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職業護城河_風聞

       本文是讀了風聞熊節先生《從Twitter裁員事件看IT專業人士的階級分析》一文後的回覆，但寫多了，發不了。寫也寫了，就單獨發一個吧。

       熊節先生的文中有這樣一句話：“由於並不需要他們創造的軟件提升社會生產力，他們把大量的精力用於發明和運用這些過度複雜的技術，構造職業護城河。”

       看到這句話我想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問題。按照1909年清學部第三次教育統計的數據，全國粗通文墨者300~400萬人，按照當時4億人口算，則識字率僅1%，低得令人咋舌。但按照其他估算，則認為清男子識字率在30%—45%，女子在2%—10%。兩者差異巨大，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

       何以清朝官方統計會把本國文盲數量抬高到如許駭人？我猜其中是有誤會的。我以為清學部統計的並不是“識字率”，而應該是“儒生率”或者“知識分子率”（抱歉我一下子想不到合適的詞，生造兩個詞語，大家能理解就行）。而其中關鍵又在於如何理解“粗通文墨”。在清朝學部那些由科舉出身的大員眼中，或者只有系統接受過儒學教育，譬如至少進了縣學，在公立教育機構受過完整教育者，才算粗通文墨。如此則4億人中有300~400萬士子，這就比較符合常識比例。

       由此又可以看出，在清代士大夫眼中，僅僅識字，能寫會算的百姓，根本算不得入了讀書的門，認字而已，距離文墨尚遠。為什麼會有這種高得不切實際的標準？且來看看當時制定政策的官員都是什麼身份？

       清代學部於1905年設立，尚書榮慶、左侍郎熙瑛，右侍郎嚴修（嚴修後來是中國教育史上的著名人物，與張伯苓共創南開系列學校，1919年創辦南開大學），他們三人都是進士，都是翰林出身。身份清貴，屬於當時頂級知識分子，他們眼中的“粗通文墨”，也許確實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能讀報、寫便條、看網頁、發帖子（譬如我正在做的）而已。怎麼説呢？他們當時制定的“粗通文墨”標準，確實不是從普通人的角度出發。但這就是本文要説的士大夫的護城河要義所在。

榮慶

榮慶與學部首批試官集體合影

嚴修

       如熊節先生文中所言，我覺得中國古代士大夫也一直在有意無意地發明和運用過度複雜的技術，來構造職業護城河。譬如“句讀”即為一例。

       中國古書難讀，未加標點的古書更難讀，不光我們難讀，古人一樣難讀。難度不僅在於內容，也在於形式。中國古文渾然一體，既無標點，亦不分段，對於初學者而言，這種形式本身已經具有極大入門難度。沒有經過專門訓練的人讀通尚且不能，況理解乎？所以才產生了”句讀“這個儒生入門技能。

       其實為了方便讀書，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斷句符號，歷朝歷代讀書人也一直在用各種非規範符號以及少數公認符號（最常用的兩種：圈和點，所以後來才有“圈點文章”之謂）來進行斷句，輔助讀書。宋代文化昌盛，宋代書商的to C理念很先進，為了方便士子，乾脆直接在刊刻書籍時就標明斷句，給文章分段，大大提高了閲讀效率。但即便如此，中國歷史上卻還是一直沒有形成一套規範標點體系。甚至到了清代還出現反動，《四庫全書》就刻意去掉全部舊版書中已有的句讀符號。直到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中國才算有了第一套規範的標點符號。

       標點符號對於文化普及的意義是明顯而巨大的。以中國古代的文明程度，以中國人對文化的重視，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為什麼卻沒有想着要發明一套標準規範的斷句符號系統，以此降低閲讀難度，幫助大眾提高文化程度，提攜初學者快速入門呢？

       對此解釋不少，譬如：因為古漢語中的語法規則，諸如“之乎者也”“耳矣焉哉”等等助詞已經起到了標點作用，熟練之後自然而然就能斷句；古人讀書講究深入透實，字字玩味，有標點反而不利於深刻理解闡發；古代讀書人少，既然大家都熟都會，覺得自然而然，就沒有考慮向社會推廣的問題……

       原因説得都對，但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一下，這其中並不盡是忽略，而應別有主觀原因。我覺得士大夫們之所以數千年刻意迴避標點符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利用“句讀”來構築一個普通人邁入士大夫階層的基礎壁壘，或曰第一道護城河。

       韓愈《師説》裏有“句讀之不知”；《三字經》中也有“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禮記·學記》中説：“一年視離經辨志”（意思是上學一年後學生能“離經”，也就是斷句；“辨志”是指在斷句基礎上能解釋文句）。

       這説明，中國古代老師在教學生時，句讀是一項基礎內容、入門技能。也就是説你僅僅識字沒用，你還得由老師教得至少會斷句了，才算入了讀書的門。這實際上就是古人故意不設計和推廣規範標點符號，通過人為設置難度來提高准入高度，挖掘出士大夫這個職業的護城河之一，以維護士大夫羣體的稀缺性。

       中國古代的文化是具有壟斷性的，知識是具有階級性的。努力提高並維持門檻，就是士大夫們數千年的一個基本隱蔽共識，畢竟“不可使知之”嘛，畢竟“唯有讀書高”嘛。所以直到清朝最後幾年，人類已經進入20世紀，而清朝的國家學部、士大夫們仍然不認為識了字就是讀書人。“粗通文墨”這個標準可是定得高得很吶，你單純識字沒用，想跟士大夫平起平坐，你先過了大大小小護城河再説，句讀無非是起步第一條小河而已。

       所以，職業護城河這事兒倒也沒什麼稀奇的，從古自今，各行各業都普遍存在。譬如今天各種“學閥”，他們的學問其實也平常有限（尤其文科），並無能力真正從學問上構築護城河，可奈何人家有師門系統，有行政權力，有話語權，有審閲投票權啊，拿這些敲打起人來，比單純拿學問築牆簡單多了、有效多了、省事多了。又譬如某些單位和主管部門莫名其妙一刀切的“海外經歷””全英文課程“。上半年我一位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朋友向我大吐槽：“我特麼難道要去外國跟着所謂‘漢學家’學《詩經》《楚辭》麼？”

       唉，這種新的護城河，其鄙陋處，哪怕與榮慶他們比起來，斯又等而下之下矣哉。至少榮慶他們沒有”漢人學得胡兒語, 卻向城頭罵漢人“，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