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政治_風聞

思想、文化、政治

大衞 · 索爾韋

2022年11月

《英語評論》

 

我無法讓世界變得更圓，

儘管我盡力修補

_____-華萊士•史蒂文斯《藍色吉他手》

 

亂成一團，你們都説對了

_____拯救大兵瑞恩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安德魯·布萊巴特有一句名言。這句警句有相當的道理，當然，這是一條雙向的道路，因為政治會反過來影響和重塑文化的不同組成部分。文化——一系列的習俗、制度、儀式、烹飪、行為準則、手勢、習語、服飾、禮儀、想象的現實、行為模式和共同期望——是一個人的特徵，仍然是二元關係的主要夥伴。的確，可以説，政治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在治理領域表達自己的一種方式。

但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簡單地説，文化是心智的下游，也就是説，文化是情感、記憶和認知的混合體，它定義了人類活動，因為人類活動是在複雜的環境(身體、社會和心理)中進行的。文化和思想之間的區別誠然是理論上的，但文化和政治之間的區別也是理論上的。從某種意義上説，它們是解釋性的抽象概念或説明性的概念，然而，作為區分，我們隱含地知道它們的意思或意圖。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眼前的實用主義問題，西方思想的分裂。無論我們在社會存在的哪個領域，我們看到的都只是紛爭和自相殘殺的衝突: 政治安排和統治原則之間的衝突，對立的經濟結構之間的衝突，宗教與世俗之間的衝突，在《啓示錄》和《大重置》之間的衝突，男人與女人之間的衝突，性與性別之間的衝突，生物學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衝突,在跨性別主義和(誤稱的）轉化療法之間，在科學與倡導之間，在個人與集體之間，在接種疫苗與未接種疫苗之間，在全球與地方之間，在價值與平庸之間，在平等與公平之間，在左派與右派之間，在道德與權宜之計之間，在閃爍不定的真理與荒誕不經的謊言之間，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以及ーー正如一些人所相信的ーー坦率地説，在善與惡之間，邪惡獲得了文化事業的控制份額。結果似乎已經註定了。正如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在1919年所寫的那樣，“中心無法維持;/純粹的無政府狀態正在世界上蔓延”，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短語，適用於每個時代，但可能永遠不會比我們現在的歷史轉折點更真實。我們面對的是無知、易感性、腐敗和根深蒂固的體制欺騙的瘟疫，其規模之大和前所未有，以至於我們似乎找不到任何實際的解藥來稀釋其影響。政治已經接受了一種被污染的文化的惡毒精神ーー但這種文化反映了墮落的精英階層和容易動搖和懦弱的民眾的心靈破碎和道德淪喪。

 

文化是絕症，是破碎心靈的可見殘留物。正如菲利普·卡爾·薩爾茨曼按順序指出的那樣，能源、農業和人類這三種形式的“資本”不僅對繁榮而且對生存本身至關重要，它們正以“氣候變化”、“社會正義”、“女權主義理論”、“白人脆弱性”和“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等虛幻編造的名義被摧毀。我們正在見證一場對民主民族國家及其基本原則的多載體攻擊。在民族和文明的偉大歷史週期中正在發生的事情超出了我們的知識範圍，但震動是可以察覺的。

 

在墮落和偽證的媒體的幫助下，公眾對權威的服從為這場災難提供了實質性的支持，主要是在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等盎格魯文化圈國家，儘管這種傳染正在蔓延。公眾對欺詐性的流行病治療方案的恐懼默許，充分説明了這一點。這是建立對社會的教條控制的基本因素。看來你可以一直愚弄大多數人。支撐着一刀切的“自由全球主義秩序”的説教，試圖削弱或廢除國家認同和地方治理，壓倒了對祖國的熱愛、常識和理性的運用。根植於《大憲章》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文化共識和政治體系已支離破碎，無法修復。

 

根特大學教授馬蒂亞斯·德斯梅特痛苦地詳細分析了羣體形成精神病的本質，在這種心理中，不僅公共和政治空間被灌輸和宣傳所主導，私人空間也一樣。個人的身份與執政選民的宣傳道具融合在一起，就像公共廣場與精英的堡壘融合在一起一樣。德斯梅特指的是漢娜阿倫特，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觀察到，這個邪惡的契約是極權主義國家出現的前奏，只有當它獲得個體主體的親密信仰和完全同意時，極權主義國家才能得到鞏固和守衞。也許這就是我們的目標，無論是以世界經濟論壇通過的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形式，還是以文明無政府狀態的形式。

事實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極度絕望的文化世界裏。人們會想起丹麥哲學家和神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的《疾病至死》一書將絕望解釋為對那些不知道自己處於絕望狀態的人(包括精英和大眾)的自我喪失。正如克爾凱郭爾所寫的:“一個絕望的人如果沒有意識到自己處於絕望之中，那麼他離真理和拯救就差了一步。”當一個民族的精神處於碎片和碎片中，而對碎片的注意不足時，如果不能認識到絕望，正如克爾凱郭爾所敦促的，是對恢復和健康的呼喚，那麼對文化生活，進而對政治生活的影響，顯然是有害的。腐敗已經嚴重到無法復甦的地步，或者像一些人喜歡説的那樣，我們將度過拐點。

 

在《管道》一書中，大衞·卡文納將我們目前面臨的三大威脅分離開來:“‘氣候變化’的騙局; Covid-19的人造生物武器及其伴隨的、可能更致命的“疫苗”;惡毒的民主黨種族主義被用來攻擊社會的私人和公共部門，我們的教育和軍隊。所有這些都是對只存在於西方的自由和自由的生存威脅。”這些問題太大了，他繼續説，“我們對專家的依賴太徹底了，我們最終陷入了像今天這樣的混亂。卡瓦納引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話:“當一個人已經在墳墓的邊緣，為什麼不反抗呢?”

同樣地，正如我在之前為PJ 媒體寫的一篇文章中所説，儘管我們的文化軌跡可能不可能逆轉，但保守主義的抵抗必須繼續下去，如果只是為了為我們自己，也希望為我們的孩子延長一段寶貴的文明存在時間的話。重要的選舉勝利、民粹主義的反抗、“覺醒”教育委員會和“批判種族理論”的倒台、各個政治階層、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醫療財團、數字平台、智庫和所謂的“思想領袖”之間日益暴露的腐敗，這些都是必然的。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怠慢的勢力可能會暫時停滯，但不會被無條件擊敗，直到他們把自己的世界也一起毀掉，如果有勝利的話，那也是得不償失的。但延緩仍然是遊戲的名稱。

 

《C2C期刊》的高級編輯喬治·科赫從歷史前傳中指出(個人信息)，拜占庭與敵人對抗了近一千年，“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它保存了大量推動文藝復興的無價文件。”同樣地，“達契亞在羅馬退出後進行了自我重組，並在混亂的包圍下保留了幾乎完美的羅馬文化、政府和軍隊約75年。”但兩者都不能無限期地堅持下去。對於那些仍然有知覺的人來説，我們作為文明存根的孤立處境在某些方面與之類似，儘管時間框架已經危險地縮短了。喬治·施泰納設想的未來是這樣的:在一片荒涼的土地上，閃爍着寺院般的智慧之光，復興了馬克斯·韋伯的觀念:啓蒙的前站是文明陷入黑暗的最後手段。他的設想或許是對的。

 

 我們得現實點。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儘可能長時間地保持西方思想的完整，而文化及其政治化身則在我們周圍崩潰。卡維納相信美國人的適應能力，但是文明的巨大結構是另一回事。也許還有一些“民粹主義”飛地ーー比如加拿大的阿爾伯塔省和薩斯喀徹温省、佛羅里達州、德克薩斯州，可能還有美國的其他幾個州、匈牙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國ーー可能會抵禦全面崩潰，保持宜居性。大概吧。但是我們不應該愚弄自己相信我們可以使西方文明再次偉大。最好做好準備。歷史的車輪已經轉動。

​作者的最新著作是《廢棄文化筆記》 ，黑屋出版社，2019年，倫敦。

原文標題是:Mind, Culture,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