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沉澱，兩千名演員，《大博弈》的“博弈”_風聞

怡晴 | 文     樂蜀 | 編輯

國產劇中很少有講述中國製造的故事，熱播劇《大博弈》是為數不多的一個。

關於企業的故事總是很難寫，要從個體映照時代變化，還要牽扯企業起伏中的經濟變化，十分考驗創作者的閲歷與生活面。

對於六十六歲的作家、編劇周梅森而言，創作《大博弈》並不需要翻閲大量的資料，因為自己就是過往生活的親歷者。

2005年，34歲的周梅森在市場的大潮中成為了一名“中小股東代表、財經人士”。在工作中，一位重裝動力集團的老總跟他講述了自己的“奮鬥史”。這位老總在最困難時曾遠赴雅加達拓展市場，他發現當地鼠患嚴重，靈機一動，從國內購來老鼠藥售賣，在當地很快供不應求。

他告訴周梅森，“當時在雅加達售賣一包老鼠藥的利潤甚至超過一台小發動機。”對方生動的經歷引起了自己對中國企業的思考，他跟蹤採訪對方多次，在十二年之後寫出了《大博弈》。

在與耀客傳媒的決策人達成共識後，周梅森又花了半年的時間，一個人完成了所有的編劇任務。

創作出《人民的名義》《突圍》等作品的周梅森，擅長用小人物記錄大時代。他曾圍繞侯亮平、李達康等經典角色，為觀眾呈現出一場“官場現形記”；也以齊本安、石紅杏等角色為核心，為觀眾帶來國企改制中的暗潮洶湧。

而《大博弈》的導演韓曉軍自認為“並不高產”。

起初，周梅森對韓曉軍的熟悉程度不高，《大博弈》一開機，他就到現場去查看拍攝情況。

周梅森告訴娛刺兒（ID：yuci-er），看完韓曉軍拍的回放素材後，他立刻跟《大博弈》的出品人、總製片人呂超打電話，“我説我發現導演選得很好。完全超出我的預期。”

韓曉軍很謙遜，在他看來，導演只是一個監視器，來到現場，就是集中注意力把戲拍好，“一部劇就是編劇、導演、演員、美術、攝影、燈光、錄音、服化道和剪輯，到最後混錄合成的綜合藝術體，但是最基礎的依然是劇本。”

中國製造的故事不好講，《大博弈》的誕生，是集體在120天裏共同的努力。

厚重故事，生活化

《大博弈》共40集，有成長，有博弈，有人生，內容體量偏大。再加上中國製造故事的陌生性與嚴肅性，如何持續引觀眾入勝，成了團隊首要思考的問題。

劇集的一開始，就講述了北機廠面臨破產的局面，擅長找“錢”的孫和平成了挽救工人命運的主力。從瀕臨破產到最終香港上市，北機廠的興衰成了劇集的一個小看點。

事實上，原本的故事以倒敍內容為開端。孫和平的北汽股份博弈失敗，一天之內跌了49%，惹來全世界的投資者罵聲一片。孫和平只能召開全球投資會議，努力給各國投資者一個交代。

在製作過程中，周梅森改掉了這段倒敍的內容，決定從人物起點循序漸進。“如果開頭直接這樣宏大表現，很容易勸退不瞭解內容的觀眾，大家會覺得不接地氣。”

周梅森把倒敍改為正敍，宏大的場景也改變得具體而微。地點設置發生在潮濕悶熱的東南亞，秦昊飾演的孫和平和雷佳音飾演的宋金言一邊抓耗子，一邊討論單缸發動機代理羣和建廠的事情。場面詼諧、節奏輕快，觀劇門檻低了下來。

“我覺得這恰恰是對市場的一種尊重。”周梅森説。

圖源：新浪微博@電視劇大博弈

韓曉軍收到周梅森的劇本時，考慮到的第一個問題，依然是如何最大程度地讓觀眾接受。

吃透劇本後，韓曉軍專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周梅森溝通劇本問題。周梅森做編劇的一個原則是，不允許其他人改自己的劇本。韓曉軍想要調整，只需要告知相應內容，周梅森會自行修改。

導演是編劇的解釋者，韓曉軍最終選擇用生活化的方式去解讀周梅森的《大博弈》。

**《大博弈》改編的難點有兩處，其中一個是時間的呈現。**故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氣呵成到當下，其中的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年。

這也就意味着，韓曉軍僅僅要呈現年代印記，就有冗雜的工作量，“當時因為客觀因素影響，不允許我們跨地區選景，也無法進行場景大範圍改造和搭建，嚴格意義上來説，這種情況下，我們這個電視劇的容量是很難完成的。因為只要上大街拍外景，就沒辦法拍，90年代的大街完全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韓曉軍決定淡化劇集裏時間的縱深感，強化《大博弈》以孫和平為核心的主人公的成長。為了保持劇集的完整性，他也會用微小的細節來提示時間變化，其中一個代表性的物品就是手機款式，“手機款式是我們專門讓道具組按年代劃分來做的。”韓曉軍告訴娛刺兒。

另一難處是將嚴肅的文字呈現出一種更接地氣的生活感。

《大博弈》中涉及到一套工廠改制的程序，硬核的內容讓劇集顯得有些厚重。為了能讓更多年輕觀眾沒有距離感地追劇，他打算將這部劇“生活化再生活化”，拍得有趣一些。

這主要體現在對話方面。

為了不讓北機廠倒閉，廠長錢建國千方百計説服孫和平擔任新廠長。孫和平想推薦副廠長劉必定，結果就被回懟：“你是不是老鼠藥吃多了？”

老廠長繼續苦口婆心：“從小是我看你長大的，你説你從小在這個廠院裏頭，又是上樹，又是爬牆，揭瓦，掏鳥蛋的，每天放學以後，跟着我姑娘屁股後面屁顛屁顛屁顛……”

一番誠懇的吐槽，理中帶趣，讓孫和平無言以對，也讓角色落地生根，消解掉故事中的嚴肅。

“我特別害怕大家覺得特別正式，我不想這樣。只有生活感才能吸引觀眾，無論三年還是五年，我想讓大家在看這部劇的時候，能夠感受到，劇中人和我們所有人一樣，都生活在當下。”

《大博弈》播出後，韓曉軍覺得，自己想要的效果達到了。

2000名演員，三種驚喜

大劇十分消耗演員。

主要演員加上特約演員，《大博弈》就邀請了近400人。如果將範圍擴大至羣演，整個劇組的演員總數量可以達到2000。

韓曉軍在選演員時，囑咐副導演：“每個人物，包括特約，一定要找合適的。只有每一個人物立住了，劇集才不會因為某一個角色而丟分。”

如果主角演技在線，但特約演員僅僅因為串場而不重視表演，也能在一瞬間就把觀眾拉出戲。相反，特邀演員符合觀眾想象，毫無疑問會成為一大亮點。

第一集中，特邀演員雷佳音的登場讓彈幕一時間沸騰。

《大博弈》的拍攝地點在青島，彼時，商人宋金言這個角色遲遲找不到相對應的演員。團隊聽説雷佳音在青島拍《天才基本法》後，便和對方協調，邀請他出演特邀戲份。作為回饋，團隊也“借”出萬茜，讓她成為了《天才基本法》中林兆生（雷佳音飾演）的第一任女朋友。

帶着東北口音出場的雷佳音，成為了《大博弈》的一個驚喜。

對於編劇周梅森而言，《大博弈》中的驚喜演員是萬茜。周梅森從來不替演員改劇本，也不允許對方改自己的劇本，“我不管你什麼戲，如果想要增減戲份，我都是不幹的。”

圖源：新浪微博@電視劇大博弈

萬茜成了一個例外。萬茜拿到女主角錢萍這個角色後，發現了其中的矛盾性。作為漢大機械製造專業畢業的女性，劇本中賦予錢萍的作用，只是男主角孫和平的賢內助。萬茜覺得，一個學識高的女性沒有一點事業心，似乎有些説不過去，即便沒有女強人的強勢，也應該有自己的追求。

萬茜想對錢萍的事業線進行豐滿，並試着改了兩段。周梅森看後，覺得她的建議合理，“我説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説得很對。”

周梅森用一個禮拜的時間重新整理了一遍故事線索，重拍了兩場戲，讓劇中女性角色變得更加立體，“現在的錢萍帶着一定的刁鑽，是更可愛的版本。”

除了秦昊、萬茜、田雨等主演外，令韓曉軍印象深刻的演員，還有飾演老廠長錢建國的演員——杜源。

鼓勵演員在劇本之上進行充分發揮，是韓曉軍的導演特色。拯救北機廠，並推動它上市的過程中，不僅有角色生活的變化，還有商戰的內容，“演員有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是否能理解每個台詞背後的深意，都有很大的考驗性。”

杜源是有豐富閲歷的老演員，在接到劇本的那一刻，就和韓曉軍回憶起了過往的時光。而在拍攝過程中，這段陳舊的回憶，讓杜源隨意發揮的戲份，也充滿着驚喜。

北機廠到底該何去何從的問題，讓領導班子困擾。廠長錢建國提出讓孫和平成為新廠長，帶領大家衝出一條生路，副書記龍新剛不願意，對此陰陽怪氣，百般嘲諷。錢建國慷慨激昂地回懟龍新剛：“沒錢，你拿什麼打電話，沒錢能給你妹妹打國際長途？”

這句台詞是杜源沉浸到角色中，脱口而出的。韓曉軍聽到之後，直接樂了，“我説這詞真狠，從哪裏整的這台詞？”

韓曉軍認為，杜源的表演做到了在劇本的基礎上，又把劇本提升了，“後面的台詞，驢有擔當、忠誠，還能拉磨，這些都是演員們在現場碰撞的。他經歷過，就能做到張口就來。”

即興發揮，在《大博弈》拍攝過程中，並不算少見。杜源之外，秦昊、萬茜在進入人物角色之後，漸漸地也越説越多，“他們完成戲份後，我不喊停，讓他們往下延伸。”

恰恰是延伸的戲份，讓韓曉軍堅定地認為，演員相信了自己的角色，理解了那個遙遠而陌生的年代。

“好的演員，一定會跟着情緒給你延伸。”韓曉軍説。

中國製造往事

韓曉軍拿到劇本後，用了三個月進行前期籌備，四個月進行拍攝，三個月進行後期剪輯。做完一個項目，基本上用了一年的時間。

遇到過很多麻煩。比如開場“東南亞的槍戰戲”取景地，就讓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找到。

因為環境因素，劇組無法出國拍攝，只能在國內尋找類東南亞的場景。他找來美術組出方案，結果不斷否掉。好不容易找到了，美術組又要帶着後期去勘景，商量着後期要如何合成高樓大廈。整個過程被他形容為“費死勁了”。

韓曉軍很挑劇本，這是他“低產”的原因之一。但這一次，他欣然接受了，因為他很看重《大博弈》中傳達的“中國製造”精神。

早在2015年，韓曉軍拍《那些年，我們正年輕》這部航天題材劇的時候，就愛上了關於機械製造的故事。到了《大博弈》中，他更是將這種熱愛發揮到極致——用代表機械的齒輪剪輯成了片頭曲。

這是韓曉軍多次表達的堅持。在他看來，這不僅是齒輪，是機械，是很多人的人生，也是中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將這種熱愛延伸到劇集裏，就是他對錢建國這類時代標誌性人物的喜愛。

圖源：新浪微博@電視劇大博弈

韓曉軍成長於90年代。他還清晰地記得姨夫的工廠裏，有一個子弟小學，一應俱全，一個工廠就像一個小社會，所有人都在裏面工作和生活。

也就是在這個有限的空間裏，他的姨夫從一名普通的技術員，成長到車間主任，最後坐到了廠長的位置。這個羣體以廠為家，以廠為榮，沒有個體，永遠只為廠子生產發展着想，就像劇中的錢建國一樣。

錢建國有兩個徒弟，他們代代傳承，在北機廠的危難時刻出手相助，“這種集體感情，對企業的感情，很有感染力，但現在越來越少見了。”

韓曉軍想要通過《大博弈》引領觀眾，回到那個同心同力的集體中，讓大家瞭解當下的美好生活源自一代人的堅持不懈。

韓曉軍還記得自己小時候去過的老舊工廠，那裏光線昏暗，迎面而來的是滿地的油漬。但在選址看工廠時，他被幾十年來中國工廠的變化所震撼，“真的就像我們在電影裏看到一樣，一塵不染。”

身臨其境，再回顧四十年的變化，韓曉軍忍不住感慨：中國製造太牛了。

他想這或許就是自己拍《大博弈》的意義，致敬精神，傳遞變化。

誠如周梅森在《大博弈》小説的後記中寫到的：那場股改雖然是歷史的進步，但不能決定中國企業的命運。決定企業命運的是一大批像孫和平這樣的企業家，是他們帶領企業走出了困境，創造出一個個產業奇蹟。

“我們現在特別需要一種英雄精神，像孫和平一樣，讓中國製造背後的人被看見，被記住。”周梅森總結，這也是《大博弈》和他此前作品《人民的名義》《突圍》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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