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誰才具有跟蹤監控你的權力？_風聞

2022年11月8日，澎湃號發表秦川/微信公號的《人民網評物業監控業主：花錢請物業，不是讓物業來對付業主的》一文，感慨萬千地開篇道：“不敢想象，關於我的日常舉動都有記錄，太恐怖了。”

該文稱，據報道成都高新區某商住一體公寓樓的業主反映，從2021年3月開始，他被小區某物業經理作為“重點監控對象”進行盯梢，物業人員甚至會在微信羣直播他的行蹤。另一女性業主也稱自己有類似遭遇，擔驚受怕的她不敢再住這個小區。

該文稱，監控業主的一舉一動，並直播業主的監控信息；24小時監控，持續時間長達1年多；“特別關注”女業主，通過監控拍下其視頻、照片，併發在工作羣裏，供人審視……如此種種，無不讓人驚愕。

該文怒責道：“在法治社會建設全面提速、縱深推進的今天，竟有物業公司如此亂來，如此無法無天，如此性質惡劣，讓人難以置信。”

筆者認為，任性和任意地對他人實施跟蹤、監控的行為，實屬違法。

今天，恰巧成都的律師朋友給筆者發來微信，是轉發的“一個人de思想史”撰寫的普法文章《誰有限制你人身的權力？街道、居委會還是物管？》，筆者特意轉發於下，並誠望對於“推進法治社會建設”能夠產生積極的宣傳普法效果，一切言行必須依法。

誰有限制你人身的權力？街道、居委會還是物管？

作者：秦川/微信公號“人民網評”

封控期間，很多平時隱形在生活中的機構，開始扮演居民生活中的關鍵角色，凸顯出來。認識這些機構的性質、作用、聯繫，有助於解決很多問題。

一、街道辦事處

街道辦事處，是我國鄉級行政區街道的管理機構。市轄區、不設區的市的人民政府，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設立若干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派出機關。街道與鄉和鎮等同屬鄉級行政區。鄉、鎮、街道是我國最基層的行政機構。

二、居委會（社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羣眾性自治組織。街道（鎮、鄉）對居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社區沒有行政級別，社區工作人員既不屬於行政編制也不是事業編制。社區工作人員的主體是社區幹部，一般在8到20人之間，由街道組織招聘，工資由街道財政負責支付。居委會（社區）主要領導由居民投票選舉產生，居委會不是行政單位，居委會主任、書記，均不是公務員，沒有行政級別，不是政府官員。

三、業委會

業主委員會是指，業主共同決定成立，選舉出業主代表，受業主委託，代表業主利益，執行業主大會決定，向社會各方反映業主要求，並監督和協助物業的機構。業委會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業主委員會的職能，集中在物業，也就是房子上，處理的是關於房子的公共事務。打個比方，業委會可以管理電梯的維修，但無法處理業主在電梯內部的行為，比如破壞電梯，那隻能報警處理。

業主委員會委員，不是一個職業，沒有工資，但考慮到業主委員會委員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付出一些費用如通訊費等，因此可以或者補貼。沒有工資、沒有上級，就意味着在做出不正當的決定，只要決定不違法，就幾乎不承擔任何責任。

業委會有一些權力空間，比如管理小區公共區域的經營收入，維修經費等等。委員也是人，和居委會搞好關係，也會有好處。所以，他們會替居委會出一些居委會不方便出的文件（其實沒資格叫文件），蓋一些不方便蓋的章。

四、物業公司 物業公司，物業公司，指按照法定程序成立並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經營物業管理業務的企業，是獨立的企業法人。它與業主之間是平等的主體關係，它接受業主的委託，依照法律法規或合同的約定，管理物業，並獲得相應報酬。説白了，物業是業主請來的公司，管房子、並替業主服務的。只要大多數居民形成共識，換物業是合理合法，而且無法阻攔的。物業公司的客户是業委會。業委會與物業的關係非常多變。有些依法依規合作，有些相互勾結，有些則關係緊張。但業委會畢竟是客户，總體來説，物業願意幫業委會的忙。 所以，很多文件，就成了物業來出，蓋個鮮紅的章。

但物業是沒有任何權力限制業主的。你開一家公司，請了個阿姨給公司煮飯、做清潔，某一天，阿姨給你出個紅頭文件，蓋一個章，不准你出差，這是不是咄咄怪事？假如你是個嫌疑犯，阿姨可以接受公安機關的委託，監視你，但阿姨是沒有權力給你出個文件的。 其實，物業也很吃虧。本來是拿錢幹活，現在活突然增加了很多，但錢大概率是不會增加的。因為業主不會出，政府不出，物業就白乾活。權力或許就是“白乾”的報酬。物業成了公安局，保安成了警察，比警察更狠的警察。已經看了很多案例，物業、保安不讓出門，居民打了110，警察來了，調解後，保安才讓出門。 五、志願者通常封城的時候，都要求公務員向居委會報道，這裏面就卧虎藏龍了。志願者很辛苦，值得尊重，但同樣的，他們沒有任何權力。六、關於小區的禁止性規定 居委會其實是沒有資格出具限制性文件的，考慮到現實，接受居委會的文件，但無論如何，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是沒有這個資格出具限制性的文件的。

層層加碼背後是層層不負責，做一個決定，有時候決定並無法律依據，害怕這個決定背後的責任，就推給下一級，這樣一級又一級，居委會到業委會，業委會再推給物業，甚至推給志願者，最後，具體出規則的，就是業委會、物業、志願者。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往往説，根據領導指示，但又拿不出文件。

但是，這些層級，是沒有能力承擔任何責任的，這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比如，居民生病了，保安攔着不讓出，保安的根據是領導（業委會、物業）出具的文件，最後病人死了，業委會的責任也很小。因為它不能強制，只是出了一個它本來沒有資格出具的文件，誰叫你聽他的呢？ 打個比方，一個警察對你説，不準走，你就站在那裏，餓死了。這個警察顯然要承擔很大的責任，因為他不正當的實施了國家賦予的強制權。但一個路人，對你説，不準走，對你也沒任何強制，你也站在那裏，餓死了。路人有責任，但顯然，責任小很多，你自己要聽一個不具備資格的人的命令，自己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或者反過來説，這個下命令的路人，沒辦法擔責，他本來無職無權，只是隨便説了一句話而已。

而且，即便有責，也沒辦法追責。業委會的成員，打個比方，都是個體户，難道能叫工商把他執照取消了嗎？具體執行者保安，能負什麼責任呢？瀆職罪？這得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才行。最後物業公司會賠償，但保安自己是沒有責任的，他也沒錢。 所以，業委會、物業、志願者，是責權不對等的。責權不對等的禁止性規定，就會是層層加碼，不顧後果的。所以，唯一能承擔責任，政策水平高的，是居委會。居民遇事，最好的，最直接的辦法，是找居委會要文件。

理順了這些關係，在處理封控期間的相關事宜中，居民心中能更有底，居民知道常識了，物業、業委會、居委會的行為會更有分寸。我們是人，人不能只關心食物，目光要長遠一些，要看到食物背後的機制。人處在社會中，關心公共事務及其背後的法治、權利與義務，物資就不會是問題。正所謂：“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則無所得矣”。