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灣書評|史景遷式歷史學，那些彌足珍貴的“小人物”們_風聞

《港灣商業觀察》喬鋭

男子趨前擁抱她時，女子説：“手拿開一下。現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我要你選一條。”他問她什麼意思，她回答道：“如果我們維持一種一起下棋、喝酒的友誼關係，那麼我們可以共度三十年的光陰；但如果我們沉溺於閨房之樂，那只能在一起六年。你選擇哪一個？”男的回答道：“我們六年後再討論這件事。”許知遠在一期音頻節目上也講過《王氏之死》中這個“私奔的女人”。​

歷史中的“小人物”命運更顯珍貴

今年，《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和《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兩部作品激起千層浪。二者皆是通過對歷史中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描寫，刻畫出一個時代。

正如社會學家伯格所説的：每一位個體的人生都是社會歷史的一段插曲，後者為前者拉開序幕並會延續下去。往往這些在歷史長河中被遺忘的普通人，有時才更能反映出其所處的時代的樣貌。

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傳奇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的開篇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通常不從歷史變遷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發，來界定自己所經歷的困擾。他們只管享受安樂生活，一般不會將其歸因於所處社會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會意識到，自己生活的模式與世界歷史的進程之間，有着錯綜複雜的關聯。他們通常並不知道，這種關聯如何影響到自己會變成哪種人，如何影響到自己可能參與怎樣的歷史塑造。

而談到這類研究，談及清朝，被稱為“漢學三傑”之一的史景遷先生便是繞不開的一座燈塔。史景遷，又名喬納森·斯賓塞，出生於英國倫敦西南薩里郡，先後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美國當代著名的中國史研究專家、漢學家，以研究明清史見長。

他的作品《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不到10萬字，卻讓我們在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無名人士”中，看到了那個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時代。清初山東剡城、淄川農村人民的貧苦生活的畫面，在史景遷筆下變得鮮活。

史景遷認為，過去幾個世紀已經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格式來描述農村的苦難。互相類似的描寫可以在諸多方誌與回憶錄中找到，而通常這些段落可能只是虛飾的修辭，沒有實質的內容。

但在郯城的資料中，史景遷找到了相對真實的描述。一句“懸樑自縊，無日不聞。刎頸投河，間時而有”，至今讀來仍觸目驚心。而在《淄川縣誌》中1647年項下，盡都是死亡和男女自殺的記載，正像郯城在1643年一樣。

歷史中的苦難，從後人的眼中，往往只能以概述的形式看到類似“無日不聞”、“間時而有”的結果，要想做到完全意義上的感同身受，其實較為困難。這也與相關史料的缺乏不無關係。在多數歷史都是記載王侯將相、天子朝臣的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才更顯珍貴。

我們不知道每一個選擇離開的人都下了多大的決心、或有多麼絕望。但可以想象，生活在那樣的時代，人的倫理道德相較於物質上基本需求的滿足，不值一提。​

誰是殺死孩子的兇手？

史景遷就着筆墨描寫了郯城彭氏的一個故事。

1670年春到初夏這段時間，彭氏在丈夫死後，將兒子陳連送入村塾。但是陳家的親戚不但不支持彭氏，反而不斷製造麻煩。主要的幾個壞傢伙是她丈夫的堂侄陳國璘、陳國相及陳國連三兄弟。

其中，老幺牽走了彭氏的牛，並拒絕歸還。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因為牛不僅是農家耕種必不可缺的牲畜，也是顯現家庭地位的珍貴證據。它受到良好的照顧，不工作時就拴在家門口，昭告每一個路人。陳國連把牛牽走後，向彭氏勒索了三兩銀子。老二陳國相不請自來地闖進屋內，企圖把她趕走。族長陳三福沒有插手幫助她，她丈夫的過繼兄弟陳太祥也沒有幫忙。

而這僅僅是開始。根據《清律》：“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從陳國相的恐嚇和他稍後的舉動，可清楚地看出他至少知道這條條文的大意，並企圖加以利用。如果陳連這個小孩亡故，而法條的文字又獲遵守的話，陳氏三兄弟將繼承其財產。

所以三兄弟最首要的目標，便是如何讓陳連“死得其所”。陳國相決定捏造一個故事，説他的父親是被陳連的父親殺死，而身為一個孝子，他對這件事憤怒到極點。最後他替死去的父親報仇，殺死了——不是兇手，因為兇手已死——其最近的親戚，即兇手的親生兒子。為了解釋為何在父親死了近三十年後，才有這項代父尋仇的舉動，他會宣稱在採取行動前，喝了大量的酒。

之所以編造這樣的故事，也是因為清朝的另一律例。凡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毆，子孫即時救護而還毆，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鬥三等。至死者，依常律。若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

簡而言之，若是“兒子替父報仇”，一般可以得到寬大處理。這是千年制度之下給予“孝”的最高級別的“特權”。這裏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制度與個體的關聯性。清律的制度讓三兄弟毫無照顧家人之意，反而是想盡辦法，在律法的極限處咬文嚼字，不惜殺人企圖得到資產。

陳國相按計劃謀害了還在讀書的陳連，卻未能按計劃脱罪。知縣根本不相信這遲來了三十年的為父報仇的説法，反而諷刺的説道：陳太禎很幸運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內，都未曾在侄子喝醉時撞上他。陳國相被判絞刑。三兄弟這次對於制度規則的利用嘗試，不僅自己付出了代價，也讓彭氏失去了最後一個親人。

但又怎能將罪過全部歸結於三兄弟的慾望？試想，若無類似“其（婦人）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的制度，陳家的親戚又怎會一再奪取彭氏財產，意圖逼其離家？若無“寡婦無子財產歸親戚”和“替父報仇罪責從輕”的設計，陳連這個孩子的生命又怎會被剝奪？

在那個社會圈子相對較小的時代，陳連的死一定在郯城引起了軒然大波。家族、親戚之間的關係一定會在互相提防中有所疏遠。正如書中所言，每一件脱軌的行為都會增加郯城的不幸。任何一個個體都在無形之中與無數的人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每一個個體組成了社會的整體，而社會形成的制度又會影響每一個個體的選擇。（港灣財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