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桐城歌”的前世今身_風聞

在談“桐城歌”之前，首先要介紹的是明代沈德符寫的《萬曆野獲編》（《顧曲雜言》）和馮夢龍寫的《山歌》。“桐城歌”和“桐城時興歌”這兩個名詞，就是出自這兩本書，而近現代所有關於“桐城歌”的學術性研究，也大多是基於這兩書。今天安徽在申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時，也將這兩個詞，一個用於項目名稱，一個作為説明起源時的重要名詞。

因此，本文在談論“桐城歌”時，也會從這兩本書開始，同時再引用近現代的一些中性的研究成果。

一、安徽桐城歌的前世

馮夢龍寫的《山歌》，又名《童痴二弄》，是一本明代小曲時調集，此書為保存“吳中山歌”最為完備的一種專集。除了註明異文、出處，或經過某文人潤色的事實外，還對“吳地方言吳中風俗”作了一定説明，卷十收“桐城時興歌”二十四首。

沈德符寫的《萬曆野獲編》（含《野獲編補遺》），又名《野獲編》，是筆記類書。此書為其追憶祖父及父親所述明代朝野掌故和自己的見聞雜事而成。書中大多系明萬曆及萬曆前的朝廷掌故及士大夫們的政治生活的記載，也保存了部分有關小説和戲曲的資料。

下面，我們先來看看馮夢龍寫的《山歌》吧。

首先肯定的是，從明朝萬曆年間到崇禎年間，“打棗竿”、“掛枝兒”等一類的民間時調歌曲，流行於大江南北，“桐城時興歌”就是其中的一個。

“中國民歌源遠流長，從《詩經》的《國風》、漢樂府、南北朝民歌到唐代竹枝詞、敦煌曲子詞，民歌的創作與流傳一直未曾中斷過。自從文人詩歌繁盛之後，民歌就不再為文人所重視，正如馮夢龍所説：‘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之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所不道也。’當民歌在明代再度興起的時候，明代文人在驚奇之餘，首先要做的工作，竟然是為民歌爭取它作為詩歌的地位和價值，讓更多的文人承認與接受，這實在是一件很無奈的事情”（傅承洲，《明代文人對民歌的認識》）。

因此，馮夢龍記錄“桐城時興歌”是從其“文學價值”來進行的，而不是其音樂價值，如果馮夢龍認可的是“桐城時興歌”的音樂價值，那麼應該做的是記譜的工作，而不僅僅是記錄文字，這是有本質的區別的。

這一點，馮夢龍在此書的“敍”中作了充分的闡述。

“山歌雖俚甚矣，獨非衞衙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雲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沈德符寫的《萬曆野獲編》。

戲曲界引用最多的一本書，是作者寫的另外一本《顧曲雜言》，《萬曆野獲編》中有關於“桐城歌”的記述內容，與《顧曲雜言》沒有什麼區別。

《萬曆野獲編》中記載“桐城歌”的內容是在卷二十五“時尚小令”中。原文為“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幹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

從上述記載可以得知，“桐城歌”是被歸於“小令”的，這裏的小令是元、明時期對民間流行的小曲的稱呼，與我們熟知的《如夢令》等詞令有區別。

“桐城歌”作為民間流行的小曲，目前有文字記載的內容多以情歌為主，常借詠物抒發愛戀之情。《萬曆野獲編》中記載説明了“桐城歌”的發展“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情態，略具抑揚而已。”

《萬曆野獲編》還向我們説明了“桐城歌”的流行範圍“自兩淮以至江南”。“故明崇禎年間出版的《山歌》和清乾隆年間出版的《萬花小曲》都將“桐城歌”與吳語山歌列在一處”（齊森華，《中國曲學大辭典》）。

這裏的“兩淮”，在明清時期，指的都是蘇皖兩省江淮之間的地方，無論是“淮南、淮北”還是“淮東、淮西”，又或是“淮陰、淮陽”，都與湖北、江西等皖省以南地區無關。至於“江南”地區就更清楚了，是指長江以南屬於江蘇省的江寧（今南京）、鎮江、常州、蘇州、無錫、松江（今上海）和太倉直隸州，長江以南屬於安徽的宣州、徽州、太平、寧國以及浙江的杭州、紹興、寧波、嘉興、湖州地區（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

現在我們總結一下“桐城歌”前世的一些知識點。“桐城歌”是山歌俚曲，也可以叫做散曲、民歌，是被列入“吳語山歌”中的，流行地是江蘇蘇南一帶的吳語地區，詠物兼詠愛情的篇章很多，歷史記錄為“歌詞”，沒有曲譜，最終的演變結果是一種文辭與曲調相結合的“文學形式”。

請讀者們記住上面的知識點。因為在“桐城歌”的今身裏，這些知識點都被有意或無意中改寫或消失了。

二、安徽桐城歌的今身

對於“桐城歌”的記述，到近代以後就沒有專門提及了，這個名詞常常出現的情況，就是在介紹文學、戲曲時，在引用《顧曲雜言》或《萬曆野獲編》等書籍內容時才出現。比如1926年出版，曹聚仁編著的《平民文學概論》，“明代雜曲之盛衰，可於沈德符之《野獲編》見之……”；又如1948年出版，蔣伯潛、蔣祖怡編著的《詞曲》中引用“散曲也是先有北曲而後有南曲的。王驥德在曲律中論散曲的藝術道：……可見散曲是大眾的，是普遍的東西，它從元代一直到清代在中國的韻文史上佔有了很重要的地位。沈德符《顧曲雜言》曾有一段記載曲的歷史的話”等等。

那麼，“桐城歌”在清代後為什麼沒有再看到記述呢？

皖籍考古學家程演生在1939年所著的《皖優譜》中，有這麼一段話，很能説明原因。

“顧氏又謂，‘俚曲，有桐城歌、掛枝兒、幹荷葉、打棗乾等，雖音節皆仿前譜，而其語益淫靡。’予疑此所謂‘桐城歌或即是嚴長明所謂之樅陽腔、予倩所謂之高撥子調也’。斯鹹言嘉靖間及萬曆初年，戲曲之變態，亦即徽調平二黃發動期之可記錄者也。”

知識點又來了，根據程演生的推論，“桐城歌”（這裏指的是音樂部分）可能已經演變成了“樅陽腔”或是“高撥子調”。

現在，我們來看看今天的安徽是怎麼來定義“桐城歌”的吧。

2008年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民間文學》中關於“桐城歌”的説明是“桐城歌是起源於安徽省桐城市的一種地方歌調，是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一種韻文形式。明代桐城時興歌（情歌）流佈於湖北黃梅一帶和江浙吳語地區，……桐城歌是安徽歌謠盛行時期的主要民歌，其影響遍及湘、鄂、贛數省和浙西地區，對黃梅戲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們現在與前面的知識點做個比較吧，馮夢龍將“桐城時興歌”列入吳語山歌一類，是從文學角度來説的；《萬曆野獲編》記錄“桐城歌”是從雜曲的傳播角度來談的。以上與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的説明內容進行比較後，我們可以看到：

國家對“桐城歌”的認定是“民間文學”，這一點與馮夢龍對其的記述角度是一樣的；《萬曆野獲編》記錄“桐城歌”流行範圍是“自兩淮以至江南”，而上面的説明則添加了一個“湖北黃梅一帶”，順便帶出來一句“對黃梅戲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想説的是，馮夢龍也好，沈德符也好，他們生活的時期與“桐城歌”的發展是同一個時代，他們是記述者，也是見證者，他們的記述更接近歷史真相，遠比安徽現在的説明更值得相信。

現在我們看到了，“桐城歌”作為一個筐，已經將黃梅戲裝進去了。安徽為什麼要將黃梅戲裝到這個筐裏去呢？

當然是為了黃梅戲的起源，説明的最後一句“對黃梅戲的形成”已經證明了一切。

下面我們來看看“安慶市中小學地方教材（試用版）《戲曲知識.中學版》”中是怎麼寫的，“桐城歌的詞、曲具有較強的文學性的抒情性，而且動作性特徵明顯，極易作表演唱。因此，在早期黃梅戲大小演出劇目中，桐城歌的基因元素比比皆是。”

上面這一段內容，已經清楚的證明了安徽為什麼要將桐城歌與黃梅戲聯繫起來的原因了。

現在，我們以馮夢龍寫的《山歌》為例，來看看安慶這本教材中的強拉硬扯。這本書一共收錄了二十四首“桐城時興歌”，除了第一首《鞦韆》還與“動作性特徵明顯”沾得上邊，其餘《素帕》等實在是不清楚怎麼會與“動作性特徵明顯，極易作表演唱”沾得上邊。下面，我們就來看兩首吧。

《燈影》，一盞孤燭照書齋，更深夜靜好難捱。回頭觀見壁上影，好似我冤家背後來。恨不得翻身摟抱在懷。

《搖頭》，昨日與姐同過橋，調他一句把頭搖。待他二八春心動，那時倒扯我上橋。我也學姐把頭搖。

“動作性特徵明顯”引申出“表演唱”，再引申出“早期黃梅戲大小演出劇目”，最終安徽宣傳、教育中隱含的還是“黃梅戲的起源”。

其實，“桐城歌”這個筐裝進去的又何止這些，比如安徽出版的《桐城歌謠》、《桐城傳統兒歌三百首》等書籍，今身的“桐城歌”已經不僅僅是民歌了，只要是與民歌有關的，能與黃梅戲沾邊的，安徽統統都裝到了這個筐中，我們可以從“桐城歌”的新、舊歌名就可以看出端倪。

比如馮夢龍收錄的“桐城時興歌”中的歌名是《葫蘆》、《猜拳》、《募緣》等，姚興泉寫的《龍眠雜憶》，50首歌名全部是《桐城好》，《風月詞珍》中收錄的歌名是《斯文佳味》、《私情佳味》等。而新“蒐集”的“桐城歌”歌名則是《再窮也不去討飯》、《總有一天要報仇》、《六尺巷歌》等，這與《萬曆野獲編》中記載的“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情態，略具抑揚而已”相去甚遠，安徽人口中的此“桐城歌”早已非彼“桐城歌”了。

以上種種，尤如2016年出版的《桐城歌研究論文集》中的《桐城歌的文學價值和歷史貢獻》一文中寫的，“網絡時代來臨，桐城歌得到了全方位創造……桐城歌，成為黃梅調良好的文學礦牀，打破了音樂範疇的黃梅調迅速找到文學依附，交合碰撞互補再造，桐城歌產生了屬於嚴格意義的品種——黃梅戲。”

此論文集出版發行的原因，我不想深究，因為其目的“可想而知”，其中的內容我也不想過多引用，因為作為“命題作文”，其學術價值也不大，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欣賞。

最後，我用1992年出版，汪福來主編的《桐城文化志》中的一段內容作為本文的結束吧。

“徽劇”原稱徽調。明崇禎年間，張獻忠農民起義軍來桐城，軍中有不少演戲的優伶，陝西秦腔亦由此流行境內。後與本地曲調“桐城歌”結合，受弋陽腔的影響，形成新的聲腔高撥子，再經百年融合與淵變而成“徽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