，你找不到其他任何參考的樣本。

由此一來，對於世界各國的文化精英們來説，就必然要面臨一個問題——如果你全盤西化，本土文化必然要受到衝擊；如果你不“西化”，則你的國家在列強堅船利炮之下難以生存。

對此，我們可以找一個參考對象：日本。眾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維新要比中國的洋務運動徹底得多，這也是日本能快速崛起的原因。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這種社會層面的劇烈改革，對於社會思想的影響必然是巨大的。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傳入，讓日本文化精英有着很強的焦慮感。在這種背景下，日本人也提出了所謂“和魂洋才”的觀念，這與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相差不大，都是希望在保留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利用好西方的科學技術等等東西。

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和魂洋才”，都可以看到這裏面的核心訴求都是要避免“西化”而更追求“現代化”。只不過，“現代化”、“現代性”之類的概念，是在20世紀的文化理論界才逐步被使用的，要求19世紀的清朝人和日本人掌握這個概念，實在是有些勉為其難。何況，在只有西方進入現代化的時代，你想要現代化，也找不到其他的參考對象。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説，“中體西用”或者説“接受現代化，拒絕西方化”的這種改良主義思維，在當時所面臨的困難同樣也很大：

一方面，在只有西方這一個現代化樣本的時代，對於連現代化是啥都不怎麼清楚的後發國家來説，想要獨立探索一條現代化道路是很難的；

另一方面，改良主義並不一定意味着保守，但現實是大多數的改良主義都偏於保守，這也是要承認的現實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的“中體西用”都是要失敗的。

但因此而將現代化與西方化綁定，也是不對的：

反西方主義和復興本土文化的極端支持者，也並不拒絕使用電子函件、錄音錄像磁帶和電視等現代技術來促進他們的事業。簡言之，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觀、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

用今天的視角來看，洋務派當年所犯的錯誤，是在缺乏相應的參考樣本和理論依託的情況下，無法對“西用”的概念作出明確的判定。

比如，建立現代教育體系，這算是“西用”呢還是“西化”呢？

若按照晚清人的觀點，這顯然屬於“西化”，但是今天的我們都知道，現代化的教育體系本身就是現代化的一部分，這應該屬於“西用”。同樣的，郵局、報紙等等這些東西，也都是現代生活的組成部分，他們也不同樣是西方的專屬。

而在無法明確區分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前提下，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其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對“西用”與“西體”的爭論會非常激烈。你拿出一個東西來説這是“西用”，我卻覺得這是可能動搖國本的“西體”，吵來吵去也沒個結果。

“中體西用”觀念的變化出現在甲午戰爭之後。到了新文化運動階段，“中體西用”就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這當然代表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眼光更廣，但同時也要注意到，這一階段的思想觀念變化，與世界範圍內的變化也有關係。一方面來説，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開始大規模的翻譯西方的人文社科方面的書籍，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世界的瞭解越來越多，再加上新式的教育體制、軍事體制等等愈發普及，中國也開始在探索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另一方面來説，這個時期的中國人開始不在“現代化”與“西方化”之間糾結，是因為這一個階段“現代化”的理論也在成熟。

在歷史教材上，關於新文化運動期間的論戰，曾經介紹過所謂的“主義之爭”，也就是胡適所謂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説些主義”。把這句話反過來理解，就是當時整個文化界對於“主義”的論爭很多。簡單來説，各種“主義”其實就是各種有關社會、體制的系統性的理論。而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為了尋求救國的道路，可以説幾乎把當時世界上稍微有些影響力的各種“主義”都搬到了中國。在這種論戰的背後，意味着中國人對於西方和現代化的理解更為深入。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理論的傳播和十月革命的成功，也給中國的知識界展示了一條在西方化之外實現現代化道路的可能。自此，“現代化”與“西方化”逐漸分道揚鑣，所謂的“中體西用”也就沒人再提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值得需要一説的是，在1890年代到1910年代這20年左右的時間裏，也是整個西方格局變動最為劇烈的20年。當時，西方社會的矛盾正在不斷積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很多問題也愈發突出。比如，當時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如杜亞泉、辜鴻銘等）都應注意到了西方社會積累的矛盾、可能爆發戰爭的風險等等，這是伴隨着中西交流的日益深入而必然會出現的情況。

今天我們認為的“中西差異”，更多的是站在當時中國與列強整體的國力差距而做出的判斷。但實際上，只要你仔細靜下心來思考一下當時歐洲的情況，會發現其情況也不容樂觀。比如倫敦，作為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之一，整個城市200萬人中妓女多達5萬多人，而當時英國的童工情況也很普遍，幾歲的孩子就要去工作，街頭流浪的孤兒也隨處可見。也就是説，儘管從“國力”這個指標上看，英國依然是要高於中國的，但是當時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在對西方的瞭解增多了之後也朦朦朧朧地注意到，如果中國也這麼搞下去，那麼底層人的生活依然會很艱難。

在這個角度上講，你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20世紀上半葉，是國際共產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那麼多的精英知識分子都投身了國際共運之中。實際上，現在很多人理解當時的國際形勢時，往往會主要將目光集中在歐洲、美國這很小的一片土地上，而忽略了歐美各國所佔有的龐大的殖民地和準殖民地。在1914年到1945年的這30年間，一戰、二戰的爆發可以説是全世界主要國家矛盾的展現，但與此同時，也是各殖民地尋求獨立的關鍵時期。如果你看到過殖民地國家的普通人民生活的苦難，也會自然而然的認同共產主義這種推翻資本主義殖民體系的理論。只不過，在二戰後，隨着殖民地的相繼獨立，以及世界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很多人看到如今發達國家的人相對高質量的生活，就忘記了100多年前發達國家的底層人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説回到“中體西用”這個事情上，在20世紀初，有了更多的現實參考與理論依託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有理由對“中體西用”進行全面的否定，並指出其中的錯誤。不過，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是否要全盤西化依然是爭論的熱門問題。這就又回到了開頭所説的問題：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

很顯然，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是否要全盤西化的爭論已經與“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沒有任何關係，爭論的核心是“接受兩者”和“接受前者，拒絕後者”。只是在當時“現代化”理論還為成熟的前提下，知識分子依然無法在理論層面區分“現代化”與“西化”，故而將是否要“全盤西化”作為了論爭的焦點。

而放到今天，即便是普通人，也能知道“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大致區別。對於那些亞非拉地區更為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説，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也大都意識到，想要讓國家發展的更好，你有很多條路可以選，甚至可以一邊反對西方一邊實現現代化。在這個時代，再説“中體西用”或者“印體西用”、“巴體西用”，就沒有多大意義了。

從歷史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整個20世紀，整個世界都被西方所推動現代化裹挾其中，各國無不主動或者被迫進行了現代化的改革。但若以“發達”與否作為現代化成功的標誌，那麼在整個20世紀，唯三不依靠資源而邁入發達國家階段的國家只有韓國、新加坡和以色列。換句話説，在剩下的那100多個國家裏，有沒有更激進的全盤西化的國家呢？有，而且還不少。可這些國家不搞“X體西用”，就一定會成功麼？似乎也未必。

這也恰恰從另一個方面説明，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是否能夠成功邁入現代化階段，其實並不是“西體”所能夠決定的。“中體西用”的理論肯定存在不足，但“中體西用”的不足不代表完全的西化就能更快地達到現代化階段。

總的來説，今天很多人對於“中體西用”的批判，實際上是低估了在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早期，後發國家在缺乏足夠參考樣本和理論解釋的情況下進行現代化的難度。與此同時，這些人在嘲諷“中體西用”的同時，也往往忽略了在“西化”的強勢衝擊之下想要保留本國文化的難度——在今天，你尚且知道西方的話語霸權對於一個國家的文化的入侵有多麼強勢，那麼在100多年前，西方的所謂“話語霸權”會比今天更大還是更小呢？我們今天可以説某些極端保守的力量完全拒絕現代化是可笑的，並且也可以説持有“中體西用”觀念的一部分人也是相對保守的，但正如日本在激烈的現代化過程中依然有知識分子在呼喚“和魂洋才”一樣，在現代化相關理論尚未成體系的當時，“中體西用”也代表了一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西化”所帶來的問題的擔憂。

當然，從理論的維度上講，“中體西用”最大的問題在於忽視了“現代化”這個概念，而只是將社會分為了“體”、“用”兩大部分。“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體用合一”的過程，不存在“X體X用”。而將“西化”或者説“西方化”的概念剝離出“現代化”這個概念之後，同樣的原本作為“西體”概念對立面存在的“X體”也自然也同樣會作為與現代化可以共存的元素而存在。但歸根結底，這是一個在20世紀中後期有了完整的現代化理論後才可能出現的思維模式，以此來強求晚清時期的古人，也有些不切實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