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族》：孤身對抗資本主義的陳映真_風聞

　　六七十年代的台灣，趕上了戰後資本主義的景氣，資產階級的力量不斷增加。成為社會主導的階級，很自然地想從國民黨那裏分得一點權力。他們對受到的壓迫沒有階級觀點，不善於把台灣的社會矛盾放在階級上去分析，他們只是認為“那邊”來的人，來壓迫我們“在地”的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等。藉着本省外省的名義，雙方衝突越來越大，終於爆發了“《美麗島》事件”和“高雄事件”。

　　現代意義的無產階級也登上了台灣的歷史舞台，一九七零年，台灣和海外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一個很大的思想運動，就是“保釣”。當時，甚至有人稱它為“新五四運動”。那一年，出現了釣魚台問題，大家很憤怒，是非常單純的民族主義，咱們中國的土地，怎麼讓美國送給日本了？很多人是向左轉，覺得北京才是我們的政府，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學和共產黨的文件學習，其中就有陳映真。他上初中時在生父家的書房裏讀到了《吶喊》，少年時代的這本小説集，以及大學時到牯嶺街舊書店淘的巴金、老舍、艾思奇《大眾哲學》、斯諾《中國的紅星》、《馬列選集》，一寸一寸塑造和改變着他，使他的思想發生豹變。“這些禁書使他張開了眼睛，看穿生活和歷史中被剝奪者虛構、掩飾和欺瞞的部分。”１９６８ 年，陳映真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被逮捕，聽了七年的《綠島小夜曲》。在獄中，陳映真聽那些五〇年代的政治犯講述自己的故事，耳語的歷史變成活的、血肉的人。後來他寫了《趙南棟》和《鈴鐺花》《山路》，都是以“白色恐怖”中台灣左翼的歷史為題材，這段歷史，當時已經被禁錮和湮滅了將近三十年。“我寫這些故事，是為了告訴人，人的精神水位曾經這麼高過。這樣朗澈地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長壽的歷史裏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１９７５年，陳映真的《將軍族》被查禁，理由為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者。

　　《將軍族》以一種平靜而略帶冷漠、嘲弄的口吻敍述了十五六歲的台灣女子“小瘦丫頭”，因家貧被賣為娼而逃出到康樂隊，但她妹妹因此又有被賣為娼的厄運等着，必須有二萬五千元還債才行。“三角臉”是國民黨退伍人員，也在康樂隊裏。他在大陸有家卻不能回。兩人“同是天涯淪落人”。他知道這個事後把全部退伍近三萬元偷偷給了小瘦丫頭，自己悄然離開；但小瘦丫頭拿了錢回家後仍然再次被賣為娼。四五年後，她贖出自己，加入樂隊當指揮。她要找“三角臉”。兩人終於在一個鄉村的葬禮上重逢。他們歷盡滄桑但都覺得此身以不乾淨，於是雙雙殉情，小瘦丫頭兩次被賣為娼，還被弄瞎了左眼，揭示了台灣社會的黑暗、醜陋、殘忍和下層人民的悲慘命運。“三角臉”為了想救小瘦丫頭和她妹妹，把他的生活依靠全部退伍金都拿出來。這是一種偉大崇高的品性。題名“將軍族”，其意在於他們雖然是兩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們卻有着將軍一樣高貴的品行和純真的感情。

　　《將軍族》消解了本省與外省的矛盾，不管是來自本省的小瘦丫頭還是來自大陸的老兵，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的廢品，就像資本生產一樣，它把對資本有用的東西取走，沒有用的東西就當作報廢品扔掉。人也一樣，當煤炭是主要能源時，煤炭工人的生活過得比較好，但是一旦石油變成能源時，煤炭工人就像報廢品一樣被扔了。他們有硅肺，生活貧困，但是沒有人去理他們，因為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中他們已經成為廢品了。

　　大陸作家將陳映真稱為“台灣魯迅”，在《將軍族》中，確實可以看到魯迅的影子，温暖、樸素，沒有花哨的技巧，是最傳統的寫實小説，特別是《故鄉》和《社戲》，魯迅借閏土這個人物，提出了被壓迫的農民問題，台灣的鄉土文學，確實繼承了魯迅的傳統，時代變了，他們更加有意識地從事這個工作，而目標也自然更顯明。

　　《將軍族》我是在二十年前在一本台灣鄉土文集讀的，文集中還收錄了《汪洋中的一條船》等，我到現在還有印象。依稀記得還有一篇講的是一只學會飛的雞。當時陳映真他們還有影響力，很多環境運動也是左派搞起來的，但是沒有辦法取得領導權。因為在台灣戒嚴時期勞動運動的力量很微弱，黨外的政治力量只有民進黨。儘管陳映真他們着力關注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種種異化現象，以及弱勢族羣的生存狀態，但是他們影響的人後來都轉到民進黨的旗幟下了。因為他們需要一個保障，民進黨有許多立法委員在那裏，陳映真他們有什麼？即使在文壇，沒過幾年台灣也盡是三毛瓊瑤的天下了。陳映真最容易引起當下年輕人共鳴的小説，是他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寫的“華盛頓大樓”系列，但我卻沒有機會讀到。他們的作品，大陸引進的實在太少了。

　　陳映真後來悟出來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誰搞思想性的雜誌，誰倒黴。不止在台灣，日本如此，美國也是如此，韓國也許好一點，社會運動比較廣泛。這是高度資本主義化以後精神知識的極度商品化的現象，除非這個資本主義遇到重大的危機。在九十年代，陳映真曾經來大陸參加一個作家的會議。他在上頭嚴肅地發言，底下那些大陸作家就在那裏交換眼光。然後就上來張賢亮發言，上來就調侃，説，我呼籲全世界的投資商趕快上我們寧夏污染，你們來污染我們才能脱貧哇！後來聽説陳映真會下去找張賢亮交流探討，可是張賢亮説：哎呀，兩個男人到一起不談女人，談什麼國家命運民族前途，多晦氣啊！或許在張看來，“性”與“金錢”便是他所理解的現代化了。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陳映真去世。媒體紛紛報道，有人説隨着他的離去，一個時代結束了。大陸作家王安憶加快她曾經跟陳映真大談西方先發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段。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聖誕節、日本電器的巨型廣告牌在天空中發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分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我發現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的時候的表情。”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麼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着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

　　但是陳映真還是沒有放棄，在他的一篇訪談中説：除非你相信資本主義是人類最後的福祉，像那個日本人福山説的歷史到資本主義就終結了那些東西。否則，我認為，人類必須想辦法擺脱貪婪、醜陋、競爭激烈的生活軌道，去尋求另一種現在被廣為嘲笑的、公平的、富有正義的、像一個“人”的生活。當然，這樣的社會主義未必像第三國際那樣的方式，歷史發展本來也不應該重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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